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1-2)

一马当先的是大学士管部的祁隽藻,他的行辈甚高,在当时已列入耆宿之列,山西寿阳人,所以多称他为“寿阳相国”。此人还存着清初贰臣的观念,当曾国藩办团练,出师有功时,他居然以为汉人一呼而集万千众,非朝廷之福。此时上疏救何桂清,首先就引用嘉庆的谕旨:刑部议狱,不得有加重字样。认为余光倬所拟,不合祖制。此外如工部尚书万青藜、御史高延祜,都是声名不佳的人物,而薛焕感恩知遇,又以重金替何桂清在京里走门路,所以初夏被逮,到深秋还拖在那里。

慈禧太后为了笼络大臣,倒不一定想杀何桂清,但正人君子饶不过他。首先是最早参劾何桂清的御史卞宝第,抗章驳祁隽藻。原疏抬出仁宗睿皇帝的圣谕,这顶帽子太大,本难指驳,而卞宝第驳得十分痛快,他说仁宗上谕,只就承平时期寻常罪名而言。轻轻一语,就把他那顶大帽子卸掉,然后又说:道光年间浙江提督余步云失定海,咸丰年间湖北巡抚青拕失武昌,皆以失陷封疆伏法,其时祁隽藻当军机大臣,没有听见他说什么话,“何独于何桂清护惜若此?”这个奏折一发抄,时论大快。

不过,何桂清生死之机,最后决于一个人,就是曾国藩。

当时京卿中有个李棠阶,河南人,跟倭仁、曾国藩都是当年做京官时讲理学的朋友,慈安太后听文宗生前提到过这个人,所以特旨内召,任用为太常寺正卿,当浮议嚣张时,李棠阶上一个密折,说是:“刑赏大政,不可为谬悠之议所挠,今欲平贼,而先庇逃帅,何以作中兴将士之气?”这是撇开刑律及何桂清个人的祸福,以大局军务为着眼点,东南军事在着着进展之时,自然不能做出打击士气的事情来,所以,连慈禧太后看了这个奏折以后,态度也迅速地转变了。

何桂清这一案的关键,本在他为何由常州脱逃?如果这一点能有所辩解,则可以不死,所以刑部审问时,他提出一份薛焕等人所具的公禀,请他退到苏州,以保饷源重地,证明他本心并不打算弃地。事过境迁,当时是否有必要退至苏州?是非无从判断,同时这张公禀,究竟真的出于当时,还是事后补具,以为卸责的余地,亦无从查究,因而朝廷特意降旨,命现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查核具奏。

曾国藩身在两江,疮痍遍地,目击心伤,而且他带着兵负破敌的全责,亦不能不为士气着想,因此,一向不大肯说题外之话的他,覆奏措词,如老吏断狱,犀利无比。

曾国藩的覆奏是这样说:“督抚权尊,由来已久,司道以下,承迎风旨,不敢违拒,若此类者,无庸深究,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当以僚属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罪状,不必以公禀有无为权衡。”

这几句话精警绝伦,无人可驳。而在曾国藩覆奏未到以前,救何桂清的祁隽藻等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已搞出一丝生机,至此又复断送。

祁隽藻他们所想的办法,就是将何桂清的罪名,弄成斩监候。为达成此一目的,分两方面迂回进行,一方面在廷议中格于公论,仍照刑部所拟“从重拟以斩立决”;一方面由祁隽藻领衔上奏,说“遍察刑律如临阵而退、弃城先逃等条,罪至斩监候而止”。加重罪名至斩决,“是为拟加非律”,也就是说超乎律法以外,非臣下所得擅请。然后由军机面奏,拟发上谕:此案既叠经廷臣等会同刑部定拟罪名,自应按律科断,即不必于法外施刑,以昭公允,何桂清着仍照本律,定为斩监候,归入“朝审”“情实”,秋后处决。此后为定照定律,详慎用刑之意起见,非为何桂清情有可原,将来可从末减,致蹈轻纵也。

这道上谕,看起来合法、合理,一秉大公,毫无可议,其实是军机上欺两宫太后问政未几,不谙制度,用的是瞒天过海的手法,因为这年是同治元年,凡遇改元,太后皇帝整生日等等庆典,照例“停勾”,所谓“归入‘朝审’‘情实’,秋后处决”,根本是空话。

所谓“朝审”,起于明朝英宗复辟以后的天顺三年,将待决之囚,在霜降以后处决以前,作一次最后的审判。对各省的死囚而言,此一程序称为“秋审”,而刑部狱中的死囚,则称为“朝审”,由刑部特选精干的司官人员,组织秋审处,主办其事。朝审或秋审的结果,分为五类:情实、缓决、矜疑、留养、承祀,最后两类多为独子以承宗祧,奉养父母,可以不死,缓决、矜疑则尚待进一步审讯,惟有情实一类,则在勾决之列,须另缮黄册呈览。不过,这年虽然停勾、招审册,仍应照呈,何桂清的罪名,已指明为“情实”,却由于打通了秋审处的关节,而余光倬势孤不能力争,所以未将上谕中“非为何桂清情有可原,将来可从末减,致蹈轻纵”的“紧要之语”叙入,企图蒙混过关,不想又遇到了一个硬铮铮的对头。

这个对头就是李棠阶。军机大臣中除了恭亲王以外,本以恭亲王的老丈人桂良为首,桂良在咸丰八年与英法公使在上海议和时,深得何桂清的助力,所以何桂清被逮到京,他亦很出力相救。哪知这年夏天一病而亡,军机大臣空出来一个缺,秋天补了李棠阶,此时便根据曾国藩的覆奏力争,因而降旨切责刑部,严加申饬。

于是刑部补具手续,特降谕旨:已革两江总督何桂清一犯,因廷臣会议,互有异同,酌中定议,将该犯比照带兵大员失陷城寨本律,予以新监候,秋后处决,已属法外之仁。

今已秋后届期,若因停勾之年,再行停缓,致情罪重大之犯,久稽显戮,何以肃刑章而示炯戒?何桂清著即行处决!

