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七

老爷坐车来了——村里人都这样称呼区警察局局长。他什么时候来,为什么来,一周以前大家就知道了。茹科沃村只有四十户人家,可是他们欠下官府和地方自治局的税款已累计两千有余。

区警察局局长先在小酒馆里歇脚,他“赏光”喝了两杯清茶,然后步行到村长家里,房子外面一群拖欠税款的农民已在恭候。村长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尽管很年轻——他只有三十岁出头——却很严厉,总是帮上级说话,其实他自己也很穷,也不能按时交纳税款。显然他很乐意当村长,喜欢意识到自己拥有权力,这权力就是严厉,此外他不知道还有什么能表现出这份权力。村民大会上,大家都怕他,由他说了算。有时,在街上或者酒馆附近,他会突然冲着某个醉汉大声呵叱,反绑了他的手,把他关进拘留室。有一次他甚至把老奶奶也关了一天一夜,原因是她代替奥西普来开村会,还在会上骂街。他没有在城市里住过,也从来没有念过书,但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许多深奥的字眼儿,喜欢在言谈中用一用,为此他备受村民敬重,尽管别人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奥西普带着他的纳税簿走进村长家的小木屋。区警察局局长,一个瘦老头子,灰白的连鬓胡子蓄得很长,穿一身灰制服,正坐在上座①的桌子旁写些什么。屋子里干干净净,四面墙上贴满了从杂志上撕下来的花花绿绿的画片。在圣像旁边最显眼的地方,挂着从前的保加利亚大公巴滕贝克②的肖像。村长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两手交叉抱在胸前,站在桌旁。

①俄罗斯农舍内,上面放圣像的地方。

②巴滕贝克(一八五七——一八九三),德国亲王,一八七九年任保加利亚大公,亲德奥势力,一八八六年在亲俄派军官的压力下,被迫退位。

“大人,他欠一百十九卢布,”轮到奥西普时,他说,“复活节前他交了一个卢布,打从那天起再没交过一个小钱。”

区警察局局长抬眼望着奥西普,问道:

“这是为什么,老乡?”

“请您开恩,大人,”奥西普激动地说,“容我说几句,头年柳托列茨村的老爷对我说:”奥西普,把你的干草卖了吧……卖给我。‘怎么不行呢?我有一百普特干草要卖出去,都是几个婆娘在草场上割的。行,我们谈妥了价钱……本来挺好,两厢情愿……“

他抱怨起村长来,不时转身瞧瞧农民们,似乎要请他们来作证似的。他满脸通红,额头冒汗,眼神变得尖利而凶狠。

“我不明白你说这些干吗?”区警察分局局长说,“我问你……我只问你为什么不交纳欠款?你们大家都不交,难道要我来替你们承担责任吗?”

“我拿不出来嘛!”

“这些话毫无道理,大人,”村长说,“不错,奇基利杰耶夫一家属于不富足阶层,不过请您问问其余的人,全部过错在伏特加,一帮胡作非为的人。他们一窍不通。”

区警察局局长记下什么,然后心平气和地对奥西普说,那语气就像讨杯水喝似的:

“你去吧。”

区警察局局长很快就走了。他坐进一辆廉价的四轮马车,不住地咳嗽,望着他那又长又瘦的背影可以看出,此刻他已经忘了奥西普,忘了村长,忘了茹科沃村的欠款,他在想着自己的心事了。他还没有走出一俄里,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已经夺走了奇基利杰耶夫家的茶炊,老奶奶在后面追,使足劲尖声喊叫:

“不准拿走!我不准你拿走,你这个魔鬼!”

村长迈开大步,走得很快;老奶奶驼着背,愤怒若狂、气喘吁吁、跌跌撞撞地在后面追他,她的头巾掉到肩上,一头白发泛出淡淡的绿色,在风中飘扬。她突然站住,像一个真正的暴动者,双拳不住地捶胸,拖长声调,叫骂得更响,嚎啕哭诉起来:

“正教徒们,信仰印上帝的人啊!老天爷哪,他们欺负人!乡亲们哪,他们压迫人!哎呀,哎呀,好人们哪,替我伸冤雪恨啊!”

“老奶奶,老奶奶,”村长厉声说,“不得无理取闹!”

