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农军的遣返

井冈山会师后，边界的武装力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三个师九个团，加上妇女和娃娃，近万人。这个阶段，我们的粮食又成了大问题。”严峻的形势，使毛泽东也感到心忧。他在1928年5月2日于永新城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几乎有点愠怒地写道：“岂有此理的湘南县委和县政府带了一大批农军一起跑来，现在有一万人在这里。”“一万人的群众拖泥带水纪律太糟”，“吃饭大难”。

鉴于这种形势，十分需要疏散、遣返部分湘南农军、群众回原地坚持斗争。这是因为一来“粮食困难，不利于主力部队作战，陈毅同志领导的第十二师大部分是梭镖武装起来的湘南群众，5000多人，只有少数枪支和土枪，同强敌作战力量有限。同时，湘南根据地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革命武装，赤卫队差不多都跟着上了山，地主土豪劣绅卷土重来屠杀百姓随时都有可能。而想要战争持久，就必须设法安置这几千人的梭镖和徒手人员。”

于是，红四军军委研究决定，湘南农军除留少数能在二十八团、三十一团服务的和二十九团作为主力留下来外，第三十、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团一律返回原籍，随农军上山的群众也遣返原籍。

命令宣布时，这些团的部分人员已在永新。此时，正是四军第一次占领永新城，在永新进行短距离分兵之际。据李奇中回忆：“1928年5月间，湘南地方武装回湘南是在永新乡下决定的。三十六团还在拿山打了一仗，颇为得手。5月底，三十、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这几团从江西的宁冈，经酃县的水口向湘南转移，到达资兴县边界的彭公庙，便决定兵分数路，各自回去。”

由于湘南暴动后向井冈山根据地转移的过程中，湘南农军和党政干部基本上都跟上来了，因之，部队走后，“湘南工作一败如洗。”《杜修经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6月。此次遣返的农军在彭公庙等地分手，各自回到原籍后，有的坚持了斗争，有的在当地很难立足，不少坚定分子惨遭杀害。但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郴县、宜章、耒阳、安仁、资兴、永兴等地党组织，迅即会合了从井冈山遣返回乡的武装力量，重新开始了湘南的革命斗争。

5月底的遣返湘南农军告一段落后，6月上旬，工农革命第四军的称谓，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规定，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中共中央在1928年5月25日《中央通告第51号——军事工作大纲》中规定：“为保障暴动的胜利与扩大暴动，建立红军已为目前的要求，不一定要等到一省或一国暴动成功，只要建立割据区域，便应当开始建立红军的工作。在割据区域所建立的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的工农革命军名义。”同年6月4日，《中央给前敌委员会的信》中指示：“关于你们的军队，你们可以正式改为红军。”

于是，同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湘赣边特委致省委转中央的信》中，就明确提出要“改造军队变成真正的红军”。

从此，工农革命军就改为“红军第四军”了。“红军”的称谓，开始传遍井冈山。

“打败江西两只羊”——击破赣敌第四次“进剿”

湘赣边界的红色风暴，越刮越猛，令国民党反动派坐立不安。1928年6月中旬，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奉蒋介石之命，重振旗鼓，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率九师3个团，加上惨败的杨如轩二十七师的两个团，共5团之众，从吉安进攻永新，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进剿”。与此同时，湘敌吴尚第八军的第二师也由平江调防攸县，加强对湘赣边红军的防堵。

面对敌人的来势，红四军在永新所部即主动撤离，退回根据地的中心宁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认为：湖南国民党军数量多而且战斗力较强，尚未进攻红军；而江西国民党军兵力虽号称5团，但经过数次打击，有畏惧心理。故应对战斗力较强的湘敌取守势，对战斗力较弱的赣敌取攻势，以小部力量钳制湘敌，集中力量打击由永新地区来犯之赣敌。

6月20日，毛泽东、朱德、陈毅在宁冈古城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详细制定迎敌方案。决定：以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营为主力，统由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利用宁冈北面屏障新、老七溪岭的有利地形，集中力量抗击来犯之敌；袁文才、王佐率三十二团在宁冈、酃县边境活动，钳制吴尚第八军；并广泛地动员宁冈、永新群众支前参战，协助红军破敌。

