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决定投降的时候，正面战线的中国军队的反攻才初露端倪，广西方面，已经收复了全县到达黄沙河一线；江西方面，正在追击赣江下游之敌，日军则退到丰城一线。因此，胜利以后，处理敌军受降及接收沦陷区成了重庆政府非常吃力的工作。

中国人无法忘怀1937年的严冬，中国军队在一片混乱中放弃首都南京，日本市民涌向东京街头提灯游行，庆祝、狂欢。日本的军队在用超出想象的野蛮屠杀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战俘、强奸无辜的妇女，他们把一场占领变成了野兽的大餐。骄纵的日本侵略者在得意地等待被他们伤害得百孔千疮的国家低下高傲的头颅。在那些愁云密布的祭日，准备驰援东南沿海的滇军将士正在集结，有位叫鲁道源的师长当时冷冷地说：“谁会笑，谁最后笑。”8年后，中国人在笑。

8月2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抵达湖南芷江，整个受降工作从那里发端。

21日上午11点，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代表今井武夫副参谋长一行8人乘非武装的运输机到达芷江机场。这架飞机的机尾拖着两条3米长的红色布条。在飞行途中，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今井发现飞机内残留着一挺机关枪，显然是飞行员疏忽了，为了表示日军遵守命令绝无反抗的意图，今井赶紧让人将机关枪从洞庭湖的上空扔入湖中。

在飞临芷江时，今井发现6架中国飞机出现在日军专机的上下左右，监督日机的飞行。今井乘坐的飞机虽然是冈村宁次司令官的专机，但它外面的漆皮已经脱落，弹痕累累，寒酸之极，象征着日本军队没落的命运。

芷江是中国指定的接洽日军投降的地点。当时芷江万人空巷，人们争着前往机场，一睹日军投降使者的神色表情。中美官兵都举起照相机，留下这等待已久的时刻。胜利者互相竖起食指和中指，以V字形欢呼胜利。今井一行乘坐的吉普车上插着小白旗，这是战败者的标志。今井武夫的回忆录记载了当时他的心境：“战败的我们，有如被一堵黑暗的墙壁隔断了前途，绝望的孤寂感和不安的心情是不能消除净尽的。”

也许是上帝的意思，要让今井代表日本军人体验他们在中国人面前前倨而后恭的滋味。当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今井就在邻近卢沟桥的北平，而当抗日战争结束时，又由他到芷江投降，最后，他还出现在南京的日军投降仪式上。

今井武夫在战前就一直在中国从事特务工作，对日军情报机关而言是一名勤勉优秀的情报人员，战争后从事谋略工作。但他并不比其他日本情报人员高明，属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愚人。

他们看到的都是中国的弱点，他们了解中国将军、政客们的恶习，社会的混乱。他们注意到了中国的革命中新生力量的成长，但看到的是革命的渣滓、对理想的背叛、革命党内部人际关系的紧张。他们无视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害了中国人，也害了日本人自己。由这个号称中国通的日本高级特务来接洽投降，是件最有趣、也最有讽刺意味的事。

23日下午，何应钦召见今井，要日本军队做好投降的一切准备。对何应钦来说，他对日本投降有着更深切的感受。从1933—1935年的两年间，在北平，何应钦官居上将，却受尽日本酒井隆等校尉一级军官肆无忌惮的要挟和羞辱。酒井等终于在不久后被作为战犯审判枪决。

不过，中国将领仍然给前来洽降的日本军官以最起码的礼仪，今井从陆军总指挥部参谋长肖毅肃处领到了有关日军投降指令的第一号备忘录。想起日本占领南京后宣布不以中国政府为对手的傲慢；想起1928年“五三”惨案时，日本师团长拒绝让中国军使贺耀组将军就座的狂妄，中国方面的宽厚是出乎今井一行的预料的，以至他后来回忆说：“我深深感激中国军人对战败军使节那种令人怀念的态度，同时，并深深认识到这里面隐隐蕴藏着日本战败的原因。”

当时在场的美国空军军官对待日本人的态度，远比中方严厉得多。而日本对美国的伤害与日本对中国的伤害根本不成比例。回顾日本军队战争期间对待中国战俘和平民的野蛮与残暴，回顾他们对中国国力与精神的伤害，中国将领对这些降将太过于温和了。往好里说，是中国文化的气度；往坏里想，重庆的受降工作已经让位于国内的政治斗争，他们希望日本人的行动能够完全遵照重庆的指示，而不接受延安的指令。

对何应钦来说，最荣耀的时刻是在南京。9月8日，何应钦的飞机在明故宫机场降落。中国选择了“三九”（9月9日上午9时）这一良辰吉时。

这一天早晨，按规定时刻，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及其幕僚的专车在中方引导之下，通过扎有“和平永奠”、“胜利和平”等金色字样的牌楼，沿着打扫整洁的中央马路前进。进入黄埔路，来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旧址，宽阔的院子里，飘扬着盟国的国旗。