没有了茶炊,奇基利杰耶夫的家里变得异常沉闷。茶炊被人夺走,这是有损尊严、有失体面的事,就像这家人的名誉忽然扫地一样。要是村长拿走桌子和凳子,拿走所有的瓶瓶罐罐倒也好些,那样的话,屋子里会显得空一些。老奶奶呼天喊地,玛丽亚伤心落泪,所有的小姑娘望着她们也都哇哇哭起来。老头子感到心中有愧,垂头丧气地坐在屋角里一声不吭。尼古拉无话可说。老奶奶一向疼他,可怜他,可是这会儿忘了体恤,忽然冲着他不停地叫骂,责难,对着他的脸不住地摇拳头。她大声斥责,说全是他的过错,还在信里吹牛,说什么在“斯拉夫商场”每月领五十卢布,可实际上给家里寄的钱却很少很少,这是为什么?他干吗回家来,还带着家眷?他要是死了,哪儿弄钱来葬他?……尼古拉、奥莉加和萨莎的模样儿看上去真可怜。

老头子咳了一声,拿起帽子,找村长去了。天色已黑。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鼓着腮帮子在炉子旁焊什么东西。满屋子煤气味。他的孩子们都很瘦,没有梳洗,在地板上爬来爬去,不比奇基利杰耶夫家的强多少。她的妻子长相难看,脸上有雀斑,挺着大肚子在绕丝。这是一个不幸的赤贫的家庭。只有安季普一人看上去既年轻又漂亮。在长凳上放着一溜五把茶炊。老头子对着巴滕贝克念着祷词①,说:

①保加利亚大公巴滕贝克的像挂在圣像旁边,奥西普忙中出错了。

“安季普,求你发发慈悲,把茶炊还给我!看在基督面上!”

“拿三个卢布来,你就取走。”

“我拿不出来嘛!”

安季普不时鼓起腮帮子,火就呼呼地响,僻啪地叫,火光映红了那些茶炊。老头子揉着帽子,想了一阵,又说:

“还给我吧!”

皮肤晒黑的村长此刻全身乌黑,活像个巫师。他转身对着奥西普,说得又快又严厉:

“这得由地方长官说了算。本月二十六日,你可以到行政会议上口头或者书面申诉你不满的理由。”

奥西普一点也听不懂他的意思,只好到此为止,回家去了。

十多天后,区警察局局长又来了,坐了个把钟头,后来又坐车走了。那些天,风大而寒冷,河面早已结冰,雪倒没有下,可是道路难走,令大家苦恼。有一天,一个节日的傍晚,邻居们到奥西普家闲坐,聊天。他们在黑屋子里说着话,因为节日里不该干活,所以没有点灯。新闻倒有几件,不过都叫人不痛快。比如有两三户人家的公鸡被抓去抵债,送到乡公所,在那里死掉了,因为谁也不去喂它们。又比如,有几家的绵羊给拉走了,他们把羊捆起来,装在大车上运走,每到一个村子就换一辆大车,结果一头羊闷死了。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谁的过锗?该怪谁?

“该怪地方自治局!”奥西普说,“不怪它怪谁!”

“没说的,该怪地方自治局。”

他们把欠款、受欺压、粮食歉收等等所有的事都怪罪于地方自治局,虽说他们中谁也不知地方自治局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由来己久。当初一些富裕的农民自己开了工厂、小铺和客店,当上了地方自治会议员,却始终心怀不满,后来便在自己的工厂和铺子里大骂地方自治局。

他们又谈到了者天爷不下雪:本该去运木柴了,可是眼下路面坑坑洼洼,车不能行,人不能走。过去吧,十五年、二十年以前,茹科沃村里人的谈话要有趣得多。那时候,每个老头子脸上都是这样一副神气,仿佛他心里藏着什么秘密,知道什么,盼着什么。他们谈论盖着金印的公文,土地的划分,新的土地和埋藏的财宝;他们的话里都暗示着什么;现在的茹科沃人谁都没有秘密,他们的全部生活像摆在掌心里一样,人人都看得见,他们能谈的不外乎贫穷和饲料,再就是老天爷怎么不下雪……

他们沉默片刻。后来又想起了公鸡和绵羊的事,又开始议论是谁的过错。

“地方自治局!”奥西普沮丧地说,“不怪它怪谁!”

教区的教堂在六俄里外的科索戈罗沃村。农民们只在需要时,如给婴儿施洗礼、举行婚礼、举行葬仪时才去那里。平时做祈祷到过河的教堂就行了。到了节日,遇上好天气,姑娘们打扮一番,成群结队去做弥撒。她们穿着红的、黄的、绿的连衣裙,穿过草场,叫人看了心里就高兴。不过遇上坏天气,她们只好待在家里。持斋的日子里,他们去教区的教堂作忏悔、领圣餐。在复活节后的一周内,神父举着十字架走遍所有的农舍,向大斋日没有去教堂作忏悔的教徒每人收取十五戈比。

老头子不信上帝,因此他几乎从来不想他。他承认有神奇的事,但他认为这种事只跟女人有关。有人在他面前谈起宗教或者奇迹这类事,向他提个什么问题,他总是搔搔头皮,不乐意地回答:

“谁知道这个呀!”

