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宰相到阁臣

废除宰相制,是明太祖朱元璋久经筹划过的。他的设想是,一切政事由六部分管,由皇帝直接统驭着六部,除去夹在皇帝和六部之间的中书省这一层。洪武十三年中书省被撤销后,便开始试着照他的设想来做。但一切都集中于皇帝的一身,却又是绝难照管得了的,尤其是定制、拟旨、批示等类的文书工作,更非一人所能尽理。解决这个难题,他是利用一些在内廷工作的学士、讲官,以翰林院中修史、修书的编撰人员来做这些文字工作。这些人们有如一些办稿人员,或是秘书,初时并无定员,也无定称,从洪武十三年到继他为帝的皇孙朱允炆(wén)的建文四年(1402)的二十多年里,便是这样办理国事的。到朱元璋的四子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攻入南京,夺取了帝位,便把这种办法确定下来,使这些人员有了定员,并也有了定称,直至明亡,都是如此。

这些代皇帝办理机务的学士们,在有了定员以后便都被称为“阁臣”,这是由于在他们的学士职称之上,都冠有他们办事处所的殿、阁名称,如中极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所以人们便都以“阁臣”呼之,后来则便习为定名了。阁臣或也称“辅臣”,那是皇帝常用来称呼他们的,在行文中也以称辅臣时为多。在民间,阁臣还常被称为“阁老”,那可是口头上的尊称了。

明代最初被任为阁臣的一共有七人,他们是黄淮、胡广、杨荣、解缙、杨士奇、金幼孜和胡俨。他们都是在朱棣打入南京,即位为帝,还未改元永乐时便已被任命了的。

自从有了阁臣,可以说在政治机构中便真正没有了宰相。但由于阁臣的权力虽比宰相小得多,其职务还是承上启下,发布政令,还带有宰相职权的一部分,所以人们还是习惯地把他们目之为宰相,被任为阁臣,习称为“入阁”,而“入阁”和“拜相”也竟成了同义语,甚至还常联合并用,某人一经入阁,人们便说某人已经“入阁拜相”了。贺人入阁的诗文,也常是径以“入相”为贺。所以在明代,宰相可以说是“实亡而名存”。

但是话虽如此,宰相和阁臣仍有很大的不同。两者最大的不同处,便是宰相有他的办事处所和发挥政令的机构。以往历代的宰相都有他自己的相府,府中上上下下有很多府属。明代的相府称为中书省,省中也有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属官。阁臣可全没有这些,他只是在殿、阁中办事,手下的人员也只有些管理卷宗和抄写文书的属吏而已。在品级上,二者也很不同。宰相是个位极人臣的职位,总得身居百官之上的人才得身登相位;而阁臣则并无这些限制,各类学士官级才只五品,甚至品秩更低的,也可被任为阁臣。即以最初得任阁臣的七人而言,其中品秩最高的应推名列第四的解缙,他在入阁前的职任是侍读,秩不过六品,入阁后升为侍读学士,也只有从五品。位居第七的胡俨,入阁前的官职是检讨,仅是从七品,官位就更低了。当然,这是就初期而言,后来阁臣的体制日尊,入阁的常先被任为礼部侍郎或尚书,然后才以兼任××大学士而入预机务,职位上要比初期高多了。不过入阁的人品秩不拘这一特点却是直到明代濒临灭亡还在保持着,如以崇祯十六年(1643)入阁的魏藻德而言,他是被擢升为少詹事才入阁的,官也才只有四品。宰相和阁臣,在职任上也还有很大的不同,宰相具有执行权,遇事都可奏而行之,甚至办完了再奏明也是常有的事;阁臣则只有听皇帝吩咐,照他的意见拟具出办法,等被批准后,才能据以拟旨来颁行。这二者在职任上的不同,就正是明太祖亟欲废除宰相制关键之所在。他想要的正是想有一些既能办事,又少实权的人。以在职的人数而言,宰相与阁臣也有些不同,宰相人数总不会很多,通常都是左相、右相各一人,最多也不过再加上一两个;而阁臣却不然,常是少则四五人,多时则至七八人,最多时竟有多至十几人的时候。然而也有些例外,如在万历年间,明神宗倦勤,阁臣有缺总不肯补上,竟常出现阁中只有一人、成为一人独相的局面。

阁臣成为定制后,很快便形成了为其所特有的一些制度,这些制度并未成文,但有时却比定有专条的制度还更死硬。在最初得任阁臣的七人中,便有了一定的名次上的排列,列名最先的人被称为“首辅”,第二人则称为次辅。首辅自始便有个像领班一样的意味。但在最初,名次虽经排定,却并不是不能变动的,居先者可以降下来,在后者可以跃到前面去。譬如最初的七人,原是以黄淮为首,解缙则名列第四,但不到一年,解缙却一跃而为首辅,原来的首辅黄淮却降了下来。再如杨士奇,他是名列第五,排名在第三位的杨荣之后的,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杨荣和他都在阁中,他却跃居杨荣之前成了首辅,杨荣则只得任次辅。但是这种可上可下的做法并没有持续了多久,很快便形成了另外一种绝对排资论辈、前后永远分明的死硬制度。这一制度的要点是,在阁中的名次既经排定,便成不可更易的顺序,首辅永远是首辅,次辅在首辅未离职时永远是次辅,首辅如果离职,继为首辅的又必然是这个次辅。次辅而下,三、四、五、六各位也是同样,都得等着名列在前的人离去,或者死了,才可以依次递升。不但此也,首辅如果罢离,不管去职久暂,只要又行入阁,排资在他之后,已然位居首辅的人也该退下,由这位旧时的首辅重居首位。这种死规矩,在以前的宰相制中一直并没有过,如果有,那么汪广洋再入中书省,升任左相的就该是他,而不是胡惟庸了。

阁臣后来还形成了另一个规例,便是入阁者必须是甲科出身,也就是说,必须是个进士出身的人。这种规例最初也没有,仍是稍后才形成的。仍以最初的七人为例,那七人中的杨士奇和胡俨便不是进士出身。不过他们虽非进士,入阁之时却都在翰林院任职,杨士奇是个编修,胡俨则是检讨,所以严格说来,最初七人虽非都是进士,实却一律都是词臣,这与后来的非甲科出身不得入阁,看来倒也有些关系。其实这也难怪,因为选来入阁的人首先便须以笔墨见长,并且又只从詹事府、翰林院等修撰文史,或者职为讲官的那些处所来选择。而这些地方又都是甲科人员汇聚之处,后来竟自形成非甲科不得入阁,中了进士,又被选为庶吉士,人们便都以未来的相臣目之,实在也是由来有自,无怪其然了。

