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

美人

我记得当初我还是中学五 、六年级学生的时候,有一回 跟我爷爷一块儿坐车从顿河区的大克烈普科耶村到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城去。那是八月里一个炎热的白昼,叫人烦闷得难受。骄阳似火,干燥的热风把一股股尘土向我们迎面刮来,弄得我们的眼皮粘在一块儿,嘴里发干,既不想观赏风景,也不想谈话,更不想思考了。每逢睡意蒙眬的车夫乌克兰人卡尔波扬鞭打马,鞭梢碰到我的制帽,我总是既不抗议,也不出声,只是从昏睡中醒过来,无精打采而又温和地瞧着远方,隔着尘烟看一看有没有村子。为了喂马,我们在亚美尼亚人的一个名叫巴赫契-萨里的大村子里,在爷爷认识的一个富裕的亚美尼亚人家中停下来。我生平从没见过什么人比这个亚美尼亚人更滑稽。请您想象一个小小的、剃光的脑袋,脸上生着两道倒挂下来的浓眉、一个鸟鼻子、两撇又长又白的唇髭、一张宽阔的嘴,嘴里叼着一根樱桃木做的长烟管。那个小脑袋胡乱地粘在一个消瘦而伛偻的身体上,身上穿一套稀奇古怪的衣服:上身是一件短短的红褂子,下身是一条蓝得耀眼的肥裤子;走起路来叉开腿,脚上趿一双拖鞋。他说话的时候并不取下嘴里的长烟管,一举一动带着纯粹亚美尼亚人的尊严:脸上没有笑容,瞪起眼睛,极力不去注意他的客人。

这个亚美尼亚人的房间里既没有风,也没有尘土,不过仍旧象草原上和大道上那样使人感到不舒服,闷热,无聊。我记得我满身尘土,热得四肢无力,坐在墙角一口绿色的箱子上。没上油漆的木墙、家具、涂过赭石的地板,发出被太阳晒热的干木料的气味。不管往哪儿看,到处都是苍蝇,苍蝇,苍蝇。……爷爷和那个亚美尼亚人低声谈着放牧,谈着牧场,谈着绵羊。……我知道他们要化整整一个钟头才能烧好茶炊,爷爷喝茶也总得喝它一个钟头,然后再躺下来睡上两三个钟头,因此我得用这一天的四分之一时间来等他,这以后就又是炎热、尘土、颠簸的大板车。我听着那两个人嘟嘟哝哝的说话声,开始觉得那个亚美尼亚人、那个放着碗盏的食具柜、那些苍蝇、那些听任骄阳晒进来的窗子,我好象已经看了很久很久,而且一直要到很远的将来才能不看似的,于是我心中充满了对草原,对太阳,对苍蝇的憎恨。……一个戴着头巾的乌克兰女人端来一个放着茶具的托盘,然后又端来茶炊。亚美尼亚人不慌不忙地走进前堂,嚷道:“玛西雅!来斟茶!你在哪儿啊?玛西雅!”

这时候传来匆忙的脚步声,有一个大约十六岁的姑娘走进房间来,穿一件朴素的花布连衣裙,戴一块白色的小头巾。

她站在那儿洗茶具,斟茶的时候背对着我,我只看得见她的腰很细,两只光光的小脚让长裤腿盖住了。

主人请我去喝茶。我就在桌旁坐下,瞧着递给我茶杯的姑娘的脸,突然间,我觉得仿佛有一股风吹过我的灵魂,吹掉灵魂里这一天的种种印象、烦闷和尘土。我看见了一张以前在现实生活里和在梦乡中从没见过的最美丽、迷人的脸。原来我面前站着一个美人,如同一道闪电似的,我第一眼就瞧出来了。

我愿意起誓:玛霞,或者按她父亲的称呼,玛西雅,是个真正的美人,不过要证明这一点我却办不到。有的时候天边胡乱地挤集着许多云,藏在后面的太阳给那些云和天空染上各式各样的颜色:紫红、橙红、金黄、淡紫、暗红;这朵云象一个修士,那朵云象一条鱼,另一朵云又象缠头的土耳其人。晚霞布满天空的三分之一 ,照亮教堂上的十字架和地主房子上的窗玻璃,倒映在溪流和水塘里,在树木上颤抖;远远的,远远的,有一群野鸭,背衬着晚霞,飞到什么地方去过夜。……一个牧童赶着许多牛,一个土地测量师坐着马车走过水坝,几个老爷在散步,他们都瞧着落日,个个都认为这种景色美丽极了,然而究竟美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出。

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个亚美尼亚姑娘美丽。我爷爷是个八十岁的老人,为人古板,对女人和大自然的美素来漠不关心,这时候却也亲切地瞅了玛霞整整一分钟,问道:“她是您的女儿吗,阿威特·纳扎雷奇?”

