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尼就在樓下電話間里。”

這是服務台管總机的那個姑娘對我說的,盡管我還沒有告訴她我是誰,也沒有說明那天(星期一)晚上我到布里格斯堂來找什么人。我很快就得出結論:這意味著形勢對我有利。很明顯,招呼我的那個拉德克利夫女學生是《猩紅報》的讀者,知道我是誰。這种事情以前有過多次,那倒沒什么。更重要的是這樣一個事實:詹尼說起過她跟我有約會。

“謝謝,”我說。“那我就在這儿等一會。”

“對康奈爾的那場球太气人了。《猩紅報》說有四個家伙打了你。”

“嗯。可反倒是我被罰出了場。而且一罰就是五分鐘。”

“就是嘛。”

一個朋友和一個球迷的區別就在于:同球迷交談,話很快就說完了。

“詹尼的電話還沒打好?”

她查了一下交換机,回答說:“沒有。”

詹尼究竟在跟什么人通話,竟然不惜占用原定同我約會的時間?是不是哪一個學音樂的書呆子?我并非不知道有個名叫馬丁·戴維森的,是亞當斯樓的四年級學生、巴赫樂社管弦樂隊的指揮,此人自以為有贏得詹尼青睞的特權。可是想要把詹已占為己有是做夢;我看這家伙頂多只有擺弄指揮棒的本領。不管怎樣,我得制止這种侵占我的時間的行為。

“電話間在什么地方?”

“在拐角那儿。”她說著朝那個方向一指。

我徐步走進穿堂,老遠就能看見詹尼在通電話。她沒有把電話間的門關上。我慢騰騰走過去,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希望她會看到我,看到我臉上的繃帶,看到我傷成這樣,希望她會感動得把電話砰的一扔,馬上扑到我怀里來。再走過去,我已听得見通話的只言片語:

“對。那當然!一定這樣。哦,我也一樣,菲爾。我也愛你,菲爾。”

我站住了。她在跟誰說話?這人不是戴維森——他的姓名從頭到尾都沒有菲爾兩個字。我早就查過哈佛的花名冊:馬丁·尤金·戴維森,紐約河濱大道七十號。音樂美術高級中學畢業。從他的照片上可以看出,這人善感、聰明,体重大約比我輕五十磅。不過,我又何必為戴維森煩惱呢?事情明擺著:為了一個叫菲爾的什么家伙,戴維森和我都已被詹尼弗·卡維累里一腳踢開了,此刻她正在電話里給那個家伙送飛吻呢!(簡直令人惡心!)

我和她分手才四十八小時,居然有一個叫菲爾的混蛋已經偷偷摸到詹尼床上去了(一定是那樣!)。

“是的,菲爾,我也愛你。再見。”

她挂上電話,看到了我,連臉儿也不紅一紅,笑嘻嘻地給了我一個飛吻。她怎么能這樣耍兩面手法呢?

她在我沒有受傷的那半邊臉上輕輕一吻。

“嗨!你的樣子好嚇人。”

“我受傷了,詹。”

“對方那個家伙是不是更慘?”

“嗯。慘多了。我總是把對方搞得更慘。”

我盡量把話說得惡毒,話里隱隱嵌著這樣一層意思:無論哪一個情敵,要是趁詹尼對我眼不見、心不想的時候偷偷摸到她床上去,我非叫他飽嘗老拳不可。詹尼拽住我的衣袖,我們一道向門口走去。

“晚安,詹尼,”服務台那個姑娘跟她打招呼。

“晚安,薩拉·簡,”詹尼應了一句。

我們走到外面,在剛要跨上我那輛MG牌跑車1時,我猛吸了一口晚間的空气,盡可能裝得漫不經心似的問:

1這种汽車原是体育比賽用車,最早由英國Moms Geqe。公司制造,故稱MG牌汽車。

“呃,詹……”

“嗯?”

“呃——菲爾是誰?”

她一面坐進汽車,一面若無其事地回答:

“我爸爸。”

我才不信這樣的鬼話。

“你管你爸爸叫菲爾?”

“那是他的名字。你是怎樣稱呼你爸爸的?”

詹尼曾經告訴我。她是她父親撫養長大的,她父親干的大概是面包師之類的行當,在羅德艾蘭州的克蘭斯頓。詹尼還很小的時候,母親就死于車禍。這些都是她在解釋為什么她沒有駕駛執照時告訴我的。她父親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是“一個大好人”(她的原話),可就是迷信得要命,說什么也不讓他的獨生女儿開車。這一點在詹尼念中學的最后几年确實曾造成不便,因為當時她跟遠在普羅維登斯1的一個人學鋼琴。不過,那几年她利用乘長途汽車的時間,居然把普魯斯特2的作品全讀完了。

1羅德艾蘭州首府。

2馬塞爾·普魯斯特(1871—1922),法國小說家,代表作為反映法國貴族沙龍生活、描寫主人公潛意識活動的長篇小說《追憶似水年華》,有七卷之多。

“你是怎樣稱呼你爸爸的?”她重复了一遍。

我想得走了神,因而沒有听清她的問題。

“我的什么?”