于是何桂清被绑赴菜市口,一刀斩讫。而余光倬则跟何桂清的私党结了怨,而本来已考上了御史,而且“京察”一等,照例立即可以升补,为人借故弹劾,京察一等及御史记名,一律撤销,竟致闲废。

***

现在再回头来谈王有龄。

他是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到杭州的,一到先办善后,李秀成初次攻占杭州,虽只逗留了七天功夫,但杭州府属的百姓,死了二十几万。城是空城,大小衙门统通烧光,无钱无粮,而要抚辑流亡,确是大不易之事,好在他跟浙江的关系特深,又有朱大器帮忙,勉强修葺城墙,制造器械,将张国梁所部以及他自己从江苏带来的亲兵,总共三千人不到,分驻各处,算是防务粗定。

但不过一个月的功夫,江苏的局势急剧恶化,太平军势如破竹地一路打过来,占领松江,并已迫近浙江边境,果然,四月二十四日嘉兴失守。此时如果长驱南下,杭州可能早已不守,但太平军的基本战略,是要巩固“天京”外围,如果进攻杭州,则一线深入,自蹈危地,为兵家所忌。

太平军当时的第一目标是上海,如能攻占上海,则不但海关的洋税,大堪润泽,而且有了通外洋的海口,购旧船二十艘,水陆并进攻湖北的计划可以实现,同时军械粮食,亦可犹得源源接济。因此,嘉兴的一支兵,为攻上海的后备,自然不肯用于无用之地的杭州。

但是,东北面的压力虽不重,西北面却又吃紧,广德失守,总兵米兴朝退至孝丰。接着,陈玉成佯攻扬州,牵制官军的任务,由于李秀成席卷吴中而完成,回金陵休养数日,于六月初五日由宜兴入浙江,连占长兴、于潜、临安,13天攻到余杭,离杭州只有几十里的路了。

其时浙江的兵力,以不受徐有壬欢迎的张玉良一军为主,正在嘉兴一带防守,浙江除了湖州附近以外,就数嘉兴到杭州这一段最富庶,为保饷源,这一路不能不着力防守,所以张玉良一军不能撤回相救。此外,福建的援兵未到,江西有援兵三千人,却远在玉山,只有守门的三千余人,可以调遣,带兵官叫刘季三,是个总兵,受命拦截,在杭州城北的拱宸桥遭遇,王有龄亦带队上城墙助战,刘季三总算打得不错,身先士卒,亲以洋枪毙敌。太平军暂时退走,但大队有十几万人之多,而官军总数只得一万三千,就在这众寡悬殊,形势危殆之际,陈玉成忽然得了重病,不能指挥。

于是陈玉成全军撤退,余杭、临安、于潜、富阳、新城等地,相继克复,杭州暂时转危为安。但是,军饷却成了大问题。

浙江全省军饷,每月需四十几万。当时筹饷的方法,各地大同小异,大同者,取之于商民的厘捐,小异者,税源因地因时而有差别。浙江的厘捐,以丝茶为大宗,皖南一途,兵连祸结,茶商裹足,此外行销江西徽州的所谓“饷盐”,亦由于烽烟处处,道路艰难而无法运销,厘捐收入,大不如前。

除本省自筹以外,又有所谓“协饷”,靠比较平靖而富庶的省分协助,浙江每月的协饷是:江西6万、湖南3万、四川5万。此时都自顾不暇,根本不解,只偶尔福建有所接济。

这样通扯计算,每月要差半数,王有龄虽以善于筹饷著名,但差额过大,亦有难于弥补之苦。

幸好,李秀成对上海发动的攻势,受到了有力的打击,所以整个东南大局,犹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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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膏腴之地,其时只剩下冯子材一军苦守镇江,以及上海与浦东三县而已。但上海由于租界的关系,造成了畸形的繁荣,所以关税百金,数倍于往昔。在何桂清未失苏常以前,上海的官商就有自保的计划,官则苏松太道吴煦作主,商则四明公所的董事杨坊为首。同时,英法领事为了维护其在上海侨民的生命财产及商业利益,亦支持吴煦与杨坊的计划。

这个计划是招募洋人编练洋枪队。有个美国纽约人,叫做弗立克·华尔,军校出身,在国内犯了法,亡命到上海,本来是想投效太平军的,为人所劝而中止。结果为吴煦所物色——一说华尔为美国领事署所逮捕,预备押解回国,归案审判,经吴煦代为向美国领事说项,得获解放,华尔受惠感恩,是自愿投效的。

华尔所编组的洋枪队,以菲律宾人为主,总数只一百,另外招募了几百中国人,一半改穿西服,冒充外国人,一半仍着常服,跟在队伍后面,聊壮声势。就凭这一支怪队伍,经过一个半月的训练,居然大败太平军于松江。

主要的原因,中国人当时虽已会用洋枪,但由洋枪而来的“兵法”,却茫然无知。当华尔率队出发之前,他就下了严厉的命令:“有进无止,止者斩!”等到两军相接,李秀成的所属陆顺德的部卒,枪炮齐发,火网甚密,华尔只是下令“卧倒”,太平军的枪炮完全虚发。等打过一阵,华尔下令还击,120人的排面,打了一排枪,第二批接着来,然后第一批趁此空隙装子弹,接着第二批再打。一共只打了3排枪,太平军就死了几百人,败退入城,华尔领先冲锋,跟着到了城里,展开巷战,太平军四散溃逃,松江城就这样轻易地克复了。

当华尔出发以前,吴煦曾经禀明已升为江苏巡抚的薛焕,只要攻入松江,太平军的一切,以及官府库藏,都归洋枪队所有。因此,太平军一退,华尔首先就清查战利品,谁知打开府库一看,空空如也,太平军早已席卷而去。华尔跟吴煦提出交涉,结果另外送了他五千银子,作为补偿。

于是华尔以松江为根据地,扩充洋枪队,六月间曾一度进攻青浦,未曾得手,上海得此犄角之势,总算稳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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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的战事,始终紧张。张玉良攻嘉兴狠打了几场胜仗,七月下旬,李秀成亲自领军对敌,血战五昼夜,相持不下。于是李秀成出奇兵自间道攻石门,此地为张玉良的粮台所在,一把火烧了军粮,前线士气,大受影响。张玉良负伤败退,太平军跟踪而下,从海宁分兵两路,一路向石门,有进犯湖州的模样,一路直扑杭州。王有龄与将军瑞昌、提督饶廷选,分守西北两城,同时因为各地都有官兵通敌的事情发生,所以王有龄下令,将散兵游勇,尽皆驱逐出城,杭州城内的治安,相当良好,但粮饷不足的困难,却愈来愈甚。

不久,进犯杭州的两路太平军,不战自退,这是因为李秀成攻上海不利,收兵回苏州,预备重新整顿补充,检讨局势,另作部署的缘故。

可是皖南一路,依然吃紧。由广德过来的大股太平军,目标是在湖州。湖州的防务,完全得力于赵景贤,当时各地纷纷举办团练,自保地方,而功效卓著,则首推湖州。此亦不能不归功于王有龄当湖州知府时,慧眼识英雄,能够支持赵景贤。

湖州是水乡,太湖在北,苕溪在西,汊港纷歧,一苇可航,所以在防务上,到处都是漏洞。赵景贤跟王有龄商量,添筑外城一道,紧靠龙溪大河,城墙上下,多筑炮眼,外城左右亦安设炮位,只要敌人一过河,火力压制,便无立足余地。

