普雷斯顿坐在忧心忡忡的伯蒂·卡普斯蒂克的办公室里，审视着摊在桌上的10份复印文件，一份一份地仔细阅读着。

“有多少人拿过这个信封？”他问。

“邮递员，这是很明显的。天知道邮局分发室有多少人分信。在楼里，前楼办公室的人，往办公室送信件的人，还有我。我看你从信封上是找不出什么名堂的。”

“那么，里边的信纸呢？”

普雷斯顿沉思了一会儿。“我想，除了寄信的人以外，上面可能还会有拿过它的人的指纹。我得找苏格兰场检验一下指纹。我是不抱什么希望的。现在，从内容看，好像是很上层的文件。”

“最上层的，”卡普斯蒂克郁郁不欢地说，“绝密文件，全是。有的是很尖端的，关系到我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伙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付苏联各种威胁的应急计划——全是这一类文件。”

“好吧，”普雷斯顿说，“咱们列出几种可能性，替我想一想。假如这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而又出于某种原因不想暴露姓名的人寄来的——有这样的事，人们不想卷到里面去——这样的人会在哪儿得到这些材料呢？文件箱？丢在大衣间？或出租车上？或俱乐部？”

卡普斯蒂克摇了摇头。“从法律上说，是不可能的，约翰。这种文件决不会出这座大楼的，除非是在密封袋封好、要送到外交部或内阁的情况下才可能出大楼。还没有发生过密封文件被拆过的事情。另外，上面没有注明从本楼发往什么地方。如果按规定发出的话，是要注明的。有可能接触这些文件的人都知道这个规定。没有人、也不允许任何人把这类文件带到家中去阅读。这样解释你明白吗？”

“很明白，”普雷斯顿说，“这些文件现在回到部里了，所以，它们一定是被拿出去了，而且是非法拿走的。是疏忽大意呢？还是有意泄密？”

“你瞧瞧原件的日期，”卡普斯蒂克说，“这10份的时间是前后一个月，它们不可能在同一天都到达一个人手里。是在不同的时间收集在一起的。”

他拨了查尔斯大街的五局总部，并要求直接与伯纳德·亨明斯爵士办公室讲话。总局长在。经普雷斯顿一再坚持并稍稍拖延了一下之后，总局长亲自接了电话。普雷斯顿只要求几分钟之后与他亲自谈一下，他同意了。普雷斯顿放下电话，转向伯蒂·卡普斯蒂克。

“伯蒂，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也不要做，什么也不要讲，谁也别告诉。混他一天，跟往常一样。”普雷斯顿说，“我会和你联系的。”

在没有陪同的情况下，想把这些文件带出国防部是不可能的。卡普斯蒂克借给他一个在前厅守门的人。这个人很强壮，以前是卫兵。

普雷斯顿离开国防部，把文件装在自己的文件箱中，叫了一辆出租车，坐到克拉奇斯大街下了车，看着出租车走投影了，便顺着克拉奇斯大街走200码来到查尔斯大街，走进他们的总部。在这儿，他把陪同者打发回去了。10分钟以后，伯纳德爵士会见了他。

这位老资格反间谍专家看起来脸色不好，好像哪儿疼痛似的。他常常这样。身体内部有病，外人是看不出来的，但医疗检查却是板上钉钉儿的——人家说，只有一年了，而且还不能动手术。他该在9月1日退休了，加上定期休假的话，6月中旬，即他60寿辰前的6个星期，就可以离职了。

若不是他家庭负担重的话，他早就离职了。

他娶了第二个老伴，结婚时带来一个女儿。他没有子女，便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女儿身上。小姑娘仍在念书。提前退休的话，就要大大减少退休金，他死后便会使他那寡妇和女儿生活拮据。不管是否明智，他决心拖到退休日期，以争取拿全部退休金。这一行他干了一辈子，显然不会给他们留下什么固定资产。

普雷斯顿简单扼要地说明了那天上午国防部发生的事情，以及卡普斯蒂克认为这些文件离开国防部的可能性只能是有意泄密的看法。

“哎呀，天啊，可别再出这样的事了！”伯纳德爵士叨咕着。已经过去几年了，但瓦萨尔和普赖姆的事以及美国佬通知他们时那种酸溜溜的口气，他仍然记忆犹新。“那么，约翰，你从哪儿着手呢？”

