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癖好

钱化佛“玩纸”成癖,无所不收,如书札、烟盒、火花、贺年片、请柬、讣告等等。所藏烟盒达万件之多,火花有十余万枚。抗战期间,日军侵入上海租界后,到处张贴告示。钱化佛白天见到告示,夜里便瞒着家人冒险去揭。揭前先得用湿抹布濡润,然后轻轻揭下,确保完整无损。下雨天则是揭取告示的最好时机。如此积年累月,钱终于攒成一整套敌伪告示,后来这成了研究抗战史的重要文献。

北洋政客潘复每天抽一听(50支)三炮台烟。这烟并非启听即吸,而是要经过一番繁琐的再加工。他的姨太太们先把茉莉花熏干研末,再开听取烟,用耳扒将烟丝掏出,拌以熏干的茉莉花末,然后装回原来的烟卷。这套程序完全是手工操作,费神费事,非心细手轻是干不了的。一听烟弄下来,需潘的两三个姨太太折腾一天,故潘从不向别人让烟。

明星影片公司的两巨头张石川和郑正秋都有大烟瘾,两人常常一榻横陈,凑一块边抽边讨论剧本。在烟榻上工作,并且富有成效,这算是当年的一景。

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晚年寓居上海法租界,以把玩古董为乐,终因此送了命。1938年9月30日上午,蓝衣社特务谢志磐带着两个“古董商”,携八件古物到唐宅“兜售”。唐绍仪对货品甚为心仪,一面在楼下客厅看货,一面遣仆人上楼取款。此时,装成古董商的刺客掏出利斧砍向唐的头部。待仆人们赶到时,唐已倒在沙发上,奄奄一息,斧子还嵌在头上,刺客早没了踪影。唐被急送广慈医院抢救,终因失血过多,不治而亡。事后的调查结果是:尽管唐的周围有不少人成了汉奸,但唐始终未答允出任伪职。

段祺瑞好围棋,也好麻将,甚至不惜为此贻误正事。有一次在天津宅中打牌,三缺一,家人就把陆宗舆约来。事后段对亲信邓汉祥说:“打牌虽是游戏,也可以看出人的好坏来。陆打牌时,鬼鬼祟祟的样子惹人讨厌。别人的票子都摆在桌上,他则装在衣袋里,随时摸取。别人和了牌,他便欠倒一下,使别人不痛快。”

虞洽卿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他酷嗜跳舞,晚年为一个舞场主持开幕式时曾说:“我现在能活到七十余岁,全凭跳舞之功,诸君如欲精神旺健,盍兴乎来。”

林森有收藏癖。1932年夏天,他上庐山避暑。某日,几个古董商送货上门,林森正把玩间,他的一个亲戚在门口望见四个彪形大汉抬着一顶无顶藤轿飞步而来,定睛一看,轿子里坐的是蒋介石,便向屋内喊了一声:“委员长来了。”林森却声色不动,依旧品赏古玩,直到蒋步入室内,才起身将蒋引入客厅。

林森虽好古玩,却舍不得出高价,因而所收珍品极少。古董商也都知道他的脾气,只带些低档货来推销,林一般出三五元选购一些。抗战期间林森病故于重庆,胜利后,遵其遗志,他所收藏的数百件字画和古玩展销于南京花牌楼某裱画店,所得之款捐给故乡的闽侯中学,据说其中只有两页苏东坡的手迹还算比较珍贵。

安徽军阀兼政客陈调元吃喝嫖赌抽样样不落。他打麻将,若输了牌,就施展起赌徒的本领,即每次出牌时,暗地里带一张牌回来卡在手里,几次打出抓进,他想要的牌就能摸回来。堂堂一个集团军总指挥、省主席,牌桌上竟然屡施偷鸡摸狗的手段。

汤玉麟爱马成癖,在热河主席任上,一有空就往马厩钻,蹲在马群中闻马粪味,视此为一大享受。他也常和马厩头王三把聊马。一些官迷见缝插针,先把王三把买通,等汤蹲着闻马粪的当口,凑上去跪在主席跟前求道:“大帅啊!您贵人多忘事,不认识我了(实则真不认识),您当营长时我在某连某排当班长,今天您荣升主席大帅了,我还没饭吃呢。”王三把拿了人家手短,就在一边帮腔说:“主席啊,可不是的,他是您的老部下,当一辈子兵了,还没饭吃呢。”汤便说:“妈的真不成器,怎么混成这个样儿!”又说:“叫秘书来,写封信,到某县找县长要个官儿干。”

