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特能感觉到方向盘不停地向右转，汽车是斜着车身沿公路前进。她以六十千米的时速跑完最后一千米，等驶上通往地铁站的卓宁霍姆路时，她感觉这辆开了十五年的汽车差不多要报废了。

她停好车，朝警戒线走过去。在那里，她看到了赫提格。他比其他人高出一头，有着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金发，体格健壮而不肥胖。

和他共事四年之后，珍妮特已经懂得阅读他的肢体语言。他看起来很焦虑，表情有些痛苦。但是，一看到她，他就高兴起来了，走过来跟她打招呼，还把警戒线抬高让她过去。

“看来你的车撑过来了，”他咧开嘴笑了，“我真不知道你怎么受得了开着这样的破车到处跑。”

要是阿克能找到一份体面又高薪的工作该多好啊，这样，她就能给自己买一辆体面的汽车，她一边想，一边跟着赫提格走进警戒隔离区域。

“有汽车轮胎的痕迹吗？”她问其中一位蹲在路上的女法医。

“是的，有好几处不同的轮胎痕迹。”一位女法医抬头看着珍妮特，回答道，“我认为其中一些是来这里清理垃圾桶的垃圾车留下的。但是，还有些是更窄一点的车轮留下的。”

珍妮特到了现场以后，就成了在场的职位最高的警员，因此现场由她指挥。

晚上，她要向她的上司丹尼斯·比林局长汇报情况，然后局长又会告知检察官范奎斯特。他们两人会决定采取什么措施，而不管她有什么想法。

珍妮特转向赫提格。

赫提格耸耸肩：“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报警中心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他看了看手表，“大约三个小时以前，对方说这里躺着一具男孩尸体，在地铁站入口附近。就这么多。”

“但是，电话是录音了的？”

“当然。”

“那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告诉我们？”珍妮特愤怒地问道。

“话务员搞错了位置，把一支巡逻队派去了波利登普兰，而不是图里尔德斯普兰。”

“他们查到那个电话了吗？”

赫提格扬起眉毛：“是用现购现付的手机打的，没有登记注册。”

“该死！”

“但是，我们很快就能知道打电话的位置。”

“好的，不错。回去以后我们去听电话录音。有目击证人吗？有人看到或听到什么吗？”她充满期待地环视周围，但是她的下属都只是摇头。

“肯定有人把那个男孩载到这里的。”珍妮特接着说，话里的绝望语气不断增强。她知道，一旦他们不能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找到一些线索，他们的工作将更加困难。“不太可能有人乘坐地铁运送一具尸体，但是我还是想看看地铁监控录像。”

赫提格走到她身边。

“我已经派人去取了，今晚就能看到。”

“很好。考虑到尸体很可能是通过公路运过来的，我需要过去几天所有通过收费站的车辆信息。”

“好的，”赫提格说道，同时拿出手机准备离开，“我会去落实，确保我们尽快拿到手。”

“等一下，我还没说完。很明显，尸体可能是被搬到这里的，或是用自行车之类的工具运过来的。去师范大学查一下，看他们有没有监控探头。”

赫提格点了点头，慢慢地走开了。

珍妮特叹了口气，转向一位正在灌木丛边检查草地的法医。

“有什么发现吗？”

对方摇了摇头。“没有。很显然，现场有很多脚印，我们会提取一些较为清晰的。但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珍妮特慢慢走近灌木丛，尸体在这里被发现时，被装在一个黑色垃圾袋里。受害者是一个男孩，十三四岁的样子，全身赤裸，双手抱膝，还保持着坐姿。他的双手用胶带绑着，脸上的皮肤已经变为黄褐色，看起来像旧羊皮纸一样。他的双手则差不多变为黑色了。

“有遭受性暴力的痕迹吗？”她向前面蹲着的伊沃·安德里奇问道。

伊沃·安德里奇是一位极端死亡案例方面的专家。

那天，斯德哥尔摩警方一早就给他去了电话。他们不想把地铁站附近区域隔离太久，他得抓紧时间。

“我还说不准。不是没有可能。我不想草草地下任何结论，但是根据我的经验，通常这种极端伤害都伴随着性暴力。”

珍妮特点了点头。

她凑近了些，发现男孩是个外国人。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甚至可能是印度人或者巴基斯坦人。

