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魏拯民,鞠躬尽瘁救国为民

魏拯民是中共南满省委书记,抗联一路军副总指挥兼政治部主任。

原名关有维,字伯张。1909年农历正月十三(2月3日)生于山西省屯留县王村一个农民家里。父亲关宏元,母亲魏士。魏拯民来到东北后,初名“名胜”,后改“拯民”。都是用母亲的姓。

屯留县在山西南部,离省城太原约500多里。大革命初期,那里还没有党的组织。魏拯民在本村小学和县第一高小毕业后,父亲就让他回家种地,并给他娶了媳妇。这位老庄稼人说得倒也实在:“你念书,我没钱。”照这样,他就没有希望上中学了。幸亏这件事被外祖父知道了。外祖父是个木匠,没有儿子,喜爱外孙子,把魏拯民的学费包了下来。

1925年,他长途跋涉到太原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学校里有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学生多倾向革命。魏拯民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自然很快地接受了党的影响和教育,并参加了党领导的反对军阀混战和反对阎锡山征收苛捐杂税的斗争。192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俗话说:“烈火识真金”。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实行血腥大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这时,那些原来被革命浪潮裹进来的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一个一个地溜出了革命阵营,而真诚的革命者却纷纷集合在党的旗帜下。年轻的共产党员魏拯民,经受了革命低潮时期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冒着随时可能被逮捕、被杀头的危险,紧紧地跟着党,坚持革命斗争。“四一二”以后,太原党组织遭到破坏,许多革命者被投入监牢;魏拯民也被学校开除了。他回到家乡,继续从事革命活动。5月以后,他千里迢迢去武汉找党中央。当时,武汉已处于腥风血雨之中,党中央转入地下活动。由于形势的突然变化,加上他初到武汉,又人生地不熟,所以未能找到党中央领导同志,只在农运部见到了一位同志,简单地谈了一会儿,这位同志给了他一些文件就让他马上离开了武汉。他在返回山西的路上,行至太行山下,又遭土匪抢劫,脚部负了伤,钱也丢光了。当他一路颠簸回到家乡时,山西军阀也在疯狂捕杀共产党。他一点也不灰心,反倒是因为受到锻炼,长了见识,很机警地进了榆社县中学,用读书作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工作。

1928年夏天,魏拯民考入北京宏达学院。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宣传党的革命主张上面,经常与同学到东安市场、前门、北池子等地贴标语,撒传单。尽管国民党特务密布,警卫森严,他也能很有办法又很沉着地对付他们。他让同学假借问路,把警察缠住,就趁机把标语贴在墙上或撒向人群中。他把宿舍砖地的一块砖揭开,里面稍稍修整一下,就成了一个不用锁的保险柜。党的文件就放在那里,用时取出,用完放入,从未被敌人发觉。

1930年11月,军阀石友三在安阳办军事干部学校,党要派进一些同志去,魏拯民便去报考。他在宏达学院并未毕业,只因穷困所迫,连三合面窝窝头都吃不起,所以几个月前就中途辍学了。而这所军校是公费,他考取了。入军校时,他只有3年多的党龄,但做地下工作已相当有经验,不到半年时间,就在这所集中营般的军校里,发展了党组织,吸收了4位同志入党,并以“读书小组”名义进行着秘密革命活动。

自觉的革命行动来自坚定的革命信念。魏拯民同志在一篇日记里写道:“军阀混战后(民国19年4月至10月),人民得到的‘洪福’‘恩典’,使我们这些牛马式的人类无可告述。像这样的现象,我们还能忍受吗?还能忍耐吗?不能忍耐!只有一条路可以使我们走,我们走上去吧!”确实,魏拯民同志的足迹清晰地留在为亿万“牛马式”生活的人民求解放这“一条路”上。

