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箭在弦上 六、不二人选

第一次见到神宗,王安石就让皇帝极为振奋。

我们故事的这位主角,是在熙宁元年(1068)四月觐见皇帝陛下的,当时的官职是翰林学士。神宗问:朕想要实现天下大治,爱卿认为第一步该怎么办?

王安石说:选择道路。

宋神宗问:学习唐太宗,如何?

王安石答:要学就学尧舜,学什么唐太宗!

二十一岁的皇帝大吃一惊,有点热血沸腾。

后来,神宗与王安石单独谈话,感慨地说:唐太宗一定得有魏徵,刘备也一定得有诸葛亮,才能有所作为。

王安石答:那两个人,也没什么了不起。

神宗又吃了一惊。

诸葛亮和魏徵都不放在眼里,这个王安石,究竟有多大本事,竟敢如此狂妄?

皇帝心里没底,众人议论纷纷。

第一个明确反对王安石的,是为韩琦打抱不平并与韩琦同时罢相的参知政事吴奎,理由也很充分。吴奎说:臣与王安石曾经是同事,深知此人遇事迂阔,一根筋认死理,从来不肯自我反省承认错误,在开封府“鹌鹑案”中的表现就能说明问题。因此,如果重用此人,必然紊乱朝纲。

另一位副宰相唐介也说:王安石不堪大任。

神宗问:哪方面不行?才华吗?学问吗?能力吗?

唐介说:都不是,是性格有问题。他这个人,爱好读书却钻牛角尖,志向远大却不切实际,一门心思只想改变祖宗家法。如果用他做宰相,非把天下搞乱不可。

神宗又问侍读学士孙固:王安石可以做宰相吗?

孙固说:王安石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担任翰林学士绰绰有余,做宰相却要有度量。此人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下不同派别,恐怕并不合适。

其实,这也正是韩琦的主张。事实证明,韩琦和孙固等人所言不虚。后来王安石刚刚成为副宰相,果然就跟同僚们弄得很僵。每次意见分歧,他不但固执己见,还会金刚怒目暴跳如雷地吼叫说:你们这些人,错就错在不读书!

另一位名叫赵抃(读如变)的副宰相忍无可忍,不得不反唇相讥:不知道尧舜的时候,皋陶都读什么书?

王安石哑口无言。

这当然是后话。但正如我们在第四章将要细说的,本次改革不但一败涂地,而且后患无穷,原因之一就在于王安石的性格有问题。可惜他自己毫无感觉,这些意见皇帝也听不进去。结果直接的损失,是活活气死了副宰相唐介。

唐介是湖北江陵人,也是仁宗朝就与包拯齐名的清官和直臣。这样一个人,当然无法忍受王安石进京不久便以翰林学士的身份越权干预朝政,而神宗在宰相们请示决策时也总要先听王安石的。因此唐介对皇帝说,既然翰林院可以取代中书省,那就让王安石主持中央工作好了,他请求辞职。

神宗却不置可否。

于是很快,这位副宰相便与王安石势同水火。

唐介质问:你的主张,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

王安石答:因为你们结党营私。

忠心耿耿仗义执言的唐介被指责为朋党,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背上长出肿瘤不治身亡。神宗前往吊唁,赠送了藏在宫中的唐介画像,上面有仁宗皇帝的亲笔题字。人们这才知道,这位耿直的三朝元老其实有何等分量。

显然,反对王安石的,并非小人。

王安石变法前有关事件一览表

事件
治平四年(1067)九月二十三任命知制诰、江宁知府王安石为翰林学士
二十六韩琦和吴奎被免去宰相和副宰相职务
二十八御史中丞司马光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
熙宁元年(1068)二月十二神宗向文彦博等人表示不可不改革
三月初一神宗对文彦博等人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
四月初四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
八月十三王安石与司马光辩论
十四神宗与王安石单独谈话
二十三神宗与王安石单独谈话
十月初三神宗与王安石单独谈话
熙宁二年(1069)二月初三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
二十七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变法正式开始

那么,神宗为什么还要重用王安石?

从上面的年表不难看出,这不是皇帝的一时冲动。直截了当的原因,是改革迫在眉睫。熙宁元年,也就是神宗即位第二年二月,神宗就对宰相文彦博说:天下敝事甚多,不可不革。文彦博唯唯诺诺。三月份,皇帝又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你们要努力!

结果怎么样呢?没有下文。

不难想象,当神宗皇帝在四月份见到王安石,亲耳听见他说希望自己成为尧舜之君时,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怎样的感觉。尽管神宗谦虚地表示,这样高的标准让他感到力不从心,却也满怀希望地说了很重要的一句话:

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

翻译为现代汉语就是:只要你全心全意地辅佐朕,我们君臣说不定还真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宋神宗和王安石,可谓一见倾心。

何况朝廷早已暮气沉沉。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时,中书省宰相副宰相五人,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不朝,唐介不幸逝世,赵抃叫苦连天,只有王安石生机勃勃,时人称为“生老病死苦”。不重用王安石,宋神宗依靠谁?

即便如此,皇帝也还是考虑再三。

有一次,宋神宗跟王安石谈话。他说:朕知道爱卿已经很久了,不是今天才想到要用你的。很多人不了解你,以为你只会做学问,不会干实事。

王安石说:学问是用来干实事的,否则有什么用!

宋神宗问:不知爱卿如果执政,先做什么?

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

宋神宗点点头:很好!

这时,能够对抗王安石的,就只有司马光。

可惜司马光同样有固执己见的毛病,两个老朋友也很快就处处针锋相对。王安石进京这年秋,京师发生地震,河北发生水灾,宰相曾公亮等人便提出,祭天大礼后请不再按照惯例进行赏赐,至少是中书省和枢密院的官员不赏。

接到提案,皇帝要翰林院拿出意见。

司马光赞成。他说:省下的钱不多,意义却重大。朝廷财政困难,原本就该减薪,正好以此为契机。更何况,治国之道是“义褒君子,利悦小人”,宰相的提案应该肯定。

王安石反对。他说:赏赐大臣能花几个钱?犯得着小里小气不成体统吗?如果财政困难,那是宰相失职,他们该辞的就是官,不是赏。何况钱不够用也不是当务之急。

奇怪!财政困难不是当务之急,什么是?

王安石说:找到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拍案而起:说得好听!历朝历代所谓理财,不过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罢了,必然是税外加税,费外加费。民众不堪盘剥,只能流离失所落草为寇,这难道是国家之福?

王安石反唇相讥:你懂什么!税费岂是生财之道?不加赋税而国库充盈,那才叫作善于理财。

司马光嗤之以鼻:无稽之谈!天地所生万物所长,总共就有那么多,不在民间就在公家,这边多了那边就少。你要增加国库收入,不从老百姓那里拿,请问跟谁要?

两位翰林学士吵成一团,谁是谁非?

都只说对了一半。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王安石当然是对的。因为增加国库收入,确实可以不靠增加税种和加大征税比例,而靠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把蛋糕做大。可惜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并不容易。王安石虽然也有办法,比如兴修水利等等,但能不能立竿见影,却很难说。

因此,他之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云云,就成了既有诱惑力又十分可疑的说法。那么,王安石凭什么能够信心满满地这样说?他的新法又有什么高明之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