迎敌大计确定后，各部队依序而动。21日，毛泽东率三十一团三营前往永新龙田、潞江一带，发动群众骚扰赣敌，牵制湘敌；袁文才率三十二团佯移酃县边境；朱德、陈毅、王尔琢则率红军主力移驻新城，密切注视敌军行动。

从21日起，敌方也紧锣密鼓，向我根据地推进。以第九师的3个团（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团）由永新向宁冈北面的新、老七溪岭逼进，企图攻占宁冈；以二十七师的2个团（第八十团、八十一团）驻防永新城。

敌人的行动，均被永新群众告知已进入永新龙田、潞江一带的毛泽东。毛泽东闻讯，即写信给朱德、陈毅，通报敌人企图，并提出破敌策略，派人急速赶往新城。

朱德、陈毅接毛泽东来信后，即于22日上午在宁冈新城召集有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讨论并确定具体的作战方案。正在开会时，袁文才部报告进驻攸县、茶陵一带的吴尚第八军并无行动迹象。这样，就排除了湘赣两省敌军的“会剿”，而只是赣敌单方面的“进剿”。于是，军中领导更坚定了战胜赣敌的信心，决定：朱德、陈毅、胡少海率二十九团及三十一团一营，在新七溪岭阻击敌二十七团；王尔琢、何长工率二十八团在老七溪岭迎击敌二十五、二十六团；袁文才率三十二团和永新赤卫队埋伏在武功潭一带，待我方得手后相机捣毁敌驻在白口的前线指挥部，截断敌人退路；毛泽东率三十一团三营继续在永新龙田、潞江一带监视湘敌；宁冈、永新两县地方武装和群众协同红军作战。

一场严峻的决战在即。

先看新七溪岭战斗。

七溪岭，又称梁公岭，是横亘在宁冈北面的一座群山，山中树高林密，怪石岩，极为险峻。新、老七溪岭一左一右，像两扇铁门，扼守着根据地的大本营。两座山岭各有一条小路盘旋而上，通往宁冈的新城。

6月23日凌晨，朱德、陈毅、胡少海率领红二十九团、三十一团一营从新城出发，穿过“吊谷上仓”、“蛤蟆湖”栈道，抢在敌人前面，占领了新七溪岭的制高点——望月亭。

进攻新七溪岭的敌人是号称“江西最狠的部队”——杨池生的第九师第二十七团。敌人凭借着优良的装备，气势十足地从龙源口向新七溪岭逼进。

这天，大雾弥漫，且是传统的端午佳节。

日出后，敌二十七团官兵沿着小路向望月亭奔来，向先期到位的红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发起攻势，争夺制高点。红二十九团系宜章农军组成，枪支不多，逐渐显露出劣势，阵地开始被敌突破。

这时，幸红三十一团一营赶到，迅速集中火力，猛烈阻击，才把敌人压下去。但是，敌人自恃武器精良，弹药充足，又集中七八挺机枪，压向望月亭，抢占了地势险要的风车口，并在风车口上架起几挺机枪，掩护大队敌军向前冲锋。红军被敌人密集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情况非常危急！

军长朱德见状，立即赶至望月亭，提起一挺花机关（冲锋枪）亲自上阵，向敌人猛烈扫射，这时，一颗子弹打穿他的军帽。朱德全然不顾，大声命令：“摘掉敌人机枪！”

班长马奕夫一马当先，承担了摘掉敌机枪的重任。他时而以树木作掩体，时而又匍匐在怪石旁，很快地接近风车口。“轰隆！”马奕夫甩出几颗手榴弹，把敌几挺机枪炸得仅剩一挺，自己也中弹倒下。

“冲啊！”战士们见状，跃出壕沟。不料，敌人的机枪又吐出了火舌，一批战士倒下了。

马奕夫被剧烈的枪声惊醒，看见身边倒下的战友，怒火中烧，一步一步地爬向敌机枪位置。随即，他一跃而起，使尽全身力气，抓住滚烫的机枪枪管，用胸膛挡住了机枪口。

“为马班长报仇！”参战的二十九团、三十一团一营战士奉命发起了凌厉攻势，终于把敌人压下了风车口。随即，又乘势将敌人逼下山腰。骄横的敌军后来尽管组织了多次的冲锋，始终无法逾越风车口。