当时攻城最通行的战术是挖地道,填火药,轰坍墙,一拥而进。湖州由是利用地形,添筑这道外城,大为得力,始终不虞敌人挖掘地道,此为湖州得以久守的一个主要原因。

到了十月初旬,严州一路失利,新城、临安相继不守,富阳随即失守,前敌两员主将,总兵刘芳贵,副将刘季三、双双阵亡。这一下,不但省城吃紧,而且由富阳渡江,可以威胁宁绍,浙东在此时是全省主要的粮源,不能不保,因而王有龄作了一次奇袭。

他在富阳失守的第2天,抽拨马队500人,步兵1000人,下令已在傍晚,限定二更拔队,五更到达富阳,调集最精良的火器,由东南两面集中攻击,大声呐喊,声势甚壮,太平军不知有多少人马,望西北两门败退,王有龄亲自领兵拦截,斩获甚多。到了第二天上午8点钟,收复富阳。这一仗打得相当漂亮。

在此由七月到十月的100天中,中国的国际关系,有了极大的变化,英法联军,终于内犯,七月初七攻占天津,接着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文宗仓皇出奔,逃到热河行宫避难,九月十一日,恭亲王签订了北京条约十条,成就所谓“抚局”。这自是丧权辱国的条约,但对平定太平天国,却大有帮助。

在清朝与太平军之间,英国最初严守中立,其后由于两广总督叶名琛的颟顸,换约问题,引起轩然大波,英国改变策略,有意利用太平军来威胁清朝,与江宁方面的接触,不绝如缕,清朝是希望洋将“助顺”,则出入之际,关系太大。

这只是恭亲王与英法议和时,不能不委曲求全的苦衷。及至北京条约成立,尘埃落地,英国因为有条约的关系,不论是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也好、遵守国际公法、尽其应尽的义务也好,都不能不支持清朝。且不说以后李鸿章的“用沪平吴”,得力于此“正常化”的中英关系,即就当时而论,上海的局面便立刻发生了极深刻的影响。

李秀成是极有政治头脑的人,他并不以攻城略地,耀武扬威满足,而是要取得膏腴之地来支持他“北征”的计划,因此攻取苏州时,仅派270人入城,一面严申军纪,一面极力安平,务求促使地方士气。上海在短短三数年间,一跃而为东南的精华,当然更不肯轻加兵火,所以他以运动会党及官军起义与联络洋人,双管齐下,打算和平接收上海,此中的关键,当然系于英法公使的态度,李秀成早于五月间递送了一件“照会”,申明占领上海、松江的必要,自以为已取得谅解及默契,而其实不然。

在北京条约没有签订以前,英法公使虽循薛焕之请,以武力保护租界,并派兵协守上海县城,但对外仍表中立,这就等于间接答覆李秀成,太平军攻上海,英法将出以“默成”的态度。等到北京条约一成立,英国人公使布鲁斯对太平军的表面如旧,暗底下却已准备“助顺”。这一转变,李秀成自然不知道,同时当时中国人对国际事务的缺乏了解,他亦看不出北京条约对他会发生这样迅速而严重的影响,因此在上海吃了个大亏。

李秀成只带了3000人到上海,先在南市九亩地与清军遭遇,打了个胜仗,便分西南两面推进,以为预先有接洽的会党和官军会开城迎接,而助守的洋人,一定袖手旁观。哪知一到城下,城上的一千二百英法联军,随即开火,太平军死了好几百。其时风雨大作,李秀成以为视界不明,引起了误会,不愿还击——事实上在英法联军强烈的火力,且是居高临下的优势压制之下,亦无法还击,急急下令退兵。

其实,误会的是李秀成,他的整个和平接收上海的计划,已经完全破灭,除了洋人态度的转变以外,所联络起义的会党及官军,亦为薛焕事先防范无法动手。

这些情形,李秀成不知道,第二天又迫近城下,由南门转往西门,英法联军,水陆并攻,开炮轰击,以致李秀成亦受了轻伤。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外援内应,皆不可恃,只能撤退。临走时留下一封长信,痛责英法公使,无非出气而已。

上海一撤退,浙江方面的压力便重了。嘉兴、石门的攻防战告一段落,李秀成先回苏州部署防务,然后到“天京”参加军事会议,与洪秀全族中的兄弟“干王”洪仁?,商定了五路进兵援安庆的策略。

安庆是当时整个战局的焦点。湘军攻下安庆,便可再度进围江宁;而在太平军,则安庆围解,不独对“天京”的直接威胁,可以消除,而且进窥两湖,打通长江,东南与西南联成一气,这局面自然非局处东南一隅所可同日而语。

当曾国藩受命总督两江时,原有东援的任务,但他迟迟不进。这因为曾国藩的用兵,有他与众不同的一套——清朝的皇帝以明为鉴,而有见识的大臣,亦无不如此,曾国藩熟读明史,练兵学戚继光,用兵则学杨嗣昌,以静制动,稳扎稳打,他的整个战略,乃是以高屋建瓴之势,从长江上游,打到长江下游。自东晋开发江东,长江代替了黄河的地位以来,欲保长江下游的金陵,必守住长江上游的武昌,武昌、九江既为湘军所掌握,那么,下一步就必攻安庆,舍此而东援,则气势不贯,且可能腹背受敌,所以尽管上海、杭州吃紧,薛焕、王有龄乞援的公文,雪片飞来,曾国藩始终不肯撤安庆这围。围安庆的是他的幼弟,“老九”曾国荃。

当然,要稳住长江上游,克复安庆,必先控制整个安徽,因此,他除了以曾国荃围安庆,派多隆阿攻桐城,并请胡林翼经营霍山、舒城一路以外,自统鲍超的霆军六千人,以及其他部队总计一万人,移镇祁门,接替江西巡抚张萧,主持皖南军务。

其时江浙两会的官军,奔走不暇,为李秀成摆布得团团转,薛焕、王有龄则都寄望于曾国藩,而主张不同。王有龄巴望援军,薛焕则希望曾军能直捣“天京”,则太平军“回顾根本”,压力便可减轻。这些意见不但诉之于曾国藩,亦上达于朝廷,那时文宗在热河,恭亲王留守在京,肃顺与恭亲王不和,各行其是,根本拿不出整套的办法,只是将薛焕、王有龄的原奏,照样转给曾国藩而已。

曾国藩当时很不怕得罪人,首先就指责张芾,奏折中说:“徽宁两处防军,历年取用浙饷,约计千万,浙中恃为长城。

本省别无防守之师,一旦藩篱尽撤,任贼长驱,杭人惨遭浩劫,张萧不能不任其咎。皖南地方辽阔,处处与江浙毗连,一片逆氛,几无完土,惟系臣兼辖地方,自应力筹兼顾。断不能更顾浙江。”另外有一道奏折,则更说得老实:“臣由皖南进兵,以急援宁国,急攻广德为要,力不能兼顾,则以专救宁国为要。”

