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中国女性“外销”自己的“新洋务运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直至1993年后才势微渐止。她们的年龄普遍在35岁以下，年龄最小者十六七岁。因年龄小，想方设法更改年龄以达到合法移民年龄的事屡闻不鲜；因年龄大，想方设法更改年龄以求接近于更容易“外销”岁数的事也屡闻不鲜。那些年内，由中国女性推波助澜的“新移民潮”，冲击着亚洲、欧洲、澳洲的许多国家。既使那些国家的华人移民数量剧增，也使国内许多城市的家庭夫妻离异、子女双亲残缺。有知识的凭学历去闯，有才能的凭才能去闯，有技长的凭技长去闯；无知识、无才能、无技长可言的，则仅凭容貌和青春资本去闯；连容貌和青春两项也够不上资本的，凭一往无前的盲目的勇气去闯。

“洋插队”一词便是概括这一现象而产生的。“洋”字与“插队”二字相结合，包含了一切的苦辣酸甜。当然，她们当中也确有不少人，在异国真的尝到了爱情的甜，事业有成的甜，家庭美满的甜，人生幸福的甜。这些甜，也当然地原本就不该被国界和国籍隔着。在一方国土内获得不到，去别国寻找亦确是天经地义之事。欧洲国家彼此邻近，欧洲的男人们早就这样了，后来欧洲的女人们也开始这样了。其动因和目的与中国女性们十分一致。中国女性仿佛企图用她们的行动证明——世界并不算太大，国与国都离得很近。

1993年以后，中国经济迅猛腾飞，令世界“拍案惊奇”，刮目相看。但“腾飞”之中，今天看来，泡沫的成分极其显明。

但是经济的泡沫现象，在短期内向有头脑的人提供的发达之机反而尤其的多。许多人其实只需抓住一次机遇便可永久地改变命运，不管那机遇是否在泡沫里。泡沫经济的游戏之所以对一个国家有危害，甚至有危险，是针对大多数人的长久利益而言的。当泡沫灭落，大多数人不但往往只空抓了两手湿，而且极可能连曾经拥有过的利益也丧失了。但泡沫又可以掩盖“游戏”的诸种规则，使之变得似有似无，时隐时现，于是无规则的机遇随着泡沫上下翻涌眼花缭乱，似乎比比皆是。有头脑的人适时抓到它比在“游戏”规则极为分明的情况下抓到它更容易。

于是“洋插队”的中国男人和女人们，面对异国的“游戏”规则抓不住时，便转身回首，望向祖国的一大堆又一大堆的泡沫了。他们和她们，在异国学到了、积累了在中国学不到、积累不成的经验。那种种的经验对于他们是有用的，也是宝贵的。正是那种种经验告诉他们，中国的机会也多得值得回来一显身手。于是，攒下些外汇的带着经验，没攒下外汇的带着半个外国身份，匆匆地又登上归国的航机。

20世纪90年代，这样一些“洋插队”过的女性，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既有相当出色的表现和表演，也有相当特色的表现和表演。后一种表现和表演，每每伴随着坑蒙拐骗，每每自身也带有泡沫性。

199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犯罪案中，女主犯或女同案犯渐多起来。倘仅以北京为例，我的司法界的朋友告诉我——当年1/3左右的经济罪案都由有“洋插队”经历的女性充当这样或那样的角色。

尽管如此，另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不少“洋插队”的女性，以她们较为特殊的女性身份，在各大城市中营造了一道道当代都市女性的亮丽风景线。

外企的第一代、第二代“中方雇员”的“花名册”上，留下过她们的芳名。

最早的一批“白领丽人”中，闪现过她们的身影。

她们中涌现过第一代、第二代女经理、女总裁、女外商代理人、女经纪人、女策划人。

对于今天服装、美容、健身、保健乃至许多文化行业的发展，她们曾起到过功不可没的作用。她们一方面是这些行业引领消费潮流的女性，另一方面，可能同时是宣传者、广告者。

与她们的能力、经济和风采一竞高下的，是那些并不曾“洋插队”过的女性。后者们对机会的企盼期比较长，准备期也比较长，因为身在本国环境中，机会一旦来临，自然出手更及时些。所以，二者相比，后者的事业往往是自己的。自己之上，并不再有老板。而前者的事业，则往往不是自己的。虽然优越着，背后还有老板。虽然挣的是外汇，但总归不过是佣金。

这样两类中国女性，当年曾使许许多多的中国男人惊呼“阴盛阳衰”，惊呼到处都是“女强人”。某些男人在哀叹自己“疲软”的同时，不禁对某些女人的能力和神通佩服得五体投地膜拜顶礼。

其实，世界依然是一个男权主宰的世界，中国尤其是。某些女人们尽管手眼触天、能力广大、神通非凡，但事业的成功，往往还是离不开某些权力背景更牢靠、能力更广大、神通更非凡的男人的呵护与关照。