1932年春天,党派魏拯民同志赴东北工作。他兴致勃勃地到北京大学校园,把喜讯告诉自己的老同学宋冠英。宋冠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原来在1931年4月,魏拯民因痔疮严重,不能出操,被石友三的军校开除了。他回到北京,接上组织关系,就到北大和这位老同学住在一起。那时,宋冠英正患三期肺病,卧床不起。魏拯民就拿着宋的学生证一面听课,一面利用这个机会做学运工作。回到宿舍就护理宋冠英,煎汤熬药、烧茶端饭,样样细心周到,直到宋冠英病愈。此时此刻,宋冠英的惜别之情是难以言表的。宋冠英知道魏拯民有心脏病,对于他立即到抗日前线去,也似乎有些意外。不过,答案很快就找到了。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魏拯民就顿足捶胸地痛恨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惦记着被日本侵略者霸占的国土和3000万东北人民。他迎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刺刀和水龙参加了北大学生的示威游行,废寝忘食地在街头发表演说,散发传单。现在,党派他到东北工作了。魏拯民像得到最大满足似的把这个消息告诉宋冠英,他无限感慨地说:“我虽没有见过长白山,没到过松花江,可我一闭上眼睛,就像看到那里到处是烟火,到处是血迹,我立刻想到那里去,拿起武器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魏拯民来到东北后,党组织并未马上派他到武装部队去,先让他在哈尔滨市任党的区委书记;1934年冬天,才把他调到延吉东满抗日游击区。“九一八”事变后,党在东满的延吉、汪清、珲春、和龙一带,建立了抗日游击队。

在此基础上,于1933年组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发展到近2000人。在同日寇的战斗中,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同志牺牲了。魏拯民就是来接替这位烈士的工作的。次年3月,在东满党团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上,他被正式选为特委书记。他来到硝烟弥漫的战场,心像一团燃烧着的烈火。在延吉找到特委的同志后,没再停留,就到下面去了。他走遍了各县游击区,深入到各抗日游击队,向干部、战士、地方群众了解情况,努力熟悉自己工作的对象和环境。东满游击队和人民大众抗日斗争的事迹使他感到无比振奋。他向当地干部学到许多新东西。同时,也发现在统一战线工作和肃清反革命组织“民生团”的斗争中,有“左”的错误,影响干部和广大军民抗日积极性的发挥。然而,他对同志们并不是指责,而是耐心地说服、帮助,一步一步地去解决问题。在各种会议上,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说得清清楚楚;领着干部总结反“民生团”斗争中的成绩和教训,纠正扩大化的错误,解除同志间无根据的猜疑和人人自危的恐怖情绪。他还亲自主持举办干部训练班,训练一批地方工作干部和统战工作干部。不久,东满工作就有了新的起色。

到1935年春天,自发的抗日武装纷纷向我游击部队靠拢,游击区周围的义勇军、山林队大部接受了二军独立师的指挥。珲春等地伪军整排整连地起义参加抗日游击队。地方群众抗日组织,如救国会、反日自卫队以及妇女、儿童、青年等组织日益发展。他们为游击队筹款筹粮,缝衣做饭,站岗放哨,直至参军参战。也是这年春天,汪清大甸子的农民700多人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反捐税、反“集团部落”和分粮斗争。人民革命军迅速扩大,5月,在京图线哈尔巴岭炸翻关东军高级将领乘坐的军用列车,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同月,独立师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兼任政治委员。

由于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以及东北军民的艰苦奋战,1936年到1937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到最高潮。抗日烈火燃遍白山黑水,抗日联军达11个军,4.5万人,并有许多同盟部队围绕在抗联周围。与此相适应,初期分散的小块游击区,逐渐连成一片;日伪盘踞的若干城镇、据点,趋于被包围状态。二军地处杨靖宇同志领导的第一军和周保中同志领导的第五军之间,1935,二军与一、五军打通了联系,游击区也扩大了。

1935年夏天,魏拯民到莫斯科去了。他代表东北抗日游击队去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二年年初归国。一、二月间,他先后在北满、吉东和东满传达了大会精神及中共中央指示。接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之后,魏拯民即率领二军向南满远征。他们从汪清出发时,踏着没膝的积雪,到达通化地区的金川县境时,已是6月盛夏了。一、二军胜利会师,老同志战地相逢,真是喜出望外。魏拯民刚从列宁主义故乡回来,满载着国际共产主义者的友谊,又与同甘共苦、携手战斗的兄弟部队会合,更加激情满怀,思绪万千。魏拯民与杨靖宇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亲切地交谈着。从祖国的今天和明天,谈到世界的未来。魏拯民怀着深厚的战斗情谊,赠给杨靖宇一本《共产党宣言》;杨靖宇高兴地拿出一支崭新的小撸子,轻轻地放在他的手中。他想推辞,杨靖宇用诚恳而略带责备的口气说:“老魏,你送给我马克思主义,我送给你杀敌的武器,怎么,嫌不够本吗?”两军战士也分外高兴,他们开了联欢会,演出了自己编排的文娱节目。