又说:“徽宁等属,一片贼氛,皖南不安,臣军且有岌岌不保之势,何能屏蔽浙江,更何能规复苏常?目下兵力未齐,上不能分圣主宵旰之忧,下不能慰苏人云霓之望,寸心负疚。

惶悚无地。”话说到这样子,江苏、浙江大可死心了。

不过,曾国藩亦不是全置江浙于度外,只是他的打算缓不济急——曾国藩的打算是让左宗棠独当一面,另练一军,专负援浙江之任。其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奉命督办四川军务。奏请以左宗棠随同入川,曾国藩急奏挽留,以“湖南本省空虚,人心惊恐”的理由,请留骆秉章于湖南,命左宗棠兼程赴皖,“合两湖江西之全力,以救浙而攻苏。”朝旨虽准如所请,但左宗棠领兵五千,要由江西一路打过来,不是三两个月可以办到的事,所以“救浙以攻苏”这句话,亦如画饼。

***

在曾国藩立脚未定之时,太平军已经展开了5路进兵安庆的计划,战斗序列是:

第一路、由李秀成从“天京”出发,经皖南,西入赣鄂,进攻南岸,直取武昌。

第二路、由陈玉成自皖北西引入鄂,进攻北岸,直取汉口、汉阳。此两路为大箝形攻势。期以下一年春天会师武汉,夺取三镇,则下游安庆之围必解。

第三路、由杨辅清会同黄文金、李远继一军沿南岸趋赣北。

第四路、由李世贤经徽州进入赣东。此两路可以牵制南岸湘军。

第五路、由刘官方、赖文鸿、古隆贤,继续围攻祁门曾国藩大营,以牵制其麾下各军,当然最好乘机消灭。同时,李秀成又行文安庆守将张朝爵、叶芸来等竭力死守。等各路进兵成功,则安庆不救而自救。湘军如不撤退,回救湖北及祁门大营,将被一网打尽。综计五路军队,多的十余万,少亦八九万。全部动员,总在五十万人以上,超过湘军十倍,所以曾国藩的处境,实在也很困难,不能说他坐视江浙危殆而不救。

其中攻祁门大黄的主将是李世贤,由浙西统兵四万余人,助攻宁国,曾国藩所部张运兰一军,受阻于旌德,于是宁国府以援绝而失守,戴罪图功的提督周天受殉职,其时距曾国藩立大营于祁门,不过10天的功夫。

接着徽州也失守了。这是曾国藩一生师友交游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一大憾事。但平情而论,曾国藩亦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

徽州失守的责任,全属李元度。当时李元度是回湖南平江募勇,自成一军,在宁国府失陷之前,到达祁门。李元度原任浙江温处道,曾国藩特请调补为皖南道,预备让他主持皖南的军务,所以等他带着平江的人马一到,随即派他接办徽州的防务。此时立足未稳,曾国藩一再告诫,惟当坚守,但李元度急于见功,不遵调度,出城接仗,屡战屡败,李世贤由绩溪猛扑,平江新募之勇,抵挡不住,竟致徽州失守。

徽州失守后,李元度下落不明,曾国藩驰奏以后,并奉到文宗的温谕:“李元度谋勇兼优,战功屡著,此次挫败,深为可惜。人才难得,着该大臣迅速查明下落具奏。”结果不待查明,李元度自己出现在祁门大营。

曾国藩对他异常失望。这不仅因为丧师失地,还夹有感情上的复杂因素——李元度本是举人,当曾国藩办团练时,他在贵州当学官,平生喜欢谈兵说剑,此时便写了一封数千言的长函,畅论戎机。曾国藩得信大为欣赏,招入幕府。咸丰五年,曾军奉旨移军江西,命李元度回湖南平江原籍,招募了三千人屯湖口,第二年移兵抚州,后来又移到张天师的老家贵溪,协助沈葆桢防守广信府,而三千子弟兵,却只剩下七百了。

咸丰七年,太平军两万攻玉山,而李元度便以七百人迎敌,烧断了浮桥,敌人无法渡河,由上游浅处涉水而过,包围玉山。

李元度回城拒守,被敌军连续不断地攻了两昼夜,他在城头亲自督战,左颊还中了子弹,负伤不退。而敌军忽然罢攻,仔细查察,发现地面下有杂声,知道又在挖地道了。于是,相准了地方,先挖一条壕沟等着。地道挖通,太平军恰好自投罗网,亟亟退去,而李元度已按下伏兵,以寡击众,打了极漂亮的一仗,广信府转危为安,也就因为这场战功,得由知府以道员记名,并加按察使衔,赐号巴图鲁——满州话“勇士”之义,此后又以应援浙之功,放了实缺,是浙江温处道,但浙江的官却一直未到浙江效力,为此,浙江前后两任巡抚罗遵殿、王有龄对曾国藩颇有怨言。

曾国藩对李元度的期望甚殷,而且有意助他成大功、立大业,首先奏调他为皖南道,皖南道本名徽宁池太广道,慈禧太后的父亲惠徵就当过这个官,是有名的一个道缺,照例加按察使衔。

其次当曾国藩出奏之时,曾有一封长信给李元度,所作规划,可见爱重之意。

入皖南膏腴之地,大有可为。顷已奏阁下调补斯缺。明年国藩有维扬之行,此四府一州者,敬以相属。大抵地方事,阁下主之,军务事季高主之,升迁举劾,则两公商办。

由此可见,在曾国藩心目中,是以李元度与左宗棠相提并论的。不仅如此,在感情上,对李元度也有偏爱:阁下不赴浙履任,浙人避免怨阁下而兼及不佞。然仆以贵部守宁国之名城,而以左、张、鲍三军左右夹辅,则仆之为阁下谋也甚忠。

左是左宗棠,当时正提新军六千,兼程赴江西,曾国藩预备让他当广德一路;张是张运兰,在广德与宁国之间游击接应;鲍则是鲍超,将由石埭攻池洲,所谓“左、张、鲍”三路“夹辅”者如此;曾国藩是以所部精锐,助李元度成大功,就像他多方设法助曾国荃成大功一样,等于拿元度当同胞手足一样。

照曾国藩的打算,皖南一地可以托付李元度,他便好去整顿江北大营,既以援安庆,亦以复苏常。那时候祁门大营,自然由李元度主持,虽不能当钦差大臣,至少会有个“帮办军务”名义,然后补实为监司,署理巡抚,顺理成章地以方面大员,当方面之任。