我们说1993年以后中国经济呈现明显的泡沫成分，并不意味着否定1993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切实绩。泡沫非全部成分，实绩是不可低估的。

有统计表明，1993年以后，国外投资大幅度上升，外企与合资企业的数量猛增，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新行业不断涌现……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女性证明个人能力和才干的表现与表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驱动条件。

从普遍性的规律上讲，男人们不得不承认，女性是影响男人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第一位导师。

那么，谁是影响女性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导师？

是时代。

时代是影响女性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最后一位负责“结业”的导师。

在时代的教导之下，男性文化从前对女性的影响和要求倘与时代冲突，那么大多数女性都会倾向时代，并配合时代共同颠覆男性文化对女性之人性的强加。

20世纪90年代的中老年女性，目光望向比自己年轻得多的新生代女性，又是羡慕，又是佩服，又是隔阂种种，又是看不顺眼。

然而新生代们如鱼得水。她们的前代女性，首先成为她们的竞争对手。前者在竞争中往往由于对时代的不适应处于劣势，大获全胜的后者，接着便以挑战的姿态向男人们示威。

一切时髦的事物，首先受到新生代女性们的欢呼。

一切夜生活的场所，皆可见她们及时行乐的身影。

一切新行业，都惊喜于她们跃跃欲试充满热忱的加盟。

“靠节俭能富起来么？得靠机遇！”——这是她们的致富观。无疑是很正确的。可时代从前没给过女性什么机会，因而她们前代的女性大多数是节俭型的。她们的致富观，分明包含着对前代女性的嘲讽。

在许多种场合下，你会发现某些年纪轻轻的女性，与形形色色的年纪往往可做她们父亲的男人，神神秘秘而又一本正经地共商大计，策划一笔投资数额几千万甚至几亿的项目。如果你以为只不过是异想天开，那就大错特错了。后来成为事实的例子举不胜举。

徐志摩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

叔本华与尼采是两位十分蔑视女性的哲学家。

尼采说过一句特别刻毒的名言：“如果你打算与女人交往，最好带上鞭子。”

由于他如此蔑视女性，所以又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能设想一个男人是哲学家而同时有太太。”

叔本华则认为，山里有老虎，草里有蛇，世上有女人，除了这一自然现象，对于女人再无讨论之必要。

徐志摩的文章是为了批评叔本华写的。他在文章中说道：“但这近百年却大大地换样了。不仅在学理上我们对女性的根本观念完全地改变了，不仅妇女在社会的地位上改变了，不仅她的人格在人类所有活动里取得了与男子同等的认识，并且女子们实际上已经给了我们可惊的成绩，在学识上，在事业上……”

我们今天重读徐志摩的文章，一方面自然会赞成他对女性的公正，另一方面，却难免地会觉得他过于热情，言辞夸张。因为，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女性其实并未“现代”到他所表扬的那一种程度。他所歌颂的女性，只不过是他所经常接近着的、当时在中国属于极少数的、知识女性中的某一类而已。

但是，如果用他文章中的那一段话来作为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女性的评价，而不是作为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女性的评价，则非常客观，一点儿也没有夸张的意味儿了。

林语堂曾这样解释他为什么最喜欢同女子讲话——“她们能看透一切的矛盾、浅薄、浮华，我很信赖她们的直觉和生存的本能——她们的所谓‘第六感’。在她们重情感轻理智的表面之下，她们能攫住现实，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我很尊重这个。她们懂得人生，而男人却只知理论。”

我之所以引用林语堂这段话，乃因其中有几点对女性的肯定，借以评说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女性，尤其是新生代女性，也是相当准确的。

第一，直觉。

20世纪90年代许多年轻女性的直觉，尤其知识化了的新生代女性们的直觉，所接受的是时代中枢神经区发射的讯号，是大直觉，往往敏感于男人们数倍。倒是男人们反而常常显得很滞后，很迟钝。它成全她们在经济活动中稳操胜券，以至于某些男人每向她们请教。他们信赖她们的直觉，往往受益匪浅。

第二，生存的本能。

因为她们对生存质量的标准和要求提高了，故她们的本能充满强烈的欲望意味儿。而欲望驱使她们最大程度地发挥能量，这使她们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女性都不安于现状。

第三，能攫住现实。

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识化了的新生代女性，几乎一概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传统理念从她们头脑中消失的速度，远比从男人们头脑中消失的速度快得多。由于她们眼到、心到、手到，直攫现实，所以她们又几乎一概是目的主义者。这在男人们看来，也许太不可爱。她们也是明白这一点的。但她们自有理由——在许多方面成功了的男人们又有哪一个不是彻底的目的主义者？凭什么女人就不能有目的？凭什么女人就不能为了那目的之达到而足智多谋？她们自有另一套使她们变得仿佛依然可爱的方法——引导男人们及时行乐。从表面看，往往是男人们在向女人们提供行乐的条件和机会，因为他们埋单。而实际上，从最终的效果看，是女人在陪男人们。这时她们就尽量表现她们的天真、纯情、柔弱，心无任何功利之念和头脑的极其简单。她们知道普遍的男人们喜欢她们这样。她们善于在某些时候暂时隐藏了目的投男人们之所好。