“我已经告诉伯蒂·卡普斯蒂克在当前要保持缄默，”普雷斯顿说，“如果我们部里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叛徒的话，那还有第二个谜。谁把这些材料寄回来的？过路人？扒手？感情不和的老婆？咱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能打听到这个人的话，我们就能发现是从哪儿搞到的。这就使调查省了许多事。我不对信封寄多大希望——标准的牛皮纸，成千上万的店铺都卖，平常的邮票，地址是住宅楼的宇头，用塑料笔写的，而且被十多个不同的人摸过了。但里面的信纸可能还留有指纹。我想找苏格兰场检验一下，当然是在当场监督的情况下。然后就可以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好主意。你负责那一边，”伯纳德爵士说，“我通知安东尼·普鲁姆，可能还得通知佩里·琼斯。午饭时我尽量跟他们碰碰头。当然还要看佩里·琼斯怎么想。但是我们必须让联合情报委员会出面。你可以从你那边先开始，约翰，并要跟我保持联系。如果苏格兰场发现了什么，要告诉我。”

普雷斯顿来到苏格兰场后，人家很帮忙，派了一名最好的检验员。这位平民技师小心地向每张纸上撒药粉时，普雷斯顿站在一旁。技师无意中就可以看到每张纸上的“绝密”两个大字。

“白厅里有人捣乱了？”技师俏皮地问。

普雷斯顿摇了摇头。“这帮又蠢又懒的家伙，”他撒谎说，“本来该绞碎销毁的，不该扔在废纸篓里。如果能查出指纹的话，那个有责任的职员就得敲打敲打。”

技师不感兴趣了。检验完后，摇了摇头。“什么也没有，”他说，“光滑洁净，但我可以告诉你，都是擦过的，只有一副清晰的指纹，当然了，可能是您的。”

普雷斯顿点了点头。没有必要说出那谁一的指纹是伯蒂·卡普斯蒂克的。

“这就对了，”技师说，“这种纸挂指纹是很清楚的，而且能保持几周、甚至几个月。应该还有另一个人的指纹，或更多。比如说，在你前边拿过它的职员的。但是没有。它们被扔进废纸篓之前是用布擦过的，我可以看到纤维，但没有指纹。对不起。”

普雷斯顿没有把信封给他。那个擦了它的人决不会把指纹留在信封上的。而且，信封还会揭穿他编造的职员疏忽的谎言。他收起10份秘密文件离开了。他想，卡普斯蒂克是对的。是泄密，而且很严重。现在是下午3点了。他回到查尔斯大街，等着伯纳德爵士。

伯纳德爵士经过一再努力，终于和安东尼·普鲁姆（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佩里·琼斯（国防部常任秘书）一起进午餐。他们在圣。杰姆斯俱乐部的一个单间会的面。这两位老资格的文官被这个紧急的邀请弄得烦躁不安，两个人郁闷不乐地点了午餐。服务员离去时，伯纳德爵士讲了是怎么回事。这一下，使两个人大倒胃口。

“卡普斯蒂克跟我讲多好，”佩里·琼斯爵士有些不耐烦地说，“何必这样绕着弯子告诉我。”

“我想，”伯纳德爵士说，“我手下的普雷斯顿让他别声张，因为，如果是在部里上层失的密，那就不能让人知道已经把文件搞回来了。”

佩里爵士嗯了一声，口气有些缓和了。

“你怎么看，佩里？”安东尼·普鲁姆爵士问，“有没有无意中或疏忽中把文件的复印件带出国防部的漏洞？”

这位国防部的高级文官摇了摇头。“泄密不一定都在上层，”他说，“所有的上层人物都有自己的工作人员，这就需要复印件，有时要三四个人了解原件。但复印时都是登记的，以后绞碎销毁。复印三份的话，用完就销毁三份。伤脑筋的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不可能什么都自己去销毁。他可能让一个工作人员去绞碎销毁。当然是要检查的，但没有一个规章制度是完美无缺的。”

“问题是这些文件包括了前后一个月的时间，并且带到了部外，这不可能是偶然的，也不可能是疏忽，肯定是有意的。真他妈的……”他放下刀叉，几乎没吃几口，“对不起，安东尼，我认为，我们那里有个坏蛋。”

