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正定人民蒙难记(1937.10.6-9)

1937年10月8日,日军分兵三路占领正定城。在两三天内,日军在城内及近郊十三个村(街)对无辜百姓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凶残大屠杀。几天时间,残杀了无辜百姓1506人,重伤103人,烧毁房屋106间,抢走牲畜80多头。这是日本法西斯匪徒欠下正定人民的一笔血债。

抗战开始后,日军疯狂南侵,1937年9月24日占领保定。继之,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在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的指挥下,由保定出发,向正定进犯。10月5日,日军主力14师团及第6师团之一部侵入正定境内。当时,国民党陆军第32军商震部的141师,由师长宋肯堂率部布防抵抗。32军我地下党的领导人王兴纲同志和在141师721团当营长的王启明等同志,对日军侵略义愤填膺,发动爱国官兵反对投降,积极与日军作战。10月6日,日军攻下了新安火车站等地。7日,敌军第14师团土肥原贤二部队,凭借空中优势和二百余门炮火支援,步、炮、空协同作战,反复攻击,但均被击退,双方伤亡都很大。这时,国民党军即转师到岸下村(正定城北5.5公里)、牛家庄(城东北6公里)、小临济(城东2.5公里)、朱河村(城东5.5公里)一线抵抗。日军用30余门大炮,2000多名日军发起攻城,国民党军虽然进行了抵抗,古城正定终于在10月8日清晨失守。

正定县城,是我国北方著名的古老城镇之一。位于河北石家庄以北15公里,地处平原,幅员辽阔,西汉时为真定,北周为桓州,五代后唐改为真定府,雍正元年,即公元1723年改真定为正定。正定古城历史悠久,有着灿烂的文化,文物古迹较多,尤其是佛教建筑数量更多,素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之称。矗立在正定城内的开元寺须弥塔、广慧寺华塔、天宁寺凌霄塔、临济寺澄灵塔,挺拔俊秀,它和隆头寺高耸的殿阁遥相呼应,组成了一幅巍峨壮观的优美图画。

敌人的铁蹄踏入正定后,立即把这座美丽的古城糟踏得不成样子。他们像洪水猛兽一样,一路进入城北郊之岸下、永安、北关三个村;一路进入城内之北门里、焦家角,小十字街、府墙东街、东门里、南仓街及城东北西上寨等七个村(街);另一路进入城东附近的朱河村、三里屯、小临济等三个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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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夜,因日军在这一带遭国民党便衣队的袭击,吃了苦头,10月8日清晨,日军便将岸下村包围,然后就到处捕人杀人,用绳子将村民捆绑成串,分别拉到村外,用枪击、刀砍、火烧、刺刀挑等残忍手段,进行野蛮的大屠杀。仅两日内,这个250余户的村庄,惨死在日军屠刀之下的就有365人,有55户被杀绝。在村北口,有一块坟地,古树参天,日军把捉到的人集中到这里,一次就用机枪扫射打死了155人。在于黑仁家的菜地里,杀死26人,在村北口一个院子里,杀死了23人,在村南口张洛台家房后,用刺刀挑死了28人。日军凶残之极,边搜边杀。在张花子家地窖子里发现了三个避难的村民,当场杀死后,又用木棒把死者的头颅砸碎;在张轱轮家发现二人,便用火活活烧死。日军在残杀无辜的同时,还到处糟害妇女。有28名妇女不甘受辱,怀抱六名幼儿跳入徐二改家的水井殉节,后经打捞救活10人,24人含恨死去。日军的猖狂屠杀,使街头巷尾尸体横陈,惨不忍睹。日军的血腥暴行,激起了村民的强烈反抗。村民黄骡驹,手持菜刀,在家门口同上来的日军搏斗,劈死一敌,重伤一敌,终因寡不敌众,最后被日军打死。

村民张丙辰,手持出粪杈,迎击闯入他家的两名日军。杈死一敌,杈伤一敌,就在他越墙逃脱之际,中弹身亡。

40多岁的时洛全,当日军闯入他家行凶时,他抄起铡草用的大铡刀,将一日军劈死,而后他被几个日军追到屋里遭惨杀。

村民张秋,被日军追赶,他拼力跑回家中,拿出砍刀,在院子里与追敌搏斗。先砍死敌一人,退至二门,日军一拥而上,他先砍死一个,转身上房,又用标枪刺死一个,日军追到房上,张秋攀到树上,因再无退路,被日军开枪打死。

有两个日军窜到杨金姐家里,他们看见了杨金姐的儿媳马风菊,兽性发作,大喊:“花姑娘的!花姑娘的!”随即把枪支和东洋刀扔在外房,两个日军狰狞地笑着把马风菊推进屋里企图强奸。杨金姐听到儿媳一声惨叫,便抄起敌人扔到外屋的东洋刀闯进里屋,趁其不备,猛一刀将一日军砍死。另一日军企图逃窜,被婆媳俩死死地扭住。杨金姐一面咬牙切齿地骂着:“王八崽子,老娘跟你拼了!”一面手起刀落,将这个日军也杀了。婆媳俩急忙将日军的尸体、枪支、洋刀、铜盔扔进猪圈埋好,上面盖上一层树叶,然后脱险。

