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临近冬季，我收到一封母亲转来的信，是我的老朋友杰瑞米·莫特写的。他还在爱丁堡，仍然在开开心心地忙着博士学业和他的新生活——那些半地下的风流韵事。按照他的说法，每一次恋情告终都没有什么麻烦，也不会追悔莫及。我读到这封信是在某天早上，当时我正在上班路上，遇上难得一见的情况，居然成功地从拥挤的、臭气熏天的车厢里一路突围，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座位。那个要紧的段落出现第二页写到一半的时候。在杰瑞米看来，那最多也就是条比较重大的八卦消息而已。

你记得我的导师托尼·坎宁吧。我们有一回去他房间里喝过茶。去年九月他跟太太弗里达分手了。他们的婚姻超过三十年。没什么明确理由。学院里有传闻说他跟一个年轻女人在萨福克郡的一个小别墅里幽会。据说他也把她给甩了。上个月有个朋友写信过来。他是听院长亲口说的。这些事儿在学院里是公开的秘密，只是没人想到告诉我罢了。坎宁病了。为什么不说呢？他的病很严重，已经没法治了。十月份他辞去了学校里的职位，跑到波罗的海的一个岛上，租了一所小房子。照顾他的是一个当地的女人，她的职分也许比管家还多了那么一点。弥留之际他给转到了另一座岛上的一家小医院里。他儿子去看了他，弗里达也去了。我估计你没在二月份的《泰晤士报》上看到讣告。我相信如果你看到，一定会告诉我的。我从来不知道他在战争将近尾声时加入过特别行动处。他几乎得算是个英雄，曾在夜晚乘降落伞潜入保加利亚，在一次伏击中胸口受过重伤。后来，四十年代末期他在军情五处干过四年。我们父辈的时代——他们的人生要比我们的有意义多了，你觉得呢？托尼对我很好。我真希望能有人早告诉我。至少我能给他写信。你为什么不来让我高兴高兴呢？厨房边上有个甜美小巧的空房间。不过我想我上回就告诉过你啦。

他为什么不说呢？癌。在七十年代初，只要有人说到这个词儿，那就是行将就木的意思了。癌是一个耻辱，是病人的耻辱，它是一场败局，一道污迹，一个肮脏的瑕疵——与其说那是肉体上的，不如说是人格上的。当时我觉得，理所当然地，托尼需要悄悄走开，没有一句解释，带着他那可怕的秘密跑到冰冷的海边过冬。那里有他童年的沙丘，刺骨的寒风，没有一棵树木的内陆沼泽，而托尼穿着他那件风雨衣弓着背走在空旷的海边，怀揣着他的耻辱、他那可恶的秘密以及对“再打个盹”越来越强烈的渴望。睡意如潮水般袭来。他当然需要一个人待着。我相信我当时对此没有一点疑问。让我挥之不去、思之骇然的是他的全盘规划。先是叫我把衬衫扔进洗衣筐，再假装忘了这件事，好让我觉得他面目可憎，这样我就不会再追随他，不会把他临终的那几个月搞成一团乱麻。真的有必要如此精心筹划吗？有必要如此残忍吗？

上班路上，我想起当初经过一番推理，我还认定自己的情感比他更高尚，不由涌起一阵羞愧。甚至在羞愧还没完全涌上来之前，我就哭了。地铁上的人流中，离我最近的乘客礼貌地将视线移开。他一定知道，当我听说事情的真相时，会将过去的多少恩怨一一改写。他相信我会原谅他，想到这里他一定心生宽慰。看起来真是悲惨。可是，为什么没有一封遗书，解释几句，回忆我们之间的种种，说声再见，打个招呼，给我某种能与之相伴余生、能替代我们之间最后一幕的东西？此后好几个星期，我都在折磨自己，怀疑这封信给“管家”或者弗里达扣下了。