安东尼·普鲁姆爵士的样子很严肃。“我看应该成立一个严格的联合情报委员会特别小组。”他说，“在这个阶段，要十分严格，只包括内务部、外交部、国防部、内阁大臣、五局和六局的局长以及政府通讯总部的人。不能再小了。”

大家同意第二天上午开个会，成立特别小组，并且，亨明斯将把普雷斯顿从苏格兰场得来的任何好消息告诉他们。说完，他们就分手了。

联合情报委员会是一个很大的机构。除了六个部和一些办事处、三军和两个情报局外，还包括以伦敦为基地的许多代表，分别来自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当然了，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

很少开全会，但一开就要非常正式。而特别小组会是常有的，出席者都是跟某个问题有特殊关系的人，互相之间都认识，可以少花时间多办事。

安东尼·普鲁姆以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首相私人情报顾问的身份，于1月21日上午召集并成立一个特别小组、代号为“帕拉根”。上午10点钟在内阁办公厅会议室开会。这个会议室在白厅的地下二层，隔音，有空调，而且每天都“扫除”窃听装置。

原则上讲，主持会议者应该是内阁大臣马丁·弗兰纳里爵士，但他让给了安东尼爵士，让他当主席。出席的还有国防部的佩里·琼斯爵士、外交部的帕特里克（帕狄）·斯特里克兰以及五局的政治领导、内务部的休伯特·维利尔斯爵士。

设在格洛斯特郡的政府通讯总部是全国的监听局，在技术上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本身就是一个情报机构。由于总局长正在休假，副总局长参加了会议。

查尔斯大街（即五局）的伯纳德·亨明斯爵士与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一起来出席了会议。

“我想，布赖恩自始至终参加会议更好些。”亨明斯向安东尼爵士解释说。大家心里都明白，他的意思是：以防我以后一旦不能出席。

出席会的还有一个人，他毫无表情地坐在长桌子旁，正与安东尼·普鲁姆爵士面对面。他就是秘密情报局、或叫六局的局长奈杰尔·欧文。

一共九个人。其中七个都是英国的贵族。他们都有较大的权力和影响。他们互相都熟悉，并且互相直接称呼名字。

安东尼·普鲁姆爵士宣布开会，简单地叙述了一下前一天发生的事，引起一片低声惊讶。然后请伯纳德·亨明斯发言。这位“五局”的负责人讲了一些细节，包括苏格兰场检验指纹已走入死胡同的情况。佩里·琼斯爵士在结束会议时又强调，这绝不是偶然事故或疏忽而使复印文件从国防部内部丢失，一定是别有用心而且是见不得人的。

他讲完后，会场一片寂静。几个字像鬼怪一样萦绕在他们的脑海中——损失如何？有多久了？丢失多少文件？到哪儿去了（这是相当明显的）？丢了什么文件？给英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带来多少损失？该怎样向成员国解释？

“你让谁负责这件事？”马丁·弗兰纳里问亨明斯。

“叫约翰·普雷斯顿负责。”亨明斯说，“他是C分局首都治安科的。文件邮来后，国防部的伯蒂·卡普斯蒂克给他打了电话。”

“我们可以——哦——再安排几个人……有经验的。”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建议说。

伯纳德·亨明斯爵士皱起了眉头。“约翰·普雷斯顿是后来的，”他解释说，“他已经跟我们六年了。我非常信任他。”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们需要假定是有意泄密。”

佩里·琼斯爵士郁闷不乐地点点头。

“我们还可以假定，”亨明斯继续说，“这个涉嫌者——我可以管他（她）叫‘查梅’——是知道他们把这些文件又丢了的；我们可以认为查梅还不知道文件又回到了国防部。而且，查梅可能很担心并且要躲起来。如果我派出一大帮侦探，查梅就会知道完了、暴露了。那我们则成了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记者招待会上闪光灯镜头前所扮演的一个明星角色。

“由于普雷斯顿是刚刚任命到五局首都治安科的，他可以像日常工作似地到各个部走一走，检查一下各个环节。这是一个很好的掩护。如果运气好的话，查梅不会想什么的。”

奈杰尔·欧文从桌子的另一边点了点头。“说得有理。”他说。

“从你的情报来源能不能找到什么突破口，奈杰尔？”安东尼·普鲁姆问。

“我要派出几个侦探。”他不肯定地说。他想到了安德烈叶夫，他想跟安德烈叶夫碰碰头。“咱们那些成员国伙伴怎么办呢？”