第四，接近人生，懂得人生。

普遍的她们对人生之理解，与数年前相比已大为不同，甚至可以说大为进步。数年前，在她们中许多人看来，“傍大款”便是最容易接近最理想人生的捷径。而懂得女人如何受权贵或富有男人长期宠爱，也就算懂得人生了。但是后来她们悟到了，那不过是杨贵妃式的女人的人生。与武则天一比，杨贵妃只不过是一个可悲可怜的女性罢了。她们倒宁肯从男人那儿少要点儿宠爱，多讨些实惠。尤其，当她们与男人的关系无望成为夫妻时，她们给予男人的每一份温柔，都要求男人们加倍地偿还以实惠。她们无不希望拥有完全受自己权力控制的、纯粹的、个人的一番事业，当然这事业主要指经济方面的。她们对这一种事业的渴求，强烈于对一位好丈夫的渴求。因为道理是明摆着的，一个站立在完全受自己控制的经济基础上的女人，只要其貌不甚俗，其性情不甚劣，招募一位好丈夫实在并不困难。

当然，这样的女人究竟是否真的便算接近人生、懂得人生，大可商榷。而我们要指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有许多女性持此种人生观。这毕竟比20世纪90年代以前争先恐后自售其容其身要争气得多。

上文林语堂的话中有一句是说得相当严谨的——“在她们重情感轻理智的表面之下”。

林氏此话证明，他并不认为女性一向地、一概地重情感，一向地、一概地轻理智。他认为这是她们给男人们的表面印象，传统印象。

而我想说，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识化了的、大城市里的新生代女性，尤其她们中特别年轻漂亮的，其实大抵是非常理智的女性。她们像一切时代的一切女性一样，有情感的需要，但是并不怎么在乎失去。渴望爱的抚慰，但是也颇善于玩味无爱的寂寞。她们有寂寞之时，但绝对地并不苦闷；她们有流泪之时，但主要由于失意而很少由于内疚。她们实际付出的交际时间和精力往往多于恋爱。在她们那儿两者常常是这样掂量的——交际产生交情，而广泛的男女交情比专一的爱情更有助于自己事业的成功，所以使男人常常搞不大清他和她之间的关系究竟是爱情还是交情。情人节男人亲自送给她们一束玫瑰，便可得到她们的一次甜吻。在她们的生日请她们到大饭店去“撮”一顿，她们望着那男人的目光便会始终含情脉脉。而男人若在她意想不到的情况之下送她名贵的首饰，她们很可能会扑入他的怀里惊喜地说：“啊，我的至爱！”——就像首饰广告里的情形那样。而她们越是变得极端地信赖手段，追求目的，不重情感，则越在一些琐碎的、鸡毛蒜皮的细节方面夸张地表演出注重情感的模样。她们以上的种种行径又简直可以说都是身不由己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可信任度已大面积地从中国人20世纪90年代的生活中流失了。行业虽然空前地多了，每个人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空间似乎反而越来越小、越来越拥塞了。呈现在社会许多方面的竞争是那么的激烈，有时甚至是那么的世态炎凉冷酷无情，女性不得不施展最高的人生技巧才能做成她们想做的事情。

毋庸讳言，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新生代女性，表面看来头脑似乎史无前例地简单了，而实际上史无前例地精明、史无前例地富有心机了。所谓“内方外圆”，普遍的从前时代的中国女性，即使外“方”，即使表面上见棱见角，其内心也往往是“圆”的，女人天性的成分居多。所以从前时代，最不服气男人的女人，也往往最终在与男人的较量和竞争中败北，被男人降服。而男人利用制胜的，往往是女人天性中的某些弱点。当然，个例总是有的，比如武则天、吕后、慈禧、凤姐……正因为太是个例，所以从前的女人们即使心中暗暗钦佩也不敢公开地表示，所以从前的男人们一再地通过文学和戏剧历数她们的阴险歹毒。相比从前时代的中国女性，尤其是遵循传统的行为典范的女性，20世纪90年代的新生代女性们，具有明显的反传统、反礼教、反淑女型典范的时代倾向。这意味着是她们以新一代的整体姿态对一向由男人们安排社会秩序、安排女性命运的现实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初级阶段的，是无数个体成功欲望的本能汇聚在一起所呈现的；其个体“战术”也是初级阶段的，简单的，相似的，无非以男人之道还治男人之身，反过来利用男人与女人打交道时的天性弱点罢了。她们中许多人因而成功了一些事情，许多人也为成功付出了必然的代价。那代价使她们年纪轻轻心中便充满了沧桑感，使她们表面看来朝气蓬勃着、精神抖擞着、姿态生动着，而实际上已陷入疲惫，已经从心理上过早地老了。