商震喜欢打马球。他雇佣外国人来饲养管理他的洋马,马厩全都是洋房。他还聘请外国专家教他打马球。他任军长的32军有一支全国军队中唯一的马球队,还到上海参加过国际万国马球队的比赛。

日军侵占江南后,找到北洋时期安福系的重要角色曾毓隽,想请他出面到南京组织伪临时政府。曾不想顶汉奸的骂名,含糊其辞地推托一番后,推荐了在北洋政府当过国务总理的梁鸿志。日本人去找梁鸿志,梁又来找曾商量,问曾:“你说我干还是不干?”曾答:“你得干。”梁说:“你为什么非叫我干不可?”曾说:“你跟我不一样。第一,你生活上喜欢讲排场,豪华太过;第二,你好色;第三,你喜欢玩古董。这三件事都非有很多的钱不可。你不干,哪儿来的钱?”梁鸿志便当上了第一任伪南京维新政府的主席。梁上任后,想回过头来再拉曾下水,哪知曾早已溜之大吉,躲到香港去了。

陈荒煤生在上海,年轻时家住法租界霞飞路。他嗜书如命,买不起就逛书店。当时四马路是上海新旧书店最集中的地段,距陈家大约5里地。陈荒煤经常去那里,一逛就是大半天。如上午去,中午就吃一碗阳春面或两个烧饼,天黑再回家;若是下午去,晚上买个油条烧饼吃了,接着逛。

上世纪20年代,上海几家大报的要闻编辑都染有抽大烟的恶习,常到望平街左近的小烟馆“聚吸”。报馆的工役便把电稿或小样送到烟馆,这些编辑往往就着鸦片灯审阅。那时邵力子刚创办《民国日报》,尚无新闻渠道,便常去烟馆和一群当编辑的烟民闲聊,他并不吸烟,目的是在不经意间从他们口中获取新闻。当年《民国日报》上的所谓“北京专电”,其实不少都来自烟馆的闲谈。

漫画家丁聪的父亲是个京剧迷。丁聪上中学时,常和父亲上剧场看戏,或用收音机及唱机听戏。丁聪嗓子不行,一来二去,便学会了吹笛子,后来发展到能在正式的演出场合给名角伴奏,而且与笛子名家同场演奏也能合拍,曾令田汉等大为称怪。丁晚年时,有人提及这些事,请他当场献技,那时他已40年没碰过笛子,拿来一吹,竟致上气不接下气,丁叹道:“毕竟是老了。”

邵洵美好赌,曾总结说:“钟可成赌得最豪,朱如山赌得最精,卢少棠赌得最刁,唐生智赌得最恶,而若论雅赌,舍我其谁?”

京西名刹戒台寺从前高僧辈出,到了民国,寺运零落,败相悉现。僧众吸毒,已是公开的秘密。不少穷和尚染上烟瘾,他们往往夜里摸黑翻山越岭、往返几十里地去做法事,换来几角经贸,置衣衫褴褛、饥寒交加于不顾,立马就去买白面。

李叔同当年多才多艺,绘画、音乐、戏剧、诗文、书法、金石等无所不好,也无所不通。成为弘一法师后,摈除一切,独书法始终不舍,留下了无数墨宝。叶圣陶评价说,弘一法师的书法毫不矜才使气,意境含蓄在笔墨之外,越看越有味。

王景录任军政部交通司司长十余年。后军政合一,何应钦让他兼任交通部次长,他都不干,可见其司油水之大并俨若一独立王国。交通司自王以下各头目皆赌棍。抗战期间,物价飞涨,在一般人家日感“钱紧”的当口,王等一干人却仍三天两头狂赌终夜。无论是玩“牌九”、“梭哈”还是麻将,他们一概不赌现金,而是一次赌毕,结算之后,分别开出支票清账。