“告诉不告诉他们，或告诉几个，是你们的事儿。”普鲁姆提醒欧文。“你看该怎么办？”

奈杰尔爵士已经到这个岗位七年了，而且今年是最后一年。他机敏、老练、冷静，在欧美盟国的情报机构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同时，身负这么多重担是不能有半点马虎的，稍有一点差迟就会坏事。

他想到了阿兰·福克斯——美国中央情报局驻伦敦老联络员，这人很尖刻，有时也很挖苦。关于这件事，阿兰一定又得叫他掏腰包请客了。他耸了耸肩，笑了。

“我同意伯纳德说的。查梅一定是个危险人物。我想可以假定他这几天不会再搞走一堆绝密文件了。应该把一些进展、一些损失的估计告诉盟国。我想等一等，看普雷斯顿干得怎么样，起码等几天。”

“主要是损失的估计，”安东尼爵士点头同意，“但是，不抓到查梅、不让他回答一些问题，是根本估计不出来的。所以，眼前只能等着普雷斯顿的进展了。”

“这听起来像是一本小说。”散会时，一个人叨叨咕咕地说。接着，常任秘书准备去向大臣们传达。马丁·弗兰纳里心里很清楚，他又要跟疑神疑鬼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一起度过一段不舒服的时间了。

第二天，另一个委员会也在莫斯科成立了。

午饭后，巴甫洛夫少校打电话来说，要在6点钟来接菲尔比上校同志，苏共总书记同志要召见。菲尔比猜测，提前五个小时告诉他，是让他好好收拾打扮一下。

这时的路上，拥挤不堪的车辆像蜗牛一样在雪路上爬行。但是，这辆挂着MOC号牌的海鸥轿车却在专门为上层使用的中央车道上飞驰。这些上层是马克思梦寐以求的无阶级社会中的佼佼者。在这个社会中，结构严谨、等级分明，仍然是人压迫人，完全是一个大官僚群。

他们路过乌克兰饭店时，菲尔比还以为他们要到沃苏沃别墅去，但只走了半英里就拐进了库图佐夫斯基大街26号那座九层大楼带有栅栏的入口。菲尔比很诧异，能进入政治局的私人宅邸是很难得的荣耀。

在便道上有一些九局的便衣，但在大铁门的门口都是穿制服的：厚厚的灰大衣，皮帽耳朵都放了下来，带着克里姆林宫卫队的蓝肩章。

巴甫洛夫少校出示了证件。大铁门打开了，海鸥开进了深深的院子里停了车。

少校领他进了楼，一句话没说。他们又经过两次检查——暗藏金属推测器和激光扫描，然后进入电梯。在四楼，他们走了出来，这一层全都是总书记的。巴甫洛夫敲了一下门，门开了，走出一位穿白衣服的管事，示意让菲尔比进去。少校一言不发地退了几步，门便关上了。勤务员拿走了他的大衣和帽子。他被领进一个大客厅，里面非常温暖，因为老年人都怕冷。但里面的陈设却是令人吃惊的简单。

跟喜欢雍容华贵、奢侈豪华的勃列日涅夫不一样的是，这位总书记以过着个人苦行僧生活而出名。家具材料都是瑞典或芬兰的白烨木，没有装饰，经济实用。除了两块无价的布哈拉地毯外，再没有什么古董，那里有一个低矮的咖啡桌，周围是四把椅子，一边有一块空闲地方，还可以加一把椅子。那里已有了三个人，都站着——没得到允许，谁也不想坐下来。菲尔比认识他们，他们也点头打招呼。

一个是伏拉基米尔·伊里奇·克利洛夫教授，当代历史教授，在莫斯科大学任教。他的最重要特长是西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派研究，尤其是英国共产党的活百科全书。更重要的是，他是最高苏维埃——苏联最高权力机关、一党制议会的成员，科学院院士以及中央委员会国防部顾问，总书记曾一度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

穿着便服但具有军人风度的是皮欧特尔·赛尔凯维奇·马尔琴柯将军。菲尔比知道他一点情况。他是苏联军队军事情报机关的一名元老。马尔琴柯是国内治安、反间谍、策反的技术专家，他的研究专题一直是西欧民主，他半辈子都在研究西欧的政策和内部保安力量。

