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丸案

红丸案和梃击案在时间上相距有五年还略多一点,它发生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八九月之交。这时的万历已于那年的七月中旬去世,他的皇长子朱常洛在八月初已经即位为帝,终于登上了皇位。这位皇长子虽已即位为帝,但在他生前却并没有自己的年号。他与他的父亲明神宗,在明代一十六帝中,以在位的时间而言,可以说是两个分居两端的人。明神宗万历登上帝位共达四十八年还稍多些,可说是明代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人。与他相反,这位皇长子,从即位到晏驾一共才只有三十天,又可说是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个。他在位为期虽短,但这明末三案中的第二案,却就发生在他在位的时候,而且他还是那一案里最关重要的一个人。

由于在位的时间太短,朱常洛在生前并没有过他自己的年号,因为依照惯例,新君即位,总要等到下一年的元旦才能改换年号,他在位的时间太短,没能活到次年,所以生前便无年号。但他既已身登帝位,总得有个年号表明他在位的那一段才是,所以在死后,随着他的父亲入了太庙,被称为光宗之时,才由廷臣共议,把万历四十八年分为两段,那年的一至七月,仍称万历四十八年,从八月起则改称泰昌元年。泰昌这个年号,便是为皇长子而议定的。还有些史臣,觉得一年二号太不方便,索性便把万历纪年改为四十七年,而把四十八年统称泰昌元年。所以关于万历的纪年后来便有两说,一种说是四十八年,又一种则说只有四十七年,其分歧之故,就在有的把那最后一年算为泰昌元年,有的又略去了这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年号。

这位皇长子之所以在位如此之短,实由他即位时便在病中,后来又吃错了药,所以才只做了三十天的皇帝便又御驾殡天了。他是万历的长子,由于他和他的生母都不为万历所喜,所以他的一生大都生活在抑压、冷遇的环境里面,直到梃击一案发生过后,才突然又有了改变。但这一突变却又成了他竟不得永年的根由。梃击一案,闹得那么纷纷扬扬,最后还是万历把他向群臣赞扬了一通才解决的,这些我们已在上一章里叙说过了。自此以后,他的东宫地位算是已经切实确定,万历对他也自另眼相待,别人自然更不待言,他的生活也就突然改变,与以前大不相同了。改变得最显然的,还得说是郑贵妃待他之判若两人。梃击一案,是郑贵妃受命于万历前去求他才得解决的,至此她才感到废立一事已成泡影,这个被她欺凌过的皇长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已成定局了。这一前景使她感到非常可怕。为了预为之谋,她便对这位皇长子一反过去所为,加意奉承起来。她借口感激他的解救,尽力向他接近,以便投其所好,可以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她是个极会察言观色的人,不久她便发现,原来这皇长子也很像他的父亲,是个贪财好色,把酒、色、财、气四门都占全了的人。看出了这些弱点,她的本事便全部施展出来了,不但随时赠以钱财、珠宝,还在她的宫女里选了八名最为美丽的赠给了皇长子,要她们去服侍他。

皇长子的为人,真被郑贵妃全看透了,以前他久受抑压,对他的所好自然只有望洋兴叹,后来虽有好转,但处于积威之下,却也不敢妄求。如今天从其愿,郑贵妃对他竟那么好,美人、珠宝什么都给了他,不觉十分感念,把以前所受到的轻视和冷遇都忘怀了。他的体质原不算好,忽从逆境转入顺境,真如穷儿乍富,不免失于放纵,几年来常自耽于酒色过度的生活,虽然年纪尚还不足四十,可是身子早已垮到濒于崩溃了。他是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那一天即位为帝的,那时他的病势已经很重,只是勉强挣扎着才完成了即位的大典。此后虽到八月十二日还能力疾临朝,但过后便已卧病不起,再也无法坐朝了。他所以骤然病倒如此,据说是由内侍崔文升给他看过病,崔所用的是一副泻药,服过之后,一夜之间竟腹泻至三四十次,所以立觉委顿不支。这时他晓谕诸臣时也说自己是“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履”,很道出了自己病症的险状。实际上,他那时已自知病将不起,所以此后接连在病榻上召见诸臣,所说的都是如何安排后事之类。到了八月二十九日,他又召见首辅方从哲和其他大臣,同时还把他的长子朱由校,即后年号为天启的明熹宗也叫到榻前,就更有一种临危顾命的样子了。他谈到了寿木和陵地,方从哲初时还误以为他问的是才去世的明神宗之事,但这个卧病的人却指着自己说,“朕寿宫也”。方从哲等这才晓得,这位才即位的皇帝已不讳言自己的丧事了。后来这位皇帝又问:“鸿胪寺有个官来进药,他在哪里?”方从哲道:“鸿胪寺寺丞李可灼说他有仙方,可是臣等都不敢相信。”但这位已经自知不行的皇帝却很想试试这个仙方,即刻便命人把李可灼宣入宫中,并要他赶紧把药献上。李可灼所进的是一种红色的药丸,后来便称这事为“红丸案”。这药初服后效果像是很好,皇帝觉得很舒服,不住地称赞李可灼为忠臣。不久,又命内侍传谕,说服药后很好,命他再进一丸。李可灼再去进了药后,方从哲等问起皇帝的病状,李可灼还答称“很好”。但是到了次日一早,也就是九月初一的清晨,登基才及一月的皇帝便去世了。

