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白石老人

1949年我进北京城不久,就打听白石老人的情况,知道他还健在,我就想看望这位老画家。我约了沙可夫和江丰两个同志,由李可染同志陪同去看他,他住在西城跨车胡同十三号。进门的小房间住了一个小老头子,没有胡子,后来听说是清皇室的一名小太监,给他看门的。

当时,我们三个人都是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文化接管委员,穿的是军装,臂上带臂章,三个人去看他,难免要使老人感到奇怪。经李可染介绍,他接待了我们。我马上向前说:“我在十八岁的时候,看了老先生的四张册页,印象很深,多年都没有机会见到你,今天特意来拜访。”

他问:“你在哪儿看到我的画?”

我说:“1928年,已经二十一年了,在杭州西湖艺术院。”

他问:“谁是艺术院院长?”

我说:“林风眠。”

他说:“他喜欢我的画。”

这样他才知道来访者是艺术界的人,亲近多了,马上叫护士研墨,带上袖子,拿出几张纸给我们画画。他送了我们三个人每人一张水墨画,两尺琴条。给我画的是四只虾,半透明的,上画有两条小鱼。题款:

“艾青先生雅正八十九岁白石”,印章“白石翁”,另一方“吾所能者乐事”。

我们真高兴,带着感激的心情和他告别了。

我当时是接管中央美术学院的军代表。听说白石老人是教授,每月到学校一次,画一张画给学生看,作示范表演。有学生提出要把他的工资停掉。

我说:“这样的老画家,每月来一次画一张画,就是很大的贡献。日本人来,他没有饿死。国民党来,也没有饿死,共产党来,怎么能把他饿死呢?”何况美院院长徐悲鸿非常看重他,收藏了不少他的画,这样的提案当然不会采纳。

老人一生都很勤奋,木工出身,学雕花,后来学画。他已画了半个多世纪了,技巧精练,而他又是个爱创新的人,画的题材很广泛:山水、人物、花鸟虫鱼。没有看见他临摹别人的。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记忆力特别强,能准确地捕捉形象。他有一双显微镜的眼睛,早年画的昆虫,纤毫毕露,我看见他画的飞蛾,伏在地上;满身白粉,头上有两瓣触须,他画的蜜蜂,翅膀好像有嗡嗡的声音;画知了、蜻蜓的翅膀像薄纱一样;他画的蚱蜢,大红大绿,很像后期印象派的油画。

他画鸡冠花,也画牡丹,但他和人家的画法不一样,大红花,笔触很粗,叶子用黑墨只几点;他画丝瓜、窝瓜;特别爱画葫芦;他爱画残荷,看看很乱,但很有气势。

有一张他画的向日葵。题:

“齐白石居京师第八年画”,印章“木居士”。题诗:

“茅檐矮矮长葵齐,雨打风摇损叶稀。干旱犹思晴畅好,倾心应向日东西。白石山翁灯昏又题”。印章“白石翁”。

有一张柿子,粗枝大叶,果实赭红,写“杏子坞老民居京华第十一年矣丁卯”,印章“木人”。

他也画山水,没有见他画重峦叠嶂。多是平日容易见到的。他一张山水画上题:

“予用自家笔墨写山水,然人皆余为糊涂,吾亦以为然。

白石山翁并题”。印章“白石山翁”。

后在画的空白处写“此幅无年月,是予二十年前所作者,今再题。八十八白石”,印章“齐大”。

事实是他不愿画人家画过的。

我在上海朵云轩买了一张他画的一片小松林,二尺的水墨画,我拿到和平书店给许麟庐看,许以为是假的,我要他一同到白石老人家,挂起来给白石老人看。我说:“这画是我从上海买的,他说是假的,我说是真的,你看看……”他看了之后说:“这个画人家画不出来的。”署名齐白石,印章是“白石翁”。