第三位是约瑟夫·维克多洛维奇·洛哥夫博士，也是院士，物理学家。但他出名的是另一个称号——象棋大师。人们都知道，他是总书记少有的几个私人朋友之一。过去，这位总书记曾把他找来过多次——每当需要用他那足智多谋的大脑来考虑某项行动的步骤时，便把他找来。

四个人到达两分钟后，房间一端的两扇大门开了，这位苏联及其领地、卫星国和殖民地的无可争议的元首进来了。

他坐在轮椅上，一位穿着白上衣的高个子勤务员推着。轮椅被推到空位置上。

“请坐。”总书记说。

他的变化使菲尔比很吃惊。他已经75岁了，脸上、手背上满是老年斑和干巴巴的皱褶，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1985年的心脏手术似乎很见效，而且心脏加速器工作正常。但他仍然显得很憔悴。

“五一”节的大照片上，他一头白发，又厚又密，好像是一位家家喜欢的医生。但现在，那种形象已经消失贻尽，两眼都有一圈褐色的乌斑。从库图佐夫斯基大街向前走1英里，在昆采沃村旧址附近有一大片杨树林。在树林的中间有一大片土地用两米高的栅栏围了起来，里面矗立着唯一的超级医院——中央委员会医院。这是一座由原昆采沃卫生所扩建起来的现代化医院。

在这所医院的院子里有斯大林的旧别墅——一排朴实无华的平房。斯大林在这里度过了许多时光并且死在这里。这座平房已被改成了全国最高级的疗养院，专为一个人开放——就是这位坐在轮椅里的人。现在，他已在一个又一个地扫视他们。

六名最高级的医疗专家时刻准备着被召进昆采沃别墅来，总书记也每周一次到这里来治疗。很显然，他们只是尽全力使他活下来——只是活着。

但是，那透过金丝边眼镜冷漠地注视着的双眼后的大脑却仍然好使。他很少眨眼睛。他眨眼时，眨得很慢，像食肉鸟的眼睛一样。

他开门见山，没有废话。菲尔比知道，他总是这样的。他向另外三个人点点头。“同志们都看过了菲尔比上校同志的两份备忘录。”

这并不是问话，但三个人都点了点头。

“那么，你们自然会明白，我很关心英国工党的胜利，从而导致该党极左派的胜利，这对苏联很有利。我希望你们四人组成一个非常秘密的委员会，替我想出好办法，以便促成和加速这个胜利的到来。

“此事不可与任何人商量。文件，如果需要的话，要亲自准备，一切笔记都要烧掉，开会要在自己的家中。你们不能与外界联系，不能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并且只能往这里给我打电话汇报，只能对巴甫洛夫少校讲话。以后我将召开会议，在会上你们可以发表建议。”

菲尔比明白，这位苏联领导要极端严肃认真地掌握这项机要事情。他本可以在他那套办公室里召开这个会。那套办公室是在中央委员会的灰色大楼里，位于新广场。自从斯大林以来，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在那里工作。但是，那可能被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撞见或听到什么风声。总书记显然是在建立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委员会，不让任何人摸到一点须子。

还有一件奇怪的事。除他菲尔比以外，没有一个人是克格勃的，而他又是退休了的，况且，第一总局有大量的卷宗和有资格的专家。他认为，原因在于这位克格勃的前主席不想让克格勃知道这件事。

“还有疑问吗？”

菲尔比踌躇地举起手，总书记点了点头。

“总书记同志，我过去总是开自己的伏尔加。自从去年心脏病发了后，医生就不让我开车了。现在是妻子送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密……”

“在这个期间，我会给你指派一个克格勃司机的。”总书记温和地说。他知道，作为一种待遇，其他三个人都已有了司机。

再没有人发言。勤务员看到点头，便把轮椅推回门里去了。四位顾问站起来准备离去。

两天以后，在两个院士中的一位的家中，这个非常委员会召开了一次深入热烈的会议。

普雷斯顿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帕拉根小组正在开会的时候，他就已经钻进了国防部内部的档案室。

他曾对卡普斯蒂克说：“伯蒂，既然涉及到这里的职员，那家伙一定很讨厌我这个新来的人。就说我是在整理文件、例行公事，小事一桩，不必担心。”