于是她们中派生出了女“独身族”。

她们成功了或失意了、受伤了以后，从社会大校场上抽身便走，这意味着人生“战略”上的一种转移或撤退。倘为成功者，带着伤痕大隐于市，体会功成身退的自慰。毫无家族权力背景的女性，徒手打天下并且获得某种成功居然不曾受过伤，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这样的事是不多的。倘为失意者，则一边自疗伤口一边总结教训，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失意本身即伤痕，而且大抵又是由男人造成的。这一类女性不仅内心更加地“方”了，而且其外也不复“圆”。那曾“圆”过的外形变得模糊了，晕开了，边线若有若无了。如果说晕是月亮的框子，那么以守为攻是她们的心理的框子。她们的心理在那一框子内其实并不万念俱灰，而是处于高度的“备战”状态。倘她们东山再起拥有了一定的实力，她们往往对男人具有报复性。即使并不如此，也往往对男人不屑一顾，予以轻蔑。当然，也有人陷于较长久的自哀自怜不能自拔。更有人并不急流勇退，以独身“女强人”的姿态为自己标定一个比一个高的目标，鼓励自己实现一次比一次大的野心。企图在这种无休止的过程中忘记自己是女性，仿佛变成了中性人。

女“独身族”们几乎没有不自言独身潇洒、独身也美好的。

然而我们知道，女性一旦成熟为女人，独身肯定是不自然的，不美好的。

独身只在一种情况下可称为理智的选择，那就是形式上的糟糕的婚姻。

这一种相对性，决定了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独身的选择起点是较低的。

她们也知道这一点。

知道而偏说独身的潇洒和独身的美好，足见她们是多么的言不由衷，又是多么的内心苦楚。

让我们祝愿她们都能早日有情人终成眷属，告别她们本性上其实并不愿恪守的“独身主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些女大学生们，第一崇拜财富，第二崇拜权力，第三崇拜明星，第四崇拜女性的性魅力，第五，具有极端地自我崇拜……因人而异，还可以列出另外的许多条。但前四条无疑已包含了她们最主要的崇拜内容，无非顺序的先后不同。

她们中毕业后分配在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的文科大学生们，按着自己的喜好一改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综合文化的老面孔。电台、电视台的节目审查制度依然相当严格，她们的喜好每每受阻。但是今天看来，她们已按着自己的喜好占领了全国大多数报刊杂志的半壁江山。如果说中国的大文化内容空前丰富了，风格空前绚丽了，包装特别多彩了，那么有她们的一份功劳。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文化酸味儿多了、嗲味儿多了、娇味儿多了，未免太甜了、太软了、太媚了、太性感了，那么也是她们苦心营造的结果。

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文化的性感，肯定有人急欲反驳。其参照又肯定是西方大文化——的确，我们还远没裸到他们那么到处可见的程度。

不过我以为，女性肉体的彻底的裸，要么美，要么妖，要么媚，要么邪，因为彻底，性的意味公然了，一眼望去，想象夭折于全部的展现之前，面对其“性”反而没了太多所“感”。

这就好比男人可以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较少的女人，却实难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非常之透的女人。女人不是穿得少而是穿得透，据我看来，便等于放射着邪性了。

有些经营报刊杂志的女编者们，似乎很精通“透”的学问。连她们所撰所编之稿、所拟定之标题，也每每“透”出女性荷尔蒙的并不见得芬芳的气息。

这一种“透”的学问，从报刊杂志上借用到了舞台上。由封面、由文字而至演出服，不露，但是极“透”；不裸，但是意在性感的用心一目了然。

林语堂对此曾有过这样一番言论：“艺术使现代人有了性的意识，这一点我是不怀疑的。第一步是艺术，第二步是商业对于女人身体的利用，由身体上的每一条曲线到肌肤的波动上去，最后一步是涂脚指甲。我不曾看见女人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那么完全受商业上的利用，我不很明白美国女人对于利用她们的身体这件事情，为什么服从得那么温顺。把这种商业上利用女人身体的行为，和尊重女人的观念融合起来，是很困难的。”

他还说：“因此今日的人要‘艺术化’的时候，只须拿起一本杂志，将广告看一下。”

在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女性挖空心思地“艺术化”自己的身体，积极地为商业之目的服务。她们干得往往比以此为职的男人们还来劲儿，还内行，甚至还专业。