由于阁臣同时在阁者每有多人,首辅又有个类似领班的作用,遇事总是由他当先,和皇帝的接触也以首辅为多,所以彼此之间相互竞争自始便很激烈,以首届的七人而言,便发生过黄淮和解缙之间的激烈斗争,结果则是解缙被害,死得很惨;黄淮后来也以时常加害大臣被投入狱中,结果也并不好。

这个解缙在首批的七位阁臣中最初虽然名列第四,但入阁时的官级却是七人中最高的一个;他这人又极有才华,文笔既佳,又多策略,所以入阁不久,便脱颖而出,入阁不足一年,便压倒了黄淮,跃居首辅。黄淮原是个热衷权位的人,被解缙抢到了前面,岂肯甘心?于是他便一心罗织解缙的过处,遇有机会便暗中向永乐反映,终于在永乐五年(1407)把解缙从首辅的位置上搞了下来,自己重又得居首位。他虽把解缙赶出阁外,远谪到广西去为布政司右参议,却仍不甘心,到永乐八年(1410)更以“结党营私”的罪名兴起大狱,把解缙和中书李贯、赞善王汝玉、编修朱纮、萧引高等人都逮入诏狱。李、王、朱、萧等人由于久被关押,都已死在狱中,只有解缙,虽被关了五年,却还没死。这时已是永乐十二年(1414)了。那年冬季,天子录囚,永乐在狱囚名册中见到解缙的名字时,随便问了一句:“这解缙还活着么?”他问这话,并没要人回答,可能是随口一问,并无别意;也可能是诧于解缙的生命力之强,关了这么久,竟还活着;也可能是想起了解缙的才干,又有赦出起用之意;当然,也并不排除这话竟是“怎么,解缙还没整死么”的同义语。当时呈上囚名册的是锦衣卫的帅臣纪纲,他是个出了名的佞臣,是以善窥人意、手段毒辣残酷受到永乐的宠信的。他听到了永乐的问话,并没有作声,却在心里早已拿定了主意。下来之后,他便把解缙请到他的房里,用酒款待,并说些开心的话,使之痛饮。一待把解缙灌到大醉,便命人把他拖出,埋进外面的积雪里。由于寒冷和窒息,解缙很快便死去了,狱囚的名册上,也就勾去了他的名字。纪纲的这个做法,可说是狠毒乖巧兼而有之。他这样做,无论永乐的问话用意何在,他都可以应付自如。如果永乐意在除去解缙,他这么做自然是先意承旨,会显出他的能干和忠心;如果永乐并没想到要解缙死,甚至还想再起用他,那也没有什么,他的死因可以查明,完全是醉卧受寒而死,实在也怪不到他纪纲的头上来。解缙死时年才四十有七,当时有很多人都为他的怀才受屈、中年早逝而感到伤痛。就在解缙死前三两个月,黄淮已因多次暗害大臣而入狱,由此看来,解缙如不酒醉被害,重复起用似非并不可能,而纪纲的忽下毒手,除为希图迎合帝心以外,另外还有别的微妙原因,倒也很有可能。

自黄、解二人有过一番流血斗争之后,阁臣之间倒有很长一段时间彼此斗争并不很为激烈,甚至还有过和衷共济的局面。这一则是此后一连出现了王振、汪直、刘瑾等擅权的大珰,一直在与阁臣争权,阁臣需要共同对外,缓和了彼此之间的矛盾;二则也是杨荣、杨士奇等颇能忍让为国,起到了些好的影响。

杨士奇是有明一代入阁最久的阁臣,他从建文四年(1402)入阁,直到正统九年(1444)去世,任为阁臣共达四十三年之久,他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越过杨荣而为首辅也有二十一年。在明代的阁臣中,任职之久,倚任之专,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他与杨荣以及洪熙元年(1425)入阁的杨溥三人,被史家称为“三杨”,被认为是明代最有德望的三位良相,在他们三人同为阁臣时,确乎也是明代最为升平的时候。

在三杨之后,阁臣们虽说彼此尚能相安,但小小的冲突斗争实则还是常有,到了嘉靖初年,张璁(cōng)以议礼入阁,阁臣间的争夺倾轧便又开始激烈起来,到了夏言与严嵩之间,张居正和高拱之间的倾轧争夺则达到了高潮。

所谓“议礼”,是嘉靖初年闹得举朝不宁的一件大事。原来这个嘉靖名叫朱厚熜(cōng),他是继明武宗朱厚照而为帝的。他与年号为正德的朱厚照是同祖父的堂兄弟,朱厚照死后,由于既无子息又无兄弟,所以当时的首辅杨廷和便以宗支最近,在遗诏(皇帝临终或死后所下的诏书称为“遗诏”,多半是由首辅代为拟定的)中便选定了已袭封为兴献王的朱厚熜继立为帝。朱厚熜即位为帝后,却还想把他的已去世的父亲朱祐杭追封为帝并入祀太庙,把他的生母也尊为皇太后。这种做法是有违正规礼法的,因此几乎惹得通朝官员都力加反对。嘉靖也很固执,一心想要达到他的愿望,但又苦于并无理论根据,无法和反对诸臣相互辩驳,很觉孤立苦恼。张璁是个七试不第,到四十七岁才中了进士的人,他看出了这是一个进身的机会,于是上疏说明“承统非继后”,为嘉靖找到了理论根据。后他又写成“大礼或问”一文奏上,更得到了嘉靖的欢心。嘉靖得到张璁,后来还有桂萼、席书、方献夫等人的帮助,与通朝的反对诸臣展开了争议和辩论,一直争论了好几年。这种争论,当时便称为“议礼”或更称为“议大礼”,张璁、桂萼等人便被称为“议礼诸臣”。