卡普斯蒂克尽力而为，散布说新来的科长要把各个部都查一下，以显示他自己的重要性。档案室的职员们个个鼻孔朝天，摆出一副不愿理睬的样子。这倒使普雷斯顿能够任意接触档案，看看哪些出去了，哪些回来了，更重要的是日期。

他早早地就停了下来。除了一个文件以外，其他的所有文件都可以在外交部和内阁中找到，因为这些文件都与英国的北大西洋公约盟国和应付苏联各种可能袭击共同防御区有关。但是，有一份文件没有离开过国防部。佩里·琼斯爵士最近刚从华盛顿回来，他曾与五角大楼进行了会谈，议题是英美核潜艇共同在地中海、大西洋中部和南部以及印度洋进行巡弋。他把会谈情况写成草稿，在部里十几个上层官员中传阅。但事实上，这份文件的复印件是被偷的文件之一。这就是说，泄密是在部里。

普雷斯顿开始对几个月来发出的绝密文件的返档情况进行了分析。归档的文件都是四周的时间为一捆，这很清楚。同时，他也看得出，能得到这些文件的上层官员所接触的文件远远不止这些。所以，这个贼是有选择地偷文件的。

第二天快下班时，普雷斯顿判定有24个人有可能接触所有的10份文件。然后，他开始检查在文件被盗期间缺过勤的人、出国的人、得了流感的人，他们没有机会接触10份文件，于是，可以把他们排除。

他要受两件事牵制：第一，他得假装检查所有发出的文件，以便分散别人对这10份文件的注意。即使是档案室的人，也难兔要扯闲话的，而且泄密也可能是秘书或打字员一类的下层工作人员，他们在喝咖啡时也是东聊西扯的。第二，他不能到楼上去查找原件复印的份数。他知道，一个人以征求同事的意见为名，想要把一份绝密文件拿出来是很平常的事，这样就要复印，然后登记，送给他的同事，用毕再送回来绞碎销毁。或者在这时，没有绞碎，而原件则送回了档案室。但是，好多眼睛都可能看复印件。

为解决第二个难题，他在晚上与卡普斯蒂克一起回到部里，那里除了不管事的女清扫工外，什么人也没有。他们花了两个晚上在楼上检查发出文件的号码。有的文件送到一些上层人物手中，他们根本没有复印，便又退回了档案室，这又排除了一些可能性。1月27号，他向查尔斯大街打了一个阶段性报告。

接待他的是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伯纳德爵士又没上班。

“我很高兴你已经给我们搞出一些东西了，约翰。”哈考特·史密斯说，“我接到安东尼·普鲁姆两次电话了，看来帕拉根特别小组的人抓得挺紧。有什么事说吧。”

“首先，”普雷斯顿说，“关于文件，是经过挑选的，好像这个贼是按照对他的要求而盗取文件的。这就需要了解内情的人。我想这跟下层工作人员有关，他们什么活都干，碰到什么就捞什么。这虽是尝试性的，但范围却缩小了。我想这个人是一个知道内情而又有经验的人。这说明是工作人员或送信的，无论如何，泄密不是在档案室，没有被拆封的，没有非法调用或复印的。”

哈考特·史密斯点点头。“这么说，你认为是楼上的喽？”

“对，布赖恩，我这样认为。这就是第二个原因。我花了两个晚上检查每份复印的文件，没有不符的地方。这样，就剩一个地方了——副本绞碎处。有人应该绞碎三份，但他只绞了两份，偷出一份带出了大楼。现在我说说有嫌疑的人数。

“能接触这10份文件的共有24个人，但我认为可以排除12个人，因为他们只能得到复印件，只有一张，以便征求他们的意见。规定很清楚，接受复印件的人必须按期退还，留下一份就会露馅而引起怀疑，更不要说留下10份了。所以，这个人是另12个人中的一个，他们可以从档案库调取文件。

“这些人中，有三个人在文件丢失到被人寄回的期间内因事外出，他们在其他时候调用过文件，他们可以被排除。这样还剩九个人。

“在这九个人中，有四人从来没有为征求意见而复印过文件。当然，在没有经过允许、没有登记的情况下，复印文件是不可能的。”

“这样就剩五个了。”哈考特·史密斯自言自语地说。

“正是。这只是开始尝试一下，但我认为，在当前这样做是最好的办法了。在这个期间，五个人中有三个人还接触过与被盗文件相类似而又更重要的文件，但这些文件却没丢。按理说，它们是该被偷走的。所以，我把目标集中到两个人身上。不能肯定，只是初步怀疑。”