再说老七溪岭战斗。

在新七溪岭战斗打响之后，红二十八团与敌二十五、二十六团在老七溪岭展开了激战。

红二十八团从新城出发，因路途较远，匆匆赶到茅管坳时，对面的百步墩制高点已被先期到来的敌人所占领。敌俯我仰，形势非常不利。战斗打响后，敌人密集的子弹，压得二十八团官兵无法前进。

“必须抢占百步墩！”红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无所畏惧，多次组织突击，但未能奏效。我方打到上午11时许，仍没有冲上去。这时，敌人大批部队倒向茅管坳压来，红二十八团如不迅速攻下山头，不仅自己在山腰站不住脚，连新七溪岭的部队都有被敌人前后夹击的危险。

在此紧急情况下，王尔琢和团党代表何长工商议，决定组织作战勇敢、有战斗经验的党员、干部、老战士，组成若干勇猛的冲锋集群，轮番向敌人冲击。每一冲锋群24人，配备3挺冲锋枪，5支梭镖，7支步枪，9支驳壳枪，在迫击炮的掩护下，短兵相接，拿下制高点。方案确定后，冲锋集群很快组织起来，由二十八团三营营长萧劲统领，向敌发起进攻。第一次、第二次……冲锋未能奏效。

中午时分，敌二十五、二十六团散在各处休息。王尔琢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再次组织冲锋集群攻击。在密集的枪弹掩护下，萧劲率领冲锋集群迅速奔向百步墩。战士们跟着营长义无反顾地向前猛冲。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萧劲的腹部，肠子涌了出来。萧劲紧捂伤口，将肠子塞进腹内，叫人撕下衣袖紧紧捆住腹部，又继续往前冲击。战士们踏着营长的血路，终于拿下了制高点。但是，萧劲却倒下了。

“为萧营长报仇！”红二十八团官兵在团长王尔琢的率领下，向敌人发起了猛攻。敌人见制高地已失，顿时人心大乱，纷纷溃逃。二十八团乘势将敌人压至龙源口。

这时，埋伏在老七溪岭右侧武功潭的袁文才三十二团，听见老七溪岭杀声震天，知道二十八团已经得手，迅即向白口敌前线指挥部发起攻击。前线指挥杨如轩前已领教过红军的厉害，见大势已去，上马就逃。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他的右臂。杨如轩连头也不敢回，带领师部残兵，夺路逃往永新。

新七溪岭的二十七团，闻知老七溪岭兵败，也无心恋战，边打边退。朱德抓住战机，旋即率部发起猛攻。

老七溪岭的敌二十五、二十六团失去指挥中心，首尾挨打，全线崩溃，紧随杨如轩向永新方向逃窜。追至白口的红二十八团立时返身向新七溪岭包抄过去，会同朱德指挥的红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营，在龙源口将敌二十七团团围住。附近的数千地方武装，也旋即赶至，摇旗呐喊。一时，龙源口上空杀声震天。敌二十七团无处可逃，至下午三四点钟时，全部被歼。

从白口前线指挥部侥幸逃出的杨如轩，及敌二十五、二十六团的残兵败将，一路弃枪弃物，奔向永新县城。红三十二团和永新地方武装立即跟踪追击，一路俘敌缴枪，势如破竹，一直追至永新城外，见天色已晚，便在城外安营。

留在永新城的前线总指挥杨池生见部队惨败，心虚胆寒，这才明白朱毛红军的厉害。于是，连夜拔营而逃，退回吉安。

龙源口战斗是红四军成立以来进行的最大规模、最为激烈的一次战斗。对此，杨克敏在1929年2月25日的《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记载说：“6月23日龙源口（永新境内，由宁冈入永新的道路）一战，赣敌共3团，杨如轩指挥之，我军亦3团与敌战一日之久。敌为二十五、二十六团江西军队之最狠的部队，战斗力最强，都系老兵，技术熟练。这次的战争敌我兵力相当，为江西所未经过的大战，其间进退周旋，经过许久的肉搏，因为我们占得地形的优越，敌仰我俯，居高临下，悻悻一鼓败之，其间战机的危险非常严重，不为敌人所败者几希。在未下令攻击之先，虽命令永新县党部准备暴动响应红军，以致收取夹攻之效，实行群众战的口号。此役敌3团全溃，缴枪约七八百支，杨如轩带花逃跑，俘虏敌兵官长士兵甚多，敌死伤数百，我方亦有死伤。敌遂退出永新，永新即完全为红军占领。”

