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以为会挨骂，不料却等来了我的机会——我给派去执行外勤，完成一项秘密使命，搭档是雪莉。某天上午我们接到一位名叫蒂姆·勒·普雷沃的文官的指令。我在这里见过他，可以前他从来没跟我讲过话。他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请我们认真听。他长着小巧的嘴唇，扣子系得很紧，肩膀狭窄，表情僵硬，几乎可以肯定是退伍军人。梅费尔区的一条街上，有辆货车停在一个上了锁的车库里。这是一座所谓的“安全屋”，毫无疑问，他从桌子对面扔过来一个棕色的信封，里面装着各种不同的钥匙。在货车背后，我们会找到清洁设备，一台胡佛吸尘器和几件塑料围裙，我们穿上围裙以后就出发。我们的“掩护身份”是一家名叫斯普林格克莱恩的公司员工。

抵达目的地之后，我们必须把那个地方“好好翻个底朝天”，包括换掉所有床上的床单，将窗户擦干净。干净的床单已经送过去了。一张单人床上的一块床垫需要翻一翻。它早就该换掉了。厕所和浴室需要格外关照。冰箱里腐烂的食物得处理掉。所有的烟灰缸都得倒空。勒·普雷沃一字一顿地交代着这些家务细节，一边说一边满脸嫌恶。当天结束之前，我们要去富勒姆大街上的一家小超市，买点生活必需品，外加三天之内两个人的一日三餐。还得专门跑一趟持有外卖酒类执照的店，买四瓶尊尼获加的红标。别的事儿用不着我们管。眼前另有一个信封里装着五十英镑。他说得把收据和找头拿回来。我们得记住，出门时要将大门上的三道班汉姆锁都锁好。最重要的是，我们一辈子都不能把这个地址说出去，哪怕对这栋大楼里的同事也不能提。

“否则的话，”勒·普雷沃说，小巧的嘴巴扭了一下，“我够强调了吧？”

他打发我们出门，我们走出大楼，沿着柯曾街往前走，破口大骂的人不是我，而是雪莉。

这当然是侮辱，不过在当时，这种侮辱的程度不如现在那么严重。我没有把明摆着的事情说出来，军情五处是不可能把外面的清洁工叫来掺和这种事的，正如他们也不可能把我们的男同事派到那里去——不仅仅因为他们太尊贵，而且他们也会把这种活儿干得一团糟。我居然如此隐忍寡欲，这一点连我自己都很吃惊。我想我一定是学会了“同志之间情义无价”的精神，同时也秉承了女性甘心忠于职守的特点。我正变得越来越像我的母亲。她有主教大人，而我有军情五处。像她一样，我也有说服自己甘愿服从的顽强意志。不过，我还是担心，这是不是马克斯说起过的那份“正合乎我追求”的工作。若果真如此，那我再也不跟他说话了。

我们找到了车库，穿上围裙。雪莉奋力挤进驾驶座，一边嘴里还在不服气地嘟哝，一边已经发动汽车，我们直奔皮卡迪里大街。货车还是大战前的样式——辐条式车轮，一块踏板，驾驶时只能像小狗一样坐直身子高抬双手作乞求状，如此神奇的机械装置在大街上肯定已经十分罕见了。我们的公司名写在车的两侧，字体是装饰派风格。“斯普林格克莱恩”里的那个“k”给画成了一个兴高采烈的女佣，手里挥舞着一把羽毛掸子。我觉得我们俩看上去实在太招摇了。雪莉开车时自信得让人吃惊，她飞快地左转右晃，绕过海德公园角，将变速杆玩得眼花缭乱，她告诉我，这叫连挂两次空挡，在这种老爷车上只能这么干。

这套公寓位于一条安静的小路，在一栋乔治王时代建造的房子里占掉整个底层，比我想象得更漂亮。所有窗户都加了栅栏。我们拿着拖把、清洁液和提桶，一进门先四处转了一圈。那叫一个脏啊，甚至比勒·普雷沃暗示的更教人沮丧，这显然是男人住过的，浴缸边居然有一截曾经被水打湿的烟头，还有堆到一英尺高的《泰晤士报》，有几份给胡乱撕成四份，偷偷充当厕纸。起居室里洋溢着放荡午夜的气息——放下的窗帘，伏特加和苏格兰威士忌的空瓶子，成堆的烟灰，四个玻璃酒杯。公寓里有三个卧室，最小的那间里摆了张单人床。条纹床垫上有一大摊干了的血迹，也许曾有什么人的头靠在这里。雪莉大声干呕，我也大受刺激。有人被严刑审讯过。登记处那些文件与真实的命运休戚相关。