就为了这样一份苦心殷望,变成爱之深则恨之切,大营立脚未定,连失名城,实际上的偾事,亦使曾国藩有创巨痛深之感。如果李元度真的殉了节,则地虽失而士气不失,对朝廷亦好交代。像现在这样空身逃了回来,何以慰君父之望,更何以鼓舞将士?因此,曾国藩大伤脑筋,当然也不会有好嘴脸给李元度看。

于是军中有些刻薄的人,做了一副嵌字的对联:“士不忘丧其元;公胡为改其度?”横额叫做“道旁苦李”。李元度受不了这些讥讪,来了个不辞而别。

这一下,曾国藩真的冒火了。照公事来讲,李元度此刻是“听勘”的待罪之身,何能来去自如?因而请幕友具奏严劾。

这个幕友也是他的门生,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先从吕贤基回安徽办团练,后来在安徽巡抚,也是在他的老师福济幕府中,极不得意,辗转投入曾国藩大营,专司章奏公牍。平日谨遵师命,唯独这一件事,却提出了异议。

“李次青跟老师共过患难。似乎不宜出以如此决绝的手段。”

“李次青自取之咎。”曾国藩说:“大营初立,像他这样子不中用,又不听调度,我何能在祁门立足?”

“祁门形如釜底,是兵家的所谓‘绝地’,本不宜安营。”

李鸿章又说:“老师如果一定要奏劾李次青,门生不敢拟稿。”

曾国藩摸着胡子,慢吞吞地说:“我自己来!”

“果然如此,门生也要告辞了。”

李鸿章以去就力争,而曾国藩丝毫不为所动,将手向外一伸:“悉听尊便!”

师徒二人言语碰僵了,李鸿章当天收拾行李,投奔江西。

曾国藩果然亲自拟稿出奏,十月初十奉到上谕:“皖南道李元度不能坚守待援,着即革职拿问。”

***

此时的李元度,已经回到了老家平江。他的从邻门大营不辞而别,倒不是畏罪潜逃,只觉得自己决不是无人欣赏的“道旁苦李”,预备回平江另外招募人马,带出来报仇雪耻。

李元度御下极宽,但不大明是非,部下犯了法,求个情就可以宽免。所以营官部卒,爱戴有之,却不大怕他,也不大听他的号令。畏严乐宽,人之常情,家乡子弟听说李元度来招兵,十分踊跃,很快地又成一军,名为“安越军”。

“越”者浙东,所以“安越军”顾名思义,可知是一支援浙东的单队——李元度与浙江再度发生关系,是一个名叫邓辅纶的人,居间拉拢。

邓辅纶的父亲做过江西臬司,家道小康。由于与李元度是小同乡,所以替他“管带”过平江子弟兵。广信府的攻防战告一段落,李元度回平江重新招兵,邓辅纶却由同知报捐了一个道员,分发浙江,到杭州是在这年七月。

不久李元度就有丧师失地之辱,邓辅纶跟他取得了联系,为他进言于王有龄,说可招募平江勇丁援浙。王有龄所最感困难的就是兵力不足。所以邓辅纶的建议,深中下怀,应允李元度如能办到此事,他可以出面奏调,无形中解消了他的皖南失机的责任。于是而有李元度在祁门大营的不辞而别。

及至十月初十的降旨李元度革职拿问时,他已带兵出平江。其时李秀成由皖南、江西,插入湖北,沿途收罗人马,复又原途回金陵。李元度就跟在太平军的后面,由湖南入江西,一前一后,旌旗相望,而实在不曾接仗,但李元度却诳报克复了江西义宁等地。湖北、江西,居然据以出奏,这一下革职拿问之事,便无形中搁置了下来。

祁门大营,自宁国、徽州接连失陷后,情势危殆,幸亏鲍超、张运兰两军得力,而左宗棠由幕僚转为带兵官,如新硎初发,其势极锐,驻军江西景德镇,与皖南为犄角之势。左宗棠当时骄气还不太盛,与曾国藩相处,还能和衷共济。此外则彭玉麟驻湖口,当水路要隘,对于局势的稳定,亦颇有帮助,所以在咸丰十一年初,大致已站定脚步。其时的情势,可由曾国藩致其长子纪泽的一封家书中,看出大概:正月十四日发第二号家信,谅已收到。日内祁门尚属平安。鲍春霆自初九日在洋塘获胜后,即追贼至彭泽,官军驻牯牛岭,贼匪踞下隅坂,与之相持,尚未开仗。日内雨雪泥泞,寒霜凛冽,气象殊不适人意,伪忠王李秀成一股,正月初五日围玉山县,初八日围广丰县,初十日围广信县,均经官军竭力坚守,解围以去。现窜铅山之吴坊、陈坊等处,或由金溪以窜抚建,或经由东乡以扑江西省城,皆意中之事。余属刘养素等坚守抚建,而省城亦预筹防守事宜,只要李逆一股,不甚扰江西腹地,黄逆一股,不再犯景德镇等。三、四月间,安庆克复,江北可分兵来助南岸,则大局必有转机矣!

目下春季尚早,必有危险迭见,余当谨慎图之,泰然处之。

鲍春霆就是鲍超。他的部队即名为“霆”军。其人是中国行伍出身的军人中,最可爱的一个,曾国藩平生驭将,亦以得鲍超为赏心快意的一大乐事。彼此相知甚深,有许多佳话流传。

皖南及江西的局势倒是稳定好转了,浙江的局面却是从咸丰十年二月杭州初次失守,到此时将满一年,始终未见起色,论各省军务,浙江是最弱的一环。提督饶廷选固少将略,谈浙江本省的兵力,主力不过衢州镇总兵李定太的一万二千人,保土御匪,都靠杨昌濬的所谓“借将”,最显著的是张玉良,借自江南大营,此外还有林文察,是清朝台湾的唯一将才。

借将以外,复有借势。借势者靠恃他省为屏障,因此皖南的军饷,一直由浙江筹拨,年耗三十余万,而周天受门户之见极深,浙江并未能获得保护的实益。当洪杨初起时,各省都在练兵,惟有黄宗汉采取御敌于境外的策略并不错,且颇受文宗的奖许,但因此便缺乏如胡林翼所说的,“得力之将数人以折冲御侮于其间。”实亦非始料所及。

至于彼此相仇,则说来最令人痛心,所谓“乖气致戾”,只谈一件事,就可想见:有个四川人,叫王道平,在杭州城内巡抚衙门前面的“梅花碑”摆测字摊,已经十几年,忽然有人疑心他通匪,说已接受太平天国的伪号,就是王道平三个字翻过来,伪封为“平道王”。

这样匪夷所思的事,居然有人相信,拿他捆送营务处,要求立即处决。官府当然要依律审问,搜查他的寓所,毫无佐证,而暴民鼓噪辕门,群聚不散,结果将王道平拉了出来,“脔割其肉立尽”,这股乖戾之气,实在可惊亦复可忧。