老奶奶信上帝,不过有点糊涂。她的脑子里所有的事都混在一起,她刚想起罪孽、死亡、灵魂得救,忽地贫穷啦,种种操心的事啦,又都插进来,她立即忘了刚才在想什么。祷告词她记不住,通常在晚上睡觉前,她站在圣像面前小声念道:

“喀山圣母娘娘,斯摩棱斯克圣母娘娘,三臂圣母娘娘……”

玛丽亚和菲奥克拉经常在身上画十字,每年都持斋,可是什么也不懂。孩子们没有学过祷告,大人们也不对他们讲上帝,传授什么教规,只是禁止他们在斋期吃荤。其余的家庭几乎一样:相信的人少,懂教规的人更少。同时大家又都喜欢《圣经》,温存地、虔敬地喜欢它,可是他们没有书,没人念《圣经》,讲《圣经》。奥莉加有时念《福音书》,为此大家都敬重她,对她和萨莎都恭敬地称呼“您”。

奥莉加经常去邻村和县城参加教堂命名节活动和感恩祈祷,在县城里有两个修道院和二十六座教堂。她去朝圣的路上总是神不守舍,完全忘了家人,直到回村来,才突然惊喜地发现自己有丈夫,有女儿,于是喜气洋洋地笑着说:

“上帝赐福给我了!”

村子里发生的事使她厌恶、痛苦。农民们在伊利亚节①喝酒,在圣母升天节喝酒,在十字架节又喝酒。圣母庇护节②是教区的节日,茹科沃村的农民为此一连喝三天酒。他们不但喝光了五十卢布的公款,过后还挨家挨户收取酒钱。头一天,奇基利杰耶夫家就宰了一头公羊,早中晚一连吃了三顿羊肉。他们吃得很多,到了夜里孩子们爬起来再吃一点。这三天里基里亚克喝得酪叮大醉,他喝光了所有的家当,把帽子和靴子也换酒喝了。他死命殴打玛丽亚,打得她晕过去,家里人只好往她头上泼水。事后大家都感到羞愧、厌恶。

①东正教节日,在俄旧历七月二日。

②在俄旧历十月一日。

不过,即使在茹科沃这样的“奴才村”,一年一度也有一次真正的宗教盛典。那是在八月份,在全县,从一个村子到一个村子,人们迎送着赋予生命的圣母像。到了茹科沃村盼望的这一天,正好无风,天色阴沉。一大清早,姑娘们就穿上鲜艳漂亮的衣裙去迎圣像,到了傍晚时人们才抬着圣像,举着十字架和神幡、唱着圣诗,进了村子,这时河对面的教堂里钟声齐鸣。一群群本村人和外村人挤满了大街,吵吵嚷嚷,尘土飞扬,挤得水泄不通……老头子也好,老奶奶也好,基里亚克也好,大家都向圣像伸出手去,渴望地瞧着它,哭着说:

“保护神啊,圣母娘娘!保护神啊!”

大家好像突然明白了,天地之间并不虚空,有钱有势的人还没有夺走一切,尽管他们遭受着欺凌和奴役,遭受着难以忍受的贫穷,遭受着可怕的伏特加的祸害,却有神灵在保佑着他们。

“保护神啊,圣母娘娘!”玛丽亚嚎吻大哭,“圣母娘娘啊!”

可是感恩析祷做完,圣像又抬走了。一切都恢复原样,酒馆里又不时传出醉汉粗鲁的喊声。

只有富裕农民才怕死,他们越有钱,就越不信上帝,不信灵魂得救的话。他们只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才点起蜡烛,做做祷告,以防万一。穷苦的农民不怕死。人们当着老头子和老奶奶的面说他们活得太久,早该死了,他们听了也没什么。他们也当着尼古拉的面毫无顾忌地对菲奥克拉说,等尼古拉死了,她的丈夫丹尼斯就可以得到照顾——退役回家了。至于玛丽亚,她不但不怕死,甚至还巴不得早点死才好。她的几个孩子死了,她反倒高兴呢。

