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阳高城惨案(1937.9.9-12)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向中国人民发动了野蛮的武装侵略。有多少无辜的男儿被屠杀,有多少妻女被蹂躏,有多少宝藏被掠夺,在中华民族的近代史上写下了最黑暗的一页。今天,有志于振兴中华的人们,请不要忘记这段历史,不要忘记我们民族的耻辱和仇恨。这里记述的是山西省阳高县城被侵华日军血腥屠杀的事件,它是千万个惨案中的一个。

战端一开,蒋、阎指挥下的什么李服膺、高桂滋、陈长捷等部队不断路经山西阳高,开向察哈尔柴沟堡、张家口方向,据说要依靠天镇县永嘉堡盘山地区构筑国防工事,据守抗战。全城老百姓看到他们荷枪实弹,一队一队地开了过去,虽然对他们的豪言壮语将信将疑,但出于抗战的热忱,觉得只要能抵挡一阵,也不失为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因此,本县的商会动员米面店加快磨面,把一袋一袋的白面一车一车地送到他们驻地。但是,曾几何时,蒋军也罢,阎军也罢,在敌人面前都是一丘之貉,他们不是望风而逃,就是一触即溃。一个从前线退下来的李服膺师的医官说:“队伍还没到张家口,还没看见日本鬼子是什么样子,就叫撤退。过洋河时连电台都丢到了河里,真是好不狼狈。”

日寇长驱直入,横冲直撞,北平、天津、南口等地相继失守,正沿着平绥路进犯。人们亲眼看到蒋、阎败军纷纷溃退下来,涂有膏药旗的敌机几乎每天都来空袭,少时20多架次,多时60多架次,在空中嗡嗡地盘旋,发出凄厉的叫声,向地面扫射、扔炸弹。可是时隔不久,县太爷、达官贵人带领员属们,借口防空下乡办公,溜之乎也。更令人不解的是,临近县城失守的前两天,警察局长也不见了。见此情形,老百姓无不愁肠满肚。但人们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说:“我们久居城市的人,下乡狗也要咬,只好呆在家里看看再说。”也有的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日寇入侵,烧杀抢掠,奴役人民,是他们的本性,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至少应下乡暂躲一时,避其锋芒,尔后再说。

这时,前线的战况频频传来,就在县城沦陷前二、三天,阎军72师的一个团从前线退下来,驻进县城,虽已溃不成军,但还装腔作势,扬言要“与城共存亡”。他们抓民伕挖工事,堵城门,索粮要款,不一而足。三个城门,堵了两个,只留西门,出入还要通行证。

9月8日,已经隐约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敌机一连来了两批,轮番轰炸扫射,城里城外的群众都有伤亡,人们处在惊恐之中,也有一些胆大的男子汉,三五成群地蹲在街头巷尾,谈论着即将临头的大难。人们对前线和驻城守军的退敌问题,已经毫无幻想。有些从前线退下来的士兵和个别下级军官也在一旁参加议论,有的气愤地说:“守城,守个屁!当官的都是怕死鬼。敌人进到盘山地区,据守国防工事的阎军,整连、整连地由当官的带头爬出工事,屈膝投降,结果都做了日本鬼子的活靶子。如果他们带头抵抗,哪个当兵的不和鬼子狠狠拼一场。”

骚扰和动乱,把人们的心捣碎了。稍有主意的收拾收拾钻了山,没主意的象断了线的风筝飘流在街上……

“咳!阎长官,算是黑疸了,等着谁来了给谁纳粮吧!”

一座两万人的城镇,象死一样的沉静。不到晚上,老百姓的大门早已关上了,大街小巷空无一人。守门的狗好象也有灵感,似嗅到了什么不祥之兆,不敢妄吠一声。在这可怕的寂静中,紧张、慌乱、恐惧,象扼住了每个人的咽喉,谁也不愿意多说一句话,都在默默地、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腥风血雨的到来。

午夜过后,突然,一颗炮弹嘶叫着划破寂静的夜空。东洋强盗的坦克、汽车、摩托车,把阳高城包围了。顷刻,枪炮齐鸣,喊声大作,敌人开始攻城了。

扬言要“与城共存亡”的国民党军队,早已吓得丧魂落魄,胡乱地扔了一阵子手榴弹,屁滚尿流,越城夺路而逃。阳高,就这样落入日寇侵略者的手中。

然而,就在城陷民危之时,有个叫孙存仁的人却演出了一场欢迎日寇的丑剧。此人是个地地道道的投机钻营之徒。1927年,他带头欢迎过奉军,得到奉军头目的赏识,赐他一顶支应局长的头衔。数月的光景,孙存仁的腰包里也满了,一个穷光棍转瞬间变成了小富翁。这时,日本鬼子打进来,他以为发财的机会又到了,便早早地跑到大街上,又敲门,又喊叫,让商店铺户张灯插旗欢迎日本兵。直到现在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孙存仁,昝大个,拿着旗旗欢迎日本兵”。现在听起来好象荒诞离奇,可当时不少善良的百姓却受这个跳梁小丑的蒙蔽,从东街、南街到西大街,一路上聚集了数百人,跟着他向西门而去。

