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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原本万事空,一切混乱便就此了结。人生伊始,就除了混乱还是混乱:一种液体围绕着我,经我嘴而被吸入体内。在我下面,不断有黯淡的月光照射,那里风平浪静,生气盎然;在此之上却是嘈杂与不和谐。在一切事物中,我都迅速地看到其相反的一面,看到矛盾,看到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反讽,看到悖论。我是我自己最坏的敌人。没有什么事情我想做却又不能做的。甚至当我还是个孩子,什么也不缺的时候,我就想死:我要放弃,因为我看到斗争是没有意义的。我感到,使一种我并不要求的存在继续下去,这证明不了什么,实现不了什么,增加不了什么,也减少不了什么。我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是失败者,即使不是失败者,也都滑稽可笑。尤其是那些成功者,令我厌烦不已,直想哭。我对缺点抱同情态度,但使我如此的却不是同情心。这完全是一种否定的品质,一种一看到人类的不幸便膨胀的弱点。我助人时并不指望对人有任何好处;我助人是因为我不这样做便不能自助。要改变事情的状况,对我来说是无用的;我相信,除非是内心的改变,不然便什么也改变不了,而谁又能改变人的内心呢?时常有一个朋友皈依宗教;这是令我作呕的事情。我不需要上帝,上帝却需要我。我常对自己说,如果有一个上帝的话,我要镇静自若地去见他,啐他的脸。

最令人恼火的是,初次见面时,人们往往认为我善良、仁慈、慷慨、忠实可靠。或许我真的具有这些德行,但即使如此,也是因为我什么都不在乎:我称得起善良、仁慈、慷慨、忠实等等,是因为我没有妒忌心。我唯独从未充当妒忌的牺牲品。我从不妒忌任何人,任何事。相反,我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只感到同情。

从一开始起,我就肯定是把自己训练得不去过分地需求任何东西。从一开始起,我就是独立的,但却是以一种谬误的方式。我不需要任何人,因为我要自由,要随兴之所至自由地作为,自由地给予。一旦有什么事期待于我或有求于我,我就退避三舍。我的独立便是采取这样的形式。我是腐败的,换句话说,从一开始就是腐败的。好像母亲喂给我的是一种毒药,虽然我早就断奶,但毒药从未离开过我的身体。甚至当她给我断奶时,我也好像是毫不在乎的;大多数孩子要造反,或做出造反的样子,但我却根本不在乎。尚在褪褓中,我便是一位哲学家。我原则上是反生命的。什么原则?无用的原则。我周围的每个人都在争取我自己却丝毫不努力。如果我表面上做出些努力,那也只是要取悦于某个他人,实质上我什么也没做。假如你能告诉我,这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就会否认,因为我天生有一些别扭的倾向,这是无法消除的。后来我长大了,听说他们让我从子宫里钻出来的时候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对此我十分理解。为何要动弹?为何要离开一个暖洋洋的好所在?在这个舒适的福地一切都是免费向你提供的。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关于寒冷,关于沟里的冰雪,窗玻璃上的冻霜,以及厨房湿漉漉绿墙上的寒气。人们误称为温带的地方,为什么人们要生活在那里的怪气候中呢?因为人们天然就是白痴,天然就是懒鬼,天然就是懦夫。直到十岁左右,我都从不知道有“暖和的”国家,有你不必为生计忧虑的地方,在那里你不必哆哆嗦嗦却又假装这能令人精神振奋。在有寒冷的地方,就有拼命操劳的人们。当他们繁衍后代的时候,他们就向年轻人宣讲关于劳作的福音——实际上,这什么也不是,只是关于惰性的教条。我的民族是地地道道的北欧日耳曼人,也就是说,是白痴。每一种曾被说明过的错误想法都是他们的。在他们中间,喋喋不休地讲究清洁,更不用说什么正直公正了。他们清洁至极,但骨子里却散发着臭气。他们从不开启通向心灵的门户;从未梦想过盲目地跃入黑暗中。饭吃完后,盘子被迅速洗干净,放入碗橱;报纸读完后,被整整齐齐叠好,放到一边的一个架子上;衣服洗完后,被熨好、叠好,塞进抽屉里。一切都为了明天,但明天从不到来。现在只是一座桥梁。在这座桥上,他们仍在呻吟,如同世界的呻吟一般,然而没有一个白痴想到过要炸掉这座桥。