嘉靖在他孤掌难鸣时得到了那些“议礼诸臣”的助力,极为欣喜,把他们都看作自己的心腹,对第一个不畏众议,胆敢为他找出理论根据,并成为他的论客的张璁,更是视为首功之人,对他不遗余力地加以拔擢,从他上疏议礼,只用了短短六年的时间,便从一个在部观政的闲员,升任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而入阁为相,升迁之速,实在是很少见的。他是正德十六年(1521)辛巳科的进士,得中六年便得入阁,足见嘉靖对他的倚任。有明一代,从释褐(即中式得官)到入阁,比张璁更快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在张璁之前,那是正统十三年(1448),戊辰科的状元彭时,他在抡元的次年,便以修撰之职入阁,在明代诸阁臣中,算是入阁最快的。另一个则是在张璁之后的魏藻德,他是崇祯十三年(1640)庚辰科的状元,到崇祯十六年(1643),便以少詹事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从得中到入阁只不过三年,为时之速,算是仅次于彭时。不过,彭、魏入阁虽速,却大不同于张璁,首先他们二人所中的都是通榜第一人的,一甲一名的状元;又都是适逢时艰:彭时是赶上了外患日亟,魏藻德则是赶上了李自成已将攻至京城,崇祯曾有个让他辅佐太子逃向南方,或可留存一线的打算,所以才使之入阁的。彭、魏二人所有的条件,张璁都一无所有,所以他的快速阁才更显得是个异数。另一个略次于张璁的议礼之臣——桂萼,也受到了优异的恩遇,他是在嘉靖八年(1529)二月,带有少保兼太子太傅的官衔被任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入预机务的。他比张璁入阁稍晚,在科分上他比张璁可又早了十年,他是正德六年(1511)便中了进士。实在说来,张璁和桂萼所中的名次都偏低,张璁所中的是二甲第七十八名,名次已经低到很难有被选中为庶吉士的希望,桂萼所中的名次更低,已低到三甲第六十二名,连在京为官的机会也难得了,他在议礼前便做过好几任的知县,后来才辗转活动到得为南京刑部的主事。他与张璁便是在南京刑部同事时相识的,他也是最先赞助议礼的一人。

“议礼诸臣”以附和嘉靖追封其父为帝,并将其神主入祀太庙的主张,都得到了不次的拔擢和升赏:有的入阁,有的虽未入阁,也高官得做,位列九卿(六部尚书和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的长官合称为九卿),但是他们虽说官运因而亨通,却也付出了不少的牺牲,特别在人品上受到了举国上下的鄙视,其中尤以张、桂二人更为人所不齿。因为那种做法是与历代相承的礼法大有抵触的,凡属自命读书识礼的人,无不力加反对,有人出来赞成,甚至予以辩护,便被认为是逢君之恶的小人,有人甚至视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如首辅杨廷和之子,当时被认为是青年词臣领袖人物的杨慎,便曾公开表示,他很以与张璁、桂萼二人同立朝中为耻。桂萼以上疏赞扬议礼被悄悄召进京来,曾使群情激愤。很多人商定,要依前朝故事,趁桂萼入朝之时,把他截在左顺门外活活打死。这所谓前朝故事是指正统十四年(1449),发生了“土木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掳北去的消息传到京中时,群情激愤,把王振的死党马顺群殴致死的事情。当时还是监国的景帝朱祁钰碍于群情,不但未以此举为罪,还应群请,绑出与王振同恶的内监二人,交由群臣,也在那里予以处决。明代的法律最重旧例,所以法律条文,有时也被称为“律例”;所谓故事,指的也是这些旧例。当时多人所以决定要在左顺门把桂萼以群殴的方式活活打死,便是因为那里有过曾把乱臣贼子群殴致死并未得罪的故事,同时也可显出,在他们眼中,桂萼就是乱臣贼子!这件预谋围殴的事,事实上并没有发生,原来桂萼才一进京就得知了这一情况,他逃入了武定侯郭勋的家里,藏了起来,才躲过了被围殴致死之难。“议礼诸臣”因有皇帝撑腰,人数上也稍稍加多了一些,并且表面上还是他们全都获得了胜利。但实际上他们还是不为舆论所容,受到鄙视,一直都很孤立。

嘉靖维护他的议礼诸臣也是很不容易,特别是把张璁和桂萼都引为阁臣,是费尽心力才硬做下来的。明代阁臣的产生,最初虽像是出自派定,后来很快便已定出规例,增添阁臣,要由旧有阁臣会同九卿加以会推。会推也称廷推,即是有关廷臣先定期会齐,先讨论出彼此都认为就各方面看来是最宜入阁的人选,然后由首辅扼要写出大家对所推诸人的评价和意见,奏请皇帝选择批准。大约会推出来的人数总略多于递补入阁的人数,以便皇帝按照他的意见加以选择。只有经过会推,又由皇帝批准入阁的阁臣,才是合乎例规的,不会招致物议。皇帝径以中旨任命,首辅自行具疏奏请,都被认为极不合法。皇帝的任命中旨会遭到首辅的封驳,说明理由,退回中旨,请其再加考虑,倘仍坚持己意,再下中旨,则除会再被封驳外,还会惹起各类言官纷纷疏论,惹起一场风波。首辅自行疏荐自然风险更大,无论皇帝准与不准,都会受到言官的攻击,常常搞不成功。所以订出这种办法,都是君臣之间本着《太祖宝训》的务使互相牵制免致动摇帝基的用意而规定的。限制皇帝,是为了免于一意孤行,用人当孚众意;限制首辅,则是为了免于一人专权。不过话虽如此,皇帝和首辅对于要谁入阁还是很能起到决定作用。在皇帝一方,他可以暗中示意有关诸臣,由他们迎合己意,提名上奏。如果示意不能成功,他还有最后的一招,便是提名中如无他心目中的人选,他便一个也不批准,一次、两次……直到合了他的心意才肯加以批准。这种办法,效力很大,常可十有八九。首辅的方便是会推是由他来主持,他想推谁,在开场白中先就说了,别人碍于颜面,即便心有不然,常常也会勉强同意。如果主持会推的首辅是个极具威力的,像张居正那样的人,会推时别人很少会敢多说些什么,那会成为由他个人说了算的局面。皇帝在东宫时的主要讲官,入阁已成为例有的事情,甚至新君还没即位,当时的首辅已经把那位讲官引入内阁了。徐阶之于高拱便曾这么先事拉拢过。

皇帝把人引入内阁虽有很多方便,但嘉靖把张璁引入阁中,还是多方设法,谨慎待机才得成功了的。很早他便曾于会推之前多次示意,想把张璁推出,但因无人理会,都失败了。他也知道,张璁的形象太坏,不管如何示意,也难得被推出。径以中旨任命,他也不敢轻试,因为必会遭到封驳,引起风波,那样形象更将不堪,再想引入就更难了。他必须静以待之,等候机会。到了嘉靖六年八月,杨一清晋升为首辅,他这个人对张璁所上的议礼疏文,不但没反对过,还曾加以赞赏,想来如以中旨令张璁入阁,杨一清也许不会封驳;他不封驳,事情就算成了。这样盘算定了,这位明世宗便于嘉靖六年十月以中旨使张璁得入内阁。隔了一年多后,又于嘉靖八年二月,以同样的方式,使桂萼也成了阁臣。以中旨任用阁臣,以前倒也有过,但极稀少,不到两年竟接连有了两次,这还是个创举,也开始了以后滥用中旨的不良后果。