皇帝在夜里服了一个人所进的药,天刚亮就去世了,而这个进药的人又并非御医,这种事在封建时代可不是小事。由于不悉红丸究为何物,又还牵扯起了一些别的因由,所以这事终竟成为明末三案中的一案,也惹起了不少的风波。

说到李可灼所进的红丸究竟是什么药,后来论及此事的人们议论很不一致。有些人认为那不过是一种房中药;也有人以为不然,说那该是一种道家服食的丹药,颜色红,自然含有大量的丹砂,进药者自称为仙方,更说明了这一点。也有些人则认为两说都不足信,说那不过是一种普通的补药,李可灼认为补药总不会出事,所以才敢进。大约持前两说的人,人数都较多,而且各都以史实为据,觉得很有理。持第三说的人却拿不出什么史实来,不过是据理而言罢了,所以人数也较少。

说红丸是房中药的人,他们的根据是,明代的诸帝大多都是色欲之徒,由于纵欲,他们都宠用一些佞人,替他们寻访春药来助长欢乐。明代的诸帝寿算都不高,常都是只到三四十岁便下世了,其原因也由于此。服春药最著名的首推明宪宗朱见深,他朝中的首辅万安,便是以进春药而青云直上的。时人称之为“洗屌相公”,也是由于这些事。

说红丸是金丹之类的药物的人,首先总要提到那药的颜色,从颜色便可推知那是用汞炼成的。再则,明代诸帝迷信方术希图长生的人就更多。在这些服用丹药的诸帝中,明宪宗也是很突出的,被他宠信的方士,前后就有李孜省、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红和僧人继晓等十余人之多。他曾给予真人、法师、法王、禅师、国师等封号并领有俸禄的僧官、道官,人数更多达一千余人。然而在这方面,明宪宗还得让他的孙子明世宗称第一。这位年号是嘉靖的皇帝,宠任的方士不但更多,给予他们的好处和权力也更大、更多。他退居西苑万寿宫达二十余年,长期不理朝政,只以炼丹求仙为事。他不但自己这样,还要他的臣子也和他一样。首辅夏言罪至弃市,不肯服用他赐给的道巾竟是重要的罪行之一。严嵩最合他的心意,别人攻也攻不倒,方士兰道行巧用扶乩,便把严嵩搞倒了。万历是否也服过丹砂,史籍并没有明文,但在万历三十年他忽然一病自认为必死,而次日又全然无事了。这情况据说倒也是服用丹砂的旁证。

持第三说的人实际的根据并不多,他们不过是据理以见前二说之非而已。他们认为,拿春药给病在垂危的人吃,是出乎常理的,李可灼不是疯子,他又明知病人乃是皇帝,如何敢这样乱来?不能是丹药,其理由与不能是春药也正相同,那也不是可以拿给垂危病人的药物。他们有人又说,朱常洛是由纵欲才把身子迅速搞垮了的,明代中叶春药已极流行,至明末而益盛,当时的话本反映及此的实已很多。明代宫廷中,春药的泛滥比民间更甚,朱常洛纵欲伤身,滥用春药也应是其一原因,如何可以再拿春药给他服用?他们反复辩驳,都不过是些空论。但在这三说之外,却还有人认为,红丸到底是春药或是金丹都有可能,李可灼如果甘心受人利用,故意拿来以速其死,其可能性也并不是没有的。

其实红丸案之所以成了多年纠缠不清的大案,主要就是由于有这最后一说,从立储时便相互对立的两派一直都还在互相攻击,至此,又有了个绝好的题目,于是又各为一说,再启争端。一向以维护正统利益为己任的一些人,由于想到以进泻药而使病情骤重的崔文升原是郑贵妃属下的人,李可灼又是由方从哲带进宫里的,所以认为李和崔都是弑逆,应该处以极刑;这样也还不够,还该查明有谁在幕后主使。要追查幕后人,这从梃击案便开始闹起,以至就是民间也都知道,所谓幕后人,指的便是郑贵妃和从属于她的那一伙。这一次所以与以前稍有不同的地方则是,首辅方从哲也成了众所目指的人物。

