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市井有谁知国士 第一节

杨度,一个令世人瞠目的奇人,一个谁当政也不能小觑的清客。回眸北洋时代,视线躲不开杨度。

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1875年1月10日),杨度生于湖南湘潭,和十八年后出生的毛泽东同籍,本名杨承瓒,字晳子。这位少时即得清名的三湘才子,这位执政者的座上宾,这位黑白两道都能摆得平的“老大”,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他忽现忽隐的身影曾牵动了多少国人的视线。得意时他出入京华豪门,失意时他避居天津、青岛,按说,无论湖南还是北京,也无论津门还是岛城,都总该留有一两所杨氏遗址才是。可是,翻遍这些城市的相关图书,已经找不到一处杨度的故宅了。

也许真的没有了。当年,为了搭救在北大任教的“过激党”朋友李大钊,杨度把京城的住宅“悦庐”卖了;数年后,为了救济李大钊及同案烈士们的遗属,他又把远在青岛的前德国租界里的洋楼卖了。失了私宅的杨度只能做权势者的门客,从京城,到沪上,直至死。所以,我虽生长于青岛,对清末民初寓居岛城的名人的宅第不太陌生,但从来不知道哪座洋房曾属于杨度。而且,我曾几度在天津探访旧时租界里的名人故居,也没有谁告诉过我杨度曾在哪栋小楼里落脚。

北京西城区的丰盛胡同曾有杨度的“悦庐”。数年前,我曾自西向东走过两遍此胡同,几百米长的胡同里已经没有一座像样的旧时豪宅,而且,新拓宽的太平桥大街刚刚又切去了胡同的西端。一位出门倒垃圾的中年居民说,他家老辈就住这条胡同,不知道杨度是干什么的。至于老宅子嘛,没了,一个也没了,本来胡同西头儿的北边,还有几栋从前的大宅子,但现在都拆了。

回看“胡同西头儿北边”,正是一地残砖废瓦。我知道,一座新建筑很快就会崛起,与太平桥大街西侧的那幢近年新建的全国政协办公大楼隔路相峙。

丰盛胡同里,有几家中央级单位,而这几个单位,又都与曾经住在这里的这位奇人有着奇妙的关联。胡同南边有中央编译局——杨度乃清代最有名的宪政鼓吹者,他创办的第一本刊物,叫《游学译编》,是近代中国翻译介绍各国政治体制的最早期刊;胡同北边有中国法学会——杨度不仅是清末《钦定宪法大纲》的诠释者,还是《大清新刑律》的起草人之一,彼时的大法学家;胡同东头有国家档案局——杨度担任过清廷内阁统计局局长,那时的统计局,兼有后世的档案局职能。你看,他的主要人生履历,都与丰盛胡同的三个“国”字号单位有关。可是,丰盛胡同,乃至整个京城,却没有给他保存一席之地。

所以,在北方,我也就一直没能与这位奇人“碰面”。

倒是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我却两度与之“邂逅”。

虽说是上个世纪、上个朝代的事了,但“杨度”两个字依然是个幽幽散着神秘微光的人物,以致两度遭遇都颇令我踟蹰,不知自己该不该摸着这微光一直走进20世纪之初。我很怕自己迷失在那段烟雾弥漫的历史里。

两次相遇的日子,都十分难忘——

一次是在1995年6月1日,那一天因与孩子有关而使我耿耿于心,而我也真的是在一位大孩子的指引下走进了著名的万国公墓——那天,我本是去谒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的,无意间却走到了“杨度之墓”的碑石前。

还有一次是2000年1月8日,那天是周恩来先生的忌日,我恰巧在上海半晌无事,便请《新民晚报》记者高晨女士领我去看前朝的“周公馆”。

从幽静的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回来的路上,在一个公交车的站牌旁,偶然看见一方嵌在里弄口墙上的小小铭牌,上面刻着四个字:杨度故居。

我不禁为这巧合暗自一惊,因为周公确乎与杨某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

乱纷纷的闹市中,我一下子想起杨度的一句哀己不幸的诗来:

市井有谁知国士?

是哟!现在,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这位北洋时代的国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