被以中旨任用的阁臣,无论在阁内、阁外都很受人轻视,认为“不以其道得之”,是人品上的一大缺点。后来很有些人,得到中旨任用,自己也深以为耻,入阁之始便极力请退,不被俞允绝不中止。自然,张璁并不是那样的人,他七试不售,得中进士已然年将半百,多年久居下僚,使他养成了一股愤激之气,为了迅速腾达,他什么都敢去干,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上疏议礼,正是不惜出于孤注一掷的表现。他以中旨入阁非但不以为耻,还更认为自己深得帝眷,显得极其傲慢,对谁也不买账。

张璁未入阁前,为了议礼,已和杨廷和等几个首辅打过交道。由于他是替嘉靖冲锋,那些首辅都在他的手下吃了败仗。这使得他更加目中无人,自觉世间可说无人能与他为敌,谁也禁不起他一击。他入阁后,觉得阁中的很多规例都很束缚了他,感到很不安逸。当时的首辅是杨一清,这人不但极其佩服张璁,且还知道他之得被召回是由于张璁向嘉靖推荐过他之故,因此很多事情对于张璁都肯相让。但首辅在阁中独揽大权,一切出头之事都由首辅独任,票拟等类工作,也都以首辅为重,其他阁臣,即便是次辅,也都得遵照首辅的吩咐,按照他的意见撰写成文,送交首辅审阅批改,自己丝毫不得自专。这些情况,都使张璁极为难耐,但这却又是早已形成的成规,杨一清即便想让也无法可让。

入了阁反而使得张璁与嘉靖之间几乎断了联系,使他们都很不惯。但越过首辅是难办到的,嘉靖多方寻思,又另外想出了个主意。他想到,明仁宗时曾赐给首辅杨士奇一枚银章,着其密奏大事盖上此印以为识别。杨士奇当时是首辅,内阁所有奏件都需由他经手,赐这银章,不过用以识别密件并示殊荣而已。但是若非首辅,有了这种银章,便也成了密件,只能由皇帝亲拆,首辅便无法过问了。如果张璁有了这种银章,杨一清虽为首辅,也无从参与他们之间的秘议了。这么想过后,嘉靖便赐给张璁两枚银章,一枚的章文是“忠良贞一”,另一枚是“绳愆弼违”,命他可用这两枚银章密疏奏事。后来桂萼入阁,也赐给了他一颗文为“忠诚敬慎”,一颗文为“绳愆匡违”的银章,让他也可径舒所见。张、桂二人都得到了这类银章,嘉靖忽又觉得若不也赐给首辅杨一清两枚,未免太冷落了他,于是便也赐了两枚银章,顾全他的面子。那两枚银章的章文,一是“耆德忠正”,另一个是“绳愆纠违”。他这么大赐银章,一时竟成风气,后来的夏言、严嵩也都得过这类银章。这一来,固然稍稍打破了首辅垄断一切的局面,但使内阁中的冲突矛盾也更加剧,彼此争夺达到了高潮,相互拉帮结派,便形成了后来的门户之争。

张璁得到了密封奏事的银章,虽说比以前自在多了,但是上面紧压着个首辅,还是很为不快,终于嗾使言官对杨一清大加攻击,把杨挤出阁外,后来更把杨一清连入朱继宗狱,说杨一清曾经受贿,更使他得了个“落职闲住”的处分。杨一清后来才知道,他所遇到的一切逆事都是张璁玩的圈套,气得骂道:“老矣,乃为孺子所卖!”终于疽发于背而死。

张璁没能得为首辅时,对于首辅的各种特权极为痛心疾首,等到挤走了杨一清,自己登上了首辅的宝座,他的傲居人上,比在他之前的一些首辅还更有过之。他的专横,《明史》说是“颐指百僚,无敢与抗者”。他这样专横,不但僚属都极不满,就是嘉靖也渐渐有些感到,对他也渐有些不悦,这种情况,他已有些感到,极想设法再能迎合帝心,巩固恩宠,但是那时大礼诸事都已议毕,他已再没有什么本事能够突出地来表现自己了。几经苦思,终于又给他找到了一条向皇帝表示忠顺的途径。他是从他自己和嘉靖的名字上想出了点招数来的。嘉靖名叫朱厚熜,这个“熜”字,与张璁的“璁”,字虽不同,音却无异,于是他上疏说,他的名字音同圣讳,每一念及,都觉五内难安,所以决心改变本名,免增己罪,并盼圣君赐予嘉名,则更恩同再造矣。嘉靖是个极喜受人奉承的人,得疏之后,极为高兴,立刻传旨奖谕,并将他赐名为“孚敬”,字“茂恭”,并将这四个字亲手写为大字书帖,命人赐给张璁。至此,稍为冷落下去了些的圣眷,又重新显得热烈起来。

自议礼以来,张璁自诩无人与敌,事实似乎也是如此,直到他遇到了夏言,才算真正遇上了强硬的对手。

夏言与张璁一样,也是以上疏论事投合上了嘉靖,由此而飞黄腾达的。夏言是正德十二年(1517)的进士,中在三甲第三名,由于入了三甲,被选为庶吉士,或分到翰林院、詹事府等类日近天颜的近职原已无望。他被授为行人司的行人,品秩虽只有八品,但总算是个京官,职在替皇帝跑腿,干些颁行诏敕、册封宗室、抚渝诸蕃等类的事,和宫廷多少总还沾着点边,迁转虽说不及词臣,却比那些外官又稍强些。夏言虽然中得不高,实际却很能文,又警敏通达,素有大志,虽被授为行人,却不肯默默以终,每有机缘,不断地以才辩自见,果然很快便被擢为兵科给事中,不仅官升了一点,达到从七品,而给事中属于言官,可以尽情言事,直达天听,比行人距天庭又近了一步。夏言自从得为言官,更想有以自见,便不断上疏言事,嘉靖才始嗣位,他便上疏论及朝中壅蔽、矫诈诸般弊端,并提出了如何杜绝诸弊的方法。他文辞优美,自始便给嘉靖以深刻的印象,曾传谕嘉奖,不久,更把他从兵科给事中调为吏科给事中,官虽仍然一样,但以六部的顺序而言,吏、礼、户、兵、刑、工,从兵科转到吏科也真是一种上转。