他们不怕死,可是对各种各样的病却估计得过于可怕。本来是一些小毛病,如肠胃失调啦,着了点凉啦,老奶奶立即躺到炉台上,捂得严严实实,开始大声地不停地呻吟:“我要一死一啦!”老头子赶紧去请神父,老奶奶就领圣餐,接受临终前的涂圣油仪式。他们经常谈到感冒,蛔虫和硬结,说蛔虫在肚子里闹腾,结成团能堵到心口。他们最怕感冒,所以哪怕夏天也穿得很厚,在炉台上取暖。老奶奶喜欢看病,经常坐车跑医院,在那里说她五十八岁,不说七十岁。照她想,要是医生知道她的实际年龄,就不会给她治病,只会说:她该死了,用不着治了。她通常一清早就动身去医院,再带上两三个小孙女,到了晚上才能回来,又饿又气,给自己带回了药水,给小孙女带回了药膏。有一次她把尼古拉也带去了,后来他一连喝了两周的药水,老说他感觉好些了。

老奶奶认识方圆三十俄里内所有的医师、医士和巫医,可是却没有一个让她满意。在圣母庇护节那一天,神父举着十字架走遍所有的农舍,教堂执事对她说,城里监狱附近住着一个小老头子,做过军队上的医士,医道高明,劝她找他去看病。老奶奶听了他的劝告。等下了头一场雪,她就坐车进城,带回一个小老头子。这人留着大胡子,脸上布满了青筋,穿着长袍,是个皈依正教的犹太人。当时家里正请了几个雇工做事:一个老裁缝戴一副吓人的眼镜用碎布头拼成坎肩,两个年轻小伙子用羊毛搏毡靴。基里亚克因为酗酒丢了差事,现在只好住在家里。他坐在裁缝旁边修理马脖子上的套具。屋子里又挤又闷,有一股臭味。犹太人给尼古拉做完检查,说需要拔罐子放血。

他放上许多罐子。老裁缝、基里亚克和小姑娘们站在一旁看着,他们好像觉得,他们看到疾病从尼古拉身上流出来了。尼古拉自己也瞧着,那些附在胸口的罐子慢慢地充满了浓黑的血,感到当真有什么东西从他身子里跑出去了,于是他高兴得笑了。

“这样行,”裁缝说,“谢天谢地,能见效就好。”

犹太人拔完十二个罐子,随后又放上十二个。他喝足了茶,就坐车走了。尼古拉开始打颤,他的脸瘦下去,用女人们的话说,缩成拳头那么大小了,他的手指发青。他盖上一条被子,再压上一件羊皮袄,但还是觉得越来越冷。傍晚时他难受得叫起来,要他们把他放到地板上,要裁缝别抽烟,随后静静地躺在羊皮袄下面,天不亮就死了。

唉,多么严酷、多么漫长的冬季啊!

圣诞节过后,自家的粮食已经吃完,只得去买面粉。基里亚克现在住在家里,每天晚上都要大吵大闹,弄得大家心惊胆战,一到早晨又因头痛和羞愧而痛苦不堪,看他那副模样真叫人可怜。在畜栏里,那头饥饿的母牛日日夜夜不停地眸阵哀叫,叫得老奶奶和玛丽亚的心都碎了。好像是故意为难,一直是冻得树木喀喀响的严寒天气,到处是厚厚的积雪和高高的雪堆,冬天拖得很长。到了报喜节①,还刮了一场真正的冬天的暴风雪,在复活节还下了一场雪。

①东正教节日,在俄旧历三月二十五日,据说天使于此日告知圣母:耶稣将诞生。

但是不管怎么样,冬天总算过去了。四月初,白天变得暖和起来,夜里依然寒冷。冬天不肯退让,但暖和的春日终于战而胜之,最后,冰雪消融,河水奔流,百鸟齐鸣。河边的整个草场和灌木丛淹没在泛滥的春水中,从茹科沃村直到河对岸成了一片泽国,水面上不时有一群群野鸭振翅飞起飞落。春天的落日如火如茶,映红了满天的彩霞,每天晚上都变出一幅不同往常的新的图景,那样美妙绝伦,日后当你在画面上看到同样的色彩、同样的云朵时,简直就难以置信。

仙鹤飞得很快很快,发出声声哀鸣,似乎在召唤同伴。奥莉加站在斜坡的边上,久久地望着这片泛滥的春水,望着太阳,望着那明亮的、仿佛变年轻了的教堂,她不禁流下了眼泪,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她急切地想离开这里,随便去什么地方,哪怕天涯海角。家里已经决定,让她还回到莫斯科去当女仆,让基里亚克跟她同行,去那里找个看门人或者其他的差事。好啊,快点走吧!

