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放学后，妈妈带我去见一个人。她的门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朗达·拉姆齐，文科硕士，儿童智力开发治疗师”。桌上的名片上也印着相同的文字。我发现，只要人们的名字像这样被印在什么东西上面，就会比较容易记住。于是，我记住了她的名字：朗达。

我之所以开始见朗达，是因为他们说有时候我感觉不到自己身体的疼痛。上周末，我又进了医院，他们就安排我每周去见她。现在，这成了一条规矩——每个星期二我必须见朗达。

朗达的办公室里有一只小水缸，中间的陶罐不断地冒出水来，仿佛永远不会停止，就像去年冬天大雨之后，我在老房子后面的小溪里发现的迷你瀑布一样。我认为这水缸里的水和那瀑布一样，是无限循环的。我不知道朗达为什么要把一个水缸摆在办公室里。它的后面有一棵非常小的日本枫，一部分根系暴露在外，让我十分着迷。我很想摸一摸这棵微型的小树。

“马奇，”朗达说，“你知道吗？他们要举行一场听证会，来判断你妈妈是否有能力照顾你。”

“你似乎总是在伤害自己，这场听证会将判断你是否有自残倾向。这很重要，你必须得知道——”

“不，”我说，“不要再说了。”

我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我不想知道。朗达叹了一口气，说：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这儿吗，马奇？你认为是什么原因让你必须来这里见我呢？”

我思考了一会儿。我想妈妈之所以担心，是因为我的手臂和大腿内侧总是有擦伤。

有时候，我会爬一些光秃秃的树，没几根树枝。我整个人像树懒一样挂在树干上，然后慢慢把自己往上拉，身上就会出现破口和瘀青，但我自己并不知道。事实上，我从未注意到自己的伤口，直到妈妈或迈克舅舅提醒我，我才会意识到自己受了伤。

“你多久受一次伤呢？”

朗达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低头看了看手臂上的图案。上臂还缠着绷带，可我不想谈这件事，倒是可以跟她说说手臂上的图案：

“我唯一一次进医院是因为被树干弄伤了。当时，我正在爬一棵五十英尺高的道格拉斯冷杉，有三十五英尺的树干上没有任何可供抓握的树枝。滑下来的时候，皮肤被树皮划破，流了好多血。妈妈把我带去急诊室，他们为我清理了伤口，用绷带缠住我的胳膊，导致我一个星期都没法爬树。那次去医院，我没有缝针——我通常不去医院，也不喜欢医院。”我说完，深吸了一口气。

“好吧，”朗达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现在我们来谈谈你到这儿来的原因吧。你要参加一场承诺听证会。”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说。

“那好，我来解释一下，你最近进了医院，对吗？”

我想她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不明白她为什么还要问。也许她忘记了，我可没忘。

“是的，”我说，“我又受了伤。”

这就是我第一次与朗达见面的情形。她跟我谈了谈办公室里的规则，大多数都是关于时间的。时间让我十分费解，它是一种持续不断的东西，没有边界，有时流逝得很快，有时流逝得很慢。我每次计划要在特定的时间内爬上一棵树，却总是事与愿违。制订计划并准确按时执行似乎是不可能的，这让我感到恐惧。

朗达似乎早已知道我的恐惧。我很好奇她是怎么知道的，不过我没有问。她把时间描述成一条时快时慢的河流，恰到好处。她对我说，这个办公室的规则与时间有关。不到规定时间，谁也不准离开，不管是我还是她，都不行。当然，上厕所例外。另一条规则是，我们两个人都会得到说话的时间。她有一个鲜红色的计时器，看起来就像一个印有白色记号的西红柿，颜色鲜亮的方形蚂蚁绕着一个圆圈步步前进。轮到我说话的时候，计时器就开始计时。声音一响——她给我看这声音是从哪儿来的，其实就是一个闹铃，吵得我耳朵疼——我就必须停止说话，然后换朗达。或者，她可以先开始说话，然后再为我设定计时器。她说，这是一种掌控与测量时间的方式，让不少像我一样的人学会了掌控时间。