嘉靖七年,夏言上了一封以为天、地理应分祀的疏文。这道疏文正好投合了嘉靖的心意,就此成为夏言青云直上的阶梯。原来嘉靖自议礼全胜后,很为得意,自觉在礼学上已经很有一手,那时他忽然觉得天、地合祀似太笼统,如以天、地、日、月分而为四,合成四郊,倒是发前人所未发;此礼由他创始,也必将永垂后世。他这样想着,便把张璁、翟銮、霍韬等议礼诸臣召入,悄悄说给他们,要他们加以研究,看看是否可行。张璁等人虽都是以迎合帝心得至高位的,但冒险犯难已获成功之后,却已失去了昔日的胆气,对于此事,实在缺乏胆量再来出头。首先因为他们对此都很少研究,实在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再则,他们的形象很坏,举国都把他们看作离经叛道、谄佞无耻的小人,他们自己都很明白,力循旧规,以图稍有改变,尚且很难,如何还经得起又折腾一番?况且他们还素知,庙堂之上,总是以安于“率由旧章”的人占大多数,即便改革的理由充足,也会遭到反对,何况他们于此既无所知,为人也都还在众所鄙视的情况之中呢?由于顾忌很多,所以张璁、霍韬等互议后,便都以于古无据,劝嘉靖不必多所更张。嘉靖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既然他的智囊们都认为不可,便也想悄悄算了。恰在这时,夏言递上了他的天、地宜于分祀的疏文,不但想法与他暗合,而且说得头头是道,处处都有古礼可据。这可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嘉靖不觉连连赞叹,拊掌称快。嘉靖所以如此高兴,还在夏言恰于此时和他想到了一处,使他很为惊奇。他觉得,夏言此举,与张璁等人在议礼上为他出力大有不同。议礼一事,是他早已明白提出,并遭到了通朝反对,一切都很明白,张璁等人出力赞助,并无巧合之处。而这分祀之议,他却只和张璁等人暗中谈过,外人万难得知,夏言和他同时想到这事,真似灵犀一点,心意互通,其中竟有天意也未可知。

嘉靖在极端高兴之余,立将夏言的疏文交由外廷共议。那时议礼已获全胜,所有计议几已全由议礼诸臣共同把持,他们很怕有个外人挤入,和他们争夺宠信。为首的张璁对夏言更深有所忌。因为夏言虽然比他年轻,官位也低很多,但论科分却是正德十二年丁丑科的进士,比他还要在前;而且夏言一直不断上疏论事,很以能文著名,也使他深有忌意,早就想设法予以打击,使之不敢狂傲。无事尚想寻事,如今把夏言的疏文交由他们评议,如何肯于轻放?他们各自力诋夏言是无知胡为,其中尤以詹事霍韬的诋议最为刻薄,已经近似嘲骂。他们力排夏言,却忘了嘉靖也曾持有此说,攻击和嘲骂夏言,等于把嘉靖也在攻击和嘲骂着了。嘉靖是个任气的人,如何能容得这个?当下为之震怒,把攻击最力的霍韬立即投入狱中,并且颁降玺书褒奖夏言,并赐予四品服、俸,极显然地表现出了他的爱憎。

自此以后,夏言和张璁等人更加势同水火,常相攻讦。夏言这人,史称他是“豪迈有俊才,纵横辩驳,人莫能屈”。他独自一人,单枪匹马,和张璁等人相斗,不独毫无惧色,而且一个一个打败了他们。他笔锋犀利,语言便给,当然是个取胜的条件,但来自上面的嘉靖对他的支持,实在更有决定作用。还有,夏言与张璁等奋争更赢得了举朝人士的赞美和支持。这是由于议礼诸臣的得势是由于嘉靖的袒护之故,多少和他们争持的人都受到了不同的打击,有的被迫罢官,有的被投入狱,有的受了廷杖,有的甚至丧了性命……由于和他们相争总不免于得祸,人们才静下来,不敢与之相争了,但是鄙视他们,憎恨他们却仍始终如故。忽然半路里杀出个夏言来,不但敢于相争,且还一个一个统统打败了他们,无异给举朝上下出了一口恶气,人们对他的支持、赞扬,自然可想而知。这对夏言,当然也是极大的鼓舞。夏言那时的行事真可说是无往而不利,真是样样都中在点子上了。最后,夏言的仪表对他也起了不小的帮助。夏言议郊礼得胜后,嘉靖还想把那郊礼编辑成书,因而便把他调入翰林院,授为侍读学士,并充《郊礼》的纂修官。侍读学士例有在一定的日期要为皇帝进讲的职任,史称夏言是“眉目疏朗,美须髯,吐音宏畅,不掭乡音,每进讲,帝必目属,欲大用之”。夏言受到嘉靖这样的激赏,升迁得十分迅速,由侍读学士而为翰林学士,掌翰林院事,兼少詹事,进而兼礼部左侍郎,最后代李时成为礼部尚书,掌翰林院事和直日讲都一直兼任如故。调为词臣不及一年而得升任尚书,达于六卿之列,晋升之速,实在是极少见的。

夏言是在张璁已因帝眷少替,请求致仕后才于嘉靖十五年(1536),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初次入阁。当时为首辅的是翟銮,不久翟銮以丁忧(父母之丧,为官者要回家守孝三年,谓之“丁忧”)离去,李时晋位首辅,这两位首辅都不敢与夏言的气势相撄,事事让他,因为夏言不但才干远出他们之上,而且嘉靖专听他的,并也赐给夏言一枚文为“学博才忧”的密封奏事的银章,有什么话都可以直接上达,所以那时的夏言虽然未为首辅,而却是“政由言出”。夏言那时由于独自一人便曾打败张璁、霍韬等多人,皇帝对他已是言听计从,人已变得骄横恣肆,不可一世,对人的颐指气使,已比张璁更甚,内阁由首辅垄断一切的旧规,对他也更无效。夏言所以比张璁还更跋扈,并非全由气性才干有所不同,处境有异,关系却似更大。张璁虽然得君,但举朝上下对他却是攘拳怒目,人人喊打,他的目无首辅,倚势凌人,很多都是出于以攻为守,不得不然,心中常怀戒备,所以遇到夏言,接连为其所挫,便即因病致仕,退身回乡,得到善终。夏言得君比张璁更甚,又是举朝上下心目中的英雄,骄恣之性便一发而不可收拾,连对倚以为贵的皇帝也不免有些轻慢起来,结果为人所算,竟至弃身西市。

斗倒夏言、使之弃市的却是由他自己引入内阁中作为助手的严嵩。严嵩是江西分宜人,和夏言是同乡,他是明代有名的奸相,为人阴狠毒辣,但却都以柔媚出之,对人善笑会哭,使之无从捉摸。他和夏言正好相反,夏言刚愎自用,他却巧笑取容;二人一刚一柔,所以相争都在暗中,真是柔能克刚,夏言终于命丧其手。