“你提到令尊大人的時候使用什么名稱?”

我答以我一直很想使用的那個名稱。

“王八蛋。”

“當他的面?”詹尼問。

“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的真面目。”

“他戴著面具?”

“也可以這么說。石頭面具。地地道道的石頭面具。”

“你算了吧——他一定自豪得不得了呢。你是哈佛的体育明星嘛。”

我看了看詹尼,心想:她畢竟不知底細。

“當年他也是,詹尼。”

“名气比全艾維聯隊的邊鋒還大?”

詹尼這樣欣賞我在運動場上的知名度,我是再高興也沒有了。遺憾的是,把我父親的情況告訴了她,我自己就勢必得相形見絀了。

“他參加過一九二八年奧運會的單人雙槳賽艇比賽。”

“天哪,”詹尼說,“他得了冠軍沒有?”

“沒有,”我答道。她當時大概也看得出來:我父親在決賽中只取得第六名,倒反而使我心情舒暢了些。

接著出現片刻冷場。這下詹尼也許該明白了:身為奧利弗·巴雷特第四,不僅僅意味著必須忍受哈佛園里那座灰色的石頭建筑物,另外還意味著一种壓力,迫使你非具有一副強健的体魄不可。我是說,前人在体育運動方面的建樹,就像一片陰云籠罩在你——應該說我——的頭上。

“可他究竟干了些什么,你要罵他王八蛋?”詹尼問。

“強我所難,”我答道。

“你說什么?”

“強我所難,”我重复了一遍。

她的眼睛睜得像碟子那么大。“你的意思是不是指亂倫什么的?”她問。

“你們有家丑就別抖給我听了,詹,我自己的就已經夠我受了。”

“那你的意思是指什么,奧利弗?”詹尼問。“他究竟強迫你做什么了?”

“做‘應該做的事’,”我說。

“做‘應該做的事’又有什么不應該的?”她大概覺得這种听來似乎自相矛盾的情況怪有趣的,所以繼續追問。

我告訴她,我不喜歡家里人按照巴雷特家的傳統來規划我的前程——這一點她其實應當清楚,她明明看到過我不得不在姓名后面添上“第四”二字時的那副抬不起頭來的樣子。再說,我也不愿意每學期總得拿多少學分交賬。

“就是,”詹尼的話明明白白是在挖苦我,“怪不得我看你考試得A也不樂意,入選全艾維聯明星隊也不樂意……”

“我不樂意的是他對我的要求總是那么高!”單是道出我久積心頭(但以前從未說出過口)的感覺,我就已經別扭得要死,何況如今還不得不設法讓詹尼了解這一切。“而每當我真的做到了,他偏又擺出一副壓根儿不稀罕的架勢。我的意思是說,好像他覺得我理應如此,沒有什么好說的。”

“可他是個大忙人呀。他不是要經營好几家銀行之類嗎?”

“天哪,詹尼,你是站在我方還是站在敵方?”

“難道這是打仗?”她問。

“一點也不錯,”我回答說。

“真可笑,奧利弗。”

看來她是真的不接受我的觀點。我這才第一次隱約感到我們之間在教養上存在的差异。我是說,在哈佛和拉德克利夫度過的三年半光陰,基本上已經把我們都制成了那座高等學府的傳統產品——目空一切的知識分子,然而,臨到要承認我父親是石頭做的這一事實的時候,她偏又堅持某种意大利地中海式的陳腐觀念,認為“爸爸個個愛孩子”,而且毫無爭論的余地。

我想舉個能說明問題的例子,便把對康奈爾比賽后那次無話可談的可笑談話搬出來。她听了以后無疑心有所動。但是,也真見鬼,這個例子幫的卻是倒忙。

“他特地赶到伊錫卡去,難道就是為了看一場無聊的冰球比賽?”

我竭力解釋,我父親做事都是形式上面面俱到,實質上卻什么也沒有。詹尼卻還是口口聲聲說,他畢竟風塵仆仆遠道赶去看了這樣一場相對說來并不足道的球賽。

“喂,詹尼,咱們別提這件事了,好不好?”

“謝天謝地,一提起你爸爸,你就不自在了,”她答道。“這說明你并不是完人。”

“哦,這么說,你是完人嘍?”

“才不呢,預科生。倘若我是完人,難道我還會跟你一起出去?”

于是我們又言歸正傳,一切如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