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我的儿子查尔斯·拜厄特

(1961.7.19—1972.7.22)

她邀请亚历山大去国家肖像馆听弗洛拉·罗布森朗读伊丽莎白女王的作品，亚历山大不知道这是一时冲动还是恶毒的蓄谋。他本来想说不去，最后却答应了，于是此刻就站在这幢大厦外面，开始琢磨起它炭黑色的名字来。另外，她还在一场鱼龙混杂的晚宴上邀请所有在座者参加，但除了他，只有丹尼尔接受了邀请。现场有个青年画家宣称，“国家”和“肖像”这两个词本身就足以把他拒之门外了，谢谢。这位有主见的年轻人声称，那不是他喜欢的场合。弗雷德丽卡言之凿凿地说，那是亚历山大喜欢的场合。亚历山大表示抗议，尽管他对那地方向来青睐有加。无论如何，他还是来了。

他琢磨着那几个字，曾经气势如虹，现在却沉寂了，国家和肖像。它们都跟身份有关：某种文化的身份(地方、语言和历史)和作为模仿对象的人类独立个体的身份。对亚历山大来说，二者都很重要，或者曾经很重要。不过，他感觉周围的物体有种审美上的愉悦感。黑色环形栏杆上系着达恩利画的伊丽莎白·都铎肖像系列的浅色复制品，上面布满褪色的珊瑚红、金色、白色，神态傲慢、警觉，在宣告着“人民，过去，现在”。

路上，他经过几幅第一次世界大战征兵用的招贴画，画里的士兵冲着他伸出控诉的手指。还有家名叫“我是基奇纳老爷的仆从”的古董店，里面摆满了大不列颠帝国小古董的复制品，播放的背景音乐不是军号而是普通扩音电吉他的铿锵声和悲叹声。在沙夫茨伯里大街的一块广告牌上，他看到一个非常不顺眼的画面，那是一个肌肉发达的工人的后背图，裸露到腰部，穿了条纽扣紧扣的红白蓝三色相间的马裤。横过此人胀鼓鼓的臀部，如涂鸦般写着“我支持英国”几个字。

他上方国家肖像馆的台阶上行走着徒步旅游的人们，他们长着崭新的古人脸。有人脚蹬耶稣靴，身穿土耳其长袍，断断续续传来的歌声或叮当声，打破某种和谐的宁静。

亚历山大走了进去。她不在那里，他早料到会这样。从他上次——不是最近——参观过后，肖像馆变了很多。失去了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米黄色和桃红色的刚硬，却带上了某种造作的华丽，楼梯过道排列着黑亮的壁龛，摆放着都铎王朝时期的圣像，看上去还不至于让人不舒服，他想。他走上去寻找达恩利画的肖像，但肖像因为展览已经被移走，所以他只好坐在一把条椅上欣赏起一幅作为替代品的格洛丽娅娜的肖像，用的是红赭色、铅白色颜料，仿佛在提示英国在暴风雨和太阳的炙烤中经过了好几个世纪，一团马毛般的棕色头发足有一英寸厚，覆盖在脑袋上，加了棉絮的丝绸显得很沉重，被鲸骨撑着。

人群从他和画作之间如潮水般涌过去。光是国家肖像馆的台阶上就已经挤满了参观者，满眼各种各样的制服，而制服又千变万化。下面是各种穿着平底拖鞋的脏兮兮的脚，上面是各种丝绸般光滑、毛蓬蓬像垫子般厚实的胡子和藏红色纱丽长袍。有的士兵穿着来自越南和克里米亚的部队夹克服，士兵们的胡茬儿刚刚发芽，家禽般细瘦的脖颈从褪色的肩章上方的金领中伸出来。有的女孩穿着银色紧身衣和银色靴子，橡胶般坚硬，银色的裙子在紧致的屁股上弹动着；还有的女孩身穿黑丝绒衣服，上面挂着金属网眼钱包，走路有气无力，假发卷和假刘海上贴着纸花。有几幅乔治·桑、赛克里本特小姐的肖像，穿着长裤和荷叶边衬衫，头戴丝绒贝雷帽。看不出性别的人们穿着用印花拙劣的印度床单裁剪而成的宽松、耷拉的外衣，慢腾腾地挪动着脚步，亚历山大童年时代生活的海边阁楼上，那种床单长年累月积淀了大量的灰尘。有人带着崭新的贝拿勒斯乞讨钵，环绕他们脖颈的簇新又闪亮的铃铛像系在奶牛脖子上的小铃般叮当作响。这东西亚历山大在街边十多家摊铺上都曾看到过。小贩们手头还握有小卡片，说这些铃铛象征着灵性。