严、夏之争,由于严嵩是以阴柔取胜,所反复之多,历时之久,手段之毒,在明代的阁臣争夺中都达到了高峰,前此的夏言与翟銮、李时之争固远难与之相比,即后来的徐阶与高拱,高拱与张居正之间,争持间也都很用了些阴谋、权术,但和严嵩之与夏言,却仍要差一着。夏言原就以才智自负,骤然顺达,越更目中无人,无论尊卑,一概等闲视之,严嵩是由他引进的,得不到礼遇自然更不待言。夏言入阁后,自始便是名非首辅,实如首辅;而且为时不久,便适逢翟銮丁忧,李时病故,真成了首辅。上面无人,对下就更凶了。后来翟銮丁忧期满,重又入阁,夏言依例退居次辅,但实际上却丝毫未变,翟銮的首辅仍然是只有其名。史称翟銮重入阁后对夏言是“恂恂若属吏然,不敢少龃龉”。夏言对于别的阁臣自然更不客气,未为首辅之时已以首辅自居,身居首辅之后,把历来的首辅特权更发挥至尽,什么都只由他出头,什么都得听他分派,所有阁臣遵命照拟的文稿也都得呈送给他,由他批改。严嵩照夏言看来,是在他的庇荫之下的私属,对之就更苛些,呈送的文稿常给改得一塌糊涂,有时还要掷还给他,命其重做。严嵩无论受到任何侮辱,表面上总能做到谦恭和顺,但在心中却又另有打算。他是个权欲熏心、巧于营运的人,夏言即便以前辈待他(他比夏言中式还早四科,以科分论,已应是个前辈),遇有机会,也难保他不会乘机排挤倾陷;对之无礼至此,如何不会怀恨在心,暗中下手?

严嵩倾害夏言,是极隐蔽,又极全面,用的是慢慢浸透的办法。在上,他已看出,由于夏言的疏慢,嘉靖对之已很有些不满,自己便更做得诚惶诚恐,和夏言成为尖锐的对比,特别是二人共同入对时,严嵩在夏言的傲然无视下,越发做出一副俯首低眉、极其怯惧的神态,很引起了嘉靖对他的怜念,因之也赐给了他一枚文曰“忠勤敏达”的银章,使他也得密封言事。到嘉靖二十年以后,这位以精于礼学自命的皇帝,他已避居西苑,除去征伐诛杀等事而外,别的已很少过问,每日只是和一些方士在一道,讲求服食成仙之道。那时的阁臣,则都在西苑赐有直庐,他们除了代为办理国政外,还要代撰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词”。那是一种赋体的文章,要能以极其华丽的文笔表达皇帝求仙的诚心和对上苍的祈求。嘉靖原本性急,加以求仙心切,对于青词的要求既多且急,有时想到一点新意,常会把在直庐的阁臣召来,命其即就其意撰写新的青词,即或时在深夜,也不容稍缓。能写出深得帝心的青词,已成为扶摇直上的条件,当时有很多阁臣竟是以善写青词而得入阁,而入阁后也是专门只写青词,不干别的。对这些人,当时称为“青词宰相”,既是直陈,却也颇有讽意。嘉靖不但要阁臣代撰青词,还要求他们的服饰打扮也都表现出求道的诚意。他制有一种道家服用的香叶冠,赐给阁臣每人一顶,要他们入西苑时戴上。他还传谕,进入西苑只准骑马,不许坐轿。严嵩对此不但谨遵,还在香叶冠上笼以轻纱,以示虔敬。这使嘉靖很为快慰。夏言忙于国事,对求仙不甚留意,领到了香叶冠也不肯戴,以为那不是正式朝服,为大臣者绝不宜戴。入西苑他也不肯骑马,仍是坐轿,其意也在那才不失体统。夏言与严嵩二人,一正一反,对比之下,嘉靖的宠任越见转向严嵩了。

对上面所用的工夫,还只是严嵩进攻的一个方面,对下,他也下了不少的工夫。他的策略也和向上时一样,仍是处处都与夏言形成对比:夏言严峻,他就宽和;夏言傲岸凌人,他就谦恭下士;夏言轻于处分,他却到处救援。这种一正一反,严嵩很收拾了人心,助他而攻夏言的人日见其多。明代的言官,种数都较以前各代为多,这也是明太祖想要诸臣相互制约,在订立官制上的一种反映。初时虽也有人利用言官作为打击他人的工具,但还只是偶然,没能成为风气。张璁等人入阁前后都曾拉拢言官,利用他们造成气氛,已开始了阁臣与言官间相互利用的苗头。夏言也抓住了这一点,以其纵横之才,对之利用得更多,但也还是多以声威驱使,没能形成派势。严嵩则对言官有了更进一步的勾结,尤其是对有嫌怨于夏言的言官,他在暗中更对他们封官许愿,嗾使他们帮助他来疏论夏言,已经为后来所形成的门户之争,开创出了一些作为门户的规模。

严嵩攻击夏言还用了更毒的一手,便是利用嘉靖宠信方士,夏言却很贱视他们,他们因而对夏言很为不满这一点。严嵩曾悄悄去找最为得宠的方士陶仲文,要陶设法攻击夏言,把他赶走,以便自己可以升为首辅。他这事办得虽很机密,但却没能逃过夏言的手眼。夏言很快便得知此事,于是立刻调动言官,对严嵩纷纷疏劾。幸而严嵩正在受到嘉靖的怜念,所以疏劾虽猛,还得无事。一天,严嵩单独见到嘉靖,嘉靖和他谈到夏言,并对他们之间的不协略有所询。严嵩认为,这可是个千载一时的机会,立即全身颤抖,伏地叩头,痛哭不已。嘉靖望着跪伏在自己面前的这个痛哭失声的老人,越发动了怜念之情,更想知道夏言到底为何欺压这个老人,竟使他伤心到这种情况,于是连连催他,叫他有话尽管放胆诉说,不要害怕。至此,严嵩才觉得戏已做足,于是便将平日搜藏在心的夏言的种种罪状,加枝添叶,一一哭诉出来。这一着,已经使得嘉靖对于夏言由不满变得有些恼恨。这事过后不久,却巧碰上了一次日全食,那时还在深信日为帝像,嘉靖想到夏言的种种情况,便下了一道手诏,说是,“日食过分,正坐下慢上咎,其落(夏)言职闲住”。一个首辅竟至受到这样的处分,其获罪之重、恩宠之衰,可说都已相当严重。

夏言一去,严嵩不但得为首辅,而且朝中少了一个他最为惧怕的人,精神上也舒展开了。他对嘉靖还是以柔媚取容,尽力入直西苑,小心伺候。对外,则大权独揽,一切专决,而且呼群结党,纳贿行私,日渐毫无忌惮,上下左右,很快便都安插满了他的私人,威福自恣已经到了人人侧目的地步。

