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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方的交通彻底瘫痪了。在我们加入队伍的地方前面一百码,我看到有人下车,沿着中央隔离带走,一直走到下一个坡的坡顶。那个人站在山上,像个侦察兵,站了漫长的几分钟,然后,他摇着头慢慢地走回来。他停下,俯身凑到同样止步不前的隔壁的驾驶座车窗旁,传达了坏消息。我的周围,人们正在关上发动机。我们能听到急迫的警笛声,然后陆续看到一辆救护车,两辆救护车,一辆警车,然后是一辆拖车从路肩驶过。

“这里的快速路不太快啊。”英明的仁波切评述道。

我又骂了一句。仁波切瞟过来,我有一度在想,他要问我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了,已经两次了。

但是没有,他静静地坐着,做仁波切该做的事,我在内心深处能感觉到,我试图向全世界隐瞒的那部分自己正在翻腾。此刻我得坦白,我容易发一阵一阵的无名小火。不是对谁发火,我平时不会对助理、吉妮、孩子们发脾气。但如果我刚好心情不好,什么沮丧的事情又刚好闯入我的生活——一部我弄不明白怎么整理邮件的新电脑;一扇纱门,安装说明书用六种语言写得乱七八糟(在用扳手G上紧螺栓A之后,把螺丝A拧进孔B,但之前要先把门闩E放进门把手里),况且还少了个螺丝;已经误期的一本书上还有个严重的印刷错误;一个鞋带打结的小孩子,站在雨中的教堂门前,他的表弟正在里面准备接受洗礼;一台熄火的割草机,怎么都发动不起来,可草坪才割了一半——都是那种芝麻小事,如果我心情不好,就会发作上五到十分钟,咕咕哝哝地发牢骚,摔碗柜的门,要不就在我们家的小院子里一边跺脚乱走,一边踢草皮,诸如此类。这是可怜的行为方式。我也很尴尬,很惭愧。吉妮和孩子们见多了,所以这种行为不再有威慑力,甚至不会惹恼他们。“爸爸在冒烟。”娜塔莎会说,他们会边任我把新药柜门开开合合二十次,边说着:“看哪!看看它的做工有多差!为什么现在每样东西都做得这么差,甚至连他妈的昂贵的药柜都是?看看这个,看看这个便宜的破垃圾!有人来看看吗?”

没有人来看。孩子们假笑。吉妮洗盘子。如果在工作中发生这种事,我的助理萨兰达就会去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十分钟就结束了,我又缓和下来,变得谦卑有礼。但在那十分钟里,我就和公园里大吼自家孩子的父母一样丑恶。

想到这些东西会代代相传,父亲或母亲的罪恶会经久不衰,渗入他们儿孙的生活中,我觉得挺有趣的。我偶尔考虑到自家孩子时,会为这个烦心,我有一种忧虑,就是我或许在无意之中把一些东西传给他们,一些阴暗的倾向、怪癖或者缺点。有的时候,在我的小脾气过去之后,关于我自己爸爸的记忆会复苏,一个一贯沉着踏实的日耳曼灵魂,会被一辆拖拉机上的传动装置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搞得面红耳赤,同时啐着唾沫。我下了校车,走上长长的车道,书包一下下地打在肩胛骨上,他就在大谷仓的门口,有力的手里握着扳手,拖拉机被开膛破肚,就好像在手术室里一样,深色的机油,齿轮,工整地仰面放着的外壳——安全起见,螺栓都还装着。他一丝不苟。特别心灵手巧,即使按照达科他农夫的标准也是。大多数时候沉默寡言,但并不苛刻。但就是有这种发脾气的时候,他会跺脚怒吼,然后一次又一次地叨叨那个非常渎神的短语:“詹姆士·克劳!詹姆士·草泥马·克劳!”再用他的扳手或者靴跟砸土,一张脸涨得就像麦金托什红苹果。

其实不存在怕他这个问题。他从来没有拿我、西西莉亚或者妈妈出气。但那就像是,你已经习惯了回家面对风吹麦浪的大草原——对我来说这是事实——然后,这一天,你回到家里,草原的土壤下面喷出了暴怒和沮丧的熔浆,质地阴暗。十分钟之后熔浆就会消失,最多半个小时。母亲有雷达感知这种情绪,她会把他带出去喝杯茶,吃块德国硬饼干,一开始他会无视她,无视托盘,继续骂着他的“詹姆士·克劳”。最终他会缓和下来,能够过去啜一口茶,咬一口饼干了,那就标志着尾声的开始。他在恢复的路上,家人会集体松一口气,然后一个星期、几个星期,有时长达几个月,我们都不会再见到那一面的他。

于是这种特性遗传到我身上了。事情都是这样的,不是吗?你身上的部分丑恶单纯属于你自己。但有一部分是学来的,或者遗传来的。而且,说来也怪,自我意识的监视似乎对它无效。不过,这好像没多大事——你的脾气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对孩子们缺乏耐心,对伴侣的卑劣,吃太多,在工作中或网球场上作一点弊,在家人上床睡觉时看色情视频,或者每隔一天的午餐时间开熘,去“女孩!女孩!女孩!”喝上一杯,都没多大事。我们给自己的小嗜好和不算小的违规找借口。我们让它变得合理。它们是批判思维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批判思维也能原谅它们。

你能做的,我认为,只有判断你的哪些恶魔是不伤人的,哪些是真正的麻烦,然后找出勇气全力对付后面那群恶魔。如果在三四十年的时间里,你能在DNA里筑起一道水坝,把这种东西挡住,不让它们遗传下去,或者以更弱的形式遗传下去,那么,至少依我看,你就能死得安详了。

但有沃尔沃仁波切陪着我,被困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高速公路的世界级交通堵塞里,我没法安详。在冒了几分钟的烟,尝试过克制却发现做不到时,我走出车外,开始在路边发脾气,那样子有点腰鼓舞的架势,安东尼以前管它叫“沮丧”。我抱怨着瞎转,一边踢起中央隔离带的草皮,一边看着山顶,说些类似于这样的话:“真好啊。真完美。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就坐啊坐。真美啊。是开始他妈的旅程的最好方式。”

因为我妹妹的上师坐在那里,安稳得像一块挡泥板,没有认同,没有叫板,没有怜悯,甚至都没有在意,我发作的时间比平常要久几分钟。连尖啸的救护车都没有让我消停。

最后,我们的前方有一点小骚动,司机们扔掉香烟,爬回他们的驾驶座上。我又叨叨着诅咒了我的霉运几秒钟,然后回到座位上,甚至都没有看仁波切一眼。我们缓慢地向前移动,一辆车接着一辆,并道,一点一点地挪动,直到我们经过了耽搁的事因——一辆车前部的三分之一被撞得稀烂,人行道上满是玻璃,司机的车门半开,像是被扯开的,方向盘上方是一块星形的碎挡风玻璃。一辆中型卡车也撞毁了,车头冲着错误的方向。第三辆车侧翻在右路肩下的沟里。当时,除了愚蠢和羞愧,还有近期我一直感觉到的,那挥之不去的空虚感的低语。只是低语。

仁波切正在拨动他腰带上的一串木珠。他说:“你现在不需要离开快速路了,再也不需要了。”

但我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