9月9日,日军人城,在西大街,商民遇上鬼子的先遣队,孙存仁带头呼喊口号,“欢迎大日本皇军”,日军不了解孙存仁的“好心”,立即警觉起来,如临大敌,疏开队形,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把群众包围起来,逼着他们向城中心前进。一路上、挨户抓人,零星行人也不放过。有个开炭栈的名叫阎友,早晨去看望老母亲,被鬼子发现,追到一个小巷里,将他抓住。日本兵把群众统统驱赶到北大街口,勒令跪下,不准动弹。此时,日寇大队人马已入城,大街、小巷以及所有空场塞满了鬼子的坦克、大炮、汽车、洋马和鬼子兵。沿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杀气腾腾。敌酋下令:“抓到的人,如无人保释,一律格杀勿论”。后来日寇只将人群中两三个有声望的长者释放(如知识界的一位梁老先生,商业界的孙掌柜等)。

数百名善良百姓在鬼子的逼迫下跪着,又饿又渴,饥痛难耐,却不见有人过问。直到过午时分,鬼子耍了个花招,把青壮年和老幼分开。人们惊恐万状,不知鬼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无不引颈顾盼,期望得到保释。有些老实人说:“跪着吧,只要不杀,跪一阵子也行”。但也有些机灵的年青人,偷偷地钻进临近的大门内跑了。有个卖肉的李拐子叫他儿子老老实实跪着,儿子不听,瞅空跑了。约下午4时许,鬼子兵押着青壮年象驱赶羊群似的向西南大街走去,究竟到哪里去,要干什么,谁也不知道,人们吓得连脚都抬不起来。凶恶的日寇“叽里噜嘟”地呐喊着,驱赶着。当人们走到南大街的寺巷口时,有个胆大的青年突然离开人群,向巷里撒腿就跑,一个鬼子发现后端枪就打,那个青年应声倒在血泊之中。这一来,人们才从幻想保释的迷梦中醒悟过来,知道鬼子要下毒手了。霎时间,人群象开了锅的水四处冲撞,乱作一团。当人群被驱赶着走到南门外的瓮城,下令再叫人们跪下时,人们象发了疯似的拼命地向端着枪的鬼子冲去,挣扎着,呼喊着,想冲破死的罗网。善良无辜的人们,在罪恶的枪弹面前,一个个、一群群地倒了下去。

鬼子兵的残暴达到了极点,他们用刺刀直穿,马刀横劈,白刃进去,红刃出来。人们红了眼,完全忘掉了死是什么?从血泊中,死人的身子底下爬起来了,赤手空拳扑向敌人,并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血染在刀口上!“中国人你们是杀不完的!”卖猪肉的老刘夺过敌人的枪一连刺死了三个鬼子,壮烈地倒在了地上。死难同胞的尸体横卧在洒满了他们辛勤汗水的土地上。

在机枪狂叫的时候,有的父亲把儿子压在身下,哥哥把弟弟搂在怀里,以自己的肉体掩护了亲人的生命!还有极个别的青年在混乱之中挣扎钻进马神庙,爬到天花板上隐藏起来。就这样有极少的人幸免于死。在敌人不再看管现场的情况下,从死尸下爬出来,从天花板上爬下来,逃出城外。有一个叫赵连堂的青年农民,他后背上还带有一颗没有穿透骨头的机枪弹头。这一次惨遭枪杀的群众有600多名。过了数天,敌酋才允许将尸体就地掩埋。

万恶的日寇并不以此而满足,接连三天三夜大肆清乡。特别是9月11日这一天,敌酋下令:“明天中午12点要大清乡,男子凡无良民证的,均以便衣队论处,格杀勿论。”

那个拒不保释人民群众的商会会长刘藻,置人命于不顾,在填写“良民证”的时候,他让人们象描花一样,扣上碗圈,划上格子,然后填写,还要加盖日酋“噪”的章子等等。这么多繁杂的手续,可想一夜能填多少。恰巧天不作美,晚上下起了倾盆大雨,人们为了活命,都在商会拥挤着,等待着领取“良民证”。一夜过去了,“良民证”没有发齐。上午10点,敌人就出动人马清乡了。穷凶极恶的鬼子兵挨门挨户搜查,冬冬的砸门声,叽里嘟噜的骂声,妇女儿童的哭叫声,交织在一起。凡是没有得到“良民证”的男人,都被拉出去就地处死。有的刀砍,有的枪杀,有的用刺刀戳死。血腥的屠杀,令人目不忍睹。许多妇女为了保全丈夫的性命,面对敌人的枪、刺刀的威胁,奋力争夺。野兽般的日寇哪能刀下留情,有的全家被杀绝,无一幸免。在南街一家商店,日寇把18个男人逼赶到西南大街的一个公厕坑边,先是用刺刀捅死,然后推倒粪坑边的土墙,把18个人全部压在里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仅这个公厕周围就横七竖八地躺着100多具尸体。仅是悬楼底街五个门内,就被杀死30人之多。南街小书铺有个青年,日寇将他的头砍下来扔进煮饭锅里。鬼子兵说杀的是“便衣队”,反正老百姓都穿的是便衣。说是没有“良民证”的要杀,其实有“良民证”的也有被杀的。这一天,日寇究竟杀了多少人,无法统计,据估计至少有四、五百人之多。