托尼自我放逐，在孤寂的海滩上步履蹒跚，曾与他共度无忧岁月的弟弟不在他身边——特伦斯·坎宁在诺曼底登陆中捐躯——他的学院，他的朋友，他的妻子也不在他身边。最重要的是，我不在他身边。托尼本来可以让弗里达来照顾他的，他本来可以待在那栋小别墅里，或者待在家里的卧室中，让书本环伺左右，让朋友和儿子时时来看望他。就连我也可以想法子跑去看他，装作是他以前的学生。鲜花，香槟，家庭与老友，旧照片——人们辞别人世之际，至少，当他们没有在呼吸衰竭中挣扎、在疼痛中扭曲、在惊恐中僵硬时，不都是这样安排的吗？

此后的几个星期里，过往的几十个细节在我脑海一一重演。那些曾让我如此不耐烦的午睡，那张在早晨让我不忍直视的苍白的脸。当时我以为，五十四岁的情形本应如此。尤其是那场对话，总是历历在目——卧室里，洗衣筐边，前后不过数秒，当时他正在跟我讲伊迪·阿明和那些被他驱逐的乌干达亚裔。当时这条新闻轰动一时。邪恶的独裁者把他的国民赶出国门，他们持有英国护照，爱德华·希思政府并不理会小报上的怒火中烧，而是以优雅得体的态度，坚持说这些人必须获准在此定居。托尼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话说到一半，连气都没有换一口就飞快地插了句，“就扔在那里，跟我的衣服放在一起好了。反正我们很快就要回来的。”就是这样，随口交代一句家务而已，然后他又接着刚才的思绪往下说。那时他的身体已日渐衰弱，而他的计划却悄然成形，这难道不是天赋异禀吗？精心谱写那个要紧的时刻，机会一来，便让计划插翅腾飞。或者在事后再补上几笔，使之愈臻完满。也许，与其说这是花招，不如说这是他当年在特别行动处养成的习惯。行业花招。作为一种手段，一场骗局，它真是给筹划得机智过人。他甩掉我，而我因为受到莫大的伤害，不愿去追根究底。在小别墅的那些时光，我并没觉得我是真的爱他，然而，当我骤闻他的死讯，我立即让自己相信，我爱他。这个花招，他的骗术，要比任何已婚男人的外遇都要狡猾。甚至，为了这一点我还崇拜他，可我不太能原谅他。

我跑到霍尔伯恩的公共图书馆，那里收藏着往期的《泰晤士报》，我在那里查到了那篇讣告。我像个白痴一样浏览着，试图搜寻我的名字，接着，我又看了一遍。整个人生都浓缩在那几栏里，连一个段落都算不上。牛津附属猛龙小学，马尔伯勒中学，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近卫团，西部沙漠战役，一段没有说明的空当，然后就像杰瑞米说的那样去了特别行动处，紧接着就是自一九四八年始，他在军情五处待了四年。对于托尼战时与战后的生涯，我以前是多么缺乏好奇啊，尽管我知道他跟军情五处素有瓜葛。这篇讣告寥寥几笔便交代了五〇年代以后的情况——新闻，著作，公众事务，剑桥，去世。

对我而言，什么都没有改变。我继续在柯曾街工作，同时祭奠着那座将悲伤隐匿于其中的小神龛。这份职业是托尼替我挑的，他把他的树林、牛肝菌、观点和处世之道，都借给了我。可是我没有关于他的任何证物、纪念品和照片，没有信，连一张纸条都没有，因为我们的约会都是在电话里定的。我很勤快，他借给我的那些书，我都是一边读一边还，只有一本除外：R·H·唐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我到处找它，好多次，我都回到相同的地方孤零零地翻箱倒柜。那本精装书的淡绿硬封被太阳晒得褪了色，作者的名字缩写旁有一圈杯子的印痕，前环衬上用紫色墨水签着简单的“坎宁”字样，笔迹看起来飞扬跋扈，整本书几乎每页上都有他用铅笔作的旁注。太珍贵了。可是它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书才会这样，也许是我从耶稣草坪的那个房间搬走时丢的。我仅存的纪念品是一张他后来随手送给我的书签，还有我的工作。他把我打发到莱肯菲尔德宅邸的这个脏兮兮的办公室里。我不喜欢这里，可那是他留下的遗产，如果现在让我到别处去，我可受不了。