乖戾之事,不一而足,愈到危急时愈甚,远道风闻,只道浙江的局势,是名副其实的“兵凶战危”,避之为吉。

当然,认为浙江的局面不祥,仅是他省手握兵符的大帅不肯援浙的三个原因之一,此外两个原因是:第一,自顾且不暇,如果舍己耘人,何异纵井相救,第二,何桂清失陷苏常,影响大局不细,士论对何桂清十分不利,而王有龄是何的谋主,连带予人以很不佳的印象,当然亦无法激起他人奋身援手的侠义心肠。

因此,尽管王有龄赏加头品顶戴,圣眷甚隆,但他支撑浙江的局面,其中艰难困窘,怨谤丛集,几次欲哭无泪之苦,实非局外人所能想像。最感棘手的,还是兵饷两事。饷则竭泽而渔,先以协济他省的,至此自给不足,先是积欠三四个月始能发给一个月,换句话只能照原额发放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到了咸丰十一年春天,积欠三四个月竟只能发放半个月了。

因此,不但军纪愈坏,扰民更甚,兵民相仇的程度更深,而且借来的客军,纷纷求去——当然,讨还援兵的省份,亦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如福建由于咸丰十年冬,武平、连城、长汀失守,第二年春天便不能不要求撤回闽勇。

闽勇由总兵曾玉明、副将惠寿所统带,而实际上的主将是林文察。他是台湾彰化人,字子明,咸丰八年助剿淡水土匪,捐饷助军,做了武官,官衔是游击,留福建补用。咸丰十年,建宁、邵武及宁洋、永安间,有两大股土匪骚扰,为林文察所破,因功擢升参将,赐号“巴图鲁”,巴图鲁必赏穿黄马褂,但称号不同,林文察此时的称号叫做“固勇巴图鲁”。

林文察受命援浙,是在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当时太平军由江西出浙江婺源,攻下常山,接着江山亦易手。林文察以孤军受命收复江山,在失守后的第五天,与太平军大战于大溪滩,旗开得胜,连夜追击,李世贤屯江山一带的部队有两万多人,倾巢而出,分三路抄袭。林文察所部只有二千人,分别迎战,又大胜一仗,斩获千余,李世贤退回江山城内,自此日有接战,互有胜负,形成胶着的形势。

十二月廿五,林文察发动一次突袭,亲自带兵“踏营”,林文察的部队,得力于火器精良,一时火光烛天,城内大震。

他在踏毁十几座敌营以后,乘胜攻城。他一面身先士卒,登云梯、攀城墙,一面设下埋伏。李世贤所部仓卒遇变惊惶失措,由西、北两面遁走,为林文察预先埋伏的炮兵所轰击,伤亡甚众。江山县城亦就在这一夜为林文察所收复。因此,擢升副将,晋号为“乌讷思齐巴图鲁”。

到了咸丰十一年二月间,闽浙总督庆端要求撤回闽勇,王有龄万分不愿,但其势实不可留,因为名义上浙江归闽浙总督管辖,而总督又有节制辖区军务的全权,可以直接下令总兵曾玉明撤调人马。

这一下,去了一万多人;而且是颇能打仗的台湾和漳州籍的部队,浙江的防务大受影响,王有龄奏调在湘军中不甚得意的的将领秦如虎、刘培元募勇来浙。但最盼望的却是李元度,王有龄让朱大器筹集了一笔现银,间关送到军前,而李元度一入江西境内,行军甚慢。杭州城内天天传说:“李道台的兵快到了!”其实是地方大吏,为了安定人心,故意放的空气。

其时除了杭州以外,上起嘉兴,下至浙江与江西、安徽交界之处,都有太平军的踪迹。所幸者,钱塘江南岸的宁波、绍兴两府,完整无缺,但全省15路军需,亦不能尽靠宁绍。

此外湖州孤悬,而赵景贤守得极好,此人是一奇才,与太平军作战,几乎从未吃过败仗,是王有龄唯一可以信任的带兵官。

那时已经文武不分,由监司到县令,莫不是带兵官,而且亦似军民不分,办团练的绅士,亦莫不是带兵官。宁绍的防务,就由在籍绅士王履谦负责,他寄籍顺天府大兴县,本籍绍兴,字吉云,与曾国藩同一年点的翰林,官做到左副都御史,咸丰七年免职,为文宗派为浙东团练大臣,跟王有龄不和,成了浙江局面的致命伤。

***

到了这年夏天,太平军五路援安庆的计划,几乎完全失败。其中最重要的是李秀成的第一路、陈玉成的第二路和李世贤的第四路,第四路的任务是先攻皖南,断湘军的粮道,但集中二三十万人围攻祁门一隅之地,却始终未能打垮曾国藩的大营。先是第三路黄文金为鲍起、左宗棠一败再败,不能成军,接着是李世贤的第四路,先胜后败,为左宗棠大破于景德镇以南的乐平。统全军撤回浙江,从此不复再能窥伺皖赣。

第二路先由陈玉成自桐城、霍山进入鄂北,占领英山,陈玉成其前锋伪装清兵,长驱直下,向南疾进,十一日之间,行军六百余里,连下三城,由蕲水攻陷黄州。据说英国公使馆的参赞巴夏礼,正陪英国海军司令何伯,从上海坐兵舰西上,到汉口去调查开商埠的事,经过黄州,与陈玉成见面,劝他不可再向西进兵攻武汉,以免妨碍英国通商,否则必致与英国军队发生冲突。同时又告诉陈玉成,说一路西来,绝未听到李秀成或有其他太平军部队进兵江西的消息,警告他孤军深入,必无后援。陈玉成信以为真,放弃了与李秀成会攻武汉的计划,回军去援安庆——陈玉成的老母妻儿,全军都被围在安庆城内。

当时湖北防务,甚为空虚,武昌只有巡抚的直属部队,所谓“抚标”二千余人。所以听说黄州失守,在前线的胡林翼,大为震动,调兵回救,则陈玉成已经远去,安徽巡抚李续宜的部队,和彭玉麟的水师,一路追击,颇有所获。于是湖北解严而安庆的大战爆发了。

安庆是于上年六月间起被围,城内的太平军只有一万多人。曾国荃在城外构筑长壕,扎营三处:集贤关、盐河及城东北的菱湖,互为犄角,并有杨岳斌的水师支援,阵势相当巩固。外围则有多隆阿的马队作接应,多隆阿原属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部下,与鲍超一在皖北,一在皖南,为曾国藩麾下最重要的两支部队。