在日寇的血腥屠杀中,一座两万人的县城简直变成了死城。至于幼女、少女惨遭奸污蹂躏的,更是难以言状。有的被摧残致死,有的因抗拒被杀。东街有个姓郝的(郝天福)一家女、媳,因忍受不了日寇象野兽一样的昼夜轮番摧残蹂躏,感到没有活路,第二天晚上,全家13口人到马家园的关帝庙附近,用绳子互相拴在一起,集体投井自杀。他的大女儿、女婿见一家人如此悲惨死去,绝望中,二人也跳进临近的一口井内自杀。次日,兽兵又去发泄兽欲,因找不到人,逼着同院一个姓王的青年去找,哪里能找得到呢?无辜的青年也被兽兵用刺刀捅死。在阳高城,如郝家15口人含恨而死的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不几天,日寇大兵团攻击部队已向大同、雁门关前进,继之而来的警备队、宪兵队、宣抚班等,以“恩威并济”,“以华治华”的手段,在大屠杀之后,绥靖地方,宣传“皇军仁政”。在同胞血迹未干,亲人悲痛欲绝的时候,稍有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思想的人,无不咬牙切齿,痛恨万状,谁能听日寇的鬼话,俯首事敌。但也有一些无耻的败类却从阴暗的角落钻出来认贼作父,为虎作伥。

有个投机分子叫任子纲,自告奋勇当了伪自卫团长,整天带着一帮人,手持木棒,在县城里到处巡逻。他为谁自卫、为谁巡逻,难道还不清楚。他们对人民群众滥施淫威,在日寇面前奴颜婢膝。有一天,日寇宪兵队长在旧三府衙门的广场给老百姓训话,中心放了一排方桌,方桌上又放桌子,桌子上再放凳子,带着少校军衔的宪兵队长就站在最高的凳子上,下面以次站着三个人,二层是朝鲜翻译,三层是伪满翻译,最下就是那位所谓的自卫团长。他穿着绸缎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小帽,神气活现地站在最下层的那个凳子上充当翻译。日本鬼子说一阵,先是朝鲜人翻译,然后是伪满翻译翻,最后是那个四等奴才翻译。他根本不懂得日本话,只得胡编乱造一气。宪兵队长嚷了一个多小时,可人们只听到他反来复去地说了两句话:“大日本皇军——给我们谋福利——造幸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请看日寇汉奸是什么样的“仁政”!

直到三个月之后,死难者的家属花了不少运动费,除领一名死尸花洋50元外,还得承认:第一,“你的人是该死”;第二,“这是‘皇军’为了保护你们,才杀死你们的儿子或丈夫的”;第三,“不准哭叫”。老百姓咬着牙,吃苦咽泪地应允了后,才把那些血肉模糊、尸体残缺的亲人抬到了家里,把泪咽到肚里,把仇记在心上埋葬了。

每逢农历八月初五这个血腥的日子,敌人还无耻地满街张贴“喜报”:“皇军在该地为民除害,歼灭‘土匪’1000余……”老百姓和死难家属,闻言莫不翻肠挖心,咬牙切齿地咒骂日本强盗。

1945年八路军第一次解放阳高时,正是农历八月初五这个悲惨祭日的前夕,群众知道八路军是抗日队伍,纷纷到政府请求:“许不许我们哭一场?”人民政府赶紧答复:“可以哭!可以哭!”当他们勉勉强强憋着气出了县政府的大门,便放声嚎哭起来。

农历八月初五的第二天,全县群众召开了追悼大会,西门外搭起了蓆棚,耸立着烈士纪念塔,摆着各机关团体送来的花圈。离会场不远便是那1000余人埋在一起的坟丘。坟的四周,放置了花圈,妇女儿童送来的纸花,象仇恨的种子撒了满地。死难家属代表,当地绅士张先生登上讲台:他讲到:“我全家5口人两个儿子被杀,儿媳妇给留下个小孙孙改嫁了,现在老两口守着五岁的小孩生活。”因伤心过度,泪从枯眼中流出,又从嘴里进去,哽咽说不出话来。当时马云章县长讲道:“同胞遭惨戮,令人寒心”时,全场群众同声大哭,八年来的泪,今天才算痛痛快快流出来了!千万个人的声音合成一个声音:“报仇!报仇!报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