鉴于东、南满游击区已打成一片,为了加强统一领导和指挥,一、二军和东、南满党的主要领导同志在金川县境举行会议,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精神决定:东、南满党组织合并为南满省委,魏拯民任书记;一、二军统编为一路军,杨靖宇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王德泰任副总指挥。

一、二军都是抗日联军中战斗力强的骨干部队。两军1.5万人汇成一股强劲的铁流,奔腾呼啸于以长白山为中心的约30个县的广大地区,有力地打击着日伪反动统治,鼓舞了苦难中的人民。日本强盗曾妄想在1936年到1938年这3年之内消灭一路军,但都失败了。1940年4月,魏拯民在一份报告中说:由于全体同志不屈不挠、英勇斗争,一路军不但没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回忆我军的开始,是没有任何装备的,只是以棍棒、洋炮、围枪等揭竿而起,在战斗中才逐渐改换为新式武器,现在我们还埋藏着数百支枪和机关枪、大炮各一门。”

一路军的游击活动部署,大体上是杨靖宇率领一部分军队战斗在靖宇县以西及西南部地区,魏拯民则率一部分军队在靖宇县以东以北开展游击战争。1937年5月,为了拔除庙岭敌军据点,魏拯民作了周密的战斗组织工作。庙岭,当时是抚松、像江(今靖宇)、临江、长白等县的交通要道。日寇以伪军一个营驻扎在那里,严重地妨碍一路军的活动及东西部游击区的联络。二军军部讨论作战计划时,魏拯民提出,先派两名熟悉伪军情况的同志,打入敌据点做瓦解工作。两位同志进去不久,果然争取了十几名士兵。5月的一天,在魏拯民指挥下,司令部直属混成部队与打入敌据点内的同志里应外合,全歼伪军营150余人,获得辉煌战果。此后,敌人不敢再在庙岭驻扎伪军。“七七”全国抗战爆发,为了与杨靖宇会合,研究配合全国抗战的方针、部署,魏拯民率部西进。他们走一路,打一路,在金川境内,打掉几个敌军据点;在漆江地区消灭了跟踪“讨伐”的敌人300多;进入临回头沟(金川境)一战,歼灭伪宪兵第三团;通化大青、杨木桥子两次大战获胜,终于打破了日伪层层封锁,在集安老岭地区会见了杨靖字同志,这时已是1938年5月了。

在这里,正式编成抗联一路军,下设3个方面军。王德泰同志已牺牲。魏拯民兼任一路军副总指挥与政治部主任。他的担子加重了。此后的一年间,他与杨靖宇共同指挥着一路军,在东南满的广大国土上开展游击战争。部队时而分散,时而集中,出没于崇山密林,战斗在交通要道,拔除日伪军据点,摧毁敌人重要军事工程,粉碎一次次“大讨伐”,吸引着大批日伪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1939年夏季,部队该换夏服了,魏拯民和杨靖宇决定向敌人要,于是他们在地方救国会协助下,去攻打大蒲柴河镇。大蒲柴河在敦化县南部、富尔河畔,是日伪一个重镇。

5月25日夜,杨、魏率领部队攻了进去,端了伪警察署,消灭了自卫团,打开仓库,缴获大批服装、粮食和武器。

1939年秋天,一路军在大蒲柴河东南的寒窑沟集中,进行了为时1个月的大休整。随后,根据形势变化,3个方面军分区开展游击活动。魏拯民随三方面军留在敦化、安图、宁安南镜泊湖地区。

为了策应一、二方面军向所属游击区域进军,魏拯民和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曾率部奇袭大沙河镇。大沙河镇在安图县和明月沟之间,是敌人的一个大据点,这一仗的目的在于吸引敌人的兵力。果然,敌人讨伐队到处追寻三方面军,张贴布告“悬赏捉拿魏拯民”。

农历8月中秋节前夕的某一天,地方工作的同志送来一份情报,说是日军少将松岛“讨伐”队近期要开始对抗联的“大讨伐”。又从敌人电话得知,松岛和他们的先头部队将于次日从敦化开往大蒲柴河。魏拯民和几位领导同志分析了情况,决定在寒葱岭伏击松岛部队。

