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福建事变,一次改写历史的绝好机遇 1、蔡廷锴与彭德怀,不打不成交

国共“大决战”刚打两个月,蒋介石便后院起火,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名反蒋,爆发了震动全国的福建事变。

十九路军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也可谓是朱毛红军的老冤家。

第一次“围剿”,蔡廷锴迟到一步。刚进苏区,张辉瓒即告全师覆没,十九路军闻风而逃。

第二次“围剿”,十九路军刚打完淞沪保卫战。中共曾声援过这些抗日将士,故不愿使其雪上加霜。尽管蒋光鼐、蔡廷锴深入苏区宁都境内,但红军未曾动他,而让第五路军王金钰、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第六路军朱绍良伤筋断骨,丢盔弃甲。

第三次“围剿”,红军不再客气。彭德怀、滕代远的第三军团和陈毅的江西军区,与蔡廷锴三个师,在兴国境内高兴圩激战三天两夜,几万大军在弹丸之地杀得天昏地暗。后来蔡廷锴在其自传中叙述这场血战时写道:红军以其最强悍之部队及彭德怀之军官队,向我猛冲。我军受其强烈压迫,全线略为动摇。第六十师沈光汉师长及师部不明前线情况,又不沉着,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竟受溃兵之影响,擅自向兴国方向退去十余里。甚至总部人员及我之随从亦有逃跑,颇为紊乱,无线电亦放出紧急电。当时我见此情景,危殆万分,愤欲自杀以殉国……

十九路军确实能打。高兴圩一战,红军虽歼其三千,但也伤亡千余。彭德怀的第三军团,仅排以上干部就伤六十六人,亡四十三人。第三军团第四师代理师长邹平阵亡,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等负伤。

从此以后,彭德怀与蔡廷锴两军对垒,兵戎相见,势不两立。

1933年7月,彭德怀东方军入闽作战,兵锋直指老冤家蔡廷锴。攻泉上,克朋口,收复连城,东方军所向无敌,势不可当,动辄吃掉蔡廷锴一个团、一个旅。蔡部最精锐主力区寿年第八十七师,被东方军红五师李天佑、毛贲虎第十二团打得狼狈不堪,一昼夜狂奔九十公里,形同丧家之犬。师长区寿年痛心疾首地说:“这次失败,是本军最大的耻辱。”

8月中旬,东方军连克洋口、峡阳,围困将乐、顺昌、延平,守敌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惊恐万状,魂不附体,一封接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请求蔡廷锴速发援兵。

8月18日,蔡廷锴的王牌军,号称从未打过败仗的“铁军”——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第三六六团,在芹山地区被彭德怀东方军第五师李天佑团一举全歼,该团团旗和二十余挺轻重机枪,全部成了红军的战利品……

回首“围剿”红军,蔡廷锴头皮都是麻的。打了几年,什么也没捞到。

既损兵折将,又遭到全国人民和下级的唾骂、怨恨,真可谓两头受罪,里外不是人。老蒋在屁股后面不停地催,责怪他“进剿”不积极;前面彭德怀东方军严阵以待,兵不可犯。蔡廷锴说:“打,也是被红军消灭;不打,蒋介石面前交不了差,也活不下去。”

老蒋不仁,十九路军也不义。于是,逼上梁山,蔡廷锴干脆走第三条路:联共反蒋。

十九路军反蒋联共,颇费了一番周折。

1933年8月30日晚,黄琪翔在上海家中请客。同席的有章伯钧、彭泽湘、刘伯垂和麦朝枢等。正在吃饭时间,晚报送到,登载:十九路军在闽与红军作战,打了大败仗;区寿年部在连城全师覆没,谭启秀部在延平战败,退出水口;红军指日可下福州。大家看到这条消息,异常震惊,因为在座各人和十九路军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无论在私在公,都必须设法挽救十九路军。大家当时估算,蒋中正蓄意消灭十九路军,现在正好借红军达到目的,一定不会增调援兵。广东军队也在赣南受到红军牵制,无兵可调。这样,十九路军就只有坐以待毙了。最后彭泽湘说:“现在种种想法,都很难收实效,最好是在上海找中共中央负责人谈判,说明十九路军是抗日反蒋的,应说是革命同路的军队,红军不应该把它消灭;如果红军消灭十九路军,正好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的毒计。要求中共中央转电红军领袖,先行下令停止进攻,然后再商量具体条件。这样决然可以得到中共中央的接受。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但不知十九路军方面是否能够照做,又一致商定由黄琪翔写信寄香港陈铭枢。陈接信后,函复已派梅龚彬到上海与中共接头,可就近配合进行。但多次商谈,未获得积极的结果。

蔡廷锴心急如焚。陈铭枢一到福州,就责问道:“你口口声声说己和共产党取得联系,如今红军全力向东,想消灭我军,这是合作吗?”

陈铭枢无可奈何:“合作没有成功,当然不会停止敌对行动嘛!”