对这次红军的辉煌胜利，边界军民作歌谣热情赞道：

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真好，真好！快畅，快畅！

龙源口大捷后，红四军乘胜第三次占领永新城。至此，赣敌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进剿”即告破产。

龙源口战斗的胜利，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永新宁冈交界）一战，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我区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大力经营永新

龙源口战斗击破赣敌第四次“进剿”，红军三占永新后，永新完全处于红色割据之下，永新是一个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大县。它北通莲花、萍乡，西接茶陵，东邻吉安，南连宁冈，水陆交通都很方便；境内崇山峻岭，地形很是复杂。永新无论从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看，都显得极为重要。

为了布置长期的工作，造成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进一步实践“大力经营永新”的方针，6月26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禾川中学主持召开红四军连以上干部、地方党和地方武装负责人联席会议。会议总结了龙源口战斗的经验，研究了红军短期分兵、开展群众工作的问题。对这次会议，刘型在回忆录中写道：“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会议内容：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部署作战计划。当时的形势是：朱培德的两个师被打垮了，敌人退回吉安南昌去了，湖南方面的敌人也不会马上来，我们要争取时间，把部队分散去做群众工作，建立地方武装，建立政权，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款子。这个会议到会的有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二团，共200来人。”

永新分兵的原因是：毛泽东和特委、军委都预料，“敌人受此重创后，必然不久又会来反攻，所以决定乘敌未反攻以前，期于最短期间内，用大力造成群众与党的相当基础，则敌再次来攻，我们可增加几分胜利的可能性。因此空出十天二十天的工作计划，在军中抽调大批同志和其他各县（如遂川、茶陵、酃县）的负责同志集中到永新一县加紧工作。”

同时，毛泽东与刚刚由湖南省委派到边界充任特委书记的杨克敏（即杨开明）谈了他为何要“大力经营永新”的想法。毛泽东说：“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要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期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下次的会剿。”

会议的第二天，部队即开始分兵。“派队四出游击进行筹款，组织党、组织苏维埃，分田，组织工农武装等工作。派出之部队各成立一行委指挥之，计派二十九团全部去莲花，二十八号占领莲花全县，同时又派队来吉安与安福的边界游击。”

毛泽东则去了塘边。这时，中共永新县委、县工农兵政府机关也迁至塘边。毛泽东和永新县委书记刘真同住在一户贫农家。毛泽东之所以再次来到塘边，一是因为原先来过这里从事调研试点工作，情况熟悉；二是塘边一带人口稠密，方圆20里，居住了全县近五分之二的人口；加之地形好，进退自如，把这里的工作做好了，尔后向外发展，对永新全县割据局面的形成是很有利的。

毛泽东在塘边，首先抓了党组织的工作。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塘边由一个支部发展到11个支部。接着，又领导当地群众建立政权以及暴动队、赤卫队等组织。同时，还“补”了土地革命一课。毛泽东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在群众中留下了许多佳话。对毛泽东在塘边的工作，韩伟回忆说，从七溪岭战斗至八月失败前，毛泽东在永新西乡夏幽塘边住了一个多月。除了在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和在石灰桥指挥三路行委、23个赤暴团将来犯的11个团敌兵围困外，其余时间都在塘边。

在毛泽东和红四军广大指战员的工作下，永新的工作发生很大变化。这次分兵，不仅建立了各种党群组织，深入了土地革命，而且地方武装赤卫队、暴动队发展到七八千人；同时，还营造了仅次于井冈山的第二个军事根据地——九陇山军事根据地，使之成为边界各县地方武装的军事屏障。