“是我女儿。她是我的女儿,……”主人回答说。

“很漂亮的一位小姐,”爷爷称赞说。

画家会说这个亚美尼亚姑娘的美丽是古典的,严谨的。这恰好是这样的一种美:上帝才知道是什么缘故,您只要一看到它,就会很有把握地认定,您看见了端正的相貌,那头发、那眼睛、那鼻子、那嘴、那脖子、那胸脯、那年轻的身体的一切动作,合成一个完整而协调的和音,在这方面,大自然连一个最小的细节也没有做错。不知什么缘故,您觉得一个理想的美女恰好就应当有玛霞那样的鼻子,笔直,带一个不大的弯钩,也应当有那样又大又黑的眼睛,那样长长的睫毛,那样娇慵的眼神。您觉得她黑色的鬈发和黑眉毛正好跟她额头和脸颊的白嫩的颜色相配,就跟绿色的芦苇正好跟安静的小溪相配一样。玛霞白皙的脖子和她年轻的胸脯还没充分发育起来,然而您觉得要塑造它们却必须有巨大的创造才能才行。您看着她就会渐渐生出一种愿望,想对玛霞说一点异常愉快、诚恳而且跟她本人一样美丽的话才好。

起初我不高兴,害臊,因为玛霞一点也不理睬我,始终低下眼睛瞧着地下。我觉得,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幸福而骄傲的空气,把她和我隔开,严密地保护着她,不让我的眼光接触到她。

“这,”我想,“是因为我周身满是尘土,而且给太阳晒黑了,还因为我只是个小孩子罢了。”

不过后来我渐渐忘掉自己,把全身心都投进美的感觉里去了。我已经想不起草原的乏味,想不起尘土,听不见苍蝇的嗡嗡声,尝不出茶的味道,只觉得在我对面,隔着一张桌子,站着一个美丽的姑娘。

我的美的感受有点古怪。玛霞在我心里引起的既不是欲望,也不是痴迷,又不是快乐,而是一种虽然愉快却又沉重的忧郁心情。这种忧郁模模糊糊,并不明确,象在梦里一样。

不知什么缘故,我忽然怜惜我自己,怜惜我爷爷,怜惜那个亚美尼亚人,甚至怜惜亚美尼亚姑娘本人了。我有一种心情,仿佛我们四个人都失去了一种人生中很重大而必要的东西,一种从此再也找不回来的东西。我爷爷也有些忧郁。他不再谈牧场,谈绵羊,却沉默下来,呆呆地瞧着玛霞出神。

喝完茶后,我爷爷躺下来睡觉,我就走出房外,在门廊上坐下。这所房子跟巴赫契-萨里所有其他的房子一样,建在向阳的地方,没有树木,没有遮阳,没有阴影。亚美尼亚人的大院子里长满锦葵和滨藜,尽管天气炎热,却生气勃勃,充满欢乐。院子里东一道篱笆,西一道篱笆,在一道矮篱笆后面,人们正在打谷子。打谷场正中安着一根柱子,有十二 匹马拴在一起,形成一个很长的半径,绕着那根柱子奔跑。旁边有一个乌克兰人走来走去,上身穿长坎肩,下身穿肥大的灯笼裤,扬起鞭子抽马,嘴思吆喝着,从他的声调听起来好象他有意嘲笑那些马,对它们显显威风似的:“啊-啊-啊,该死的!啊-啊-啊,……没叫你们遭了瘟才好!你们害怕了?”

那些马有枣红色,有白色,有花斑色,它们不明白为什么逼着它们踩着小麦的麦秸,在一个地方团团转。它们不大乐意地跑着,仿佛很吃力,而且不高兴地摇着尾巴。风从它们的蹄子底下卷起一团团金黄色谷壳的烟雾,送到篱笆外面远远的地方去。在那些高高的新麦垛旁边,聚集着一些女人,手里拿着耙子,有几辆大车在走动。麦垛后面,在另一个院子里,也同样有那么十二匹马绕着一根柱子奔跑,也同样有那么一个乌克兰人抽着鞭子,嘲笑那些马。