等路变千一些,天气暖和了,她们就动身上路。奥莉加和萨莎每人背着行翼,穿着树皮鞋,天不亮就出发了。玛丽亚出来送她们一程。基里亚克因为身体不好,还得在家再待上一个星期。奥莉加最后一次面对着教堂画十字、默默祷告。她想起了自己的丈夫,但没有哭,只是她的脸皱起来,像老太婆那样难看了。这一冬,她变瘦了,变丑了,头发有点灰白,脸上再没有昔日那种可爱的模样和愉快的微笑,在经受了丧夫之痛以后,只有一种悲哀的听天由命的神情。她的目光有点迟钝、呆板,好像她耳背似的。她舍不得离开这个村子和这些农民。她回想起抬走尼古拉的情景,在一座座农舍旁边都有人做安魂祈祷,大家同情她的悲痛,陪着她哭,在夏天和冬天,经常有一些时日,这些人过得好像比牲口还糟,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可怕的。他们粗鲁,不诚实,肮脏,酗酒;他们不和睦,老是吵架,因为他们彼此不是尊重,而是互相害怕、互相猜疑。是谁开小酒馆,把老乡灌醉?农民。是谁挥霍掉村社、学校和教堂的公款,把钱换酒喝了?农民。是谁偷邻居家的东西,纵火,为了一瓶伏特加在法庭上作伪证?是谁在地方自治会和其他会议上头一个出来反对农民?还是农民。确实,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可怕的,可是他们毕竟是人,他们跟常人一样也感到痛苦,也哭泣,而且在他们的生活里没有哪件事是不能找到使人谅解的缘由的。沉重的劳动使他们到了夜里就浑身酸痛,严寒的冬天,粮食歉收,住房拥挤,可是没有人帮助他们,哪儿也等不到帮助。那些比他们有钱有势的人是不可能帮助他们的,因为他们自己就粗鲁,不诚实,酗酒,骂起人来照样难听得很。那些小官和地主管家对待农民如同对待流浪汉一样,他们甚至对村长和教堂主持都用“你”相称,自以为有权这样做。至于那些贪财的、吝啬的、放荡的、懒惰的人,他们到农村里来只是为了欺压、掠夺、吓唬农民,哪里还谈得上帮助农民或者树立良好的榜样呢?奥莉加回想起,去年冬天,当基里亚克被拉去用树条体罚时,两位老人的模样是多么可怜而屈辱啊!现在她很可怜所有这些人,为他们难过,所以她一边走,一边频频回头再看看那些小木屋。

送出三俄里,玛丽亚开始告别,随后她跪下来,不住地磕头,大声哭诉起来:

“又剩下我孤零零一人了,我这苦命人啊,多么可怜、多么不幸啊……”

她就这样哭诉了很长时间,奥莉加和萨莎每一回头总能看到她跪在地上,双手抱住头,向着旁边的什么人不住地磕头。在她上空有几只白嘴鸦在盘旋。

太阳高高地升起,天气热起来。茹科沃村远远地落在后头了。走路让人舒畅,奥莉加和萨莎很快就忘了村子,忘了玛丽亚。她们高兴起来,四周的一切都引起她们的兴趣。有时出现一个土岗;有时出现一排电线杆,一根接一根不知伸向何方,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上,那上面的电线发出神秘的嗡嗡声;有时看到远处绿树丛中有个小村子,从那边飘来一股潮气和大麻的香味,不知怎么让人觉得,那里住着幸福的人们;有时在野地里孤零零地躺着一具马的白骨。云雀不停地婉转啼唱,鹌鹑的叫声此起彼伏,互相呼应,一只秧鸡断断续续发出急促的叫声,仿佛真有人在拉扯旧的铁门环一样。

中午时分,奥莉加和萨莎来到一个大村子。在一条宽阔的街上,她们遇见一个小老头,茹科夫将军的厨子。他感到热,他那汗淋淋的红秃顶在阳光下发亮。他同奥莉加都没有立即认出对方,随后都回过头来对视了一会儿,认出来后一句话没说,又各走各的路了。她们停在一座显得更阔气、更新的木屋前,奥莉加对着敞开的窗子深深地一鞠躬,用委婉的唱歌般的声调响亮地说:

“正教徒啊,看在基督份上,给点施舍吧,求上帝保佑你们,保佑你们的双亲在天国安息。”

“正教徒啊,”萨莎也唱起来,“看在基督份上,给点施舍吧,求上帝保佑你们,保佑你们的双亲在天国……”

一八九七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