美国游客们穿着英国的橡胶防水衣、英国的花呢衣服、英国的开司米，顽强地缓缓向前移动，耳朵里的有线耳机传来语音导览盒中虔诚的喃喃声。毫无疑问，这些声音在轻声诉说着英国文艺复兴时期那些肖像虽然貌似圣像却很写实的特质，以及文艺复兴全盛期坚实又缥缈的辉煌结束后野蛮又粗鄙的两个世纪，仍然堪称一种风格，人们开始逐渐了解它的本来面目。这种风格偏重描绘世俗，是年轻的爱德华四世统治下毫无节制的偶像破坏运动过后出现的新风格。那个年代，天使、圣母、圣子们在大街上熊熊燃烧，噼里啪啦地爆裂，当作祭物被供奉给一个符合逻辑的绝对上帝，这位上帝却并不喜欢肖像。

亚历山大看着托马斯·克伦威尔和戏仿士兵的画像，思考着现代滑稽模仿的本质。对这种东西，他好像不理解也不喜欢，因为它不够直接又没有针对性目标：随便模仿一切以及任何东西，出于某种审美猎奇、嘲弄毁灭和造作怀旧的生硬组合，渴望无所不是，无处不在，却就不想在当下和此刻。这些士兵厌恶还是暗暗迷恋战争呢？或者他们压根就不知道？像这位画家可能会说的那样，这完全是对有关被接纳和不被接纳的人的一种深思熟虑的“陈述”吗？或者那只是童年时代穿着玩的歇斯底里的延续？亚历山大本人就有丰富的服装史方面的知识，可以把线缝的一种变动或者款式的改变放在跟传统以及个人才能有关的范畴中思考，简直堪比能将某种诗歌形式或者某个语汇的变化放在同样的范畴中思考。他会根据这些不易察觉的创新上的细微变化来观察自己的衣服和自己的诗歌。但是，他担心这个时代在这两个方面都已失去真正的生命力了。

亚历山大已经五十岁了，穿着剪裁考究的橄榄色华达呢外衣、奶油色丝绸衬衣，系着金菊色领带，仍然显得清秀帅气。

他又走了出来，凭借自己良好的判断力，去寻找弗雷德丽卡。他从楼梯天井上方的阳台上探出身子。他正下方是一幅已故国王和他的王后的肖像，连同两个涂着朱红色唇膏、身穿拖地裙和露跟女鞋的公主，所有这一切都被另一幅格调高雅的淡绿色温莎客厅里闪闪发光的枝形吊灯和银色茶杯比得相形见绌，而在这幅画前弗雷德丽卡正跟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绕着一个三角高脚凳，佯装进攻、有来有往地舞蹈。这个陌生人身形巨大，从上面看显得很矮短，整个人仿佛就是好大一片光滑的黑色塑料雨衣勾勒出的一个庞大浑圆的躯体轮廓。他还长着一头厚实浓密、挺直顺溜的金发，光泽闪闪，像冷冰冰的黄油。

这个男人将手横过凳子抓着弗雷德丽卡的手腕，她伸过脖子在他耳边窃窃私语，又在耳朵下面吻了吻，然后扭身离开。她就要走远时，这个男子从后面追上她，把一只大手顺着她的脊梁摸下去，越过屁股、扣住，然后停住不动了。这是绝对而又公然的亲密动作。接着，男子侧着肩膀往前开路，穿过人群走出去，并不往后看。弗雷德丽卡大笑着往楼上走来。亚历山大赶紧缩回身去。

“哦，你在这儿啊，看到丹尼尔了吗？我很惊讶，他居然愿意来。”

亚历山大没有回答，因为他看到丹尼尔沿着楼梯平台走过来，一个身穿黑色灯芯绒衣服和圆领衫的男子。他沉重地向他们走来，并点头示意。

“挺好啊，”弗雷德丽卡说，“我们三个相见。你进来时拿到免费礼品了吗？”

“没有。”丹尼尔说。

弗雷德丽卡伸出双手。一只手里拿着一面绿色方形玻璃镜，可能有小小的浴室瓷砖那么大。另一只手捏着揉碎了的草莓色的衣帽间票券，一面印着69两个数字，一面盖着大写的“爱”字的淡紫色印戳。