方从哲是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晋升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而入阁的。次年,首辅叶向高致仕,方从哲便继而得任为首辅。他从入阁到万历四十八年十一月致仕,作为阁臣虽只有七年多,但在他手里却接连换了三个皇帝,已可说是辅佐过父、子、孙三代的三朝元老了。更为奇巧的是,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也都是发生在他为首辅的时候。梃击案发生在他升任首辅的次年,红丸案和移宫案则都发生在他致仕的那一年,他就是由于对这两案都处置失当,挡不住各方的围攻,才致仕而去的。关于方从哲,《明史》说他“性柔懦,不能任大事”,说得实在很不够,贪婪而无能也是他的一个特点。由于贪婪,他热心于权力和财利;又因无能,只有靠钻营、依附才能得到那些。他之成为郑贵妃系内的人物,倒也像“天作之合”,一个愿招,一个想投,所以一拍即合,很早他便成了极肯为贵妃出力的一员。

红丸案之所以愈演愈烈,也全由方从哲的处置失当。首先人们纷纷指为弑逆,他如听之任之,不加驳辩,很可能闹过一阵便趋消歇。但他因为李可灼是由他那一方所引进的,生怕沾上弑逆的恶名,不但立即命人加以申辩,说是乃由先帝所召,并非弑逆。又因皇帝初服药后觉得很好,曾经连夸李可灼为忠臣,也是当时在侧诸臣都听到了的,便更借身为首辅,有代拟遗诏的方便,在遗诏中,以去世的皇帝的口吻,仍然夸奖了李可灼,并且赐以银币。方从哲认为,他这不惩而奖的办法,可以借助于大行皇帝(才去世的皇帝即称为大行皇帝)的威灵,可以压住群臣的叫嚣;不想适得其反,他的遗诏一出却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人们把崔文升、李可灼的用药都看成了有联系的阴谋,并且把他方从哲也给算入弑逆者的数中了。

情势转变到连他自己也成了弑逆者,方从哲更慌张到手足失措,但他仍想借重大行皇帝使自己摆脱困境。他使人再行为崔文升和李可灼辩护,又说坚持认为他们用药有误的人,将使先帝陷于不得寿终之列,凡属臣子,于心何忍?这种论调一出,激起来的波澜更大,在先攻击他的还只是些言官,如今却是很多大臣也都加入了攻击他的行列。先前攻击他还只是隐有所指,如今则是不仅论及此事,而且把他的所有恶德都抖搂出来了。方从哲抵不住这股狂流,只得慌忙上疏求去,想借此得以逃脱。但是就是在他致仕之后,声讨他的疏文还是络绎不绝,直到天启二年(1622),攻击他的疏文还是一直不断。在论疏中,以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二疏所论最为严切。孙慎行在疏文中直言方从哲难逃弑君之罪。他说:“举朝共攻李可灼,仅令回籍调理,岂不以己实荐之,恐与同罪与?臣以为,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实录》中即欲为君父讳,不敢不直书方从哲连进药二丸,须臾帝崩。恐百口无能为天下后世解也。”他把进药算在方从哲头上,用的是《春秋》笔法,当时都被认为确是追本溯源之论。他在疏中还提到了方从哲和郑贵妃相互勾结的事实。最后更说:“臣在礼言礼,其罪恶逆天,万无可生之路。若其他督战误国,罔上行私,纵情蔑法,干犯天下之名义,酿成国家之祸患者,臣不能悉数也。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毋询近习,近习皆从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讳,忌讳即从哲所布置也。并急诛李可灼,以泄神人之愤。”邹元标在疏中也说:“元辅方从哲不伸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即谓其无心,何以自解于世?”

孙慎行和邹元标都是以鲠介著称、威望极重的大臣,他们的议论所引起的波澜更大。方从哲对此,只有一面尽力上疏辩解,一面自请削去官阶,并愿远流边方,投畀四裔。他这样做,一在稍平公愤,二则也望有人代他辩解。他这人在京居住多年,又且久任首辅,暗结宫闱,党羽实也很多。这时便有很多内侍在御前替他说话。孙慎行在疏中所说的“近习”,指的正是这些内侍。在外廷,也有些人纷纷为方从哲说话,如刑部尚书黄克缵、给事中汪庆百、御史王志道、徐景濂便都上疏力言:“诬先帝以非寿终,臣子之心何忍?”企图以此为解。孙慎行在疏中所说的“忌讳”,指的便正是他们所说的这些。

由于为方从哲辩解的人所说的都很无力,所以红丸一案一时仍难了断。最后还是阁臣韩爌上疏,详细说明了进红丸时他所目睹的实况,并又建议把李可灼和崔文升都另行处理,才勉强压住了众议。韩爌为人老成,并不趋附方从哲等人,他和刘一燝都是在进红丸的前几天才入阁的,进红丸时他又是当时在场的大臣之一,所以他的说法易于取信。

李可灼和崔文升很快也都重新予以处理,李可灼判为流戍,崔文升则发往南京安置。红丸一案,至此才算暂时作了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