“十六字诀”的提出及其一套游击战术

井冈山斗争时期形成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是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原则。

对“十六字诀”的形成与提出，即“发明权”的问题，史学界曾有一些不同看法。根据我们的研究，认为：

1.“十六字诀”的原型（即“十二字秘诀”）最早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游击战争的实践中总结和提出的。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区后，以宁冈为大本营，分派部队四处游击，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至1928年2月，先后攻下了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城，取得了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并提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原则。在游击战争的实践中，毛泽东不但善于运用古代兵家著作中的理论知识，而且善于吸取井冈山与绿林武装的盘旋经验，并加以改造与提高，形成新的独特的游击战术。他对井冈绿林朱孔阳（朱聋子）的“打圈子战术”的改造，就是一个实证。韩伟在《毛委员教导我们用兵作战》一文中回忆说，1928年12月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撤到湖口地区时，毛泽东就曾向部队官兵讲了战术问题：“战无常法，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掉旧的一套，来个战术思想的转变。打仗也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他还讲到走路问题，说：走路，连两三岁小孩也会，可是说到打仗，走路是一门好大的学问哩！他举了个例子，从前井冈山上有个老土匪，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了一条经验：‘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委员说打圈是个好经验，当然土匪打圈是消极的。我们要改它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就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强敌来了，先领他兜个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打得准，抓得狠，要打得干脆利落，要有缴获。最后他笑着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这里，我们可从“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之中，看出毛泽东对游击战术的最早总结。这些，显然已具有“敌进我退，敌疲我打”的含义。

这种朴素、浅显的游击战术思想，到1928年初又发展、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毛泽东在攻克遂川后，又总结归纳出“十二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毛泽东的“十二字诀”，是1928年1月于遂川县城召开的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上提出的。当年的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在《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一文中回忆说：“在遂川时（即1928年1月）就听到毛主席提出的游击战争的十六个字原则了，特别是这年的上半年，听得就更具体了。”参加遂、万联席会议的许大权（万安县委委员、县苏秘书长）、曾华英（万安县委委员）也回忆说，毛泽东曾在遂川联席会议上提出了“十二字诀”。许大权说：“1928年古历正月初，毛主席在遂川召开赣西南农民暴动联席会议，由张世熙、刘兴汉、郭定元等人参加，会后在罗塘的沙窝里召开了会议（名称忘了），讨论了毛主席在遂川的指示：1.十二字密诀。”曾华英说：“毛主席在遂川联席会议上，教导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要看敌人多少，了解敌人的情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敌人来了我们就退，敌人退，我们就后面追。”遂川县革命博物馆资料，1971年。会议参加者、当年万安县委书记张世熙在1928年7月12日的《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的报告中记载：万安党组织于1928年1月7日“接毛泽东占领遂川信，再动员群众准备消灭敌军，而敌军于17日（旧历，阴历为1月9日）闻风弃城逃走，万安县城遂被工农群众占领”。不久，敌军大举进攻，万安农军撤出万安县城，“与敌人搏战的策略是：‘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因此相持半月，敌军无可奈何。”可见，毛泽东在遂川、万安两县委联席会议上就最早提出了游击战术，即“十二字秘诀”。而万安县委又根据这“十二字秘诀”，进行了具体的运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十二字秘诀”，其实已包含了“十六字诀”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十六字诀”的雏形。显然，毛泽东是“十六字诀”游击战术的奠基人。

2.“十六字诀”的形成，蕴含了朱德的游击战争经验。

朱德，长期从事军事斗争，有着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他曾经说：“过去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多。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了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1927年冬，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在转移途中，也逐渐认识到应将打大仗转变为打游击战，在崇义整训时，就提出了“人”字战术队形的新战术。1928年4月他率领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合后，适逢江西敌军频频前来“进剿”。为此，朱德以他深厚的军事素养和作战实践，率领部队于5月间连续地取得了五斗江、高陇、草市坳、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在这些胜利中，有的是突击战，有的是伏击战，实际上都运用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因此说，朱德亦为“十六字诀”的形成作了重要贡献。