“一个金发的宝嘉康蒂公主和一个画着绿色眼影的牛仔硬塞给我的。这是个玩笑呢，还是真诚的告白？”

“二者都有吧，”亚历山大说，“我们所有的真诚告白都被伪装成玩笑，而我们对待玩笑的态度却认真得要死。我们把那些玩笑镶上边框，我们把那些玩笑挂在我们的美术馆墙上。这可真是了不起的大不列颠的幽默感，混杂着美国人的自信，拉丁民族的荒诞，东方人的揪耳朵和指教式扇耳光。你收到的信息已经说了它们要说的话，它们也已暗示，它们说的话全都荒诞不经，甚至还进一步表示，这种荒诞不经源于某种更为深奥的东西，而且可以这样永无止境地追溯下去。”

“天哪，”弗雷德丽卡说，“这倒提醒我想起一件事。你知道你写的东西现在已经是普通教育证书考试的指定教材了吗？他们得征得你的许可吗？”

“不需要。”亚历山大说，有些皱眉。

她拿出那面镜子。“我该拿它怎么办呢？”

“拿着。权当是某种虚荣的标本，或者索性换种思路——拿来自我肯定。”

她把镜子举到一只眼睛跟前，说：“你用它看不了多少东西啊。”

“放进你的衣兜吧，”丹尼尔说，“因为你是从他们那里接过来的。”

“这是个不错的态度，英国人的良好风度。”

“良好风度意味着你要优雅地收在衣兜里。”

“好吧。”弗雷德丽卡说。

长长的走廊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坐了下来准备听朗诵会。亚历山大数着那些有权有势的女人来自娱自乐：西比尔·桑代克夫人，优雅地从罗伊·斯特朗博士那里领受了一把宝座般的椅子，时任美术馆馆长，同时也是童贞女王的肖像画家，甚至可能是她的虔诚崇拜者。海伦·加德纳夫人，昂着头，面带和蔼的神色，牛津大学文艺复兴文学专业的学院讲座教授。朗福特女士，维多利亚女王的传记作者，他想，他希望，他能认出背后弗兰西斯·耶茨博士巨大的沉思的模糊身影，博士有关作为处女座阿斯翠亚女神的伊丽莎白·都铎形象的论文，最后看来，明显地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还有安东尼娅·弗雷泽女士，由一个身披雨衣的矮胖女人陪同，她本人穿着短上衣和圣·劳伦特牌裙子，脚蹬高筒软皮靴，头上戴顶帽子，这身打扮可以追溯到很远，而且经过无数次城市式优雅的转换，主要来自于牛仔、印第安人和捕兽者的鹿皮。她正研究着被悬挂在平台上方的达恩利画的肖像，带着坚定、彬彬有礼而又挑剔的凝视的眼神。她的心头好可能在别处，尽管她穿着那身服装，加上亮闪闪的头发和女猎人的行头。他异想天开地想，如果她是贝尔菲比，穿着带有装饰性亮片的灰黑色羊毛衫、蹬着闪耀金属光泽的靴子的弗雷德丽卡就是布丽托玛了，将她的头发剪成青铜头盔模样，可能要比文艺复兴更具复古色彩。他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喜欢的达恩利画的肖像上。

她站在那里，完全是一副干净有力的模样，穿着轻薄而挺括的奶油色丝绸连衣裙，上面绣着金色叶子，镶着珊瑚石流苏，轻盈地以珍珠环绕。她站着，凝视着，带着年轻姑娘的那种安静和生气勃勃。白皙修长的双手透出凝固的慵懒，展现出那双手的优雅：双手或悬垂，或紧握，很难说是哪种，一把圆形羽毛扇上更加幽深的颜色刺目地旋转，暗示着这个人物身上的某种激情，以及某种被压抑的怒火。这幅肖像中还有其他晦涩难解之处，你凝视的时间越长，越发现里面蕴含着超越单纯作为女人或者统治者的双重性。白亮的脸庞年轻又傲慢，或者说它像粉笔般发白、阴冷、瘦削，说多大年龄都可以，那浓重的眼睑下面黝黑的眼睛仿佛洞悉一切又疏离漠然。