寒葱岭位于敦化和大蒲柴河之间,在敦化以南,大蒲柴河以北。一条由敦化南去的公路,在寒葱岭盘旋而过。这里是松岛“讨伐”队的必经之路。寒葱岭南坡公路两侧长满了树木和蒿草,路西有一条深沟。估计敌人将在中午从这儿经过;拂晓前,魏拯民把200多战斗人员埋伏在岭南坡公路东侧的树丛里,指挥所设在公路东北的一个小山头上。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松岛送上门来。中午12点多钟,松岛“讨伐”队12辆汽车开过来了。车上装着军用物资和鬼子兵。当敌人的汽车爬进了我军埋伏线时,公路旁和山头上的机关枪、大枪、手榴弹一齐向鬼子射击,汽车有的炸碎了,有的起了火,冒着滚滚浓烟。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乱了阵脚,一个个连滚带爬地跳下车,有的东逃西窜,有的绝望地还击。魏拯民率领部队乘势向敌人发起冲锋,号声一响,战士们像猛虎似的跳出树丛,冲上公路,横扫残敌。松岛从汽车里跑出来,被打死在公路上。因为这里是交通要道,不宜久留,魏拯民指挥着部队速战速决,前后不过1个小时左右便结束了战斗。

这一仗,打死松岛及100余名鬼子兵,缴获2挺重机枪,2挺轻机枪,2门小炮,八九十支步枪,70余箱子弹,此外还有大米、白面、服装等物资若干。更主要的是,这一仗使敌人的秋季“讨伐”出师不利,一开始就遭到抗联的痛击。

魏拯民同志的心脏病和胃病复发过多少次,谁也说不清。他从不与人谈自己的病情,遇同志问起,也只是说:“病怕什么?不怕肉体病,就怕思想病。”病犯了,他就悄悄吃点药;没有药,就咬着牙挺过去。由于环境艰苦,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营养和休息,他的病一天天严重了,常有吐血、昏迷现象发生。一次,行军过一座陡峭的山,他昏倒了。同志们焦急而又难过。但他苏醒过来时却笑着说:“怎么,我又躺下睡了一觉?”他把事情说得这样轻松,显然是为了解除大家对他健康状况的忧虑,避免同志们多费心。他并不把病放在心上。从外表看,人们只觉得他瘦弱甚至有些衰老,不像30岁左右的人。但他精神饱满,谈笑风生,没有半点病容。1940年三四月间,他正带病指挥作战,在安图县两江口战斗中,一位同志腿部负伤,他竟不顾一切,亲自把这位伤员送到30余里远的临时战地医院。而且以后每次路过,必到医院探望,还把自己的口粮送给这位伤员吃。

一路军的战友们尽可能好一点地照顾自己的副指挥。战士们给他绑了一副担架,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坐。战斗中缴获一匹马,他也让给伤员骑。有一次在战斗中,截了伪军1辆大车,车上有10多斤咸菜,2盒罐头,3斤苹果。同志们一致主张咸菜留给伤员,其余的东西给副指挥,军医当然特别同意,因为他知道魏拯民近来常吐血。魏拯民听了大家意见,只是微微一笑,缓缓地说:“在最艰苦的情况下,互相能如此团结友爱,只有在我们这支阶级兄弟部队里才能找到”。他表示“原则上同意”大家的分配办法,但却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他先提议把3斤苹果送给在西部作战的杨司令,问有无异议。没有人反对,通过了。接着,他又把两盒罐头拿起来,说:“罐头有两盒,我们正好有两个彩号,他俩为祖国流了很多血,我提议分给他们每人1盒,大家同意吗?”同志们你瞧瞧我,我望望你,心想:可别“上当”,不表示同意。他马上又问:“彩号应不应该照顾?”人们没有防备,随声同答:“应该呀!”魏拯民笑了,用做结论的语气说:“好啦!罐头也决定了,分给两个彩号吃。”就这样,他把照顾给他的东西全分了出去,剩下咸菜,他说部队好久没见到盐了,就煮咸菜汤,大家改善生活。杨靖宇同志非常关心自己的战友,战斗中缴获了药品、大米、白面,总要给魏拯民送去一些。魏拯民病重时,一路军领导同志强行决定他去休养。

休养,对魏拯民来说,是工作、学习的另一种机会。他利用密营中相对平静的环境,写工作总结、写报告,常深夜不寐。东南满朝鲜族居民多,为了工作方便,魏拯民坚持每天用一个半小时学朝鲜语,拜朝族战士为老师,用小学读本作教材,一字一句地读着。为了帮助干部战士学政治、学文化,魏拯民也费尽苦心。