对财富的崇拜，对权力的崇拜，对明星的崇拜，对女性之性魅力的崇拜，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文化中泛着一阵阵浮华迷醉的绚丽多彩的泡沫。至今仍在泛着，大有一举将中国文化基本的朴素品质淹没掉的趋势。名车美女、豪宅美女、华服美女、珠宝美女、珍馐美女、美酒美女，商业加性感，性感助商业，几乎无孔不入地侵略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根视听神经。

与此现象相对应的，乃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几千万工人的下岗。

倘我们的目光投向他们中的女性，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话题不免顿时显得沉重起来。

但即使是她们，我认为，也体现出与以往时代极为不同的进步特征来。

1958年，有一大批妇女经动员迈出了家门，那是当年工业发展的需要。当年的一条口号是——“妇女姐妹们，我们也有两只手，不要围着锅台转，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议中去！”

而仅仅两年后，她们又被成批地撵回家里。在那两年中，有人被树为先进典型，有人因工致残，有人在实际上并没挣到多少工资（许多工厂一直信誓旦旦地欠着她们的工资）——但一被宣布解除工人资格（当年不用“解雇”一词，认为那是资本家一脚踢开工人时用的词），几乎普遍无话可说，温温顺顺地默默地就回家了。所欠工资，倘补给，就庆幸万分。不给，委屈一个时期，也就算了。致残者中，很少有从此月月领到抚恤金的。说她们不是正式工人，不能享受那一项待遇，她们也就放弃力争了。

而20世纪90年代的下岗女工们之权利意识则提高多了。普遍的她们，最初总想讨个公平的说法。她们开始懂得，即使和国家之间，也是可以大小猫三五只地算算究竟谁欠谁的。账是允许一笔勾销的，道理却非摆清楚不可。摆不清楚，什么厂长局长以及更大的官儿，日子也许就不太消停。

或许，有人会反对我的观点，认为这恰恰证明她们的觉悟太低，认为她们还应该像20世纪50年代的妇女们那样才可爱。

但是试问，如果没有她们这种起码的权利意识的提高，国家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公仆们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起码，公民们权利意识的提高，对于国家及公仆责任意识的加强是有促进作用的。

而在一个法制健全的时代，国家和它的公民在法律面前应该是完全平等的。法律既维护国家的权利，也要同样维护公民的权利。二者中的任何一方损害了另一方的权利，另一方都有充分的理由在原告席上郑重起诉。

当然，20世纪90年代的下岗女工们，不但权利意识提高了，体谅国家难境的理性程度也普遍地大大地提高了。所以，她们中并没有多少人真的和自己的工厂和国家斤斤计较地纠缠不休。她们委屈，恰恰证明她们是人，而非是一时可用一时可弃的无意识的生产资料。她们发牢骚，乃因她们有种种意识。倘她们竟愤怒了，那么一定主要是由于当官儿的人们缺乏设身处地的体恤心肠，置身事外而官腔十足，对她们的思想安抚工作没有做好、做细、做到家。甚至，根本就不曾做不想做。

故据我看来，20世纪90年代下岗女工们的觉悟，不是太低，而是很高。高得很可贵，亦很可爱。尤其她们中许多人下岗后另谋职业埋头苦干之精神，实在值得全社会钦佩和尊敬。她们以她们的可贵和可爱，保障了社会的安定。

在时代的发展中，往往付出许多方面的重大的牺牲。其时，那牺牲意味着数以千万计人民的起码的社会保障。

20世纪90年代的下岗女工们，既能意识到这一规律的无奈性，又能顽强地与这一冷酷的规律做竭尽全力的较量。对于她们中的许多人而言，乃是人生的最后一搏。为了家庭，为了儿女，为了自己晚年的生活，她们毫无退路，只有一搏。而她们又几乎到了原本可以不再搏、可以轻松卸却许多女性责任的年龄。

她们使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话题具有了一种异常凝重的、悲壮的色彩。

与此凝重的、悲壮的色彩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卖淫话题显示出了本时代的大的尴尬性。这是“中国综合征”的临床特征。

当然，许多国家都有妓女。妓女的存在，似乎并不影响那些国家的强盛。

但许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承认——妓女现象乃是社会的疮疤。

中国曾一度没有。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有了，至90年代便多起来。

我们无须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是讨论不出个结果的。即使由某社会学权威下了等于真理的结论，结论本身对社会的卫生也没多大意义。

倒是简略分析一下20世纪90年代的卖淫现象，与旧中国的妓女、与历史中的妓女现象有什么区别，对此社会疮疤或许还有丁点儿价值。

林语堂曾著过一篇短文《妓女与妾》。

通过这篇短文看得出，林氏是颇赞成男人纳妾的。他认为已婚的男人为了贪恋另一个女子的姿色而离婚，倒莫不如说服她干脆做自己的小老婆。他的逻辑是纳妾总归比离婚好。离婚意味着将妻子逐出家门，纳妾只不过是将另一女子迎入家门。凭男人决定女人命运的权利，论资排辈了，妻妾是可以相安无事的。他认为某女子既想长久依赖某有妇之夫，那么委曲求全而做妾，是相当明智的。他暧昧地表示，他颇认同辜鸿铭“一只茶壶配四只茶杯”的完美思想。