尸体是在国王岛距离图里尔德斯普兰地铁站入口几米远的灌木丛中发现的，珍妮特清楚，尸体不可能是过了很久才被发现。

警察已经竭尽全力用屏幕和防水布保护现场了，但这里地形地势起伏，这就意味着，如果站远一点，可能从上面就看得到犯罪现场。隔离带外面还站着几名手持长焦镜头的摄影师，珍妮特几乎要为他们感到难过了。他们每天二十四小时旁听警队的无线电信息，就等着有什么惊人的事情发生。

但是，她没看到哪怕一位真正的记者。也许，现如今报社都没有记者可派了。

“哦，真该死，安德里奇，”看到眼前的情景，一位警官摇着头说道，“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尸体已经是干尸了，所以伊沃·安德里奇认为尸体已经在一个干燥的地方存放很长时间了，肯定不是一直放在斯德哥尔摩冬日里潮湿的室外。

“施瓦茨，”他抬起头回到道，“这正是我们要查明的地方。”

“是的，但是这个男孩的尸体已经干瘪了，老天，像某个该死的法老。这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完成的事，对吗？”

伊沃·安德里奇点头表示同意。他是个硬心肠的波斯尼亚人，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人围困的近四年时间，他一直在那里当医生。在他漫长而不平凡的职业生涯中，他曾亲眼见过许多令人不适的景象，但还是头一遭看到这般情形。

毫无疑问，受害人曾遭受残忍的虐待，可奇怪的是，没有发现自卫时造成的常见伤痕。所有的瘀伤和血肿都更像是在拳击手身上看到的，一个打了十二轮比赛、伤痕累累、最终晕厥过去的拳击手。

男孩的手臂和躯干上有几百个斑点，颜色要比周围的组织深，从整体上看，意味着他生前曾遭受无数次殴打。从他指关节上的压痕来看，他不仅遭受了击打，还可能进行了数次还击。

但是，最伤脑筋的是，男孩的生殖器不见了。

他注意到它是被一把锋利的刀子切除了。

也许是一把手术刀，或是剃须刀？

在男孩干瘪的背部，发现了大量更深的伤口，像是被鞭子抽打的伤口。

伊沃·安德里奇努力在脑海中想象当时的情景。一个男孩为了活命与别人打斗，当他不想打的时候，有人就用鞭子抽他。安德里奇知道，在一些移民社区里，还有非法的斗狗比赛。这跟斗狗有些类似，不同的是，为了活命进行打斗的不是狗，而是小男孩。

至少，其中一方是个小男孩。

至于打斗的另一方是谁，就不得而知了。

另外，男孩本该死得更早，却撑了很久。希望尸检后能发现一些毒品或者药物的蛛丝马迹，比如氟硝安定或者苯环利定。伊沃·安德里奇意识到，等尸体被运回位于索尔纳的医院的病理学研究所，他的工作才真正开始。

中午，他们把尸体装进一个灰色的塑料袋，抬进救护车，运往索尔纳。珍妮特·科尔伯格在这里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她可以前往位于国王岛另一端的警察总部了。当她朝停车场走去时，天空下起了小雨。

“妈的！”她大声骂道。她的一位年轻同事阿伦德转过头，疑惑地看着她。

“是我的车。我差点忘了，来的路上车坏了，现在我被困在这里了。我得叫辆拖车。”

“你的车现在在哪儿？”她的同事问道。

“在那边。”她指着远处那辆锈迹斑斑、脏兮兮的红色奥迪车，“怎么了？你会修车吗？”

“这是我的爱好。世上没有哪辆车是我搞不定的，给我车钥匙，我来看看是哪里出毛病了。”

阿伦德发动汽车，把车开到路上。从车外听起来，汽车的声响更响了，她估计，要打电话给父亲借一笔款了。父亲会问她阿克是否找到了工作，然后她会解释说，做一名失业的艺术家并非易事，但情况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每次都是这样的套路。她不得不低声下气，做阿克的坚强后盾。

一切都很简单，她想。只要他收起自己的骄傲，找一份临时的工作。不为别的，哪怕只是为了表示他关心她，并意识到她是多么烦恼。有时，付清账单的前晚她都无法入眠。

围着这个街区跑了一圈之后，这位年轻的警官跳下汽车，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是球形接头或者转向柱出了问题，也许都出了问题。你现在交给我的话，我晚上就开始修。几天之后，你就能开回去。但是，你要出零件的钱，外加一瓶威士忌，怎么样？”

“你真是太好了，阿伦德。你开回去吧，想怎么修怎么修。要是修好了，给你两瓶威士忌，另外再推荐你升职。”

珍妮特·科尔伯格朝警车走去。

真是人多好办事，她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