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两汉 当大儒撞见大儒

要说西汉末年的大儒,其实刘歆原本排不上第一号,在他上面,还有一个名气更响、德行更高,简直堪为万世儒生表率的人物,那就是太皇太后王政君的侄子,从大名鼎鼎的外戚王氏家族出来的王莽王巨君。

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还没当上皇帝的王莽那可真是道德楷模,他好学,勤奋,节俭,谦虚,几乎集人类优良品德之大成。全天下的儒生,甚至包括大批中小地主,全都盼望着这位王大师能够掌权,琢磨着只要他一掌权,立刻就能风调雨顺,天下太平,皇帝也不昏庸了,朝廷也不混乱了,宦官也不弄权了,外戚也不胡闹了,地方官也不鱼肉百姓了,夏天热不死狗,冬天冻不死人。一句话,地上天堂就此建成。

王莽不仅和刘歆一样都是大儒,当年一起当过黄门侍郎,是同僚兼老友,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谁都比不上,那就是极度地崇古,认为古代(主要指西周以前)一切都好,现在一切都糟,要想搞好现在的朝局,一是得尊儒,二是得崇德,三是得复古。后来他篡了汉朝的权,建立新朝,立刻开始实施自己的理想,官名要改古的,度量衡要改古的,法制要改古的,连钱币都要改古的,恨不得穿越时空把整个新朝带回古代去算了。刘氏父子的新五德理论一直上追到伏羲,足够古董,王莽见了自然喜欢。

于是乎,一个积年老神棍和一个积年老幻想家一拍即合。

王莽算是赶上了好时代,本来他老王家做了多少年的外戚,好几代大家长都擅权胡为,名声已经臭大街了,他王莽的名声还得靠跟叔叔伯伯们划清界限来获得。可是接班王家上台的几伙儿外戚,包括丁家、傅家,还有一个靠自己和姐姐、老婆一起滚皇帝床单才得以上位的美男子董贤,那是一蟹不如一蟹,一个赛一个地遭到全社会的唾弃。于是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六月,汉哀帝驾崩,太皇太后王政君立刻抢走了玉玺,全面拨乱反正,早就被挂个空头衔赶出中央的王莽也就此卷土重来。

朝野上下是一片欢腾啊,而王莽也秉持着当年孔夫子诛杀少正卯的精神,再“温柔敦厚”都敦厚不到政敌头上,所谓“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把丁、傅、董等人一通死命地踩。他越是踩,自己的声望就越高,声望越高,权力也就越稳固,于是次年就当上了安汉公,又四年当上了摄皇帝,也就是代理皇帝,又三年,正式篡位成功。

西汉终结,新朝就此建立。

我们前面说了,汉儒不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儒家流派,他们说的很多话,信的很多事儿,老祖宗孔、孟是压根儿不提、根本不理的,那就是“谶纬”。儒家学说跟民间迷信结合在一起,根子是在老宗师董仲舒身上,说什么“天人合一”,汉元帝、汉成帝以后搞得越来越玄乎,终于到刘向、刘歆爷儿俩这里,开出了那朵绚丽的恶之花。王莽跟刘歆是同时代的人物,同为大儒,又是好友,他虽然没留下什么鸿篇巨著,或者语录,但咱们可以相信,他的看法和思想,跟刘歆也差不太多。

也就是说,王莽这人不但崇古,拼了命地想复古,而且也跟刘歆似的,迷信到了极点——咱们终究不能像孙猴子一样钻到别人肚子里去,不如公允点儿来说,王莽跟刘歆一样,都表现得迷信到了极点。总之,在王莽执政的时期,各种祥瑞、祥物是像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啊,西汉朝两百年官方承认的祥瑞,或许还没他称帝前几年来得多。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要是王莽根本不信这些花活儿,出第一个祥瑞就一棍子打死,肯定也就不会有第二、第三个了,全因为他的怂恿甚至是热爱,各路闲人闹出的花样才会那么百花盛开。

比方说什么禾苗长了三丈长啊,一根麦上生三穗啊,不播种就自然生谷子啊,没有蚕却自然生出茧来啊,天降甘露啊,地生清泉啊,凤凰呼啦啦都飞了来,巴郡出现石牛啊,等等。千奇百怪,无所不有。

那么按照新旧五德学说,这些天降祥瑞不是保佑旧王朝太平无事,就是说明新王朝将要诞生。王莽作为执政者,通过和认可这种种祥瑞,而不是怒斥其为妖言,明摆着不是为了大汉朝千秋万代,而是想要建成个新王朝。可是新王朝该怎么建成呢?王莽是位讲“仁义”的大儒,他才不搞什么暴力革命哪,他要搞和平演变,这也正好跟刘歆上承董仲舒的“五德相生”说法相吻合。刘歆的新理论对他这么有用,哪有不拼命利用的道理?