嘉靖这人,终究并非十分昏庸,他虽僻居西内,不大过问朝事,而于很多大政,仍还有些敏锐感觉。严嵩虽会哄他,但他于严嵩的贪婪恣肆还是感觉到了,同时想到,处分夏言未免失诸过重,也很有些悔意。夏言虽已落职家居,但每逢元旦或是嘉靖的生日,总还要上表祝贺,由于已无官职,所以便自称为“草土臣”。这个自称,平实大方,哀而不怨,嘉靖在有悔意时看了,不觉心驰念远。嘉靖二十四年(1545),夏言又有贺表,嘉靖更为心动,他想起夏言的才干,觉得还是由他来主政功效更好,于是尽复夏言所有职衔,派人捧敕前往夏言家中,召来重复起用。

夏言被恢复的官衔是“少师”,严嵩还没能得到,召回夏言之时,嘉靖也使严嵩晋有此号,此其用意,一在安慰严嵩,并且使他感到可与夏言成为敌体;二则意在暗示夏言收敛着点。严嵩虽将退为次辅,然却恩信正隆,不可过于轻慢。这种做法,有如明太祖召回汪广洋,原是有明诸帝都极惯用的制约之道。其实这种办法用于温良谦退之人还可有效,施之夏言这种骄恣自肆、睚眦必报的人,如何得成呢!夏言这次重复入阁,便憋足了一股报仇雪恨之气,对待严嵩不但轻慢如故,而且处处加以打击,严嵩决定过的事,立予全部推翻;严嵩所安置的人,无不一一斥退。不但视严嵩如无物,而且轻践之色毕露。严嵩还是极怕夏言,尽管备遭凌辱,还是只有笑语周旋。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信心腹被逐殆尽,有的且被投入狱中,或被遣戍,也不敢稍露欲救之意。但在心里,他把夏言却更恨之入骨。他由此总结出了一番道理:夺取首辅,不能把在位的搞出算数,必须置之死地,才可安心。他杀机已动,笑在脸上,恨在心里,更狠毒地蓄谋伺机,决心非要夏言的命不可。

夏言和曾铣共同筹划的“复套”之议,却给严嵩带来了机会。原来河套一带肥沃地方,明初虽然已入版图,后来渐渐又被左近各族游牧之人所占。那时职任陕西总督的曾铣,默察边情,认为恢复故套实并不难,只要再略加些兵力由他调度,便足够了。正好赶上重入内阁的夏言也大有趁此机会建立一番功业的雄心,得知曾铣此议,也认为此举可以永绝套患,可以一劳永逸,极为赞许。他一面与曾铣通过书信往来,不断商议;一面多次向嘉靖荐举曾铣,说是群臣之中,忠诚才干,谁也比不上曾铣。嘉靖很为夏言所动,不但多次命夏言拟旨奖谕曾铣,并也真在筹划兵饷,想要完成复套之功。但是嘉靖的兴致虽有,却又时怀隐忧,特别是想到“土木之变”,更怕轻启边衅,惹起祸端。严嵩看出了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于是立刻动手。

严嵩这次的做法仍是多方发动,齐力进攻。他先勾通嘉靖的近侍,要他们时常以语言影响嘉靖,让他感到“复套”之议实在是个祸根。在外廷,严嵩又在暗中发动言官,要他们有人亟论边衅不可轻开,有人则疏劾曾铣结纳阁臣、大言欺君。严嵩又已知道,曾铣的岳父苏纲和夏言素有交谊,夏、曾之间的往来,苏纲也曾助成,觉得更有利于构成夏、曾二人的罪名,于是联通边将仇鸾,要他力言查得曾铣贿通夏言的细节。

嘉靖受到左右近侍的影响,实已很怕“复套”会惹出事来,但他多次曾命夏言拟旨奖谕曾铣,授人以柄,又难改过口来。为此时常暴怒,闲时又常喃喃自语:“搞不好,杀一个曾铣能了事么?”至此,严嵩觉得事已成熟,便力言河套实已难复,并攻击夏言赞助此举别有用心。严嵩很了解嘉靖的想法,他已自悔孟浪,却又羞于自承,说夏言别有用心正是给嘉靖找个借口。使他借着怒责夏言可以脱身出来,夏言为此曾和严嵩往来疏辩,这使嘉靖更加冒火,于是又夺去夏言的官阶,命他以尚书致仕。

又赶走了夏言,但是仍然没能致其死命,严嵩对此当然不能放心。他知道嘉靖是个极其护短的人,奖谕曾铣是他落在夏言手里的一个短处,单凭这个,就足以致夏言于死。于是他命人向宫中传出谰言,说夏言离京之时很是不平,口中曾出怨言。这个精心制造的挑动,很使嘉靖惊心,不由已动杀念。这时严嵩又代仇鸾做了一道劾疏,说曾铣贿通夏言,其实意在加官晋爵,并把苏纲也牵连进去,说苏纲是为他们相互串通,共谋奸利。这事又给嘉靖造成了杀夏言的有利借口,于是一面把曾铣和苏纲都投入诏狱,一面派遣校尉去追捕夏言。这次夏言终于没能逃过严嵩的毒手,他和曾铣终于都被判了斩刑,死在法场。

严嵩在夏言之后又做了将近十五年的首辅,这次他无所畏惧,恣意而办,做了很多坏事,害了不少好人,成了直至后世还很有名的奸相。这些年中,严嵩虽说极力拉帮结派,聚集了很多党徒,但论奏他的人还是很多,几乎一直没有停过。严嵩受到的攻击虽然最多,而且都有实据,但却都没能把他攻倒,反而是攻他的人几乎反都得罪而去,或打或杀,又有很多人送了性命。这是由于攻击严嵩的人都没能掌握到嘉靖极为护短的这一要点。凡属被严嵩害了的人,都是像害夏言那样,利用嘉靖易于羞怒的弱点,激起他的火来得遂心意的。以此来论奏他,无异是指摘嘉靖,而严嵩用以激怒嘉靖的手法更自易行,攻者必然倒霉也就毫无足怪了。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严嵩而外还有徐阶,最后徐阶为极多愿以一死劾倒严嵩的人主谋,改了他们的疏稿,不谈那些被害人的冤案,却说他一贯庇护贪污盗窃,且曾勾通倭寇,其子世蕃,母丧中身系牢狱,却还日夕饮宴,恣为淫乐,既亏孝道,又且目无王法。徐阶这一改动,果然有效,竟把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也给问了斩罪,和夏言一样,也在西市身首异处。