我希望家里也能有一个计时器，这样我就能掌控自己在树上的时间了，可我没有告诉她。

朗达说，她会问我一个问题，然后为我设定计时器，我得在这段时间内回答她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很简单，但给我的时间并不多，所以我答得很快。她问了我一些关于树的问题，还问我最喜欢哪种树。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美国黄松非常了不起，它们可以在年均降水量仅有十二英寸的地方生长。最有趣的是，当土地十分干燥时，有些树在地表以上的部分几乎会停止生长——可能只有几英寸，但在地下，它们的主根会深深扎进泥土，寻找最深处的地下水。如果我是一棵美国黄松，我就会这么做——把根系扎进地下深处，努力吸取一切水分。”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马奇，变成一棵树？”

我思考了一下，没有回答。有时候，我想变成一棵树；有时候，我认为自己就是一棵树，只不过暂时寄居在活动的躯体中，就像《指环王》中的树人。在我还不会自己读书的时候，妈妈曾给我读过《指环王》这本书。

托尔金让我费解，我更喜欢陈述树的真实信息的书。最近，我在读《森林科学百科全书》，总共四卷。这套书使我对太平洋西北岸的树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下面这几种树有了更多的了解：美国黄松、恩格曼云杉、西部桧柏、香雪松，还有黄叶锥。我从没见过黄叶锥，它们生长在俄勒冈。

托尔金不写关于真实世界的书，他写的书全都基于幻想。我理解不了，所以几乎想不起书中的内容，除了树人之外。我记得树人。它们是一种虚构的生物，长得像树，却能像人类一样说话、行事，平时行动缓慢，就像正常的树一样，但一遇到暴风雨就会迅速移动。我喜欢树人。

“我喜欢真实的书，”我对朗达说，“不喜欢托尔金，尽管我曾扮演过树人。”

有一年，在学校里，我们参加了一个叫作万圣节派对的活动。人们穿着不同的服装，扮演他们梦中想成为的角色。

我扮演了一个树人。我穿着自己的服装，站在教室中央，整场派对一动不动。只有当一个老师想要把我移开的时候，我才“哼”了一声，除此之外，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我觉得我是一个称职的树人。”我对朗达说。这时，我意识到计时器还没响，于是继续谈美国黄松——我最喜欢的树：

“美国黄松以发达的根系著称，它能吸光树底下所有的水分。它们通常长在海拔一千五百英尺高的山坡上，最常见于华盛顿州。我从来没爬过美国黄松，但如今，黄松甲虫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吞噬这种树，恐怕我再也没机会去爬了。”

“你对此是什么样的感觉呢，马奇？”朗达问。她的声音与那水流有些相似，似乎保持着同样的速度。

我不理会水流，也不理会她的问题，快要没时间了，有那么多关于美国黄松的重要信息要讲：“美国黄松长着橘黄色的树皮，在山坡上生长了数百年后，树皮就变成了一个个大大的橘黄色斑块。”

“好的，”朗达说道，“说得很好。”这时，计时器响了，那声音在我脑袋里轰鸣了好一会儿。朗达发出一个声音，似乎是想开口说话，但我还有一件事要说。

“等等，”我叫道，举起一只手，模仿迈克舅舅提醒我记起某些重要事物时的样子，“美国黄松很容易和别的树混淆。如果你难以确定那到底是不是一棵美国黄松，只要贴近树皮的沟壑闻一闻就知道了。古生的美国黄松闻起来有一股香草味，就像你办公室里的香水味。”

朗达重新设置了定时器，轮到她说话了。她提出要为我检查一下身体，看看我是否能感觉到皮肤撕裂、疼痛或饥饿。如果我有感觉的话，就不需要依赖别人的提醒，自己就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她在我的手臂和双腿上做了一些检查，直到计时器开始哔哔作响，又到了我说话的时间。

“你妈妈说，昨天你在一棵树上待了很长时间，”朗达说，“能跟我谈谈这件事吗？”