我又买了一张八尺的大画,画的是没有叶子的松树,结了松果,上面题了一首诗:“松针已尽虫犹瘦,松子余年绿似苔。安得老天怜此树,雨风雷电一起来。阿爷尝语,先朝庚午夏,星塘老屋一带之松,为虫食其叶。一日,大风雨雷电,虫尽灭绝。丁巳以来,借山馆后之松,虫食欲枯。安得庚午之雷雨不可得矣。辛酉春正月画此并题记之。三百石印富翁五过都门”,下有八字:“安得之安字本欲字”。印章“白石翁”。

他看了之后竟说:“这是张假画。”

我却笑着说:“这是昨天晚上我一夜把它赶出来的。”他知道骗不了我,就说:“我拿两张画换你这张画。”我说:“你就拿二十张画给我,我也不换。”他知道这是对他画的赞赏。

这张画是他七十多岁时的作品。他拿了放大镜很仔细地看了说:“我年轻时画画多么用心呵。”

一张画了九只麻雀在乱飞。诗题:

“叶落见藤乱,天寒入鸟音。老夫诗欲鸣,风急吹衣襟。

枯藤寒省从未有,既作新画,又作新诗。借山老人非懒辈也。

观画者老何郎也”。印章“齐大”。看完画,他问我:“老何郎是谁呀?”

我说:“我正想问你呢。”他说:“我记不起来了。”这张画是他早年画的,有一颗大印“甑屋”。

我曾多次见他画小鸡,毛茸茸,很可爱;也见过他画的鱼鹰,水是绿的,钻进水里的,很生动。

他对自己的艺术是很欣赏的,有一次,他正在画虾,用笔在纸上画了一根长长的头发粗细的须,一边对我说:“我这么老了,还能画这样的线。”

他挂了三张画给我看,问我:“你说哪一张好?”我问他:

“这是干什么?”他说:“你懂得。”

我曾多次陪外宾去访问他,有一次,他很不高兴,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外宾看了他的画没有称赞他。我说:“他称赞了,你听不懂。”他说他要的是外宾伸出大拇指来。他多天真!

他九十三岁时,国务院给他做寿,拍了电影,他和周恩来总理照了相,他很高兴。第二天画了几张画作为答谢的礼物,用红纸签署,亲自送到几个有关的人家里。送我的一张两尺长的彩色画,画的是一筐荔枝和一枝枇杷,这是他送我的第二张画,上面题:

“艾青先生齐璜白石九十三岁”,印章“齐大”,另外在下面的一角有一方大的印章“人犹有所憾”。

他原来的润格,普通的画每尺四元,我以十元一尺买他的画,工笔草虫、山水、人物加倍,每次都请他到饭馆吃一顿,然后用车送他回家。他爱吃对虾,据说最多能吃六只。他的胃特别强,花生米只一咬成两瓣,再一咬就往下咽,他不吸烟,每顿能喝一两杯白酒。

一天,我收到他给毛主席刻的两方印子,阴文阳文都是毛泽东(他不知毛主席的号叫润之)。我把印子请毛主席的秘书转交。毛主席为报答宴请他一次,由郭沫若作陪。

他所收的门生很多,据说连梅兰芳也跪着磕过头,其中最出色的要算李可染。李原在西湖艺术院学画,素描基础很好,抗战期间画过几个战士被日军钉死在墙上的画。李在美院当教授,拜白石老人为师。李有一张画,一头躺着的水牛,牛背脊梁骨用一笔下来,气势很好,一个小孩赤着背,手持鸟笼,笼中小鸟在叫,牛转过头来听叫声……

白石老人看了一张画,题了字:

“心思手作不愧乾嘉间以后继起高手。八十七岁白石甲亥”。印章“白石题跋”。

一天,我去看他,他拿了一张纸条问我:“这是个什么人哪,诗写的不坏,出口能成腔。”我接过来一看是柳亚子写的,诗里大意说:“你比我大十二岁,应该是我的老师”。我感到很惊奇地说:“你连柳亚子也不认得,他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他说:“我两耳不闻天下事,连这么个大人物也不知道。”