费了很多心思,陈铭枢想到一个人,这就是陈公培。陈铭枢对陈说:“十九路军想与共产党合作,但没有关系,找不到合适人选。你曾经在周恩来、朱德那里干过事,你想办法联络他们。”

陈公培从香港来到福州,会见蔡廷锴和蒋光鼐。因是陈铭枢推荐的,蒋、蔡觉得靠得住。于是,决定由陈公培作为十九路军的代表,赴前线与东方军彭德怀部接洽谈判。

此事关系重大,要十分慎重。蒋光鼐用绸子给彭德怀写了一封密函,表示愿意接受中共中央和红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并提出双方先行停止战争行动,互派代表和谈。

为了万无一失,蔡廷锴用汽车亲自将陈公培从福州送到水口前线,并交给他一个密码本。

陈公培化装成一个闽中农民模佯,绸子密函藏在内衣腰带中。

延平前线十九路军补充第一旅旅长司徒非,奉蔡廷锴命令,将陈公培秘密送过前线。

9月22日,陈公培抵达东方军司令部——延平县西南六十里之王台乡。

在这里,他见到了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滕代远,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彭德怀看了蒋光鼐、蔡廷锴的和谈信后,立刻致电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和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

次日凌晨,彭德怀接到中共中央局关于与蒋、蔡谈判的电示:

朱周彭滕:

关于蒋蔡谈判,请提下列先决条件:

(一)停止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在军事上立刻停止前线及后援之前进,集中沙县之部队,可撤至相当地点,沙县仍可维持其统治,谭师亦应作向后退,我们可允许不再前进……经济上应允许停止一切对于苏区贸易之封锁。

(二)释放在福建牢狱中的政治犯,及保证反帝运动及反帝组织之自由。

(三)发表反日及反蒋之政治宣言。在允此项条件后,双方订立协定,磋商后作战协定,及其他具体问题之具体步骤。但蒋蔡此种行动极有可能,像求得一时缓和,等待援兵之狡计,我方得警戒并须严加注意。谈判时依据上述条件及政府屡次宣言,但过分及一时不能接受之条件,可不提出。

中央局当天上午,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与陈公培进行谈判。

陈公培说,此次来的原因有三:共产党有联合抗日声明;十九路军愿意同红军联合,打倒帝国主义及其最大的工具蒋介石;我自己也想到苏区来看看,联系联系。

彭德怀重申了中共中央局抗日三条件后,指出:十九路军抗日是对的,进闽“剿共”是错误的。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抗日必须反蒋。用十九路军“剿共”是蒋介石的阴谋。“剿共”和消灭十九路军对蒋介石都有利。

陈公培进一步谈到蒋光鼐、蔡廷锴的一些保证,比如“停止进攻苏区”,“释放共产党人”,“取消经济封锁”等,但同时要求“红军退出洋口”,“以泰宁、将乐、建宁、清流、连城为界”,“保守条约内容的秘密”等。

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根据中央局电示精神,对陈公培所提各款予以答复。彭德怀指出:“为了扩大民族革命战争,实践苏维埃中央政府之屡次宣言,红军与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的谈判基础上,订立共同作战协定,以首先打倒蒋介石为罪魁的南京卖国政府,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

陈公培见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言辞恳切,入情入理,毫无意见,遂用东方军的电台,致电蒋光鼐、蔡廷锴,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予以答复。

行伍出身的彭德怀,还是头一回搞谈判。他作为东方军的最高指挥官,专设午宴,热情款待了炮火中厮杀了几年的福建使者。

彭德怀在《自述》中回忆说:招待吧,我们就是用脸盆盛菜,盛饭。用脸盆洗脸洗脚,一直沿袭到抗美援朝回国后,才改变了这种传统做法。

我们请他吃饭,大脸盆猪肉和鸭子,都是打土豪打来的。

后来中央听说这种招待法,很不高兴,认为太简单了,责备彭德怀对此事不够重视。这一点,在中央局9月25日给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滕代远对谈判的指示电文的第三条有反映:请你们特别注意,勿因谈判而妨碍我们积极行动,同时应将谈判看成重要之政治举动,而非简单之把戏。在谈判中只用红军名义指挥,特别注意在言谈及条件中勿泄露我军任何军事秘密。

中央的态度说“重视”,但改变也快,有点儿朝令夕改。上午电告说“看成重要之政治举动,而非简单之把戏”,晚上9时又以项英的名义,致电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滕代远,要彭“耍一个滑头”:目前在我军结束东线向北消灭蒋敌援闽部队(军委已另有命令),对公培之事绝不能存大希望,可在我撤退时,顺带耍一个滑头,向公培表示红军履行以前宣言,诚意与他们来订立反帝反蒋作战协定。可首先撤退西芹一带之兵。但绝对注意不要暴露我军之企图,而实际来集中我之兵力,请你们酌情进行。

彭德怀性格直爽,坦坦荡荡,喜欢明白人不做暗事。中央反反复复的电令,把他弄得有点儿稀里糊涂。他后来听滕代远说,博古讲“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对民众带有更大的欺骗性”,彭德怀愈发觉得摸不着头脑了。

彭德怀在回忆中写道:我虽然不同意他们这种关门主义的看法,但又觉得提不出什么理由来。

这时我有一种自卑感,觉得知识分子总有他二歪道理。如上次来电责备招待不周吧,不够重视吧,现在又说,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这才是不够重视哪!

他反蒋抗日对我们有什么不好呢?当时我要是读了《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这本书,我就要批判他们,可是我那时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批判能力。我入党前,就只看过一本《共产主义ABC》,看过一本《通俗资本论》,当时我也是第六年的党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摸边,多么需要革命理论武器!革命的热情吗,自问还是有的。

彭德怀首次谈判便写下了出色的一笔。27日,彭、滕致电朱德、周恩来并转项英,报告十九路军方面“在我们让步之下,有可能接受我方相当条件”。

28日,彭德怀派人护送陈公培出苏区返回十九路军。陈公培带去了一封彭德怀给蒋光鼐、蔡廷锴的书信。彭德怀赞扬了蒋、蔡反蒋抗日的主张,同时要求蒋、蔡从速派出代表,到瑞金同我党中央正式谈判。

红军与十九路军停止了敌对行为,并开始了一定程度的互相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