胡汉民任广东省长时,市政厅长为伍朝枢。伍嗜赌如命,尤好麻将,他与政客官僚十来人凑成一“文酒之会”,每周一聚,实则为聚赌之会。每每狂赌一宿后,伍不沾家门便直接到市政厅上班。他后来在香港当寓公,搓麻时依旧经常连宵不歇,终于在1934年因兴奋过度,突发脑溢血而亡。

大买办雍剑秋发迹之后,本指望儿子雍鼎臣子承父业,至少守住这份产业。雍鼎臣却无意于此,他结交了一帮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抽,无所不为。他曾连续赌博三昼夜而不歇息一刻。雍剑秋去世前一年,雍鼎臣染上大烟瘾,天天卧床抽鸦片,三年后竟致不能起立,但仍用电话联系股票市场狂赌。

载漪好书法。在北京时写魏碑,后一直写苏东坡的字。发配西北后,每天必以写字为消遣。但载漪写字有个习惯,每次写完即烧掉,从不留笔墨。在甘州时,慕名向“王爷”求字的络绎不绝,无一人得逞。

康有为是个宠物迷,猫狗金鱼等都不在话下,他家还养过大龟、海豹、澳洲袋鼠、孔雀、猴子、麋鹿、驴子。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度嗜酒,每喝必醉。他的另一个爱好是跳舞,终日泡在舞场。有一次袁掏出一张百元的中国银行钞票(当时市面极其罕见),让舞厅茶役给他买烟。烟摊换不开零钱,茶役就垫钱买了一盒,回来对袁克度说:“换不开这样大的钞票,我给十二爷买了一盒,以后有零钱时您再给我吧。”袁借着酒劲当即答道:“这张钞票就给你吧,我不要了!”

汤恩伯有三宝:香烟、汽车和马。他平时抽烟常向副官查数。1939年汤部驻屯河南南阳,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去看汤。汤向副官处长交代,要招待好孙连仲,但又特别叮嘱,无论如何不能拿他的烟待客。熟悉汤恩伯的人都清楚,汤一般不给客人让烟,到汤的住处,要抽自己的烟。1946年,荣德生被匪徒绑票,荣家花了30万赎票。不久毛森破获此案,荣送给汤一辆豪车,汤妻王竞白对人说:“荣德生送老汤一辆汽车,非常漂亮,既有冷气装置,又有收音机。”

张灵甫虽为一军人,却好舞文弄墨,附庸风雅。他藏有不少古董字画,其中有一把瓦壶,据说是明朝杨椒山用过的。

陈布雷生活中离不开两样东西:烟和安眠药。这大概和他所从事的职业不无因果关系。抗战前期,重庆供应紧张,杜月笙常从香港带给他三五牌香烟和安眠药。

宋美龄喜欢打桥牌,较为固定的牌友有魏道明、郑毓琇夫妇,宋霭龄也常参加。

英美烟草公司买办郑伯昭一生别无他好,唯一的乐事是打算盘。每天晚饭后,他便打开卧室里的银箱,取出三十多个存折,用算盘核计一番,看看当天又多了多少钱。他所在的永泰和洋行,职工经年累月一天到晚能听到经理室传来清脆响亮又流利的算盘声,就是弄不懂郑伯昭哪来那么多的账要算。

上世纪20年代末,许杰与女生何显文同船去南洋留学。何有烟瘾,曾在船上花一块钱买了一听50支装的香烟。许杰当时有些不能理解,他平时三块钱就能过一个月,而她买一听烟就花去一块钱。不过两人最终还是结为夫妻,一起生活了几十年。

1932年6月26日下午,鲁迅一家去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参观“春地画展”。艾青送展的作品是从本子上撕下来的一幅抽象派画稿,鲁迅走到这幅画稿前,驻足片刻,问:“这是原作,还是复制品?”艾青答:“是原作。”鲁迅说:“是原作那就算了。”鲁迅有收藏美术作品的爱好,尤好版画,很显然,如果是复制品,鲁迅打算把它买走。艾青后来很后悔,当时没有把作品送给鲁迅。

老舍喜欢听京戏,也会唱。1944年,六七十人在重庆郭沫若家聚餐,庆祝他从事创作30周年。席间,梅贻琦带着酒意说了个笑话,老舍则一口气唱了三段京戏,他唱的是龚(云甫)派老生。

梁启超说:“只有打麻将能让我忘却读书,只有读书能令我忘却打麻将。”