“好吧。那是一棵红雪松，”我说，“西部红雪松，拉丁学名Thuja plicata，柏科的一员，所以它们通常与西部白松、西部铁杉以及大冷杉生长在同样的区域。”我深吸一口气，发现还有更多关于西部红雪松的事要讲，“有趣的是，西部红雪松的最佳生长条件与美国黄松恰恰相反，它们无法在干旱地区生长。西部红雪松喜欢森林中的河流或沼泽附近各种潮湿的地方。它们最爱太平洋西北岸，是潮湿的海洋性气候的产物。夏季凉爽、冬季暖湿的海边最适合这种树生长，就比如奥林匹亚！

“红雪松的树干就像一个瘦长的三角形，底部很宽，辐射散开的根系稳稳地扎进地面——类似于这棵日本枫。”我指着她的那棵小树，好让她明白我在说的是哪棵树，“看，它们的根系扎得不深，但却水平地遍布整个森林地表。随着树干越长越高，越接近顶端的地方就越细。”

“好的，”朗达说，“但——”

计时器还没响，所以我继续说。我一会儿看看水缸，一会儿看看日本枫，视线在这两者之间移来移去：“当然，如果你想准确地辨别一棵树的种类，就需要了解它的树叶和树皮。西部红雪松的树干与松果是独一无二的。它的树叶不像松针——没有扎人的针尖，而是扁平复杂的蕨类似的叶片，像蕾丝般密布生长。长长的叶子从树枝上垂下，在某些光线下看起来仿佛是一棵高大的蕨类植物。松果非常小，如同点缀在蕾丝树叶上的小碎花。”

“听起来真美。”朗达说。

“辨别红雪松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碾碎它的叶子闻一闻。那味道非常好闻，让我忍不住想要喝一口。”

我没告诉朗达，其实我真的尝过一次。我把几片红雪松的叶子放进嘴里咀嚼，味道并不像闻起来那么美妙，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就像喝了一口汽油。汽油也不好喝：我尝过一次，还不如嚼红雪松的叶子。

“看来你很了解雪松树嘛。”朗达说。

“我说的是西部红雪松。世界上有很多名叫雪松的树，西部红雪松的树皮上有一层红红的纤维，会呈细细的长条状剥落，就像布料一样。事实上，我在书上读到过，从前西北岸的印第安人就用这种树皮做成各种各样的衣服、渔网和船帆。”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看着那棵日本枫。我可以一直说个不停，直到计时器响起来为止：

“还有，我发现许多红雪松的树干下部会逐渐变空，人可以住在这样的树洞里。也许有一天，我会那样做的，如果我妈妈对树的事情没那么多条条框框的话。”

“这就是你想做的吗，马奇？住在一棵树里面？”

“我想爬树，”我提醒她，“西部红雪松非常好爬，因为它保留着下部所有的树枝，圆锥形的树基也十分有助于攀爬。事实上，一棵古老的西部红雪松能长到两百英尺高，树基能达到十到十二英尺宽。遗憾的是，上方的树枝太细了，很容易折断，所以树顶上只剩下一些枯萎、褪色的树枝。世界上最大的西部红雪松大约有一千岁了。在奥林匹克国家公园，有一些红雪松树基的直径甚至超过了二十英尺。”我停顿了一下，脑中浮现出这些树顶部的样子，“但它们最高处的树顶很容易折断，距离地面大约一百三十英尺。”

计时器还没响，于是我开始对朗达讲一些我在太平洋西北岸看见过、爬过的其他树种。就在这时，时间到了，她叫我停止说话。

“谢谢你跟我讲了这些关于树的知识。”朗达说，“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了，很高兴认识你，彼得·马奇·王。”

“马奇就好。”我说。

“马奇，”朗达说，“现在已经超过了半个小时，那么，我们下周见。到时候，我要跟你谈一些合作事宜。”

合作事宜？听起来很有趣。我们是要建一个树的模型吗，还是建点别的什么东西？也许她会和我一起拍摄树木生长的过程。也许我们可以建一个功能齐全的树模型，让它加速运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内部的生长过程。这将是一种很棒的合作方式。我很高兴与朗达见面，她似乎对树非常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