我们一边收拾残局，她一边继续大声抱怨，显然是想让我跟她一起讨伐。我试着附和，可我的心思不在这里。如果说，我在这场反独裁的战争中只能充当这样的小角色，将腐烂的食物装在袋子里，将浴缸上积的硬垢刮下来，那我也乐意。这活儿也不见得比打印一份备忘录无聊多少。

到头来还是我对这份差事的理解更透彻——考虑到我的童年备受宠爱，家里既有保姆也有日间女佣，这一点就显得颇为古怪。我提议我们从最脏的活儿干起，厕所，浴室，厨房，清除垃圾，然后我们可以清洁各种表面，接着是地板，最后收拾床铺。不过在做其他所有的事情之前，我们先将床垫翻了个，这样雪莉能好受些。起居室里有一台收音机，我们打定主意，放点流行音乐好跟我们的掩护身份合拍。我们忙活了两个钟头，然后我从那些五英镑纸币中掏出一张，买些吃茶点的必备用品。回去的路上我又用了一点找头付停车计时费。回到那栋房子的时候，雪莉正坐在一张双人床的边沿，往她那本粉红色的小本子上写东西。我们坐在厨房里，喝茶，抽烟，吃巧克力饼干。收音机在放音乐，新鲜空气和阳光透过敞开的窗户飘进来，雪莉的心情又好起来，一边吃光所有的饼干，一边跟我讲起关于她自己的惊人的故事。

她在伊尔福德那所综合性中学里的英语老师——此人对她一生颇具影响力，正如某些老师那样——是一位工党的顾问，没准以前还加入过共产党，通过他的关系，她十六岁那年去德国当交换生。也就是说，她跟着学校组的团去了东德的一个村落，从那里坐巴士一小时能到莱比锡。

“民主德国？”

她寄宿在村子边缘的一户人家。那房子模样丑陋，狭窄拥挤的两卧室平房而已，不过那里有半亩果园、一条小溪，不远处还有一座大得足以让你迷路的森林。父亲是位电视工程师，母亲是医生，而那两个不到五岁的小姑娘一下子就爱上了新房客，大清早爬到她床上。东德总是阳光灿烂——当时正值四月，那一年的这段时间恰巧特别温暖。有森林里寻觅羊肚菌的远足，有和蔼友善的邻居，人人都夸她德语讲得好，有人拿了把吉他，还会弹几首迪伦的歌，有一个漂亮的、一只手上只有三根手指的男孩，非常喜欢她。某天下午，他将她带到莱比锡看一场正儿八经的足球比赛。

“没人富有。可他们很满足。十天将尽时我想，不，这一套真的管用呢，这里比伊尔福德强。”

“没准儿任何地方都比伊尔福德强呢。雪莉，你可能只要一走出杜金镇，就能乐在其中。”

“真的，这不是一回事。那里的人们互相关心。”

她的话真耳熟。报纸上有过这样的新闻，还有一部电视纪录片也报道过东德的生活水平已经完胜英国。多年以后，柏林墙一倒，民智一开启，人们这才发现，这些都是胡说八道。民主德国是一场灾难。人们曾经相信也乐意相信的事实和数据，都是党自己创造的。不过，在七〇年代，英国人一味自我割裂，人们普遍喜欢假设世上所有国家，包括上沃尔特在内，都要把我们远远甩在后面了。

我说，“这里的人们也互相关心。”

“哦，好吧。我们都互相关心。那么我们在吵什么呢？”

“一个偏执狂一党制国家，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自由行动的权力。一个活像战俘集中营的民族，诸如此类。”我仿佛听到托尼在我耳边说话。

“这里也是一党制国家。我们的新闻是个笑话。穷人也不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哦，雪莉，是吗？”

“议会就是我们的唯一政党。希思和威尔逊属于同样的精英集团。”

“真是一派胡言！”

我们以前从来没谈过政治。向来都只聊音乐、家庭和个人趣味。我以为我的所有同事都持有相同的观点。我在桌子对面细细打量她，判断她是不是在嘲笑我。她的视线移向别处，猛地从桌子对面伸过手来抓起一支烟。她生气了。我可不想和我的新朋友开足火力大吵一场。我压低嗓门柔声说，“可是，既然你这样想，雪莉，为什么要掺和到这些事里来？”