她的很多肖像都被当作崇拜的偶像和巫婆的玩偶：人们会因为干涉这些东西而死掉，干涉的方式形形色色，比如刺戳、焚烧、用猪鬃扎、投进毒药中。

她自己也曾害怕，但还不至于失去头脑。

亚历山大想，很显然，肯定有过真人才画出这样的肖像。但是，她就像莎士比亚，一个精力旺盛的人物，吸引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情感，偶像崇拜和反偶像崇拜，爱和恐惧，以及随之而产生的通过简略的神话和没有意义的“解释”来减轻和减少这些情感的陌生感和庸常性的需要。莎士比亚不会写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不是莎士比亚：他就是马洛威或者培根或者德·维尔或者伊丽莎白女王本人。伊丽莎白不是童贞女王伊丽莎白：她是巴比伦或者伦敦的一个妓女，一个秘而不宣的母亲，一个男人，莎士比亚。他曾经读过一本书，满怀欢喜，上面有篇厄尔·斯坦利·加德纳做的充满溢美之词的序言，他在序中“证明”莎士比亚的戏剧是女王嫁给英格兰的秘密成果，是当初许诺的双重誓言的成果，既对独身(15岁时)又对文学(45岁时)的承诺。很多论证倾向于认为她是莎士比亚的作者身份，那就意味着有这种可能性，她可能受过良好教育，掌握着必要的巨大的词汇量(不同估计为15 000词或者21 000词)和必要的消极感受能力。这种消极感受能力很好地体现在她处理无穷无尽且悬而未决的军事、婚姻和经济问题时的决断力上。当然，她隐瞒自己的作者身份是想确保自己的作品能收到公正的评论，因为她担心自己可能会被指责荒疏了作为君王的职责。

亚历山大暗自偷笑。如果像荷马那样，非要证明莎士比亚是个女人，很多人，包括他同时代的人，肯定觉得有必要证明伊丽莎白女王其实是个男人。还是小孩的时候，他就为这个想法激动不已，而且越来越激动，比想到把莱塞斯特那个假定存在的私生子偷偷带走还要激动。鲸骨下被捆住的肌肉和筋腱、雄性的肌肉，以及其他东西，被埋藏在沙沙作响的丝绸中。后来，他开始把这个隐秘的快感跟斯宾塞诗歌中的自然女神联系起来，她“合二为一”“彼此需要”，想来这是一种令人满意的恋爱状态。

演员们开始入场，朗诵，掌声响起。弗洛拉夫人全身素黑，朗诵起女王的抒情诗：

我心所系犹如我在太阳下的影子，

紧跟某个奇思异想，当我追逐它时却又飞舞而去……

诗中充满了有关女王加冕礼和女王对人民如何慷慨的华丽描写。她还朗诵了蒂尔伯里的演讲。亚历山大被默默地感动到了。

弗雷德丽卡没有感动。她觉得弗洛拉夫人的表演软绵绵的，女性气太重：她可能天生喜欢挑剔。女王诗句中特拉克式僵硬的对偶传递的是一种多变的维多利亚人的痛苦，那深沉、悲伤、坚贞的声音，磕磕绊绊地诉说着最激烈又最著名的豪言壮语：我知道我有一具女人的虚弱、单薄的身体，可我却拥有一个国王的心脏和胆魄。这位朗读者却是纯粹的女人，弗雷德丽卡恼怒地想，普普通通的寻常女人，好像偷偷瞄了眼白金汉宫的皇家小厨房，然后放心地认为那些长袍和皮裙里面不过藏着个妻子和家庭主妇而已。如果把女王从她的王国里放出来，让她穿普通的裙子，试猜，哪个是女演员，哪个又是女王呢？这篇伟大散文里大气庄重、激烈奔放的节奏释放出人类讲话时固有的停顿和“自然的”流畅。“我从中体会不到这种快感，而我原本抱着更大的期望，我也感觉不到死亡的恐惧，而我本应该非常害怕；我仍然要说并不害怕，但是如果这场打击果真到来，血肉将会随之而行动起来，本能地寻求躲避……”弗雷德丽卡在想，那些演讲词本来听着是什么样子，是如她想象的那样洪亮得完美无瑕，还是更加破碎、犹豫、紧张？可能曾全文写出，为了给子孙后代看而经过反复打磨润色，而她就是后代的组成部分。