3.毛泽东是“十六字诀”的形成和提出的理论概括者。

“十六字诀”的实际形成是井冈山时期的1928年的五六月间。但最早见诸于历史文献记载的是毛泽东于1929年4月5日在瑞金起草的《前委致中央的信》。这封信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十六字诀”和其他游击战术。信中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许多参加井冈山斗争的党和红军的领导人，都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概括的。朱德在1962年6月说：“关于游击战术以至整个战略问题，还是后来由毛主席系统、完善地解决的。”彭德怀1937年说：“毛泽东同志曾经发明了一个有名的十六字的游击战术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陈毅1939年说：红军游击战争，其战术特点包括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泽东的十六字诀内，又可包括在黄公略的‘化零为整，化整为零’的两个战术口号之内。”

当年参加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张宗逊、萧克、何长工等，都回忆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提出和概括的。在此不一一赘引。

除“十六字诀”外，红军还创造了一套游击战术。

随着游击战争的深入与扩大，红四军的游击战术也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些丰富、具体的游击战术，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游击战争，使得根据地一天一天地扩大。

红四军的一套游击战术，除前已引述的毛泽东的《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有记载外，杨克敏1929年2月25日《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记载得也较为详细：“红军的战略是：每次作战必须尽量使群众参加，实行有广大群众参加的群众战；敌强于我，避免强战，敌弱于我，设法歼灭；作战要有政治意义和群众基础，反对军事的投机主义；作战是科学的、艺术的，反对盲目的军事冒险主义；下一与群众共生死的斗争决心，反对逃跑的失败主义；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溃我进，行动敏捷，出没无常，采用游击的方法以困敌人；红军兵力主集中，赤卫队则以分散为宜。”

陈毅在1929年9月1日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记载更为详尽，共记录了红四军的14条游击战术。当然，其中亦包含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到赣南闽西后半年多来游击战术的新发展。兹引录于下：

（1）关于行军的：在前卫之前四五里或前卫之后四五里，均须派遣便衣持短枪侦探以防敌人意外袭击或无益之冲突。

（2）关于驻军的：每月对付敌人方面必须遣一连或一排以上之武装游击队作三十里左右之侦探，及宣传工作，若发现敌人，该队一面抵抗，一面飞报，使我军能准备应付或撤退，不致打不必要的仗。

（3）红军不攻坚。若土豪跑到炮楼里去了，或敌人闭城固守，或据险抵抗，红军绝不去攻击他。因为：a.攻坚费时日。b.攻坚我之损失必数倍于敌。c.在游击中我军炮兵是不健全的。d.若轻易攻坚，一个时期急切难下，四面的敌人很易从四面包围拢来。关于此点指挥官务要有决心，不要轻易凭气愤去乱干一下。

（4）打圈子脱离敌人包围与穷追。大敌前来，我不能与之作战，则利用打圈子的办法，向没有敌人的地方跑，我军须要走得路使敌赶不上，同时经过的地方要有群众及党的组织，才有人担负前后侦探工作，不致受敌前后夹击。

（5）在没有党及群众组织的地方，不轻易作战。

（6）不明敌情，绝不作战……

（7）单纯军队的袭击，侦知敌距我有百里以外，我军轻装尽一夜工夫跑到，出敌不意而歼灭之。

（8）用群众封锁的袭击。在敌接近我时，我方有群众的组织，四面断绝敌人交通，使敌人不知我军已在其附近，然后利用拂晓将其击溃。

（9）用群众扰敌，红军以主力解决敌人……

（10）在后有追兵，前有阻挡部队的时候，或追兵过于强硬的时候，为了脱离敌人，可以一部队伍距敌四五里引其走大道，大队则取间道脱离敌人或猛出敌后而袭击之，或用农民在另一路上划路标，贴标语，以引诱敌去穷追，我军从小道冲出。

（11）不打硬仗，不能有十分把握的仗就不打。杀人三千，自损八百，这是一句好话。尤其红军干部补充困难，子弹不易，打了胜仗不能得枪械在红军战术上均是失败。

（12）敌人若进攻我的根据地，我军则绕道去劫其后方，此为围魏救赵之老办法，红军常用有效。

（13）我要攻击某处，不直接前去，偏偏走旁一个方向，到了中途忽然打转，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击溃敌人。