民国初期,滇军将领多半都有大烟瘾。范石生曾回忆说,他们横卧烟榻时,如部属来报告说“大元帅(孙中山)来了”,他们便收起烟枪出去迎接。如果是谭延闿或胡汉民来,就从烟榻上坐起来。如果是蒋介石来,他们便继续抽烟,连坐起来也免了。

黄绍竑当上广西“二把手”(地位仅次于李宗仁)后,私生活日益滑向颓废,甚至开会议政时也常借故溜走。李宗仁劝他戒掉大烟,他答:“德公,我怎么能戒烟呢?生活太苦闷啦!”后来,黄绍竑在李宗仁等的撮合下,娶了个可心的妻子,便当着李宗仁的面,捣毁了几套极为精致名贵的鸦片烟具,以示重新做人的决心。据说黄在戒烟期间硬着头皮不用西药,忍受了极其痛苦的一段日子,一个月后竟彻底脱瘾康复。

严复年轻时染上大烟瘾,李鸿章曾这样劝他:“汝如止队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但严复终其一生,并未“革去”这个嗜好,反而是变本加厉地猛抽,通常是一日三遍,而且抽得十分讲究,要专门从上海购入上好的烟膏,他的家书里不乏嘱其妻从上海购买烟膏的记录。1919年,已步入人生晚年的严复写道:“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百服药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若吾言之,可作一本书也。”这种沉痛之言出于一生的教训。

舒新城长在水乡,自幼喜划船。后来他一直生活在上海,成为出版家,这一爱好也因条件所限而渐渐荒疏。1934年10月,舒新城夫妇到苏州郊外的青阳港度周末。饭店门前是一条宽几十丈、水极清澈的河。饭店备有一种尖底船,桨有胫,可坐荡而周身用力。他们上午10点多入住后,11点即租船划了一个小时;下午3点又划了两个小时;晚上8点再划一小时。一日三划,算是过了一把划船瘾。次日白天出游,回来晚饭后又划一阵。第三天下午又划了半天,并且深入小港,串游水乡。两人此行感觉极好,当即商定每月各存10元工资,专门用于以后来这里划船。

阿英是藏书家,访书之瘾极大,居上海时,常到苏州买书。

阿英一般是清晨从北站乘飞快车,一个多小时后到达苏州,住定即雇车到城内察院场,这是个旧书铺云集的地方。阿英曾开列出他依次出入的店铺:文学山房、松石斋、存古斋、来青阁、适存庐、觉民书店、艺芸阁、宝古斋、灵芬阁、集成、勤益、琳琅阁、振古斋、欣赏斋,一路访书至饮马桥。至此一上午就耗进去了。中午到西园粥店或玄妙观吃点东西。下午从观前街的书摊扫起,后折入牛角浜,再回到庙后,雇车入牛东大街,访来晋阁老店。后折入大华书店,在店主家歇息片刻,然后去闾邱坊巷看书。最后,巡回玄妙观前的新书摊。

这一大圈逛下来,已是夕阳西下时。阿英带着收获的旧书,回到旅店,略事休息后,到上海粥店吃晚饭。一般是要一盆活虾,一样菜,一碗饭。饭后在街上溜达一圈,即回旅店。接下来便是灯下翻书,遇到佳作往往一气读下去,至酣然入梦。

陈群曾是汪伪政权的内政部长、江苏省长。南京沦陷时,满街都是旧书,无人问津。陈群便于这时开始收书,收了不下百万册。他将当中十多万册最精善的本子藏于家中,不时把玩欣赏。抗战胜利时,他整理所有家藏,编了目,写了数百封遗书后,才仰药自尽。藏书家黄裳称陈群“在汉奸中,算是作风特殊的,也可以说是一个畸人”。

袁世凯之子袁克文自小师从天津四大书家之一的严范孙,得其真传,真、草、隶、篆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后大享书名。袁克文写字的一个独到之处,是不用桌子,把纸悬空,由人拉住两端,他在上面挥毫,竟然笔笔有力,而纸无损,这是一般书家很难做到的。他写小字也是如此,常常是仰卧在烟榻上,一手拿纸,一手执笔,凭空书写,并无歪斜走样之处,的确令人惊叹。当时上海的各种小报、出版物等,纷纷慕名请他题签。某次,有个叫陶寒翠的作者以其作品《民国艳史》请袁题写封面,袁一挥而就。小说出版后,作者送给他一本。袁一览之下,顿觉懊悔,原来书中不乏大骂其父袁世凯的内容。袁自此谨慎行事,不敢轻易应酬了。