冈村宁次一行预先在车里把佩刀摘掉，解除武装，并把军帽拿在手中，走进会场。

场内，在四周的墙壁上张挂着红、白、蓝三色布，悬挂着中、英、美、苏四国国旗，有“和平”两个字和一个“V”字，正面墙上悬挂着国父孙中山的照片，对面墙上挂着四国元首的照片。在会场正面的桌子中央，坐着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在他的左、右并排坐着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陆军副总司令顾祝同上将、空军代表张廷孟上校、总部参谋长肖毅肃中将等将领。来宾席上坐有盟军将校以及中国政府高级官员等。

日本方面的桌子摆在中国方面桌子的正对面。中央是冈村宁次的席位，两旁是日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福田良三中将、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法属印度支那军代表参谋三泽大佐、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参谋小笠原清中佐和今井武夫。

根据中国军方的命令，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改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受降者审阅证明书后，取出投降书一式两册，小林浅三郎趋前敬礼，领取后交冈村宁次用毛笔签字并盖章。小林浅三郎捧着投降书再向受降者敬礼，送请审阅。其中一册交还日军，仪式即告结束。在中国的日本军队全部解甲，成了战俘。

在许多城市，中国将领在接受当地日本军队的投降，其中也有那位决心笑到最后的鲁道源将军，当时他已经升任第五十八军军长。1945年9月14日，他在南昌主持胜利大典，接受了日军第十一军团长笠原幸雄中将的投降。鲁道源在晚上以私人身份招待笠原，询问他对中日战争的感想。笠原幸雄回答道：“我来华之前，在东京建有一座小洋房，满植樱花，自从美国空军轰炸东京后，房子和樱花同时毁了，我的军人生命也跟着房子、樱花完了。”在胜利者面前，他说得很委婉。他实际上是暗示，是美国军队摧毁了日本本土，在中国大陆的日本军队才跟着投降，他们没有败在中国军队手中。

在中国战场上的许多日本军官，包括冈村宁次，一直对他们频频取胜，最后却彻底输掉了一场战争无法理解。作为头脑狭隘的军人，冈村宁次并不承认他统帅下的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被击败。他投降只是服从了天皇的命令。1932年，冈村宁次是日军上海派遣军的副参谋长，曾签署《淞沪停战协定》。1933年，他调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曾签署《塘沽停战协定》。这两次他都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所以，日本皇族鸠彦到南京传达停战诏书时，曾对冈村宁次说：“我在东京风闻这里陆、海军态度最为强硬，有被扣留的危险……阁下要扣留我吗？”现在，他率领120万日军投降，他承认，“这总是从未意料到的痛苦处境”。当他步入受降仪式现场时，不知道他是否回忆起了1933年《塘沽停战协定》那一幕，那时他是目中无人的胜利者。12年后，他必须在降书上亲手画押，而胜利者就是以前的失败者。冈村宁次承认他进入会场后，就采用“白隐禅师”的“内观法”，“把往来行人当做深山树木”，借此来转移注意力，转移他内心的绝望。这在他签降的当天向所属发布的训示中表露无遗：“今奉大命，率我武勋赫赫战史辉煌的中国派遣军，不得已投降敌军……万感交集，无限悲痛。”

确实，从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日本军队展现了自己的效率，尽管遭遇中国军队的抵抗和民众的敌意，尽管也有挫折，有延误日程的时候，但还是应该承认，他们基本上是按部就班地占领东京大本营要他们占领的城镇、铁路、军事要塞与港口，他们控制了整个海岸和全部工业中心，控制了黄河、长江与珠江的入海口。日军觉得完成这些战略步骤以后，中国所有的经济运输机构都将瘫痪，中国的政治组织将会瓦解，虚弱无力的中国马上会自动停止抵抗。他们等了7年，其间，他们看到欧洲的捷克、波兰，甚至强大的法国都在他们盟友德国军队的雷霆一击之下停止了抵抗。让日本将军们纳闷的是，以往表现脆弱、现在衣衫褴褛的中国军人却执意要坚持到底。

日本大本营讨论投降问题时，主和与主战双方发生激烈争吵，冈村宁次曾两度致电陆相阿南维畿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要求继续作战。8月12日他向所属中国派遣军发布训示：“必须发挥建国以来最大勇猛之传统，为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只有断然决一雌雄。”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两天，东京曾经盛传“最反对停战的必然是中国派遣军”。冈村宁次自供，他曾同日军海军舰队司令福田良三进行策划，欲纠集所部陆、海军，退集山东滨海地区，盘踞烟台和青岛，作最后的挣扎。后来因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才放弃这个计划。

1937年的日本人不懂得中国，就像1894年的中国不懂得日本那样。但这次轮到日本人为他们的愚蠢、狂妄和贪婪付出代价，直到无条件向盟军投降了。胜负感强烈且感觉敏锐的日本民族，很难了解有着悠久历史意识的有韧性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