我经常苦苦地搜寻谴责他们、更谴责我自己的理由。因为我在许多方面也像他们一样。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我已经解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明白我一无长进,甚至还更糟了一点儿,因为我比他们看得更清楚,然而却始终无力改变我的生活。回顾我的一生,我似乎觉得我从未按我自己的意志行事,总是处于他人的压力之下。人们常把我看作一个爱冒险的家伙,这真是太离谱了。我的冒险都是外因造成,落到我头上,不得已而为之。我有着傲慢而洋洋自得的北欧人的真正秉性,他们从没有丝毫的冒险意识,但是却踏遍大地,将世界翻了个个,到处留下了遗迹与废墟。不安的灵魂,但不是爱冒险的灵魂。这些灵魂痛苦地挣扎,不能在现在之中生活。他们都是可耻的懦夫,包括我自己在内。唯一伟大的冒险是内向的,向着自我,对此,无论时间、空间,甚或行为,都是无关紧要的。

每隔几年,我都会有一次处于做出这种发现的边缘,但是我总是以特有的方式,设法避开了这问题。如果我试着想起一个好的借口,我便只能想到环境,想到我所知道的街道和住在这些街上的人。我想不起美国的哪条街道,或者住在这样一条街上的哪个人,能引导一个人走向对自我的发现。我在全世界许多国家的街上走过,没有一处使我像在美国那样感到堕落与卑下。我想,美国的所有街道都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藏污纳垢之地,一个精神的污水池,在其中,一切都被吮毕排尽,只剩下一堆永久的臭屎巴巴。在这个污水池之上,劳作的精灵挥舞着魔杖;宫殿与工厂鳞次栉比地涌现,什么火药厂、化工厂、钢铁厂、疗养院、监狱、疯人院,等等,等等。整个大陆便是一场梦魔,正产生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不幸。我是处于财富与幸福(统计学上的财富,统计学上的幸福)的最大汇集地之中的一个人,一个个别的实体,但是我从没有遇到过一个真正富有或真正幸福的人。至少我知道,我不富有,不幸福,生活不正常、不合拍。这是我唯一的安慰,唯一的欢乐,但这还不够。

假如我公开表示我的反叛,假如我为此而蹲班房,假如我烂死在监狱里,倒或许更能使我的心情平静下来。假如我像疯狂的莱佐尔戈斯兹那样,射杀了某个好总统麦金利,射杀了某个像他一样从未对人有一点点伤害的微不足道的好人,这对我来说也许会更好。因为我从心底里想杀人:我要看到美国被摧毁,从上到下,被彻底铲除。我要目睹这一切的发生,纯粹是出于报复,作为对施于我和像我一样的其他人的罪行的一种补偿。那些像我一样的人从未能扯大嗓门,表达他们的仇恨,他们的反叛,他们的合理的杀戮欲。

我是一块邪恶土地上的邪恶产物。如果自我不是不朽的,那么,我写的这个“我”早就被毁掉了。对某些人来说,这也许就像一种发明,但无论我想象发生了什么,都确实真的发生了,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历史会否认这个,因为我在我们民族历史上没起什么作用,但是即使我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偏狭的、恶意的、恶毒的,即使我是一个谎言编造者,一个下毒者,真理终究是真理,不得不被囫囵吞下。

至于发生的事情么……

一切发生的事情,在其有意义的时候,都具有矛盾的性质。

直至我为其写下这一切的那个人出现之前,我都想象,在外面某个地方,在生活中,正如他们所说,存在着对一切事物的解释。当我遇见她的时候,我想,我正在抓住生活,抓住我能够咬住的某个事物,然而我完全失去了对生活的把握。我伸手去抓我要依附的东西——却一无所获,然而在伸出手去的当口,在努力去抓、去依附的时候,尽管孤立无援,我却发现了我并未寻找的东西——我自己。我明白了,我终生的愿望并不是活着——如果别人在进行着的事被称作活着的话——而是自我表白。我理解到,我对活着从来没有一点点兴趣,只是对我现在正做的事才有兴趣,这是与生活平行,拥有生活而又超越生活的事情。我对真实的东酉几乎没有丝毫兴趣,甚至对现实的东西亦无兴趣;只有我想象中存在的东西,我为了活着而每天窒息了的东西,才引起我的兴趣。我今天死还是明天死,对我并不重要,也从来没有重要过,但是甚至在今天,在经过多年努力之后,我仍然不能说出我思考和感觉的东西——这使我烦恼,使我怨恨。自从儿童时代起,我就可以看到自己追踪着这个幽灵。除了这种力量、这种能力外,我别无所好,别无所求。其他的一切都是谎言——我所做所说的一切都与此无关。这是我一生的绝大部分。