李叔同年轻时,养了很多猫。他去日本留学后,曾专门往家发电报,问猫安否。

周有光、张允和夫妇都喜听音乐,但偏好迥异。周有光喜欢西洋音乐,张允和则喜欢中国古代音乐。上世纪20年代后期,两人谈恋爱时,夏天周有光常请张允和到上海法租界的法国花园听贝多芬的交响乐,据说是躺着听,一人一个躺椅,票价自然不菲,两枚银元一张。往往躺着躺着,张允和就睡着了。

丰子恺1933年时曾著文说:“我每天还为了糊口而读几页书,写几小时的稿,长年除荤戒酒,不看戏,又不赌博,所有的嗜好只是每天吸半听美丽牌香烟,吃些糖果,买些玩具同孩子们弄弄。”40年后,丰子恺死于肺癌。

数学家吕竹人香烟瘾极大,在清华任教时,与人闲谈半小时能抽一匣。他的宿舍整天烟雾弥漫,别人进不去,偶开窗户,烟味能传到十米以外。

某年正月,北大教授周作人、马衡、钱玄同等同逛厂甸,撞见黎子鹤和张凤举,黎拿出刚高价收来的“酱油青田”印章给马衡看。马当时已有些眼花,将石头拿远些一看,便不客气地说:“西贝,西贝!”(意为假的)

北大教授朱希祖喜好旧书,而且收旧书的本事极精,很多书商都弄不过他。他留着大胡子,琉璃厂旧书铺没有不知道“朱胡子”的。

徐訏曾以《论烟》为题著文,头一句话就是:“烟是可爱的!”文中大谈抽烟的方式、抽烟的好处及享受抽烟的美妙:“吸的烟类,有‘旱烟’、‘潮烟’、‘纸烟’、‘雪茄’、‘斗烟’、‘鸦片’等,这些,我都喜爱。我爱在冬天太阳里听江南父老们喷着旱烟讲长毛的故事;我爱在田亩旁,在农夫们潮烟旁听田事的研究;至于房间中纸烟、雪茄、斗烟的烟雾里,同师友们与爱人谈些无系统的感想,当然是我所喜爱的事;而在鸦片烟旁听些或谈些深奥的问题,也是我所喜爱的事情。”“吸烟不当专吸某一类的,应当在适宜时候来吸各类烟才好,照普通生活来分配,早晨当吸水配,出门当吸纸烟,中饭后当吸雪茄,晚饭后当吸旱烟,星期日当吸一次鸦片,到田野去玩时该吸潮烟。”

刘半农的业余爱好是照相。据说当年在非职业摄影家里,他的造诣名列第一,曾著有《半农谈影》一书。

上世纪30年代,刘文典曾任清华国文系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散伙,教授们“各回各家”时,刘却留在了云南。据说这是因为他舍不得云土(烟土)和云腿(火腿),并由此而得了个“二云居士”的雅号。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兴趣广泛。收藏是他的头等爱好,此外据张中行介绍,他还不乏其他雅兴:“他喜好围棋,我的邻人崔云趾(围棋三段,晚年评四段)教他许多年,据说造诣不高,距离初段还有一大段路。他也喜好京剧,学老生,唱得不怎么样,音量太小,可是老师很了不起,是鼎鼎大名的余派创始人余叔岩。他还喜好古琴,弹得怎样,有没有名师,我都不清楚……他喜好书法,常写,字我见过,面貌清秀,只是筋骨少,过于纤弱。下款总是署丛碧,这是他的别号。他能填词,我像是在谁的书房里见过他的词集,确切情况想不起来了。他还能作诗,我的友人蔡君告诉我说,曾见一本《洪宪记事诗》,后部续诗是张伯驹作的。总之他是个出于锦绣堆中而并不完全声色狗马的人物。”

上海作家赵景深一度喜欢看根据名著改编的电影,有时一天连看几场。他还把这类电影说明书按作者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排列起来,夹在一本讲义夹里,大约攒有一百多张。他曾承认,当年看这类电影的初衷是为了偷懒,以为看了电影就不必读原著了,后来感慨说:“这怎么行呢?”