由于“天京”定策,有五路援安庆的计划,所以此一地区由秋徂冬,由冬至春,战况沉寂。城虽被围,粮食弹药无缺,多由英国商船自上海经长江运来接济。这样“相安无事”的局面,至此打破,陈玉成未到之前,就檄调留守天长、六合的太平军,西来助战,一方面由菱湖通城内的水路增援城防,一方面在菱湖北岸建营垒13座,预备里外夹击攻曾国荃。

曾国荃当然亦有相应的措施,第一步是加强控制菱湖,通知杨战福开来二十几只炮船,由长江抬上岸,再自菱湖东岸入水、巡弋湖面。第二步是向曾国藩求援,其时曾国藩由于左宗棠乐平大捷,皖南局势安定了下来,已接到陈玉成回扑安庆的消息,移驻安庆附近的东流,派鲍超一军赴援,同时胡林翼亦派副将成大吉一军助战。当然,多隆阿亦早由桐城回师,配合作战,李绩宜以安徽巡抚的身分,守土有责,带军会战,更不在话下。

清军一增援,太平军亦不能不再添兵力,五路援安庆的计划,既已失败,则安庆一地直接成为双方短兵相接,势在必争的焦点,所以太平军方面,凡能动用的兵力,无不投入,由洪仁?亲自渡江到前线指挥。安庆北面的战场重重包围,陈玉成包围曾国荃,扎营在高路浦的多隆阿包围陈玉成;而新赶到的洪仁?则屯兵在新安渡至练潭一带,又包围了多隆阿。

双方接战,由菱湖水面开始,互有胜负。但岸上的仗,清军打得很好,多隆阿一胜于练潭、再胜于新安渡。而陈玉成想攻破曾国荃,则以凭壕固守,太平军劳而无功。

于是太平军重行部署,以挂车河为中心,分左、右、中三路,共3万人发动总攻击,多隆阿首当其冲,分五路迎敌。

由于陈玉成“后期”,以致三路皆北。这是四月中旬的事,不久,陈玉成先锋,安徽桐城人的程学启,率领部下千余人,在集贤关投降湘军。程学启是太平军的名将,后来为李鸿章所用,深为得力。

到了五月初一,鲍超与成大吉合力攻赤岗岭的太平军,其地在集贤关,共有四垒,鲍超第一天攻破了三垒,守将三人均阵亡。第二天攻残余的一垒,这垒的守将,是陈玉成最得力的部下刘玱琳。因为势孤力弱,弃垒而走,结果为鲍超部下阵斩。曾国藩一次给朋友写信,曾称刘玱琳为“玱琳先生”,不知盗亦有道,值得如此尊称,还是戏谑之词?

这一仗下来,曾国荃一军转危为安。太平军则另调杨辅清一军,与陈玉成在皖北会合,预备再举。但菱湖南北岸的太平军八千人,却又投降了。

在传说中,这八千人的下场极惨。据说,当太平军派人接洽投降时,曾国荃下令,须先缴械。太平军遵令而行,结果曾国荃命他部属中,唯一非湖南人的朱洪章,尽屠此八千人,靡有孑遗。正史中有关安庆之役的记载,及曾氏兄弟与朱洪章的纪传,都不曾提到有这八千人投降的事,自然更谈不到“尽屠”之说。杀降不祥,而况菱湖东岸为曾家的老幺贞干所防守,程学启的投降,就是曾贞干的设计,同为降军,待遇大不相同,似乎是一大矛盾,但研究太平天国史者,多主此说。看来是一重难明的疑案了。

不过到了六月初一,菱湖西岸太平军的营垒,尽为曾国荃所破,则是记此战役必须大书一笔的,因为从此安庆城外已无太平军,而真正的围城开始了。

适逢其会的是,恭亲王所主持,新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外交上相当活跃,与英国公使达成了一项协议:“禁止洋船济匪”,同时严令“禁止汉奸附载长江英法轮船,贪利济匪”。总理衙门并以同样内容的照会,分致法国和俄国公使。英国海军并派兵舰,巡弋长江作有效封锁。于是安庆城内,大起恐慌,守军乏食,纷纷出降。城内百姓到后来甚至吃人肉以求生。

外围的太平军,当然也要作最后的挣扎,杨辅清会合陈玉成由无为州绕道桐城以北,攻怀宁以西的太湖,同时一路抢割已熟的稻子。这一带属于多隆阿的防区,双方兵力为十比一,但多军士气正旺,迎面痛剿,斩获甚多,太平军桐城西南二面的七座营垒,为多军攻破。但多隆阿甚为机警,防备太平军夜袭,每每扎营以后,又复他去,敌人常常扑空,反为多隆阿所伏击,死伤甚众。

到了七月下半月,太平军集合余部,获得四五万人,重新进入集贤关,筑新垒四十余座,预备固守。集贤关是桐城与安庆之间的一处要隘——安庆府北30里,有座大龙山,稍东相接的另一高峰,名为小龙山。两山盘亘,下瞰长江,南面两山相夹之处,名为门山,形容其为两山之门,再向南有白麟、火炉诸峰,山脉潜而复现,耸起如脊,所以名叫脊现岭。集贤就是脊现二字,以讹传讹的谐音。集贤关就在脊现岭上,离安庆府15里,安庆的北门,即以集贤关得名,叫做集贤门。

从以上介绍的形势,可知集贤关易守难攻,但为解安庆之围,实亦不容此处的太平军,固守自保,所以从七月二十起,这四五万太平军,分10余路猛扑曾国荃所部的长壕。城内太平军亦在四门列队,准备接应,这样到了七月廿八,始终无功。

其时城内外两处太平军,一线交通,就靠菱湖通安庆水门的河道,城外太平军以小艇偷运粮食接济城内,城内则以因为欠缺火药而废置无用的枪炮,接济城外太平军。不幸在七月廿九日,双方的接济,都为在菱湖巡弋的清军水师所截获。

在同一天,朱洪章击退了集贤关向菱湖进攻的太平军,这是安庆之战的最后一仗。从此,不但城内守军已断指望,集贤关上的援军亦放弃了救安庆之想,退出集贤关外,退桐城、退石牌、退太湖、退宿松,有的回天京、有的到皖南。

七月三十,城内守军逃的逃,降的降,残余少数,与曾国荃取得联络,以放一条生路为条件而献城,于是八月一日卯刻,湘军入城,百战艰难,终于克复了安庆。

安庆之克,是平洪杨战史上的一件大事,亦是曾国藩“以静制动”战略成功的一大效验。双方的重视安庆,可由曾国藩的函札中见其大概,咸丰十一年四月初四日致其长子纪泽的家书中说: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则破黄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随州、云梦、黄梅、蕲州等属。江西则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淦、永丰等属,皆所以分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误我。贼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