我耐心地工作，没有一句怨言，谦卑地服从林小姐的非难——我用这种方式让激情延续。如果我工作效率低下，如果我上班迟到或者怨声载道，甚而考虑离开军情五处，那我就会让他失望。我说服自己，这是在废墟中诞生的伟大爱情，所以我将痛苦一层层堆积起来。Akrasia！我之所以会花费额外的精力，将某些文官的潦草笔迹转化成一式三份、无懈可击的备忘录打字稿，是因为：向我爱过的男人致敬，是我应尽的职责。

我们这一拨新来的一共十二个，包括三个男人。其中有两个是年过三十的已婚商务人士，对谁都没兴趣。第三个姓格雷特雷克斯，他那野心勃勃的父母替他起名马克西米利安。他三十来岁，长着一对招风耳，极度沉默，究竟是因为害羞还是目中无人，我们谁也吃不准。他是从军情六处调来的，此前已经爬到了文官的级别，他跟我们这些新手坐在一起，仅仅是为了看一看我们的系统是怎样运转的。另两个商务型男士也很快就要提拔到文官级别了。无论我在面试时有过怎样的感受，如今我是再也无所谓了。随着我们乱哄哄的培训日渐深入，我领会了此地的大体精神，从其他姑娘的暗示中，我开始接受这样的观念：这个小小的成人世界与其他公共服务机构有所不同，在这里，女人从属于一个低等阶层。

如今我们甚至会花更多的时间，跟登记处的另外几十个姑娘待在一起，学习严格的文件检索与发掘规则，没有人告诉我们，可是我们渐渐领悟：保密许可是一层层同心圆，而我们被扔在外围的一片黑暗中，备受冷落。那些叮叮咣咣作响、时好时坏的手推车载着文件送往整栋大楼的各个部门。它们只要有一辆出点错，格雷特雷克斯就知道该怎么用他随身携带的迷你螺丝刀修好它。于是，那些比较势利的女孩就给他起了个“杂务工”的绰号，她们认定他的仕途前景不妙。这一点对于我而言倒是挺幸运的，因为尽管当时我仍然满怀悲伤，却开始对马克西米利安·格雷特雷克斯有了一点兴趣。

偶尔，将近傍晚时，我们会“受邀”参加一场讲座。不去是不可思议的。主题向来都是围着共产主义转，讲它的理论与实践，讲地缘政治斗争，讲苏联赤裸裸的称霸世界的企图。我这么说，弄得好像这些讲座还有点意思，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理论与实务都冗长臃肿，其中大部分是理论。因为主讲人是一位退役的皇家空军，名叫阿奇博尔德·乔威尔，这一整套他自己都钻研过——没准是从什么夜校里学来的——急于将他知道的辩证法及其相关理论跟我们分享。但凡你闭上双眼，便能轻易想象此刻你正置身于某地——好比斯特劳德的某一场共产党会议，因为乔威尔的目的，或者说他的职权范围，并不是为了驳斥马列主义思想，甚至也不是为了表达质疑。他想让我们深入敌人的“内心”，懂得他们的思想，彻底领会它的大行其道，究竟是基于怎样的理论基础。我们这些新手刚刚经过一天的劳碌——一边打字一边试图领会在可怕的林小姐心目中，究竟怎样的事实才值得建立一份档案——此时，乔威尔热情洋溢、慷慨激昂的演讲让我们大多数人都昏昏欲睡。人人都相信，如果在颈部肌肉松弛、脑袋猛地向前磕的时候被当场抓住，进而颜面扫地，那一定会毁掉自己的职业前途。可是光相信是不够的。向晚时分那重重的眼皮有它们自己的逻辑，有它们自己的重量。