诗人朱湘嗜烟如命,在大冬天当袍子维持生计的困状下,他一天仍要抽一听(50支)白金龙烟。

戏剧史家周贻白喜欢收藏业内艺术品。他把一种脸谱烟标贴在相册里,一共100号,一张不少。他还在账簿和讣文上贴四川高腔的脚本、刘宝全和山药蛋的秘本大鼓以及《抗金兵》、《五彩舆》之类。

赵景深说:“我有一种癖性,常喜欢朋友所喜欢的,自然这也以自己范围以内为限。虽然仍旧是自己的癖性,没有朋友,或许会遭搁置;朋友也喜欢,我便感到兴趣盎然了。比方说,友人调孚喜欢弹词,我也跟着喜欢了一阵;现在他冷了,我也跟着他冷了。”

徐调孚好昆曲,但不是票友。仙霓社所演的几百出昆曲,他场场不落地看过。还替仙霓社编了一个《戏目索引》详细注出见何曲谱,在第几册,第几卷。

学者熊佛西喜欢兰花,栽培有道,能用一盆兰花分殖成几十盆。他的心得是不能多浇水,只喷云雾;在泥土里挖个小洞,灌入香油,以防虫患。熊痴迷于此,甚至动过这辈子当个园丁或花匠的念头。

学者章川岛的乐趣是收藏钞票。号码依次排列或倒序排列或有规则的排列。赵景深受其影响,一度也收藏钞票,都是一百张一扎的新票,但一遇钱紧,又把它们花出去,因而始终不成气候。赵集藏纸片的爱好很杂,例如他一生未曾抽过半根烟,直至晚年还留有不少烟标;类似书信、结婚请柬、名片、贺年片、戏单乃至讣告等,他都收藏。

曹聚仁生活中有一绝,他说:“即如我一生,没抽过烟,没喝过酒,也没打过牌。这是我的爱人所知道的;但,我能辨别烟叶质地的好坏,头叶二叶的高下,香烟配药的异同,我相信吸一辈子烟的朋友也未必有我一半的知识……我知道如何发酵,如何煮饭,如何配药,如何煮酒,酒的成色如何,连邓粪翁(邓散木)诗人与酒人,只能让我多嘴了。我从来不赌博,但我是研究或然律的人。”

俞平伯酷爱昆曲。俞在清华任教时,家里聘了个笛师。课余或节假日,他便拎着一个篮子,内有笛子曲谱热水瓶茶杯之类,与妻子并笛师到学校后面的圆明园废墟中连吹带唱,往往一唱就是一天。天气不好时则在家唱,有时候能唱到后半夜。张中行回忆说:“记得30年代前期的一个夏天,我同二三友人游碧云寺,在水泉院看见俞先生、许夫人,还有两位,围坐在茶桌四周唱昆曲。”俞平伯1933年的日记中有他唱昆曲、俞振飞吹笛伴奏的记录,可见其昆曲造诣之高。

周作人说:我不吸烟,用吸烟的时间看书,以破闷。林语堂则嘴不离烟斗,并在他主编的《论语》上大写赞美吸烟的文章,“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这句话的著作权就属于林语堂。

叶灵凤收旧书,自然爱逛旧书店。他说:“在旧书店里,你不仅可以买到早些时在新书店里错过了机会,或者因了价钱太贵不曾买的新书,而且更会有许多意外的发现;一册你搜寻了好久的好书,一部你闻名已久的名著,一部你从不曾想到世间会有这样一部书存在的僻书。”他曾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家名添福记的旧书店,买到一册巴黎版的《优力栖斯》和一册只合藏在枕函中的毛边纸的《香园》,一共花了一块四。老板那天喝多了,以当时的价格,前者值十美元,后者在100法郎以上。

邵洵美是集邮爱好者,手里有几张名贵票。一张是龙票,极其珍贵;另一张是民国初期的试制邮票,以飞船为图案,乃孙中山亲自设计,因未投入使用,属于样张,几乎就是海内孤本。1943年,邵曾为文发表于《国粹邮刊》上,马上引起行家的特别关注。