感到有些愧色。

我在给他看门的太监那儿买了一张小横幅的字,写着:

“家山杏子坞,闲行日将夕。忽忘还家路,依着牛蹄迹。”印章“阿芝”,另一印“吾年八十乙矣”。我特别喜欢他的诗,生活气息浓,有一种朴素的美。早年,有人说他写的诗是薛蟠体,实在不公平。

我有几次去看他,都是李可染陪着,这一次听说他搬到一个女弟子家——是一个起义的将领家。他见到李可染忽然问:“你贵姓?”李可染马上知道他不高兴了,就说:“我最近忙,没有来看老师。”他转身对我说:“艾青先生,解放初期,承蒙不弃,以为我是能画几笔的……”李可染马上说:“艾先生最近出国,没有来看老师。”他才平息了怨怒。他说最近有人从香港来,要他到香港去。我说:“你到香港去干什么?那儿许多人是从大陆逃亡的……你到香港,半路上死了怎么办?”他说:“香港来人,要了我的亲笔写的润格,说我可以到香港卖画。”他不知道有人骗去他的润格,到香港去卖假画。

不久,他就搬回跨车胡同十二号了。

我想要他画一张他没有画过的画,我说:“你给我画一张册页,从来没有画过的画。”他欣然答应,护士安排好了,他走到画案旁边画了一张水墨画:一只青蛙往水里跳的时候,一条后腿被草绊住了,青蛙前面有三个蝌蚪在游动,更显示青蛙挣不脱去的焦急。他很高兴地说:“这个,我从来没有画过。”

我也很高兴。他问我题什么款。我说:“你就题吧,我是你的学生。”他题:“青也吾弟小兄璜时同在京华深究画法九十三岁时记齐白石”一天,我在伦池斋看见了一本册页,册页的第一张是白石老人画的:一个盘子放满了樱桃,有五题落在盘子下面,盘子在一个小木架子上。我想买这张画。店主人说:“要买就整本买。”我看不上别的画,光要这一张,他把价抬得高高的,我没有买;马上跑到白石老人家,对他说:“我刚才看了伦池斋你画的樱桃,真好。”他问:“是怎样的?”我就把画给他说了,他马上说:“我给你画一张。”他在一张两尺的琴条上画起来,但是颜色没有伦池斋的那么鲜艳,他说:“西洋红没有了。”

画完了,他写了两句诗,字很大:

“若教点上佳人口言事言情总断魂”他显然是衰老了,我请他到曲园吃了饭,用车子送他回到跨车胡同,然后跑到伦池斋,把那张册页高价买来了。署名“齐白石”,印章“木人”。

后来,我把画给吴作人看,他说某年展览会上他见过这张画,整个展览会就这张画最突出。

有一次,他提出要我给他写传。我觉得我知道他的事太少,他已经九十多岁,我认识他也不过最近七八年,而且我已经看了他的年谱,就说:“你的年谱不是已经有了吗?”我说的是胡适、邓广铭、黎锦熙三人合写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齐白石年谱》。他不作声。

后来我问别人,他为什么不满意他的年谱,据说那本年谱把他的“瞒天过海法”给写了。1937年他七十五岁时,算命的说他流年不利,所以他增加了两岁。

这之后,我很少去看他,他也越来越不爱说话了。

最后一次我去看他,他已奄奄一息地躺在躺椅上,我上去握住他的手问他:“你还认得我吗?”他无力地看了我一眼,轻轻地说:“我有一个朋友,名字叫艾青。”他很少说话,我就说:“我会来看你的。”他却说:“你再来,我已不在了。”他已预感到自己在世之日不会有多久了。想不到这一别就成了永诀——紧接着的一场运动把我送到北大荒。

他逝世时已经九十七岁。实际是九十五岁。

1983年12月

(选自1984年1月21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