男女演员们还朗诵了她不熟悉的诗，名叫《女王的威仪和英格兰之歌》。

过来，降临人间的贝西，

过来，降临人间的贝西，

可爱的贝西来到我身边；

我会带走你，

我亲爱的夫人当着

我曾见过的所有人的面赋诗，

委任我做你美丽的情人，

选择你做我的继承者，

我的名字叫欢乐的英格兰……

记忆突然翻涌。过来，降临人间的贝西。弗雷德丽卡兴奋起来。表演结束时，她拉了拉亚历山大的衣袖。

“那首诗，是《李尔王》里的。瞧，他始终站在那里怒目而视。你想亲眼验证吗，夫人？过来，降临人间的贝西。那是埃德加。还有那个傻瓜：她的船漏了。她绝对不能说，这就是她胆敢不到你身边的原因。我读的注释总说，那是暗指梅毒。那真的很危险，真的是渎神之类的行为吗？”

“《李尔王》，那写的是她的统治即将结束，那时他们担心王国要被瓜分。权力的衰落，以及欢乐的英格兰的没落。”

“她说，当她在那座塔里对档案管理员说话的时候，她说，我是理查二世，你不知道这个吗？”

“我知道，”亚历山大说，“我知道。”

“你当然知道，这个情节就在你的戏剧里，我可能就是从那里知道的。”

“也许吧。”亚历山大说，突然感觉整个身心悲哀至极。他想，自己要没写出那部戏该多好。此时此刻，在这里，当着达恩利画的肖像的面，就像跟一个曾经诱使你袭击却没有成功的女人同处一室，现在跟她不可能再有别的关系了。

“如果我现在有机会重写的话，我会写得非常不同，非常。”

“你随时可以重写。”

“哦，不可能了。”亚历山大对时间有种强烈的线性感。机会不可能再次掉头回来，它们来了，停住，然后走掉。他有时会想到用更加现代、更加造作的方式处理那个题材，比如处子和花园，此刻和英格兰，去掉过度的柔情或者浓重的讽刺意味。可是他不想尝试。

“不过，最初的那个就好。”弗雷德丽卡说，“首先，所有的歌舞都好。多有意思，五十年代。大家都觉得那部戏属于没有时间概念的作品，至少是一种不真实的时间，就是当下。可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相当美，那部戏、那场加冕礼和那一切。”

“开头很假。”亚历山大说。

“所有的开头都这样，”她说，“反正我的开头就这样。事情就是那样发生的。”

“我得走了，”丹尼尔说，“我得走了。”

他们难为情地转过来望着他。丹尼尔一直什么都没说，他喜欢这样的表演吗？他怎么想呢？

“其实，没什么。”丹尼尔说。说真的，他实在太累了，他几乎陷入某种安静的昏沉状态，几乎什么都没听见，感觉很不好意思。他现在必须要走了。他还得见个人。

那人是个女人，儿子在一场撞击中受伤。他曾经是个漂亮的男孩，现在依然是，一个漂亮男孩走动在人间的不真实的影子，像个蜡制玩偶，以惊声尖叫的半人半鬼的精灵和原始有机物两种方式交替存在，就会吃，肚皮吃得胀鼓鼓，然后睡觉，像条阿米巴虫。他父亲实在难以忍受就离家出走了。那个女人以前是个挺好的教师，现在不是了，以前有很多朋友，现在没有了，以前有个讨人喜欢的身体，现在没有了。她担惊受怕，生气，精疲力竭，片刻都放不下，老想着哪部分是她的孩子哪部分不是。她想让丹尼尔陪她去法院处理伤害事宜：她给出的理由是有人可能嘲笑了她的儿子，她需要去反击。丹尼尔说过，他愿意去，尽管在法院的走廊里等着案件被受理非常之累。他今天来想听听别的声音，不想再听那女人反反复复的绝望尖叫，以及那男孩时不时发出的呼哧声。可是他没有心思听。他摇摇头，又说了一遍，他必须得走了。

他们三个人一起相伴走了出去。丹尼尔刻意说：“我更喜欢你的戏剧。”亚历山大说“别，别”，仍然在沉思着艺术和时代的不可逆性。他们抄近路向皮卡迪里环形广场走去，爱洛斯稳稳地站在那堆高高隆起、懒洋洋又胡乱交织的垃圾堆上。丹尼尔忽然宣布说他要去坐地铁，必须得去某个地方。弗雷德丽卡说：“坐会儿喝点茶吧。”丹尼尔已经迈着沉重的步子慢慢降下去，进入那片燥热又充满异味的黑暗中。

“我们去喝茶吧，就到福南店，会很有意思。”弗雷德丽卡对亚历山大说。他本来想说不去，最后却回答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