“我不知道。部分原因是为了让我爸爸高兴。我告诉他这是当公务员。我想他们不会让我进的。后来他们居然让我进了，于是大家都很骄傲。包括我。感觉就像是场胜利。可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们必须招一个非牛津剑桥出身的类型。我只是你拿来装门面的无产阶级罢了。所以，”她站起来，“还是继续干我们的要紧事吧。”

我也站起来。这场对话很尴尬，我很高兴终于结束了。

“我去把起居室的活儿收个尾，”她说，接着，她在厨房门口逗留了一会儿。她看来像一尊悲伤的雕像，塑料围裙底下鼓出来，她的头发还湿着，粘在额头上，那是茶点之前那通忙活熬出的汗水。

她说，“行了，塞丽娜，你不能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别以为我们就恰好站在天使这边。”

我耸耸肩。说实话，相对而言我觉得我们确实就站在天使这边，可是鉴于她的口气如此刻薄，我不想把这话说出来。我说，“如果东欧地区，包括你的民主德国能自由投票，他们就会把苏联人踢走的，共产党一点机会都没有。他们是靠武力进驻的。我反对的就是这一点。”

“你以为在这里，人们就不想把美国人从他们的基地上赶走？你肯定注意到了——我们别无选择。”

我正打算回答，雪莉一把抓起她的羽毛掸子和一只装着薰衣草油上光剂的喷雾罐，转身离开。她一边去客厅，一边大声嚷嚷，“你对所有的宣传伎俩都照单全收，姑娘。现实并非总是那么中产阶级。”

这下我生气了，气得话都说不出。刚才说最后几个字的时候，雪莉骤然加重了她的伦敦东区口音，这样就能更好地利用工人阶级正直善良的形象来攻击我。她怎么敢如此居高临下？现实并非总是那么中产阶级！真是忍无可忍。她说“现实”的时候用的是那么滑稽的喉音。她怎么能诋毁我们的友谊，说她是我拿来装门面的无产阶级？而且我从来没有一秒钟想过她上的是什么学校，反倒是想过，假如我能去她那所学校，我能过得更开心。至于她的政治观——这一套早就过时的、白痴才会相信的正统观念。我简直想追上她，冲她大喊大叫。

我的脑子里全是尖刻的反驳，而且我想把这些词一股脑儿全用上。可是我默默地站着，绕着厨桌子走了几圈，然后拿起吸尘器，这可是件重活，然后我走进小卧室，就是那间血染床垫的卧室。

所以我才会把房间打扫得这么彻底。我怒气冲冲地干着活，那段对话在我脑海中一遍一遍地循环，将我已经说过的话和我希望自己说过的话串在一起。刚才就在我们的茶点之前，我已经装满一桶水，准备擦窗户周围的木制构件。我决定先擦踢脚板。假如我打算跪在地板上，就得先用吸尘器将地毯弄弄干净。为了便于操作，我把几件家具搬到走廊上——一只床头柜，两把搁在床边的木椅子。房间里唯一的电插座是在床底下的墙面上，一台阅读灯就在这里接通。我只能侧躺在地板上，尽力伸直手臂去够到它。那里很久没人清扫过了。灰尘缠成球状，东一团西一团，几张用过的纸巾，还有一只脏兮兮的白袜子。插头很紧，我费了很大劲才拔出来，然后将上面的灰抖掉。我心里还想着雪莉，想我接下来该怎么对她说。碰上需要针锋相对的紧要关头，我总是畏首畏尾。我猜想我们都会选择英国人的解决方式，假装这场对话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想到这里，我就愈发生气了。

我的手腕碰到一张被一条床腿压住的纸片。纸片是三角形的，斜边不到三英寸，是从一张《泰晤士报》撕下来的右上角。正面上有熟悉的字体——“奥运会：完整节目表，第五版”。在反面，一条直角边底下有淡淡的铅笔字迹。我往后退，坐在床上细看。我凝视良久，直到发觉我其实是把纸片拿倒了，才回过神来。我先是看到两个小写字母“tc”。从报上撕下的那道线正好从这个词儿底下划过。字迹很淡，就好像只是用铅笔轻轻往下压了压，可是这几个字母构成的词儿很清晰：umlinge。就在u字之前还有一笔，一定是k的一部分。我又把那张纸颠倒过来，企图从这些字母里看出别的名堂来，好证明我只不过是在捕风捉影。可是一切都毫无疑问。他的名字缩写，他的岛。可这并不是他的笔迹。顷刻之间，我的情绪已经从勃然大怒变成了五味俱全——既有困惑不解，又有无所适从的焦虑。