（14）敌人急急追来，择一个好地形，埋伏得好好的，俟敌一来一网打尽。

上述战术，是对“十六字诀”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陈毅把这套战术称之为“四军的法宝”。可见，这一套游击战术的运用，在当时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红四军正是运用了这些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法宝”，才无往而不胜的。

《党代表工作大纲》的制定

在红军中各级设立党代表，是红军初创时期人民军队建设的一项重大措施。党代表的设立，有力地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队中的贯彻执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红军实行三大任务、执行革命纪律起了很大的作用。为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充分地肯定了党代表的作用：“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从表面看，似乎既称红军，就可以不要党代表了，实在大谬不然。”

对于红军党代表的工作职责，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提到的“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外，囿于史料原因，过去始终不甚明了。近年，在湖南省安化县档案馆，发现了一份《党代表工作大纲》，颇为珍贵。这是1928年7月间红四军在郴州对敌作战时失去的，被敌十六军政治部掳去，而刊载在其内部通报上。《党代表工作大纲》（简称《大纲》）共分：“军队方面”、“民众方面”、“党的方面”、“做报告”、“民众的调查”五个部分，对党代表的任务、职责、工作方法等，均有明确、详尽的规定。从这一珍贵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

1.《大纲》确定了党代表的根本任务。

其任务分有两项：（1）注意士兵教育和管理；（2）作战时的工作。因为“党代表是代表党在军中工作，所以对于党的主义及政策，应该随时使士兵了解”，必须确保在红军中及红色区域贯彻执行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

2.《大纲》规定了党代表的工作职责。

从《大纲》可以看出，党代表的工作职责应担负军队、民众、党务、报告、调查等五个方面的工作。每个工作项目均有具体的要求。这样，党代表在工作中既有章可循，又职责分明，体现了党代表制度的科学化与制度化。

3.《大纲》对党代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大纲》规定：“党代表应为各同志模范，并使各同志和非同志在本党政策之下都积极工作”；“党代表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均需站在党的观点上”；“党代表在军队中，在民众中，均在党的指挥之下，积极发展党和团的组织，并使党和团为群众核心。”为此，党代表必须是一个有高度责任心的优秀党务工作者，而不是光耍嘴皮的“政工人员”。

4.《大纲》提出了党代表的工作方法。

《大纲》规定党代表的工作方法应注意两方面：即做报告，从事民众调查。要求党代表实行报告制度，“注意民间调查和官兵调查”。为此，还开列了调查及报告的详细项目。

由于大纲有了这些规定及要求，就规范了红四军各级党代表的行为。当年曾是三十一团三营九连党代表的罗荣桓，“从当连党代表开始便坚持了一条：凡是要求同志们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作为无声的命令。打仗冲锋时，他和陈连长（陈伯钧——引者注）肩并肩站在队伍的最前头，退却时又在最后面负责掩护。行军时，他的肩头经常扛着几支病号或是掉队战士的枪。宿营时，他每宿都要查铺，逐个将战士们的夹被盖好。每逢发零用钱，他和连长、司务长又总是最后去领。他自己病了，咬着牙坚持工作。可战士病了，他却要一天几趟嘘寒问暖，还要吩咐伙房给做香喷喷的病号饭……”

正是由于有许许多多像罗荣桓一样严格执行《党代表工作大纲》的各级党代表们，从而使得大部分来自雇佣军队的红军士兵，“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战”。以致敌人在缴获《党代表工作大纲》时，惊呼：“红军党代表之工作及能力亦可表率其众，敌人组织如此，吾人应加猛醒！”

井冈山时期的《党代表工作大纲》，是我军最早的政治工作条令。这个大纲的基本精神，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红军的政治工作与军事训练

红四军作为一个武装集团，在四面白色政权包围之中，物质生活极其菲薄，战斗又十分频繁，但部队始终“仍能维持不敝”。靠的是什么？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红四军创造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是红四军政治工作的根本原则。为了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采取了组织与思想两方面的措施。在组织上，当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三湾时，就主持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成立党小组，连以上设立党代表，营以上建设党委，从而使党对军队的领导有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在思想上，主要是加强对军队的思想教育工作。毛泽东本人就是做思想教育工作的楷模。他给教导队学员上课，给袁文才地方武装部队战士讲课，给四军战士讲政治形势和革命宗旨、性质，诠释“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从而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信心，增强了他们的斗志。