1937年,抗联二路军新编独立旅政治部主任伊俊山,率部从北满长征到南满,在长白山西麓四方顶子密营见到魏拯民。魏拯民刚刚编写出一个“政治读本”,征求他的意见。伊俊山看着读本,不禁肃然起敬。原来这本书不是纸的,而是桦树皮的,在第一页上工工整整地写着:“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当时纸张奇缺,魏拯民从山区人民群众那里学会了使用桦树皮这个好办法。用刀把桦树皮从树上一大片一大片地剥下来,再一层层揭开。这种可用来写字的树皮并不比纸厚,而且光滑、耐用、美观。他领着战士剥桦树皮,订成本。没有笔就用木炭代替。亲自从得到的敌报上分析形势,编写教材,并用通俗的言语给战士讲解什么是共产主义,为什么帝国主义一定要灭亡等革命道理。魏拯民同志常说:“革命不能光靠勇敢和热情,还要有政治头脑,要有远大理想。政治是武器,它不但能使我们进步,更能有力地打击敌人。”

杨靖宇同志牺牲后,魏拯民挑起了领导南满省委和一路军的全副重担。他集合起队伍,进行了整编,在“向日寇讨还血债”的口号声中,展开新的战斗。侵略者们原以为杨靖宇牺牲后一路军会“群龙无首”,从而销声匿迹,岂不知革命者是杀不完、打不尽的。无情的事实留在历史的记录中:魏拯民指挥一路军袭击安图县红旗河、五常县拉林河的森林警察队,袭击五常县冲河镇,还全歼日军前田“讨伐”队。下属一方面军指挥曹亚范,3月2日率部攻打临江珍珠面、大阳岔一带的警防队、森林队;5日在临江三岔子东南袭击森林警察队和伪满军六团;6日在壕江湾沟痛击日军长岛工作队。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5月中旬率部袭击蛟河地区日伪军;6月上旬活动在五常县境,袭击舒兰南部地区森林采伐所两处;中旬又北上袭击六道滴达、石头河子、辛家营子,而后巧妙地躲过“讨伐”队的锐锋,渡拉河子。这说明,杨靖宇倒下了,他的战友们继续着他的事业,进行着宁死不屈的战斗。

环境越来越恶劣,部队大量减员,后来陈翰章等得力将领又相继战死。魏拯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始终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他努力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同时,尽一切努力打破被隔绝的局面,派人与党中央、八路军取得联系。1940年4月,他在给中共中央代表的一份报告中,请求发给1935年以来的文件和报刊,说和党中央中断联系,“如在大海中失去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童,东碰西撞,不知所从”,表明了他渴望得到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迫切心情。

魏拯民抱病征战半年之久。1940年秋末,他的心脏病到了最后期,不能继续行军和作战了。在桦甸县夹皮沟东部牡丹岭西麓二道河子密营中休养了几个月,仍不见好转,全身浮肿,饮食不进。这段时间,魏拯民和护理他的几位同志的口粮,全靠住在夹皮沟的陈德寿同志一点一点地从山下背来。主要是苞米,间或有点小米。元旦前后,敌人搜查太紧,陈德寿一个半月不能进山,密营里断了粮,只好以松子、蘑菇、树皮之类的东西充饥。警卫排长黄正爱出去打野兽,被黑熊咬死,魏拯民万分悲痛。他看看瘦弱无力的同志们,无论如何再也不许任何人出去打猎。他们只能在密营附近剥树皮吃。至今,在魏拯民最后休养的密营周围的树上,还留着树皮被剥掉的痕迹。它是魏拯民和一路军战士为祖国独立解放而艰苦奋斗的有力见证。

1941年3月8日早晨,魏拯民同志病逝。病逝前,他从枕下拿出一个小小的包裹,里面放着党的文件和一个戒指。这是他的全部“遗产”。戒指是他赴东满游击区时,哈尔滨一位工人同志送给他作盘缠的。他嘱咐同志们把文件“转给党中央”,并用最后的力气鼓励大家:“你们都很年轻,革命就靠着你们!……不要难过,革命是艰苦的,要打倒敌人,就要流血牺牲。可是,我们的血不会白流,我们的革命红旗,会插遍全中国!”同志们流着泪,把魏拯民同志的遗体掩埋在牡丹岭下密营前。

今天,我们所能知道的这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事迹,只是他光辉灿烂一生中的某些片断。但是,它给我们的教育是深刻的。从魏拯民同志的一生业绩中,我们虽然没有看到那种轰轰烈烈的雄伟场面,可是,它却告诉我们,这位英雄的每一步征程,都和惊天动地的中国革命事业紧紧地联系着。最可贵之处还是他每每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在党处于某种困难的关头,挺身而出,和人民站在一起。他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尤其是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