徐凌霄是与邵飘萍齐名的记者。他好京剧,不单是欣赏,而且对京剧极有见地。例如他认为京剧是严格的歌舞剧,唱是歌,道白也是歌,而且是更难唱好的歌,内行有“千斤道白四两唱”的说法。京剧舞台上的一举一动全都是舞,全要和音乐合拍。又例如他认为京剧的表现形式是抽象的,一般不用布景。马鞭一扬,就算驰马了。京剧舞台的任何布景,都会限制甚至破坏剧情。

朱自清在俞平伯家学会了打桥牌,一时上瘾。每次打完牌,又痛悔荒度光阴。

鲁迅在北京住绍兴会馆时,一度以抄古碑打发日子。一次章衣萍去访鲁迅,见他正抄《六朝墓志》,便问他抄这些目的何在,鲁迅答:“这等于吃鸦片而已。”

瞿秋白多才多艺,爱好甚广,篆刻即其中之一。茅盾曾忆及一件趣事:“当郑振铎和高君箴结婚仪式之前一日,郑振铎这才发现他的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书上必须盖有主婚人,即双方家长,介绍人及新郎新娘的图章),他就写信请瞿秋白代刻一个。不料秋白的回信却是一张临时写起来的‘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需,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品章、铜章、银章另议。郑振铎一看,知道秋白事忙,不能刻,他知道我也能刻图章,就转求于我。此时已为举行结婚仪式之前夕,我便连夜刻了起来。第二天上午,我把新刻的图章送到郑振铎那里,忽然瞿秋白差人送来一封红纸包,大书‘贺仪五十元’。郑振铎正在说:‘何必送这样重的礼!’我把那纸包打开一看,却是三个图章,一个是郑母的,另两个是郑振铎和高君箴的,郑、高两章合为一对,刻边款‘长乐’二字(因为郑、高二人都是福建长乐县人),每章各占一字,这是用意双关的。我一算:润格加倍,边款两元,恰好是五十元。这个玩笑,出人意料,郑振铎和我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自然,我刻的那个图章,就收起来了,瞿秋白的篆刻比我高明十倍。”

上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编辑傅东华每年要犯一两次“轮盘赌”的瘾。届时他先是把家里的现金输干净,再把妻子的首饰、衣服和自己的衣服送到当铺,最后是以种种借口向同事朋友以及一切他认识的人借钱,从一元到百元不等。直输到不能再向同事朋友开口了,他在家睡上一两天,这赌瘾就算过去了。于是他开始发愤翻译书挣钱,得了钱先还债,再去当铺赎回首饰、衣物等。渐渐等到手头有点积蓄,就又到了犯赌瘾的时候。

学者罗尔纲随胡适到北平后,养成访书的爱好,自认为这“成为一个最感兴趣的生活”。初入北大时,月薪仅60元,不得不写稿挣外快贴补家用。后工资涨至130元,他仍过着90元一月的生活,囊有余钱,便去琉璃厂、隆福寺、头发胡同、东安市场等处逛书摊。

抗战前,胡适住北平米粮库时,每晚6点下班,11点回家。这段时间是他一天最快乐的时光。罗尔纲说:“他不打麻将不跳舞,不看电影,不听京戏,他做什么娱乐呢?他喜欢倾谈,那他的娱乐就是倾谈吧。”

鲁迅每天抽两三盒烟。1925年的一次病后,医生给了鲁迅若干警告,鲁迅在写给友人许钦文的信中说:“医生禁喝酒,那倒没有什么;禁劳作,但还只得做一点;禁吸烟,则苦极矣,我觉得如此,倒还不如生病。”11年后,鲁迅因肺病去世。

钱穆说:“余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乌乌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

当年程小青和周瘦鹃相约戒烟。犯烟瘾时就用陈皮梅和五香豆替代香烟。忽一日包天笑从香港给两人各寄来两罐三五牌香烟。两人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终于没抵住诱惑,破戒复吸。有人事后评说:“引人入胜,是卷烟本色,包公可谓替物行道者焉。”

学者潘光旦说:“除了收藏书籍,我就只爱好旅行了。在上海是青年会约我到各地去讲演的。在云南我每一次暑假总要到外面去跑跑。”潘一生爱书,1926年,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在上海下船的时候,兜里只剩一块钱,还不够付回家的交通费,因为回国前,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买书上了。