林氏短文中所论的妓女，是很“高级”的一类，“她们大都兼有一技之长，或长于诗，或长于画，或长于音乐，或长于巧辩”。当然，她们首先当是年轻的、美的、风情万种的。他所列举的个中翘楚如董小宛、苏小小、冯小青、陈圆圆、李香君、薛涛、马湘兰、柳如是。

我替他补上一个近代的，当是侠妓小凤仙了。

林氏由于自己是高级的文人，所举自然皆是棋琴诗画唱五艺全能的名妓、才妓，而所举好妓的男人，又是苏东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等名男人。所以他那篇短文，实在不似在谈妓，而更是在谈“才子佳人”。

在论到一般青楼妓女时，他也操相当温爱的口吻说：“她们是在叫中国男人尝尝罗曼斯的恋爱滋味。”倒像青楼是专供男人实习恋爱的地方。

以我的年龄，当然不曾有过逛青楼的任何体会。我对妓女的所知，纯粹是从文学中来的，比如老舍《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比如《月牙儿》中的“我”，比如日本电影《望乡》中的阿岐婆。

我当然知道，在中国历朝历代，妓女是分为三六九等的。最低的一等是“市妓”，即倚门卖笑勾引嫖客那一类，又被鄙称为“野雉”。而“打野雉”的男人，当然都非闲踱秦淮河畔的风流才子，而是些相当粗俗甚至粗暴的男人。

小福子、“我”、阿岐婆们无疑皆属“市妓”，无疑皆是粗俗粗暴男人们泄欲的对象。故我对她们一向是深怀同情的。

故我从前初读林氏那一篇短文之时，对他“犯罪的是男子”一句话颇有同感。

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业已存在着的现实日渐地改变了我的看法，并且日渐地削弱了我一向对妓女所深怀的同情。

我没接近过20世纪90年代的“市妓”，也不曾像许多经常离家外出的男人们那样受到过她们的滋扰。仅仅一次，住在外市的宾馆里，深夜接到一次问我需不需要“特殊服务”的电话。别的男人们告诉我那便是妓女在进行试探了。但我半信半疑，心想说不定那宾馆另有非“色情”的“特殊服务”项目，比如要不要按铃叫早之类。

所以，我对20世纪90年代的卖淫女的全部印象，其实是从初识的或熟稔的、天南地北的、各行各业的、形形色色的男人们口中获得的。

这印象最初使我惊讶的是她们只存在于某些城市、某些地区，后来，在一些偏远县镇也蔓延开来。

后来惊讶于她们讨价的便宜，据说一二十元钱的“活儿”她们也接。

再后来惊讶于她们年龄的渐小。据说在有的城市，有的地区，还不到18岁便开始走上卖淫的歧途。

再再后来，只剩下了一种惊讶，她们的卖淫，并非如我想象的那样多么的不情愿，多么的被逼无奈，因而多么的内心悲苦。

惊讶几次之后，也就不惊讶了。

据说她们中不少人似乎活得很快活，由于卖淫是“最轻松”的“职业”，由于这“职业”使她们的收入数倍甚至十数倍地高于一般女工们的月工资；由于这“职业”的“计件”性质，现钞交易性质，永远无欠发“工资”或“打白条”一说；更由于这“职业”的传统方式与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密不可分。

收入高了，花钱也大方了，穿的也时尚起来，住的也改善起来。中国是世界上许多行业的大市场。她们似乎都持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确信不疑——她们所从事的“职业”尽管还不能公开化，但前途似锦，“职业”队伍将不断扩大。

她们快活，自在，满意于现状，毫无羞耻感。除了有时不得不偷偷摸摸的，再没什么不顺心的。

据说，倒是些初涉此道的男人们，每每在大大方方的、笑容可掬的、善于周旋的她们面前常显得不好意思起来。那时她们就仿佛关系熟稔地调侃他们，为的是使他们放松些，自然些，大胆主动些……

倘我们重读《月牙儿》，定会从“我”身上看出些与今天卖淫女们的相同。

“我”自幼丧父，于是家庭赖以维持起码生活的“经济基础”彻底坍塌。先是母亲靠替别人家浆浆洗洗挣点儿小钱勉强度日。后来母亲改嫁，再后来继父“失踪”。母亲不得不将她们的家变成了“暗门子”，以向粗俗陌生的男人们零售自己肉体的方式供女儿上学。

也许，母亲希望女儿知识化了以后能嫁给个体面的、依赖得住的男人，从而改变命运，自己的晚年也能跟着享几天福吧。

但是，上了学的女儿不久便从女同学那儿明白——“我小学毕业后又有什么用呢？我和同学们打听过了，有的告诉我，去年毕业的有好几个做姨太太的。有的告诉我，谁当了‘暗门子’。”