那么，当我在那一整段时间里都将身体挺得笔直，小心翼翼地坐在椅子边沿，交叉双腿，把笔记本紧贴在光溜溜的膝盖上做笔记时，我究竟为何如此异样？我的专业是数学，我以前当过象棋手，我也是一个需要安逸享受的女孩。辩证唯物主义是一个安全的封闭系统，这一点跟审查程序差不多，但它更严苛精密，也更吊诡复杂。更像是一道莱布尼兹或者希尔伯特的公式。人类的雄心壮志、社会关系、历史沿革，与一种分析方法错综交缠，其表现力惊人，就像巴赫的赋格曲一般，完美到了非人的地步。有谁能对此充耳不闻，从头睡到尾呢？答案是，别人都可以，只有我和格雷特雷克斯不能。他总是坐在我左前方，相隔一步棋的距离，我能看见他的笔记本上写满了他的圆体字。

有一回听讲座时我走神，将他打量了一番。他头颅两侧的骨头古怪地鼓起来，耳朵就支楞在上面，而且那两只耳朵的颜色显得特别粉嫩。不过，令视觉效果大大夸张的是他的老派发型，后脑和两侧的头发都按照标准的军人规格削短，这样的发型让他后颈上的一道深沟显露无遗。他让我想起杰瑞米，更让我不快的是，他还让我想到剑桥数学专业的本科生，就是那些在辅导课上让我颜面扫地的家伙。不过，他的面相颇有欺骗性，因为他的体格看起来精瘦而强壮。我在想象中重塑他的发型，让他头发留长，这样就能盖住耳垂和整个头部，一直留到衣领顶部，即便在莱肯菲尔德宅邸，这样的发型也是完全允许的。这件芥末黄的格子花呢夹克衫应该换掉。即便从我的角度斜斜地看过去，也能看出他的领带结打得太小了。他应该开始管自己叫马克斯啦，然后把他的螺丝刀放进抽屉里。他写字用的是棕色墨水。这也得改一改。

“我还是回到开头那个说法吧，”前空军指挥官乔威尔在总结陈词。“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威力和生命力，辅之以其他任何假定的阴谋，便具备了引诱那些才智过人的男男女女的能力。这一点毫无疑问。谢谢。”

我们这群睡眼惺忪的人终于醒过来，毕恭毕敬地站起来看着演讲者离开房间。他一走开，马克斯就转过身直盯着我看。他后脑上的那道纵向的深沟格外敏感，似乎有什么特异功能。他知道我暗地里将他的整个人都重新组合了一番。

我把视线移开。

他指了指我手中的钢笔。“记了一大堆笔记嘛。”

我说，“这话题挺诱人的。”

他开口想说什么，接着又改变主意，一只手往下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然后转过身从我身边走开，离开了房间。

不过我们还是成了朋友。既然他让我想到杰瑞米，我就懒惰地假设他也喜欢男人，可我希望我弄错了。我并不指望他能说这事儿，尤其是在这些办公室里。特工世界是鄙视同性恋的，至少对外是这样宣称的，这一点让他们很容易被要挟敲诈，一旦犯事就会在情报机构失业，从而身败名裂。不过，当我对马克斯浮想联翩时，我至少能告诉自己，我已经过了托尼这道坎。而马克斯这个人——我尽力怂恿大家都这么叫他——算是我额外得到的好处。我起初打算拉上雪莉，三人结伴在城里玩，可她告诉我，此人叫她毛骨悚然，没法产生信任感。而且他不喜欢酒吧、烟草和那些吵吵闹闹的音乐，所以，通常下班以后我们就坐在海德公园或者伯克利广场的长椅上。他不能说的事我也不会问，不过我有大致的印象：他曾在切尔顿汉姆干过一阵信号情报。他三十二岁，独自居住在泰晤士河的一个弯道旁的伊格汉姆镇附近，在某个乡间别墅区里。他不止一次说过我应该去那里做客，可是从来没有一次正式邀请。他出身书香门第，先后在温彻斯特和哈佛上学，他在哈佛先取得法学学位，接着又拿到心理学学位，可是有个念头老是萦绕在他心中：他选错了专业，应该学点儿像工程学那样实用的东西。有一阵子他想跟着日内瓦的一个钟表设计师学手艺，可他父母说服他改弦易辙。他父亲是一位哲学家，母亲是一名社会人类学家，马克西米利安是他们的独生子。他们想让他用头脑谋生，而不是整天动手忙这忙那。在一段短暂的郁郁寡欢的时光中，他先后在一所补习学校里教过书，当过新闻自由撰稿人，接着又四处旅游，最后通过叔叔的一个生意伙伴介绍，来到军情五处。