自然而然地，我首先冒出的几个念头里，有一个想到了马克斯。在我认识的人里，他是唯一知道这个岛屿名字的。那份讣告没有提过这个茬，而且杰瑞米·莫特可能也不知道。可是托尼在军情五处有一大堆老相识，尽管其中几乎没有什么现役的。可能有几个是挺大的人物。他们当然不会知道库姆灵厄。至于马克斯，我的直觉是，如果我跑去要他给我一个解释，那可不是一个好主意。那样我就会把我本应该保守的秘密泄露出去。如果对他不利，他就不会把真相告诉我。如果他真的知道什么值得告诉我的事，那么他已经用三缄其口的方式欺骗了我。我回想我们在公园里的谈话，还有他那些固执的问题。我又瞧了一眼纸片。看起来很旧，微微泛黄。如果这是个重要的谜，那么我现在没有足够的信息去解开它。茫然中我又冒出一个无关紧要的念头。我们货车侧面的那个k就是这个缺席的字母，打扮得像个女仆——就像我。没错，一切都有关联！既然我确实愚不可及，那倒几乎也算是个解脱。

我站起来。我很想把床垫再翻回来，再看看那摊血。它就在我刚才一直坐着的那块地方下面。它的历史是不是跟那张纸一样长？我不知道留下血迹的时间如何判定。可它确实在那里，眼前是最简单的构成谜团的材料，还有造成我焦躁不安的核心：这个岛的名字和托尼的名字缩写与血迹之间，是否有什么关系呢？

我将纸片放进我的围裙口袋，沿着走廊到厕所，希望别撞上雪莉。我锁上门，跪在那堆报纸边上，开始分拣。报纸不全——这座安全屋肯定已经空关了挺长一段时间。所以那些报纸得往回追溯好几个月。慕尼黑奥运会是去年夏天的事，十个月之前。谁能忘记十一个以色列运动员被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屠杀呢？直到离这堆报纸底部还差几英寸的地方，我才找到那张缺了角的，便把它抽出来。报上有“节目”这个词儿的上半截。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八月失业率创一九三九年以来新高。”我对这条新闻稍有印象，不是因为这条与失业有关的标题，而是因为在这一版的上半部分，有一篇文章与我昔日的英雄索尔仁尼琴有关。当时他在一九七〇年接受诺贝尔奖时发表的演讲稿刚刚公开发表。他抨击联合国未能将发表人权公告作为成员国的必备条件。我认为他说得对，而托尼则认为这想法很天真。有几句关于“死者的阴影”和“从西伯利亚荒原上的痛苦和孤独中涌起的艺术观”，让我心潮起伏。我尤其喜欢那一句：“那个让文学受困于权利干涉的民族是何等悲哀。”

是的，我们确实花过一点时间讨论那场演讲，颇有分歧。此后没过多久便上演了我们在停车带上的分手好戏。后来，当他的撤退计划逐渐酝酿成形时，他会不会到这里来过呢？可是为什么呢？谁的血迹？我什么问题也没解决，不过毕竟有所进展，我还是觉得自己挺聪明的。而且我一向认为，如果能感觉到自己干得聪明，那离兴高采烈也就只差一口气了。我听到雪莉过来的脚步声，便飞快地把这堆报纸理好，冲了下马桶，洗了洗手，打开房门。

我说，“我们应该记得把卷筒厕纸列在购物单上。”

她正好站在走廊靠后的地方，我想她没有听到我的话。她看上去很后悔，突然间，我心里对她涌起一丝暖意。

“刚才我很抱歉。塞丽娜，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干。蠢死了。吵着吵着我就一下子过了火。”接着，为了缓和气氛，她又加了句玩笑，“这只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发觉她故意把“一下子”的“下”字说得特别响，这本身就是一句无声的道歉。

我说，“我没事。”我确实没事。相对于我刚才发现的事情，我们之间的这点问题真不算什么。我已经打定主意不跟她讨论这件事。我从来没跟她说过多少托尼的事儿。我把这些都留给了马克斯。我这样做可能不对，不过现在即便向她敞开心扉，也于事无补。那张纸已经深深地塞进了我的口袋。我们换上了惯常的友好口吻，聊了一会儿，然后就回去继续干活。这是漫长的一天，直到六点以后，我们才把大扫除和买东西的任务完成。我带走了那张八月份的《泰晤士报》，说不定能从里面研究出更多的东西。那天傍晚，当我们把货车扔在梅费尔区并互相道别时，我觉得我和雪莉又成了最要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