于是“我更疑心妈妈了，是不是等我毕业好去做……这么一想，有时候我不敢回家，我怕见妈妈”。

而“妈妈的屋里常有男人来了，她不再躲避着我。他们的眼像狗似的看着我，舌头吐着，垂着涎。我在他们眼中是更解馋的，我看得出来。在很短的期间，我忽然明白了许多事情”。

不久，她做了女招待。她想卖笑不卖身。但是老板雇她，当然主要是促她早点儿开始卖身的。只要肯卖身，笑不笑倒还在其次。不肯卖身，那么就滚。这前提是绝无可商量的余地的。

没第二种选择，她终于顺其自然地成为娼妓。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卖淫女们，其中一部分，或许都如《月牙儿》中的“我”，一步步面临过类似的无奈。

以上是家庭生活状况的相同。

而心理嬗变轨迹的相同如下：

“我在自己手中拿着，像捧着一朵娇嫩的花。我只能顾目前，没有将来，也不敢深想。”

《月牙儿》中的“我”是这样；今天的她们也是这样。

“我越往大了长，我越觉得自己好看，这是一点安慰，美使我抬高了自己的身份。”

“我和一排年轻的姑娘们在小饭馆受选阅。我们这群都不难看，都是高小毕业的小女子们，等皇赏似的，等着一个破塔似的老板挑选。他选中了我。我不感谢他，可是当时确有点儿痛快。那群女孩子们似乎很羡慕我，有的竟自含着泪走去，有的骂声‘妈的！’……”

“我仿佛看得很清楚：有朝一日，我得比她（一个早出道的妓）还开通，才能挣上饭吃。”

“我遇见几个同学，有的升入了中学，有的在家里做姑娘。我不愿理她们。可一说起话来，我觉得我比她们精明。原先，在学校时，我比她们傻；现在，她们显得呆傻了。”

“男女彼此结成了网，互相捕捉。有钱的，网大一些，捉住几个，然后从容的选择一个。我没有钱，我连个结网的屋角都找不到。我得直接的捉人，或是被捉，我比她们明白一些，实际一些。”

“我想我要玩玩，浪漫。我要勾引文明一些的人，至多只赔上一两个吻……啊，我错了。要卖，得痛痛快快的，拿钱来，我陪你睡，我明白了这个。”

“及至做过了几天，我也就不怕了，身体上哪部分多运动都可以发达的……他们满意，还替我作义务的宣传……”

“我们是拿十年当一年活着……”

“这些经验叫我认识了‘钱’与‘人’。钱比人更厉害些……”

我真是由衷地钦佩老舍先生，实不愧是文学的大师。笔触漫不经心似的，笔调娓娓地淡淡地，就将一个少女变成娼妓的心路过程抽丝剥茧、观察入微地剖析给我们看了。我觉得，《月牙儿》是老舍先生最凄楚哀婉的一篇小说。

“我”与20世纪90年代的卖淫女的不同又是哪些方面呢？

首先，她们其实不仅仅为了“挣上饭吃”，更是为了吃得比大多数小女子更好，穿得比大多数小女子更好，钱包比大多数小女子更鼓。

时代不同了，所以卖淫的目标定得更高了。

其次，她们心理的嬗变过程极短，观念的“开通”也极快，往往并不需要过程，直接地就扑奔那更高的目标而去。因而，她们往往真的觉得，做娼妓最是一种等于整天玩儿似的“职业”，真的觉得是浪漫的活法儿。甚至，很可能的，在她们“开通”的观念中，是仅次于明星的“职业”。

“我没有将来，也不敢深想。”

她们不愿深想。偶尔想想，再计算一下自己的积攒，非但并不觉得将来可怕，倒似乎更看到了将来的无忧无虑、将来的富裕、将来的美好。而事实上，一个女人只要有一大笔钱，即使是靠卖淫所获，也还是女人最大的幸事。时代对于“人”和“钱”的关系已似乎是这样的了——要么都不干净，要么都是干净的。

“我”感到自己“拿十年当一年活着”。

她们恰恰相反，企图拿每一天都当十年那么宝贵地活着。故每一天都及时行乐，及时挣钱。

“我”很快地憔悴了。

她们恰恰相反，因为有了钱，可以经常洗桑拿，可以经常做美容，可以去按摩，可以割双眼皮儿，可以垫鼻，可以隆胸，可以用系列的高级的护发、护肤品，可以通过营养丰富的饮食和滋补药物调整内分泌系统——而且，这些花销，往往由男人们“义务”了。所以，养颜有术的她们，似乎有充分的自信对“憔悴”说“不”！

“我”瞧不起自己——“我爱活着，但不应该这样活着。”