那年春天暖意融融，我们的友情与我们坐过的各种长椅周围的大树和灌木一样，尽情盛开。起初，我迫不及待地超越了亲疏界线，问他，学者父母施加给独子的压力是不是导致他生性羞怯的原因。这问题冒犯了他，就好像我侮辱了他的家庭。他跟典型的英国人一样，讨厌解释自己的心理活动。他态度生硬，解释说他并不觉得自己属于这种情况。如果说他见到陌生人态度比较保守的话，那是因为他相信，在弄清自己正在处理什么样的局面之前，最好言行谨慎。在那些他熟知的、喜爱的人面前，他是相当放松的。后来事实证明果然如此。在他温和地鼓励之下，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的家庭，我的剑桥，我可怜的数学学位，我在《？谁？》上的专栏。

“我听说过你的专栏，”他说，这句话让我大吃一惊。接着他又加了两句让我开心的话。“这里盛传你把所有值得一读的书都读遍了。你精通现代文学，诸如此类。”

能跟人聊聊，至少聊聊托尼，让我如释重负。马克斯甚至听说过他，还记得一个政府委员会，一本历史学著作和其他一鳞半爪的印象，其中包括一场关于拨款资助人文学科的公共辩论。

“你说他的那座岛就什么来着？”

那一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曾经对那个名字烂熟于心。它是死的同义词。我说，“我突然想不起来了。”

“芬兰的？还是瑞典的？”

“芬兰的。在群岛中。”

“是莱姆兰吗？”

“听起来不太对。我会想起来的。”

“想起来了就告诉我。”

他这么坚持，让我挺吃惊的。“这有什么要紧呢？”

“你知道么，我在波罗的海地区待过一段。几万个岛屿。保存最完好的现代旅游业奥秘之一。感谢上帝，每年夏天人人都往南方逃。显然，你的坎宁是个很有品位的男人。”

我们说到这里便打住了。不过，大约一个月之后，我们坐在伯克利广场，试着回忆那首著名歌曲的词儿，关于夜莺在此地歌唱的那首。马克斯跟我说过，他无师自通学会弹钢琴，喜欢弹轻音乐和那些多愁善感、浅吟低唱的流行曲，都是四五十年代的玩意，就跟他的发型一样落伍悖时。我碰巧在一场学校的讽刺秀里听到过这首歌。我们半是唱半是说地念叨那迷人的歌词：我也许做对也许做错/但我愿意立下誓言/当你回头向我微笑/一只夜莺……马克斯突然打住，说，“是库姆灵厄吗？”

“对，就是它。你怎么知道的？”

“哦，我听说那里很漂亮。”

“我想他喜欢离群索居。”

“一定是这样。”

随着春意渐浓，我也越来越喜欢马克斯，渐渐到了稍稍迷恋的地步。不跟他待在一起的时候，晚上我就跟雪莉出门，我会觉得自己缺了一点什么，我会烦躁不安。回去上班我便松一口气，在那里，隔着几张办公桌，我能看到他埋头看文件的样子。可是这根本就不够，很快我就会试着安排下一次约会了。必须面对的一点是，我确实喜欢这类穿着品味拙劣的老派男人（托尼不算），骨架大，身型瘦，有股子教人很难驾驭的聪明劲。马克斯为人处世，有点儿孤高傲世、宁折不弯的味道。他那种习惯成自然的克制淡定，让我觉得自己非但很笨，而且凡事都看得太重。我担心他其实并不喜欢我，只是出于良好的教养才没说出口。我想象他私下里定了各种各样的规矩，种种正确的观念秘而不宣，而我常常会越界冒犯。我心里越是惴惴不安，对他就越是感兴趣。唯一能激活他，能让他的态度温和起来的话题，就是苏共。他真是一流的“冷战卫士”。在那些让别人心生憎恶、义愤填膺的地方，马克斯却相信，是良好的意愿与人的本性加在一起，才联合设计出了这一场充满阴郁圈套的悲剧。俄罗斯帝国数以亿计人的幸福美满因此遭到了致命的危害。没有人——哪怕是帝国的领袖们——愿意选择他们如今陷入的局面。对策的要诀是：循序渐进地使其逃离，无须丢失颜面——通过耐心地劝诱与刺激，通过建立信任来达到目的，同时，对于他所谓的“真正可怕的念头”，也要坚决予以反击。