我坐的那层台阶发烫;由于天气炎热,那些细栏杆和窗框子这儿那儿冒出树胶来。在台阶下面和百叶窗下面那些长条的阴影里,有些红色的小甲虫挤在一起。太阳既晒我的头,也晒我的胸脯,还晒我的后背,不过我没理会这些,只感到我身后有一双光脚在前厅、在房间里踩响木板地。玛霞收拾完茶具,顺着台阶跑下来,朝我这边带来一股风,象鸟似的飞进一个不大的、被烟熏黑的厢房里去了。那儿多半是厨房,从那里飘来烤羊肉的气味,传来亚美尼亚人气冲冲的说话声。

她走进那个乌黑的门口就不见了,紧跟着门口出现一个红脸膛的亚美尼亚老太婆,驼着背,穿一条绿色的肥裤子。这个老太婆正在生气,责骂一个什么人。不久门口出现了玛霞,厨房的热气弄得她的脸发红,肩膀上扛着一个很大的黑面包。她在面包的重压下优美地弯下腰,穿过院子,往打谷场跑去,然后跳过矮篱笆,钻进金黄色谷壳的烟雾,转到一辆大车后面,不见了。那个赶马的乌克兰人放下鞭子,停住嘴,默默地往大车那边看了会儿,然后,等到亚美尼亚姑娘又在那些马身旁一闪而过,跳过篱笆,他就用眼睛跟踪她,用仿佛很伤心的语调对马吆喝一声:“哎,巴不得你们死了才好哟,魔鬼!”

后来,我一直听见她的光脚不断走动的声音,看见她带着严肃而操心的脸色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她时而跑下台阶,带给我一阵风,时而跑进厨房,时而跑到打谷场去,时而跑出大门以外。我为了看她,几乎来不及扭动我的脑袋。

她带着她的美越是常常在我的眼前闪来闪去,我的忧郁也就越沉重。我既怜惜自己,又怜惜她,还怜惜那个乌克兰人。每逢她穿过谷壳的烟雾往打谷场跑去,他总要用眼睛忧郁地跟踪她。莫非这是我对她的美丽的嫉妒?或者,莫非我惋惜这个姑娘不属于我,而且永远也不会属于我,我在她眼里是个陌生人?或者,这是因为我隐隐感到她那种少有的美是偶然的,不必要的,而且象人间万物一样,不会长久存在?

或者,我这种忧郁也许是人见到真正的美的时候总会产生的那种特殊感触吧?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三个钟头的等候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我觉得我还没有把玛霞看够,卡尔波却已经赶着车子到河边,给马洗好澡,开始套车了。湿淋淋的马舒服得喷着鼻子,伸出蹄子踢车杆。卡尔波对它吆喝一声:“回-去!”我爷爷醒过来了。玛霞为我们推开吱吱嘎嘎响的大门,我们坐上车子,走出了院子,一 路上都不开口讲话,好象互相生气似的。

过了两三个钟头,远远地出现了罗斯托夫和纳希切万,这时候,一直沉默着的卡尔波却很快地回头看一眼,说:“那个亚美尼亚人家的姑娘真可爱!”

然后他扬起鞭子抽一下马。

又一次,我已经是大学生了,坐着火车到南方去。那是五月间。在一个火车站上(那火车站大概是在别尔哥罗德和哈尔科夫中间),我走出车厢,到月台上去散步。

黄昏的阴影已经投在车站的小花园里,月台上,旷野上。

火车站遮住西下的夕阳,不过从火车头里冒出来一团团烟,那最上面的烟带着柔和的粉红色,这就可以看出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

我在月台上散步,发觉大多数散步的乘客老是在二等客车一个车厢附近走动和站定,从他们的神情看来,好象那个车厢里坐着一个有名的人物。我在这个车厢旁边遇见的好奇者当中,除了别人以外,还有一个跟我同车的旅客,他是个炮兵军官,聪明,热情,可爱,就跟所有那些我们在旅途上偶然相识,不久又走散的人一样。

“您在这儿看什么?”我问。

他什么话也没回答,光是往一个女人那边丢了个眼色。那是一个很年轻的姑娘,年纪十七八岁,穿一身俄罗斯民族服装,头上没有戴帽子,肩膀上随随便便地搭一块小披肩。她不是车上的乘客,多半是站长的女儿或者妹妹。她站在那个车厢的窗子旁边,跟一个上了岁数的女乘客谈话。我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我看见的是什么样的人,我的心里就突然生出先前在亚美尼亚人的村子里体验过的那种感情。