在岸下村,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76岁的老汉,名叫张黑妮,是当年惨案的目睹者。他说:“农历九月初五那天,我在家柜底下藏了一天,初六早饭后,母亲让我到村西头看看情况。我一出门,就看到街里一片惨景;张五妮、张小鸡、张窝狗被杀,尸体横在街头。我想,光在家里藏着迟早会出事。于是,我背着娘出门往北逃走,看到张秋奎被杀在王家道口,里边还躺着4个人,学堂门口也有一具死尸。下午,天凉了,我回家给娘取棉袄,走到官井那里,被日军抓住,上去就撕了我的衣服,把我绑起来。这时,有个翻译官问我:你家有没有姑娘,你老婆哪里去了?我说没有。这伙强盗才放了我,饶了我一条活命。

“初九,我找张洛灰、张秋成商量,村里死了这么多人,四、五天了,无人收尸,狼吃狗啃,实在不忍看。怎么办?我们商量,找人们掩埋。我们找了半天,才集合了老小五、六十人,分头掩埋死难者的尸体。我和几个人把张风鸣埋了后,出村西口见到两个国民党兵也死在那里。又到村南口,被杀死在张振中家的地里有30多人,武术教师张辰也死在那里。真是血流成河呀!掩埋好这些人后,又到张香保家,见黄小河死在张家门口,张香保父子三人都死在他家的山药窖子里。到村北徐二改家,一看井里都跳满了人,底下的、中间的连淹带压都死了。经抢救,救活了10人,死了24个人,真惨哪,这笔血债,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在岸下村,还有一位71岁的老大娘丁竹姐,当年为了避免日本侵略军的屠杀和残害,妯娌五个,带着两个幼儿跳进了徐二改家水井,她被救活。现健在的只有她一个人了,其余都死了,每当有人问起往事时,她就会伤心落泪,哽咽气断,几天水食不进。她就是活着的岸下惨案的历史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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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凌晨,日军侵入北关。村民被枪声惊醒。有的趁大雾逃到村外躲避,有的就在村中躲藏。晨雾消散后,日军挨门破户搜捕。在南街先抓住张洛万,又捉住吕洛旦。3个日本兵用刺刀挑起一件国民党军的军衣叫吕洛旦穿。吕洛旦拒绝,当场就被打死。敌人还把吕的尸体扔到大路上,先让汽车轧烂,然后浇上汽油点火烧焦。

崔皂保、刘洛温等藏在崔云鹤家地窖子里,不幸被日军发觉,一次就杀死了18人,董歪脖被捅了一刀,肠子流出体外,他钻到死尸下面隐藏,敌人走后,才抱着肚子爬过墙头逃往村外。

村民崔洛合,听到枪声,连拉带背领着3个孩子向村西棉花地里逃跑,被日军发现,开枪射击,把他和两个孩子打死,另一孩子跌入水沟,活活淹死了。

崔福堂彼捉住以后,日军叫他跪下,然后一手搬住下巴,一手持着短刀,把他的脖子割断,鲜血喷了一地。更残忍的是,一名年轻妇女,被日军强奸后,还扒光衣服,用刺刀开膛取乐。与此同时,日军诡称开会,把抓到的人驱赶到陈洛开家院子里,一面说着“皇军帮助中国建立王道乐土”的鬼话,一面下令用机枪扫射,80多名无辜同胞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这个170多户的小村,被日军残杀145人,杀伤11人,直到11月14日,幸存的人们才悲愤地掩埋了亲人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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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日军攻入朱河村时,国民党军队的两个连正在这里防守。一个连防守东南口,一个连防守西北口。在朱河村北,自西向东,有一条周汉河潺潺流过,水深丈余,荡漾涟漪,构成自然屏障。日军选择村北口周汉河桥为突破口,发起冲锋。敌人以四路纵队,端着刺刀,象野兽一样吼叫着冲上了桥头。守军指挥官鲍连长带着两个排,奋起还击,两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和两排战士的步枪一齐开火。这样,一连打退了日军三次进攻,桥北半里之遥,一片死尸,同时,国民党守军伤亡也很大。在这紧急关头,守军鲍连长把挖战壕的民夫张双庆、马计皂、赵满囤、马侁辈、张双成等18人,集中起来动员助战。他说:“为了民族之存亡,你们必须起来助战,不战也是死!”这18人齐声回答:“国家存亡,匹夫有责,等死不如战死!”于是,他们拿起阵亡战士的枪支,与敌展开了浴血战斗。经过激战,弹尽无援,敌人突破了桥头。这时,鲍连长率众与敌展开肉搏。他脱掉了上衣,赤臂从王洛朋家房上跳下跃入敌阵,力战众敌,一气砍死了8个日军。正在这生死搏斗的紧急关头,东南口国民党守军弃阵逃跑,一股日军从东南口突进,由背后猛烈射击,鲍连长中弹牺牲,两排爱国士兵全部阵亡。在阵地上助战的张双庆、马计皂、赵满囤、马侁辈等18个村民全部被捕。除张双庆逃脱外,其余17人全部被日军杀死。这18个青壮年坚强勇敢,奋不顾身,与军队并肩浴血抗击日军的英雄壮举,在这一带人人皆知,在民间广为流传,多少年来为人们传颂,称他们为“十八义士”。