徐阶是江南华亭人,人极聪明能干,嘉靖二年(1523),他才二十一岁便得中了一甲第三名的探花,授编修,进了翰林院。夏言很看重他,对他多予提携,所以有些人说,徐阶主谋搞垮了严嵩,也可以说替对他有知遇之情的夏言报了一箭之仇。徐阶入阁并不为早,他是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释褐已达三十年才得入阁的。他遇事从容,正也由在阁外历官多年,阅历繁多,有以致之。徐阶入阁时,首辅便是严嵩,次辅则为李本,徐阶在阁中名列第三。由于徐阶人聪明,科名高,严嵩自始对他便很忌怕,多次加以倾害,《明史》记载说是,“中伤之百方”。然而徐阶从容应付,严嵩终于无法奈何得他。徐阶的文笔甚佳,所撰青词很得嘉靖的称赏,他的声誉日起,严嵩始终搞不倒他,这倒也是原因之一。嘉靖四十年(1561),李本丁忧离阁,徐阶升任次辅。那时嘉靖对徐阶宠任渐已有些超过严嵩,严嵩也看出了,徐阶接替他而为首辅,不过是指顾间事,他害怕报复,便又使出了流涕乞哀的柔术。他设宴把徐阶请到家中,要家人都围着徐阶环拜,自己还说:“我是即将下世的人了,他们此后还望我公加以哺育。”

徐阶任首辅后,深知这个位子并不易坐,要想平安无事地离开更得好自为之。因此,他进能思退,很早便着意为自己的退路做了安排。他首先想到的是,要找一个和厚守正的人,把他引入阁中,共事时是个助手,致仕后不会存心不良,多所为难。他选中的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未科的状元李春芳。他还想到,裕王虽尚未被立为太子,将来入居帝位的必定是他,那时他的讲官高拱,自也定将入阁。既是定然如此,何不先走一步,就把高拱引入阁中,使他知情感激,免于将来或会成为对手?他这两着,看来似乎都好,其实却是一失一得。对李春芳,他这着棋算下对了。李是个好好先生,向以恬退为怀,一切正如徐阶所料。对于高拱,他却看走了眼。高拱倨傲尚气,自觉已在裕邸主讲多年,入阁是铁定了的,对徐阶的引进简直毫不在意。入阁之后反而发生了不少误会,两人之间竟已渐似势如水火。

徐阶想着,将来李春芳即便位居首辅,怕也难与高拱相敌,必须更找一个雄鸷果敢的人,引入阁中,用来抵制高拱日后可能会有的报复。他意中的人选,是一直都在给高拱做副手的张居正。徐阶对张居正在早便已有深刻的印象,觉得此人虽久居高拱之下,但论举止气度,高拱还不及他。这次徐阶比以前更为谨慎,在把张居正引入内阁之前,便先和他接近,示以厚待之意,要到彼此相投之后,再作援引的打算,到为嘉靖草遗诏时,徐阶对张居正的拉拢达到了极点。依例皇帝去世时所发出的最后一道遗诏,应由首辅主草,他如需要有人商议,多半也是邀约一或两位阁臣。但是徐阶这次却把阁臣全都撇开,单单约了张居正来共同商议。这个做法使张居正很为感激,而阁臣之中,别人还好,尚气的高拱则大为不平,不仅更恨徐阶,并也迁怒于张居正。这种迁怒似乎倒正是徐阶所需要的,高拱与徐阶相比,究竟差着一着,入了徐的算中,还不觉得。

张居正是在裕王即位,改元隆庆后才入阁的,当时首辅是徐阶,次辅是李春芳,以下则有高拱与和张居正同时入阁的陈以勤。张居正与李春芳是同年,他也是丁未科的进士;他与高拱共事多年,一向都是高的副手,在裕邸,二人也是同为讲官。本来高拱也很看重张居正,并且同以相业相期。徐阶一意厚待张居正,使高拱极为不满,草遗诏后更加有了距离。在内阁中,高拱虽说名列第三,但自觉是裕邸旧人,很不把首辅、次辅放在眼里,遇事常都坚持己意与徐阶相争,有时甚至出言不逊,给人以很恶劣的印象,终于闹到难以继续,隆庆改元后不久,便被迫去职。

徐阶知道,隆庆信爱的还是高拱,他之不肯相下,必使高拱被迫离去,是不想使自己显得软弱,有个被人逐出的形象。高拱去后,他又从容布置,干了一年多一点,才于隆庆二年(1568)七月,致仕回家。

徐阶去后,李春芳晋居首辅,以下则有陈以勤和张居正。张居正虽居末位,却是对人严正,颇具相体,他对李、陈二人,全都看不上眼。一天,在阁中闲谈,李春芳感到自己办事很难,人言啧啧,不觉叹道:“以徐公之贤,都还以人言而去,我还能久在么,只有早晚乞身而退而已。”坐在旁边的张居正,看了看他,不觉冲口而出:“这么做,倒还能保住名声!”话说得这么轻率,竟使素有好好先生之名的李春芳也不由大吃一惊,愕然不已。

隆庆三年十二月,高拱终于又被召回,位居次辅。他把首辅李春芳更是视为无物,凡事全以己意出之,并且专向徐阶寻事,不但尽反徐阶所为,而且多方罗织徐阶的罪状,想如严嵩之于夏言,把徐阶彻底除掉。由于徐阶的儿子在乡欺压人民,颇多不法,正好被高拱抓着了把柄,便与以前在那里做知府,和徐家结有仇恨的人,联合勘磨,把徐阶的两个儿子定了遣戍的罪刑。在朝中,高拱不断嗾使御史,要他们加紧论奏徐阶,一心要把徐阶搞垮。张居正看不过去,又感念徐阶的种种厚遇,很想使事情缓和下来。那时李春芳和陈以勤都已致仕,张居正已是次辅,每和高拱论事,常常加以解劝。不想这时忽又有人谣传,张居正受了徐家三万银子,所以才这么尽力。高拱这人久已习于当面凌人,听到这种谣言,便即找到张居正,当面倍加讥讽。张居正纵然指天誓日力言并无此事,高拱却总不信。这样,两人之间裂痕更加增大,以至难于并立,到隆庆六年(1572),隆庆去世,张、高二人终于短兵相向,高拱败下阵来,张居正开始了他的长逾十年的重臣生涯。

明代阁臣间的争夺、倾陷,以从张璁到张居正这一段时间表现得最为激烈,相互拉拢言官,开展攻讦,也是从这一段时间里发展起来的。此中互争的时间最长,最激烈,也最残酷的是严嵩与夏言之争。干得最为脆快,勾结已经达于内宫的,则是张居正之逐出高拱。张、高之争由于牵涉到内监和内廷,后面还要说到,这里便不再多说。

张居正之后,门户之争已渐形成,阁臣进退,与言官之间攻讦、争辩的声势、胜负,关系也已日见重要,阁臣彼此之间,斗争的方法和形式也就颇有不同,所涉及的范围也加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