这个姑娘美极了,不管是我还是那些跟我一块儿瞧着她的人,对这一点都毫不怀疑。

如果照通常的方式把她的相貌一样一样拆开来描写,那么她真正漂亮的地方只有她那一头波浪般起伏的、浓密的淡黄色头发,那些头发披散下来,用一根黑丝带扎住,至于那张脸的其余各部分,就或者是不端正,或者是十分平常了。她的眼睛总是眯得很细,这是由于她已经养成一种特殊的卖弄风情的习惯,或者由于近视。她的鼻子微微往上翘着,她的嘴很小,她那张脸的侧面轮廓软弱无力,她的肩膀窄得跟她的年龄不相称,然而这个姑娘却给人留下真正的美人的印象。

我瞧着她,就不能不相信:俄国人的脸要显得美丽并不需要具有严格端正的五官,不仅如此,如果这个姑娘没有她那个狮子鼻,而换上另一个端端正正、完美无缺的鼻子,象那个亚美尼亚姑娘一样,那么她的脸似乎还会因此失去它所有的妩媚呢。

姑娘正站在窗前谈话,由于黄昏的潮气而缩起身子,不时回头看我们一眼,一忽儿双手插着腰,一忽儿把一只手举到头上,理一下头发。她又说又笑,脸上时而做出惊讶的神情,时而现出害怕的样子,我记得她的身体和脸一忽儿也没安静过。她那美的秘密和魅力恰好完全在于这些琐碎而无限优美的动作,在于她的微笑,在于她脸容的变化,在于她对我们投来的迅速的一瞥,在于这些动作的细腻优雅正好跟她的年轻娇嫩相配,跟她在笑语声中透露出来的纯洁灵魂相配,跟小孩、小鸟、小鹿、小树身上为我们十分喜爱的那种脆弱相配。

这是蝴蝶的那种美丽,跟圆舞曲、花园里的闲游、笑声、欢乐十分相称,而跟严肃的思想、悲伤、安宁就格格不入了。

似乎,只要月台上刮过一股大风,或者下上一场雨,这个脆弱的身体就会突然萎缩,这种变幻莫测的美丽就会象花粉那样消散了。

“是啊,……”在第二遍钟声响过以后我们向我们的车厢走去的时候,军官叹了口气,嘟哝道。

至于这个“是氨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就不打算来推敲了。

也许他感到忧郁,不想离开那个美人和春天的黄昏而走进闷热的车厢去吧,或者,他也许跟我一样无端地怜惜那个美人,怜惜自己,怜惜我,怜惜所有那些懒洋洋地勉强走回 自己的车厢去的乘客吧。我们走过车站的一个窗口,看见里面有个脸色苍白、头发火红色的电报员坐在电报机旁边,他的鬈发高高地蓬松着,颧骨突出的脸黯淡无光。军官叹了口气,说:“我敢打赌,这个电报员爱上了那个漂亮的姑娘。生活在旷野上,又跟这么一个轻盈美妙的人儿住在同一所房子里,要想不爱上她,那可得有超人的力量才行。可是,自己是个背有点驼、蓬头散发、平淡乏味、品行端正而不愚蠢的人,却爱上一个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而且有点愚蠢的漂亮姑娘,我的朋友,这是什么样的不幸,什么样的嘲弄啊!或者,事情也许更糟,您不妨设想一下:这个电报员爱上了这个姑娘,同时他却已经结过婚,他的妻子跟他一样背有点驼、蓬头散发、为人正派。……那可真苦了!”

在我们车厢附近站着一个列车员,把胳膊肘倚在小广场的栅栏上,眼睛往美人站着的那边望。他那憔悴而肌肉松弛的脸浮肿而难看,由于夜间不得睡眠,又经受车厢的颠簸,一 直显得疯乏不堪,这时候却表现出感动和十分忧郁的神情,仿佛他在姑娘身上看见了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看见了自己的清醒、纯洁、妻子、儿女,仿佛他在懊恼,他整个身心都感觉到这个姑娘不是他的,他已经过早地苍老,粗俗而臃肿,因此他跟普通的、人类的、乘客们的幸福的距离已经象他跟天空那样遥远了。

第三遍铃声敲过,火车头的汽笛响起来,火车就懒洋洋地开动了。我们的窗外先是闪过验票员,站长,然后是花园,那个美人以及她那好看的、象孩子般调皮的笑靥。……我伸出头去,往后看,瞧见她用眼睛跟踪这列火车,在月台上走着,经过里面坐着电报员的那个窗口,理一下头发,跑进花园里去了。火车站不再挡住西边的天空,旷野就袒露在眼前,然而太阳已经落下去,一团团黑烟笼罩在绿油油、象丝绒般的冬麦地上。春天的空气也好,黑下来的天空也好,车厢里也好,都显得那么忧郁。

一个熟识的列车员走进车厢里来,动手点燃蜡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