于是乎,元始五年冬季(公元5年),前辉光谢嚣上奏说:“我属下的武功县长孟通在疏一口井的时候,偶然间挖出块白石头来,上圆下方,就好像是祭天的玉圭一样,石头上还刻着一行红字,写着‘宣告安汉公王莽做皇帝’。”王莽要是没有野心,不想篡位,就应当立刻把这奏书给撕了,或者直接扔到谢嚣脸上,可是他没这么干,反而暗示大臣们把这件事禀报给太皇太后王政君。老太太当场就火了,说这是妖言惑众,不可相信,更不能执行。

王莽这第一次试探,就这么着碰了一鼻子灰。他也考虑到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就让太保王舜糊弄那老太太:“王莽哪儿会有别的心思啊,他只是想做摄政,加重自己的权柄而已。”老太太一时迷糊,竟然信了,于是下诏说:“我仔细琢磨这‘做皇帝’几个字,应该是指代行皇帝职权的意思。好吧,那就让安汉公仿效当年周公辅佐成王,名正言顺做个摄政吧。”

这要搁别的朝代,王莽就该称摄政王了,可是周公摄政年代久远,他当初是个什么名号谁都不清楚,再往后就没有类似例子了。所以王莽就老实不客气地自称“摄皇帝”,还顺便把年号都给改了,改成“居摄”——估计也就是因为有这个臭例子摆在前面,所以此后只出摄政王,再没有谁敢继承这种奇奇怪怪的“摄皇帝”的名头。

摄皇帝当了整整三年,王莽再也忍不下去了,于是乎新一轮献祥瑞、祥物、符谶的热潮就此产生。首先是老刘家的大叛徒、广饶侯刘京上书,说当年七月,齐郡临淄县昌兴亭的亭长名叫辛当,一晚上做了好几个梦,都梦见有天使来跟他说:“摄皇帝要当真皇帝,要是你不相信我啊,那就看吧,在这个亭中,将会出现一口新井。”辛当早上起来一找,嘿,果然地上莫名其妙地冒出了口新井,而且足有百尺之深。

这事儿真是诡异到姥姥家了,你想啊,就算真有天使托梦,干吗不找朝廷重臣,却偏偏找到一个小小的亭长呢?这亭长又不是当年的刘三儿……

接着,十一月,巴郡挖出只石牛来,扶风郡出了块怪石头,全都搬到长安,摆在未央宫门前。王莽就跟太保王舜等朝廷重臣一起去观瞧,正瞧着呢,突然间刮起了一阵大风,尘沙漫天,迷了大家的眼睛,而等到风停尘落以后,突然就凭空冒出什么“铜符帛图”来,上面写:“这是上天宣告新皇帝诞生的符谶,献上的人应该封侯。”

王莽把这两件奇奇怪怪的事情归拢到一块儿,上奏给太皇太后王政君,意思是:“天命定了,侄儿我要做真皇帝,姑姑您就别再坚持了吧。”这事儿一闹,全天下都明白王莽的心思了,于是最离奇的一幕终于出现。公元8年的十二月份,某天黄昏,突然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个超级胆儿肥的闲人,名叫哀章,他穿着身黄衣服,捧着一个铜盒子来到汉高祖刘邦的祭庙前面,把铜盒子交给了守庙的官员。官员把铜盒上交,王莽打开来一瞧,只见里面装着一份“天帝行玺金匮图”,还有一份“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全都写明了“王莽为真天子”,并且列出十一个人名,都附上相应的官爵,说应当做新天子的重要辅佐——当然啦,哀章本人的名字也堂而皇之地写在里面。

学术界一般都认定,这套花样不是王莽授意的,而是哀章别出心裁,为了当官儿自己伪造的符谶,他就此得偿所愿地把王莽扶上了皇帝宝座,自己也落着个国将、美新公的好头衔。不过我们注意一下“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这几个字,说明要求刘邦把刘家天下传给王莽的是“赤帝”,也即火德天帝,这是按照刘歆的理论,认定汉朝为火德。由此可以证明,王莽在执政以后,就基本上认可了刘歆的研究成果。

所以当王莽终于如愿以偿,玩儿了出传说中的“禅让”把戏,建立新朝以后,就立刻拜刘歆为国师,封嘉新公,把他的新五德学说确定为官方理论。王莽迫不及待地宣布,根据“五行相生”的真真正正的完美学说,汉皇室是帝尧的后裔,属火德,而他自己则是黄帝的后裔,属土德,火生土——“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说得很明白呀,接受禅让的是土德天帝“黄帝”一系——因而新朝接替汉朝是最合情、合理、合法、合适、合衬、合身的。他还特意派了个名叫张邯的儒生去跟百官解释。

至今故宫收藏的一个新朝的大鼎上,还刻着一行大字:“黄帝初祖,德匝于虞,虞帝始祖,德匝于新……据土受德,正号即真”。

梓潼人哀章,学问长安,素无行,好为大言。见莽居摄,即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图书皆书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兴、王盛,章因自窜姓名,凡为十一人,皆署官爵,为辅佐。章闻齐井、石牛事下,即日昏时,衣黄衣,持匮至高庙,以付仆射。仆射以闻。戊辰,莽至高庙拜受金匮神嬗,御王冠,谒太后,还坐未央宫前殿,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汉书·王莽传》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