他当然不是那种我可以随便探听其恋爱史的人。我真怀疑他在伊格汉姆是不是会有个同性恋人。我甚至还冒出一个念头，想去实地看一眼。事情就是这么变糟的。就算坐实我的猜测，对我的这份感情也不会有任何好处。可我还在怀疑，没准他会像杰瑞米那样，能满足女人，自己却得不到什么乐趣。这当然不够理想，不够对等，可对我倒也不算很糟糕。总比可望而不可即要好些吧。

某天傍晚，下班后我们在公园里散步。话题说到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我猜他知道点内幕。正当他跟我讲到一篇他读过的文章时，心血来潮地，我挽起他的手臂，问他想不想亲我。

“不算特别想。”

“我想让你亲。”

我们停在路当中，恰巧就在这条路从两棵树之间穿过的地方，逼得路人只能从我们身边挤过去。这是一个深深的、饱含激情的吻，要不就是对这类吻模仿得几可乱真。我想他也许是因为自己对我缺乏渴望，所以亲吻时着力弥补。等他放开我时，我试图把他拉回来，可他抵挡住了。

“这回就这样吧，”他一边说，一边用食指碰碰我的鼻尖，摆出一副家长的样子，居高临下地跟一个要这要那的孩子说话。于是，我一路都跟他耍着心机，闷闷不乐地噘起嘴，逆来顺受地让自己的手握进他的手里，继续往前走。我知道这个吻会让我行事更难，可是至少我们第一次握了手。过了几分钟，他松开了手。

我们坐在草地上，避开别人的视线，话题又回到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上个月白厅和苏格兰场都发现了炸弹。最近军情五处正在继续调整组织结构。我们这些新手，有一小部分，就是包括雪莉在内的更有前途的那拨人获得提拔，他们从“托儿所级别”的登记处工作中脱身，也许已经全力投入了这个新热点。他们占了一个个房间，紧闭的房门里会一直开到很晚。我给落在了后面。为了驱散挫败感，我像过去一样，抱怨自己总是困在过时的战役中。那些讲座的迷人之处，类似于某种死去的语言。世界被稳稳地分成两个阵营，我说。苏共对于扩张的传教士般的狂热，就跟你在英国教会里看到的那种没什么两样。俄罗斯帝国固然压迫民众、腐败堕落，却也陷入了麻木不仁的昏迷状态。新的威胁来自恐怖主义。我在《时代》周刊上读到一篇文章，自以为在这方面已颇有见识。不仅仅是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或者各种各样的巴解组织，遍布欧洲大陆的地下无政府主义者和极左组织已经开始放置炸弹、绑架政治家和工厂主了。红色旅，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在南美洲有图帕马罗城市游击队以及几十个类似的组织，在美国有共生解放军——这些嗜血的民粹主义者和自恋狂都跨越国境彼此勾连，在这里，他们很快就会成为某种威胁势力的代表。我们的面前已经有了“愤怒之旅”，那些比他们可怕得多的家伙都会陆续跟上的。而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还是在把大部分的人力物力，用在跟苏联商贸代表团那些无关紧要、趋炎附势的家伙玩猫鼠游戏吗？

我们的大部分人力物力？区区一个刚刚上岗受训的新人，怎么会了解军情五处的内部配置？可我想让自己听起来充满自信。我被那个吻唤起了激情，我想打动马克斯。他凝视着我，忍着不让自己笑出来。