杨杏佛喜欢骑马,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时,他在上海大西路养了两匹马。逢星期天,他都会驾车出游,然后到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一两小时。

“五四”时期,唐山煤厂的工人在八九千上下,他们的日工资为2角,月薪6元。他们往往拼命干活,把两星期的工赶在一个星期做完,余下的一周便出去吃喝嫖赌。李大钊分析说:“因为他们太无知识,所以他们除嫖赌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较的稍为高尚的娱乐方法,可以安慰他们的劳苦。”

顾颉刚在北大读书时,爱逛戏园子,有钱就去广和园、中和园、天乐园、广德楼等地听戏。他曾休学半年,其间几乎天天泡在戏园子里。

梁实秋说:“麻将一道要推太太小姐们最为擅长。”他曾听说某太太有接连三天三夜不离开牌桌的纪录,后来身心近于崩溃,吃什么吐什么。他还认识一个太太,每天午后二时一切准备就绪,然后呼朋引类,一直打到深夜。梁实秋的朋友卢冀野和她多次交手,曾说:“国民政府于各部会之外应再添设一个‘俱乐部’,其中设麻将司,司长一职非这位太太莫属。”

画家颜文樑少时喜欢吹军号,其父生性好静,对他的这个爱好颇为反感,不许他在家吹,颜便爬到屋顶上照样吹。

徐悲鸿喜欢石头。他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时,常去雨花台和夫子庙淘石头。某日,友人潘稚亮到南京去徐家探访,看中了一枚雨花石,就当面向徐索讨,徐笑而不答,潘知道徐不肯割爱,也就算了。潘回乡后不久,收到了徐悲鸿的一封信:“我一生磊落,所有无不可与人共之,所不可共者,惟拙荆与此石耳!公有请,亦未能峻拒,姑以拙作《松鹤图》奉贻可乎?”徐悲鸿还在画上题诗一首:“云表藏踪迹,苍松冰雪姿。清风明月夜,一唳动人思。”

上世纪30年代,留美女学者俞庆棠曾问梁漱溟有什么爱好,梁答:我的爱好是思考问题。他曾说:“思想就是消遣,工作不是负担。”

沈钧儒喜欢石头,家中辟有“与石居”。

程瑶笙某日去上海五马路古玩市场闲逛,看见一块三四尺高的供石,玲珑剔透,爱不罢手,一时竟不肯离去。索价时,古玩商看透了程的心思,报以高价,程照价买下,雇人力车运回,自己则步行扶护。自此,程每天对着这块石头凝视出神。几天后,吴昌硕来访,问这石头的来历,程一一作答。吴说:“这好东西应当大家玩玩。”说着就到街口雇来一辆车,连人带石一起运走了。程瑶笙虽不愿割爱,却不敢在吴面前说个不字。直到吴昌硕搬家,才把石头归还,程终获完璧归赵,一再抚摸,好像久别重逢的亲人那样。

作家郑逸梅也好“玩纸”,尤喜收藏书札。他回忆说:“当时环境愈恶劣,生活愈困苦,那就爱好更酷。为衣食奔走了一天,很疲乏的回寓,总是荧然一灯,出所藏尺牍,展玩一番,这时已夜深人静,更觉精神贯注,万虑俱蠲。猛抬头见时钟已指向12时,才自己对自己说:明天一清早要赶学校上第一课,可以睡息了!才脱了衣,胡乱地往被窝里一钻,不一会,便酣然入梦了。”

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业余爱好之一是音乐。1920年,他在巴黎用随身携带的一张八开12行五线谱纸谱写了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这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曲调如曲名,低沉的主调中带着高亢的强音。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20年代,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纪念晚会上,第一次公开演奏。它的面世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

学者和诗人刘大白是围棋高手。他是曹聚仁的老师,家里有一副日本棋子及棋盘。曹聚仁回忆:“我和他下棋,一心想多吃他几个子,在紧要关头,他偏不让我吃;有时,我的棋子快死了,他又放开我一路,让我去救活来,他不让我赢,也不让我输得太多,他是应付得有分有寸,显得他的世故很深,决不是我们所能测其高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