他把两份卷宗从桌上推给哈考特·史密斯，后者好奇地看着。

“理查德·彼得斯爵士和乔治·贝伦森先生，”他念道，“第一个是助理秘书，负责国际和工业政策。第二个是国防部军需处副处长。他们一定都有私人办公人员。”

“有。”

“但你没有把他们列为怀疑对象？为什么呢？”

“他们也涉嫌，”普雷斯顿说，“这两个人依赖他们的工作人员去复印和销毁的可能性是有的，但这又把网扩大了，增加了十多个人。如果把这两个人解脱了，并和他俩合作去清查下面的人，那简直是儿戏。我想从上面的两个人着手。”

“那你找我干什么呢？”哈考特·史密斯问。

“对这两个人进行全面的监视，监视一段时间，包括邮检和电话监听。”普雷斯顿说。

“我要请示一下帕拉根特别小组。”哈考特·史密斯说，“但这两个人都是高级职员，你可要弄准。”

下午，帕拉根的第二次会议在内阁地下室的会议室召开了。哈考特·史密斯代替伯纳德·亨明斯爵士出席了会议。他把普雷斯顿报告的副本分给每个出席者一份。这些老人默默地读着，大家都读完时，安东尼·普鲁姆爵士问：“怎么样？”

“似乎符合逻辑。”休伯特·维利尔斯说。

“我认为普雷斯顿先生这段时间干得很出色。”奈杰尔·欧文爵士说。

哈考特·史密斯淡淡地一笑。“当然了，或许是他们两个中的一个，”他说，“一个女工作人员，给她一些文件去绞碎销毁，也会轻而易举地偷走10份文件的。”

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毕业于一所私立小学校，但却一直野心勃勃。在他那油光的脸皮下，隐藏着一颗嫉恨的心。他一直嫉恨他周围那些为了事业而孜孜不倦地工作的人，他嫉恨他们的广泛关系和亲密友谊。这种友谊都是在小学、中学、大学或战斗中缔造起来的，而后来随时都可以起作用。这种关系网是很有威力的。他嫉恨这一切是因为他一点儿也没有。

有一回，他曾多次对自己说，等他当了总局长、成为贵族之后，他也要与这些人平起平坐，甚至要他们听他的，完全听他的调遣。

在桌子的那边是奈杰尔·欧文爵士，一个很敏感的人。他看到哈考特·史密斯的眼神，感到不大好办。他暗想，这个人易于妒嫉。欧文与伯纳德·亨明斯爵士是同时代的人，而且交情甚久，他考虑到秋季的接班，意识到哈考特·史密斯的嫉恨和野心可能快露头了，或者已经露头了。

“嗯，大家已经知道了普雷斯顿先生的要求，”安东尼·普鲁姆说，“全面监视，同意吗？”

大家举起了手。

每个星期五，五局都召开会议，他们叫碰头会。K分局的局长为主席，他也是联合处的负责人。在碰头会上，各局长都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要求：财经、技术服务以及对嫌疑犯进行监视。压力最大的总是负责侦察人员的A分局局长。本周五（12月30日）的会上却很冷清，因为侦察人员都忙起来了。来开会的人发现侦察哨一个也没有了。两天以前，在帕拉根特别小组的要求下，哈考特·史密斯就已经派出了普雷斯顿要的侦察哨。

六个侦察哨组成一个小组（四个人组成一个“箱子”，两个人在车里），每昼夜四个小组，用两个人进行调查。他从其他岗位上调来48个人，这样，引起了一些不满，但谁也没什么办法。

“目标有两个，”布置任务的长官对各小组说，“这个人和这个人。一个结婚了，但他老婆到乡下去了。他住在西区一套住宅里，每天通常都步行来部里上班，大约走1英里半。另一个光棍儿，住在肯特郡的伊登桥，每天坐火车来。咱们明天开始。”

技术处负责电话监听和邮检。这样，理查德·彼得斯爵士和乔治·贝伦森先生都被置于显微镜下了。

侦察哨来晚了一步，没有看到一包东西被人送到丰坦诺大楼里来。收件人下班回来时从大厅门房那儿收到了那东西。里面包着戈兰钻石的复制品，是用钻石做成的。第二天，便把它存到了库茨银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