“我很高兴你对这些恐怖集团了如指掌。不过，塞丽娜，前年我们驱逐了一百零五个苏联特工。他们就潜伏在我们周围。这是军情五处的重要时刻：让白厅吸取教训干正事。传说让内政大臣跟我们站在一起是非常难的。”

“他曾是托尼的朋友，直到他们……”

“这都得归功于奥列格·利亚林的投诚。他原本受命在英国伺机而动，一旦英国出现危机，就策划阴谋，蓄意破坏。后来众议院发布了声明。你那时肯定看到过。”

“对，我记得。”

我当然不记得了。这些驱逐事件并没有在我给《？谁？》写的专栏里占有一席之地。当时我身边还没有托尼督促我看报纸呢。

“我要强调的是，”马克斯说，“你所谓的‘麻木不仁的昏迷状态’，说的不太对，你说呢？”

他仍然在用某种特殊的方式揣摩我，仿佛希望能将这场谈话引到什么具有深远意义的方向。

我说，“我猜是不太对。”我颇为不安，当我感觉到他是在刻意让我不安时，就愈发不安了。我们是最近突然好起来的。我对他一无所知，而此刻，他看起来就像是个陌生人，他那双特别大的招风耳冲着我支楞着，活像雷达的抛物面天线，捕捉我最轻柔也最不诚实的低语，他那瘦削而紧绷的脸上，整个表情都专注在我身上。我担心他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东西，而且，即便他终于得到了那样东西，我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

“你愿意让我再亲你吗？”

这个吻跟第一个一样长，这生疏的吻，打破了我们之间的紧张情绪，所以愈发教我心醉神驰。我觉得自己放松下来，简直快要融化了，就像浪漫小说里的人物那样。我再也不许自己猜想他是在跟我虚与委蛇了。

他放开我，温和地说，“坎宁有没有跟你提过利亚林？”不等我回答，他又吻了我，只是唇与舌的蜻蜓点水。我被他勾引得好想点头称是，因为他就想让我这么说。“没，他没提过。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纯粹好奇。他有没有把你介绍给莫德林？”

“没有。怎么啦？”

“如果你见过，我很想听听你对他的印象，仅此而已。”

我们又吻起来。我们斜躺到草地上。我的手搁在他大腿上，顺势向他的腹股沟滑过去。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被我勾起了欲火。我不希望他是个聪明过人的骗子，然而，正当我的指尖离那个“坚实的证据”仅有几寸之遥时，他一扭身躲开，费力地站起来，然后俯身把裤子上的干草掸开。这手势看上去格外挑剔。他伸出手把我拉起来。

“我要去赶火车。我得替一个朋友做晚饭。”

“哦，真的啊。”

我们继续往前走。他从我的嗓音里听出了敌意，便用手碰碰我的胳膊，像是在试探，抑或道歉。他说，“你有没有去过库姆灵厄看看他的墓地？”

“没有。”

“看到讣告吗？”

就因为这个“朋友”，我们今夜哪里都没法去了。

“看到。”

“是在《泰晤士报》还是在《每日电讯报》？”

“马克斯，你在审问我吗？”

“别傻了。我只是特别爱管闲事罢了。原谅我。”

“那就让我一个人待着吧。”

我们默默地走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是独生子，从小在寄宿男校长大——他不知道当事情跑偏了方向时，该如何跟一个女人说话。我也一言不发。我生气，可我不想赶他走。当我们在公园栏杆外的人行道上停下来道别时，我比刚才平静了一些。

“塞丽娜，你很清楚，我越来越喜欢你了。”

我高兴，我很高兴，可我没流露出来，什么也没说，等着他再说两句。他似乎想开口，但终究还是改变了话题。

“顺便说一句。不要对这份工作失去耐心，我碰巧知道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项目正在上马。甜牙。正是合乎你追求的东西。我已经替你说了句好话。”他没等我回应。他噘起嘴唇，耸耸肩，沿着公园巷往大理石拱门方向走去，而我还站在原地看着他，琢磨他到底有没有说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