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红色政权，这是红四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从1927年10月起，毛泽东就把群众工作作为一项重大事情来抓。是年11月间，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城。当时，团长陈皓等人不做群众工作，整日迷恋花天酒地，毛泽东知悉后，立即指示部队要以发动群众为目标，帮助地方建立赤卫队和工农兵政府。当陈皓等人叛变阴谋败露后，毛泽东又在宁冈砻市向部队宣布了“三大任务”，其中第三条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后实行的分兵，目的就是为了发动群众。在以后红军每攻克一处城地，都把做群众工作摆在首位。正是由于把做群众工作作为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来抓，根据地割据区域才得以迅速发展。

红军内部的政治工作，主要是进行政治训练。这项工作由各级党代表按照《党代表大纲》的规定组织实施。同时，举办不定期的训练班，培养政治干部，提高受训人员的政治工作水平。据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记载，红四军的政治训练，主要有七种方式：（1）讲演。由党代表或军事首长召集全体战士讲话，进行生活批评，或作政治报告和工农运动概况报告。（2）讲课。军队如有3日以上的休息，则由党代表每日向部队上一小时的政治课。每月讲授的课程均有计划，有大纲，内容连贯，使红军能学到系统的政治常识。（3）早晚点名讲话和呼口号。内容是对当日士兵生活的批评，对次日行动的简短动员和布置。（4）每次作战或进行群众工作以后，组织部队总结工作经验教训，使红军受到生动实际的教育。（5）开展识字运动。如教红军战士认识革命标语，并讲解其政治内容，使士兵从中受到教育。（6）组织红军参加群众大会，举行各种纪念会、联欢会，使战士得到政治教育。（7）在士兵委员会内，将士兵编成若干小组，开展对政治问题的讨论和对工作的批评。

红四军的上述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政治工作，对部队政治素质的提高起了重大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言：“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

红四军除对内对外做好政治工作之外，还要利用战斗空隙之际，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军事训练的目的，在于提高红军士兵的军事技术素质。

当时，红军的组成有六大部分：一是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二是参加秋收起义的国民政府警卫团；三是平江、浏阳等县的农民武装；四是湘南暴动后上山的湘南农军；五是国民革命军江西、湖南的投诚部队；六是边界各县的农民地方武装。经过长期的战斗，部队兵力损失很大，前三项只剩下三分之一，湖南农民也伤亡很大。虽然，前四项“至今还是红军第四军的骨干，但已远不如后二项多”。并且，按常规，“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所以，进行短时间的军事训练，就显得非常重要。

红四军的军事训练，主要采取四种方式：一是日常操课。由参谋长或军官制定日常操课表，按日实施，操课注重传令、侦探、警戒、瞄准等基本常识及野外实习。二是作战后或月末进行讲评。由军事首长报告作战经过并指出战斗中的优缺点。三是进行实地训练。如战士值勤时，由军官实地传授有关军事知识。四是专题讨论。由各级负责军官召集各级军事会议，就某个专题进行报告讨论。

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在井冈山斗争初期就已开始实施。早在1927年10月中旬，当工农革命军沿湘赣边界游击到酃县水口时，就在松山坝进行过实弹射击的军事训练。12月，毛泽东和前委又在宁冈砻市创办了第一期军官教导队，吕赤任队长，陈伯钧、陈士榘、张令彬、袁炎飞等任教员。教导队里既学政治、又学军事，每日“三操两讲”，实地传授军事技术，讲授战略战术。后来，虽因敌人的频繁“进剿”而停办，但到1928年11月间，又在茨坪续办了一期。这两期教导队的开办，为军队和地方培养了大批的军事干部和指挥人员，促进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创造与发展。

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游击战术、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是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良好开端和光辉典范。周恩来曾盛赞红四军建设的经验“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的”。这些宝贵经验，对当时全国其他根据地的红军建设，都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