她们由于以上诸方面与“我”所处时代的不同，其实并不鄙视自己。她们当然也爱活着。并且，比来比去，还很爱像她们那样活着。起码，她们认为，自己的活法，是女性“第二幸福”的活法。与第一幸福的活法无缘，退而求其次不是也很好么？于是，她们反而会看着与“第二幸福”的活法也沾不上边儿的女性们着实地可怜。倘强迫她们每天按时上下班，劳劳碌碌，却每月只开极少的工资，她们反而会觉得等于是一种“迫害”。

因而，某些文学作品中的她们，不再是《月牙儿》里那个自哀自怜、自惭形秽的“我”了，而是些鲜活快乐、“青春无悔”的小女子了。

老舍先生若仍在世，若再对她们有所观察，若再写出一篇半个多世纪后的《月牙儿》续篇，其笔触其风格，据我想来，恐怕会一反前《月牙儿》的凄楚哀婉，不由己地变得后现代主义起来吧。

老舍先生当年深怀同情地以“月牙儿”喻那些旧中国由少女而无奈沦为娼妓的小女子。

昔也“月牙儿”，今也“月牙儿”。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依然的“千里共婵娟”。

“月牙儿”却似乎不再有伤感的意味儿了。

那么，你在听说的多了，连这最后一点也不惊讶了的时候，你还会怜花惜玉地同情她们么？

人口众多导致劳动力过剩。劳动力过剩首先导致女性自食其力的机会相比于男人大大减少。全世界劳动力过剩的现象都是这样。

女性在自食其力的机会大大减少的情况下，相互间的谋职竞争就空前激烈了。那些由于文化程度太低而被淘汰于谋职机会以外的年轻女性和少女，像幸运地有着工作的女性和少女们一样，时时会萌生穿好衣服的念头，也时时会萌生享受和享乐的欲望。这就需要钱。在男人们给她们钱的那一刻，他们同时表达或暗示了他们要的是什么，于是双方拍手成交。

我始终确信，任何一个年轻的女性或少女，当她第一次脱裸了身体卖淫于男人之际，无论他对于她是认识的或陌生的，她内心里肯定是感到羞耻的，起码有几分感到羞耻。因为以钞票为前提决定的两性关系的发生或不发生，在女性这一方面，是违背她们对自己没感情的男人掩护她们肉体的本能的。

但随着卖淫的次数增多，这一种本能最终会被扫荡得一干二净无影无踪。以后她在任何一个陌生男人面前脱裸了自己的时候，便仿佛在公共浴池的脱衣间一样无所谓了。

我想，这样的一些妓女与嫖客之间的交易，绝不会像林语堂先生在他那篇短文中所描写的那样——“她们是在叫男人尝尝罗曼斯的滋味。”

于嫖客，分明像内急终于寻找到了茅厕。

于卖淫女，大概等于接受一次男性妇科医生的身体检查。

中国存在着的嫖娼现象，真相大抵如此。

与古代秦淮河上的风流景观相比，显然连点儿颓靡的色彩都谈不上，而纯粹是丑陋了。那时的金陵夫子庙畔，毕竟是举行科举考试的地点，学子云集；而那时的妓，于棋琴诗画唱方面，又毕竟地起码都是身怀一艺。即使颓靡放浪，还总归有“风流”二字包装着，似乎地显出几分雅。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卖淫女，不但年龄越来越小，文化越来越低（固然早已开始有文化较高的女性加盟此行列，则应另当别论），而且，心理状态越来越开放了。

社会看她们的存在如疮疤。她们却很可能经由嫖她们的形形色色的、各行各业的或粗鄙或表面斯文的男人看这社会本身如一片疮疤，而视自己如疮疤上自然真实的蘑。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房里的花，你可以指着一一细说端详。因为指得过来。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园里的花，你可以登坡一望而将绿肥红瘦梅傲菊灼尽收眼底。因为你的视野即使不够宽阔，她们的烂漫也闹不到国人的目光以外去。所谓“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女性，抛开那些消极面来看，便如野生植物，自然生长区内的花木。其千姿百态的芳菲，其散紫翻红之妍媚，其深开浅放之错落，其着意四季之孤格异彩，简直不复是国人所能指能望得过来的，更不消说置喙妄论了。所谓“春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

而这正是时代进步的标志。

一个时代的进步，首先从男人们都开始做什么显示着，其次从女人都打算怎么活显示着。

时代的进步常常带着野性。这野性体现在男人们头脑中每每是思想的冲撞，体现在女人们头脑中每每是观念的自由。

转身回顾，有哪一个时代女性的观念比20世纪90年代更少束缚、更自由么？

20世纪90年代，一批精神面貌崭新而且风采异呈的中国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科研、法律和社会公益、社会福利等方面所做的杰出贡献，以及自我价值方面有目共睹的实现——综合中国女性在五千余年的国史中的作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