日军在这里遭到抵抗,伤亡惨重,就把仇恨倾泄在百姓身上。进村后就疯狂屠杀,一天就杀死无辜群众283人,尤其是在付家角,成年男子几乎全被杀光,此后多年,人称这里是“寡妇街。”

面对日本侵略军的疯狂屠杀,我有血气的中华儿女,与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村民张雨子,把一家老小藏在地窖里以后,便往村南突围,走到村口,被六、七个端着刺刀的日军团团围住。他凭借武功,赤手空拳与敌周旋。他先后打倒3个日军,双臂受伤30多处,因流血过多,力不能支,被刺中腹部,肠子流出,倒下后又被刺了两刀。日军走后,张雨子被母亲救走。

当日军在付家角残杀百姓时,村民焦小多手持铁锨,从敌包围圈的空隙处突围。刚越过他家院墙,遇一日军,他劈头一锨,打倒日军脱险。

为了配合国民党守军对日军作战,村民张三月等人被派往村西挖战壕,回来路上被8个日军包围,张三月挥锨与日军搏斗,他劈死一敌,劈伤一敌,日军开枪将他打死。后来。人们称张三月为“孤胆英雄”,他的事迹在朱河一带广为流传。

村民付冠英,是当时教育界一位著名人士,毕业于天津第一师范,是日伪统治时期河北省伪省长吴赞周的同窗学友。日军侵华前,在北京教书,日军侵华后,罢教归里。吴赞周曾先后请他出山,几次许诺委任伪县长之职。付冠英当众对来使说:“我是炎黄子孙,岂能为东洋倭寇俯首称臣,充当汉奸,为人唾弃!”因此,他放弃达官权贵,宁愿在穷乡僻壤过清贫生活。当日本占领朱河时,要所有人佩戴“良民证”时,付冠英严词拒绝。说:“我是堂堂中国人,岂能佩戴日本的‘良民证’,当日本侵略者的顺民!”以后,他在朱河村办了一所小学校。日伪汉奸要他在学校增加日语课,他说:“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向来尊孔读经,岂容侵华日军在中国搞奴化教育!”因此,他在学校只教授《四书》、《五经》,不教日语。在日军统治时期,这位老先生始终不进县城,表现了刚直不阿的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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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子孙后代铭记侵华日军在正定的凶残大屠杀,牢记国难家仇,激励后人致力于振兴中华之伟业,中共正定县委、正定县人民政府干1984年5月30日,在日本侵略军杀人最多的岸下村中心,树起了一座庄严肃穆的“岸下惨案死难同胞纪念碑。”碑文中说:“抗日战起,日寇大举南侵,10月6日窜入我县境内,10月8日围掠岸下,奸淫妇女,屠戳村民。全村200余户1200余人死于寇之兽行刀弹者计365口,绝55户,尸横血淌惨不忍睹。乡众恨怒充膺,不甘其侮,纷起而抗击,有黄姓骡驹者拼生死以卫乡土,持厨刀搏入寇群,劈毙一寇,重伤一寇,挫敌凶焰,张我正气。”……碑文共266字,是血泪写就的。它写不完人民的千古之恨,也诉不尽日本侵略者的滔天之罪!它仅仅告慰于死难同胞:神洲之振兴,己指日可待!

对于日军的侵华暴行,只要是一个中国人,包括一些国民党人,都深恶痛绝。前国民党国大代表于华峰,家是正定吴兴村人,1984年他在台湾编著了一部《古常山郡新志》,他死后家人遵其遗嘱,托人由台湾经过香港送到了正定县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在《古常山郡新志》中,对当时日军入侵正定的暴行,也做了真实的记载。他写道:

“10月7日晨1时许,敌步兵千余,携炮十余门,向我罗家庄、十里铺、东柏棠进犯,至晚仅保有三角村与东柏棠阵地,是日夜我派便衣队向岸下、永安村夜袭,毁敌炮两门,炸死敌人不少,因而迁怒岸下村民,疯狂屠杀,对男子枪杀之外,还有身首异处,腰斩数段者,奸污妇女,裸体被杀者有之,男女暴尸400余具,惨绝人寰,骇人听闻!”

这说明,当时的一些国民党的爱国军人,对于日军铁蹄践踏我国领土,疯狂屠杀我无辜人民也是义不容忍的。但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才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种历史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

(刘永辰、封贵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