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转旋之机,只在一二月可决耳。

在这封信的十天以前,祁门解围,而陈玉成回军皖北,曾国藩急遣鲍超赴援时,曾有信致其四弟曾国潢,得失萦怀,忧思忡忡,溢于言表:“忽闻四眼狗逼集贤关外,九弟季弟又十分紧急,不得已抽朱云严五百人,赴安庆助守于壕内,及调鲍春霆带八千人赴安庆助攻于关外。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不知沅、季能坚守半月,以待援兵否?若安庆能转危为安,则事尚可为耳。”

在此时,曾国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鲍超身上,他确信,只要鲍超能够赶到,战局即可稳定。但其时风雨大作,道路泥泞,即令鲍超能冒雨行军,辎重用羊角车装载,则无法求速,所以曾国藩所忧虑的是,鲍超未到之前,曾国荃的长壕可能已先为陈玉成所攻破。结果鲍超不负所望,大败陈玉成于集贤关,所以论克安庆之功,关键系在鲍超身上。

安庆既克,曾国藩当日便在对岸的东流接到了捷报,即时有信覆曾国荃说:接喜信,知本日卯刻克复安庆。是时恰值“日月合璧,五星联珠”,钦天监于五月具奏,似为非常祥瑞。今皖城按时应验,国家中兴,庶有冀乎?

安庆克复,竟被视作非常祥瑞,可知关系之重。但文宗却已不见此中兴征兆,于半个月前的七月十六,崩于热河。如果安庆早克复一个月,病中得此喜信,文宗或许竟能延年,则辛酉政变,可能无由而作,历史便又是另一样写法了。

安庆之克,是清廷的喜事,但浙江,特别是杭州却大倒其楣。从洪杨金田起事以后,失守的名城,不知其数,唯有杭州的遭遇最惨,为百年未有的浩劫。

何以安庆克复,浙江会倒楣呢?这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太平军百万之众,皖北不能立足,皖南又有左宗棠的严密防范,自然得要找一条出路,而浙江是唯一的可以“就食”之区。

当时太平军内部,在战略上亦有两派不同的主张,一派以洪仁?为首,认为自古取江山先西北而后东南,由上而下,其势顺而易,由下而上,其势逆而难。所以仍主张反攻皖北,谋取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中原。另一派则是李秀成、李世贤兄弟的打算,就双方形势着眼,以为皖北以上,及江西、皖南等地,“敌无可败之势,譬如食果,尚未合时,其味必苦”,这就是说,浙江是一树熟得将烂的果子,振力一撼,俯拾可得。

当然,此时太平军只剩下李家兄弟的兵马,可称劲旅,发言的分量,非洪仁?可比。事实上,“天京”对在外的战将,亦已失去控制。于是李氏兄弟的六七十万人,由常山、开化入浙江,行军如蚂蚁搬家,首尾不绝,历时十余日之久,浙东的守将,闭城自保,不闻不问。加以鲍超在后路追击,更如驱虎入羊群,鲍超由江西抚州,追到边界,收复铅山,亦解了广信之围,便收兵回皖北休息,因为再过去是浙江地界,与己无关。

在鲍超之后还有一队官兵,就是李元度的安越军,兵到衢州,入了浙江地界,大概耳闻目击,无一处不是乱糟糟的景象,觉得犯不着淌浑水、打烂仗,因而屯兵衢州,观望不前,以后敌兵阻隔,更到了杭州,尽管王有龄跟杭州城内的官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安越军却始终只在人家的后门口徘徊。

李秀成于九月初二进围浙东的重镇衢州,守将总兵李定太,深沟高垒,务求自保,于是李秀成舍衢州而去,在严州与李世贤会师,商定了进取杭州的计划,分南北两路,李秀成由北路直指杭州,李世贤任南路,继续攻严州。这是九月初十的事,7天以后,严州守将张玉良弃城而走,李世贤连占遂昌、松阳,势如破竹。

大概在九月中旬,上而金、衢、严三府,下而杭、嘉、湖三府,尽是太平军的天下,所余者,杭州、湖州两孤城,以及宁波、绍兴两府。其时宁、绍为浙江全省的饷源,此两府不失,王有龄犹可紧守待援,不幸地,太平军毕竟渡过钱塘江,攻向南岸了。

***

当此时也,正为曾氏兄弟扬眉吐气,弹冠相庆之时,曾国藩赏加太子少保衔,曾国荃本是道员,赏加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遇缺题奏;曾贞干的本职是训导,一县的学官,奉旨免选本班,以同知或直隶州知州,尽先选用;战死三河的曾家老六曾国华,阵亡时的官职是同知,小官本不予谥,因为“一门忠义、深堪嘉尚”,特旨赐谥“愍烈”;此外湘军将领,除却李元度以外,几乎无不升官,曾国藩移驻安庆,日日开单办保案,忙得不可开交。

对于军务政事,曾国藩当然亦有一番筹划。湘军的士气可用,纪律亦胜于原有的绿营,以及其他各省自招的勇丁,但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按月发饷。“皇帝不差饿兵”;就肯奉差遣,也一定是克敌不足、扰民有余。曾国藩是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两江总督,不比专领一军的将官,只管打仗,粮饷可以跟朝廷、跟地方去要,在他的职责来说,吃了败仗,可以指名参劾失机之将,如果粮饷不能按时支应,就是自己的责任。因此,他不仅以克复城池为已足;还要维持安定,振兴市面,道路畅通,商旅不绝,方能使唯一粮饷所出的“厘金”,源源不绝。

就为了这个缘故,王有龄奏请以太常寺正卿左宗棠督办全浙军务,浙江全省提镇以下,统归节制。他在奏折中对“左京堂”推崇备至,说他“体用普优,才识洞达,韬略素裕,纪律严明,所部尽皆劲旅”。在左宗棠本人,一向耻于屈居人下,如果“督办全浙军务,浙江全省提镇以下,统归节制”,便一定是督抚、将军都不能不尊敬的“钦差大臣”,而且方面之寄,遇事独断独行,可以发抒抱负,亦强似为曾国藩“帮办军务”,所以颇有跃跃欲试之意。

无奈曾国藩不放他走,因为皖南一地刚刚稳定,而江西则大致已经肃清,非左宗棠着意整顿,不能确保饷源。

几经筹划,决定先调蒋益沣一军到皖南。蒋益沣字芗泉,也属于湘军系统,此时正在广西作战,此人湖南安福,少小为乡里无赖,他的部下军纪不好,但能打仗。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有驾驭蒋益沣这种悍将的能力,所以已奏调,等他到达,接替一部分防务,再让左宗棠分兵援浙。

至于规复苏常,朝命一再催促,曾国藩亦耿耿于怀,但苦于无法抽调兵力。而在上海的江苏巡抚薛焕,及避难在上海租界上的江苏士绅,则亦如王有龄一样,苦苦乞援于安庆大营。但曾国藩始终表示心有余而力不足,虽受无以为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