我本质上是矛盾,正如他们所说。人们认为我严肃、高尚,或者快活、鲁莽,或者真诚、认真,或者粗心大意、无所顾忌。

我便是这一切的混合物——此外,我还是什么别的东西,一种没有人怀疑的东西,我自己就更不怀疑这种东西了。当我还是六七岁的男孩时,我常常坐在我祖父的工作台旁,他一边做着缝纫活,我就一边读书给他听。他在那些时候的样子我还历历在目,他将滚烫的熨斗压在大衣接缝上,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面,站在那里,神思恍惚地望着窗外。我记得他站在那里时脸上梦一般的表情,这比我所读的书的内容、我们进行的谈话、或者我在街上玩的游戏要记得清楚得多。我常常奇怪,他梦见了什么,又是什么使他神不守舍呢?我还没有学会如何来做白日梦。在当时以及任何时候,我都是很清楚的。他的白日梦使我着迷。我知道,他同他正在做着的事没有关系,连想也没有想过我们当中的任何人,他很孤独,正因为孤独,他是自由的。

我从不孤独,尤其当我一人独处时,更不孤独。我总是好像有人陪伴着;就像一块大奶酪上的一小点儿,我想,大奶酪就是世界,虽然我从未静下心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然而我知道,我从来不单独存在,从来没想到自己好像是大奶酪。以至于就算我有理由说自己很不幸,有理由抱怨和哭泣,我都总是幻想自己加入了一种共同的、普遍的不幸。当我哭泣时,全世界都在哭泣——我是这样想象的。我难得哭泣。通常我很快活,放声大笑,过得很愉快。我过得很愉快是因为,如我以前所说,我真的不在乎任何事情。如果事情在我这儿出了什么毛病,那么它们在哪儿都要出毛病,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事情通常只是在人们过分关心时才出毛病,这在老早以前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例如,我还记得我的小朋友杰克·劳森的情况、整整一年,他卧床受病痛折磨。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总之人们是这样说的。哎,最初我或许还为他感到遗憾,时不时到他家去打听他的情况;但是过了一两个月以后,我对他的痛苦变得漠不关心。我对自己说,他应该死去,越快越好。我这样想,也就这样做,就是说,我很快忘记他,将他撇给他的命运。那时我大约只有十二岁,我记得我还很为我的决定感到骄傲。我也记得那次葬礼——这是多么不光彩的一件事。他们在那里,亲戚朋友们都聚集在棺材周围,全都像有病的猴子一般大哭大叫。尤其是那位母亲,她揍痛了我的屁股。她是这样一个虔信宗教的少有人物,我相信,一个基督教科学派,虽然她不相信疾病,也不相信死亡,但是她如此大哭大嚷,吵得耶稣本人都会从坟墓里爬出来,但却不是她的可爱的杰克!不,杰克冷冰冰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是叫也叫不应了。他死了,这是无可怀疑的。我知道这一点,对此感到高兴。我不浪费任何眼泪在这上面。我不能说他过得更好,因为这个“他”毕竟消失了。他走了,也带走了他忍受的痛苦,以及他无意中加于别人的痛苦。阿门!我对自己说,随之,稍微有点儿歇斯底里,我放了一个响屁——就在棺材旁边。

这种过分郑重其事——我记得它在我身上只是在我初恋的日子里才有所发展。即使在那时候,我也还是不够郑重其事。要是我真的郑重其事,我就不会现在在这里写这件事了:我会因一颗破碎的心而死去,或者为此而被绞死。这是一种不好的经验,因为它教我如何为人虚伪。它教我在不想笑时笑,在不相信工作时工作,在没有理由活下去时活着。甚至在我已经忘却了她时,我还保留着那种做违心之事的伎俩。

正如我说过的,我自人生伊始便一派混乱,但有时候,我离中心,离混乱的中心已如此之近,以至于我周围的事物没有发生爆炸倒是一件很令人吃惊的事情。

人们习惯于把一切归咎于战争。我说,战争同我,同我的生活不相干。当别人都在为自己谋取舒适位置的时候,我却接受了一个又一个糟糕透顶的工作,靠它们我从来不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我被解雇几乎同我被雇佣一样快。我才华横溢,却引起人们的不信任。我去任何地方,都煽动了不和——不是因为我是理想主义者,而是因为我像探照灯一样暴露了一切事物的愚蠢与无用。此外,我不善于拍马屁。这无疑是我的特点。当我谋职时,人们可以马上识别出,我实际上并不在乎是否得到工作。当然,我往往得不到工作,但是久而久之,寻找工作本身成了一项运动,也就是说,一种消遣。我会上门提出几乎任何要求。这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法——就我所见,不比单纯的工作更坏。我给自己当老板,我有我自己的钟点,但是不像其他老板,我只导致我自己的毁灭,我自己的破产。我不是一家公司,一个托拉斯,一个州,一个联邦政府,一项国际政策——要说的话,只能说我更像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