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永嘉之乱 九、刘琨孤城抗汉兵

十六国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晋室的衰败和自戕,作为汉族政权的晋朝当时真是乏善可陈,但在晋朝之中也有不少不错的将领,在洛阳失陷后的北方大乱时期崭露头角的刘琨就是其中的一个。既然要说十六国时期的英雄,我想刘琨也应该算是其中的一位,我们不妨转而从刘琨的角度,来看看洛阳失陷后的一段时间内北方的形势。

说起刘琨的身世,也很有意思,他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居然与那位成天强调自己身世的蜀汉先主同宗!呵呵,不知道刘琨是怎么对人讲述自己的出身的),祖父与父亲都曾在魏晋朝中为官,他年轻时文才出众,长于诗赋,与哥哥刘舆并列于当时著名的文士集团“二十四友”之中。

(说起这西晋“二十四友”,谓之曰“人才济济,星光灿烂”也不过分,且不说东吴才子二陆、诗赋大家左思、文学理论家欧阳建、大富豪石崇,光提一个美男子潘安(本名潘岳)的名字,就足以慑服世人了。西晋末年士族阶层虽趋炎附势,奢豪无度,却也在客观上由于类似“二十四友”这样的门客组织的存在从而推动了中原地区文学形式的发展,促进了文学理论水平的提高。可惜,这样的“魏晋风流”只换来了铁蹄的践踏,“二十四友”大多在乱世间不得善终,烟消云散,唯有文采流传到了今天。)

大丈夫受命于危难之际。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刘琨被任命为并州刺史,当时的并州由于汉国刘渊的扫荡,已经是支离破碎,想要到达并州的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简直是困难重重。刘琨在上党一带募集了五百名将士,经过艰难转战方才到达晋阳。

由于并州的战乱,当时在晋阳的百姓已纷纷涌往邺城。晋阳城内满目疮痍,“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其状可谓是惨不忍睹。刘琨当时便率众砍掉荆棘,掩埋尸骨,重新建起房屋城池。他又亲自带领兵士守城,并让农民身带防具和武器耕种,逐步在晋阳城建立起新的防御体系。刘琨了解到匈奴各部并不团结,又采用离间之计使不少小部落归降了他,据说这还是让刘渊迁都的原因之一。

刘琨还有一个高招就是以胡制胡。他与当时在并州北部的代州(今山西北部,内蒙古南部)一带的鲜卑拓跋部(这就是后来威震北方,建立北朝的拓跋部的先祖)结成盟军,对刘渊各部曾一度形成夹攻之势。后来拓跋部的首领拓跋猗卢吃了败仗,认为无法消灭刘渊,刘琨的军队又与刘渊军形成僵持状况,最终只好局促在晋阳一带。但无论如何,汉军横扫北方之时,刘琨以其固守之策一直坚持在晋阳,保住了并州一隅,要知道当时北方大多数州郡的军队一碰上石勒、刘曜等人的军队基本上都是一击则溃,一败涂地。

尽管汉军声势强劲,刘琨在刘聪的部下中只看重一个人,那就是石勒。因此,他才会在找到了石勒的母亲以及他失散的侄子石虎时,派使者将两人交给石勒,并亲自修书对石勒的用兵赞扬一番,意欲说服石勒降晋。

石勒也是个明白人,他自然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他回答刘琨说:“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意思无非是说,人各有志,还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吧。

(石勒的很多想法真让人怀疑他是个出身异常卑微的羯族人,我以为他手下的一批谋士,特别是张宾对其的影响应是相当大的。以石勒的资质能力,他当然不会在刘聪的手下干到底,但他也不可能归顺晋朝,否则我们又少了个大英雄可以谈论了。)

时至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当时大致的形势是汉国已经占据了黄河下游的大片土地。石勒先在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一带打败王赞的军队,生擒王赞,又乘着日益骄奢的大将军苟晞不听手下劝阻,刚愎自用的时机,突击其所在的蒙城,一举将其擒获。

解决了两名晋将,石勒开始将屠刀挥向控制青州的晋朝降将王弥。

原来这王弥也不是个吃素的家伙,他曾私下派人召自己的部将曹嶷引兵偷袭石勒,以达到自己据守青州称王的目的,不想保密工作做得不周详,使者被石勒意外抓到。石勒杀了使者、截了文书,将王弥轻轻瞒过,暗地里却已有了除掉王弥的意图。

石勒擒了苟晞,把他封为左司马(苟晞、王赞后来企图叛变,终被石勒所杀)。王弥心中不满,就写信对他说:“石公擒获苟晞而善用他,真乃妙招!假若以苟晞和我做石公的左膀右臂,区区天下又何足挂齿?”

石勒笑着将信拿给张宾看,说:“这个王弥,身居高位而故意言语卑微,看来他又有当初图我之心啊!”

张宾答道:“王弥有据青州而称王之心,将军不也有倚并州而成事之意么。他之所以还没有动手,只不过还没找到方便的时机罢了。倘若机会一到,曹嶷军队同时杀来,两敌互成羽翼,怕是又不好对付了。将军不妨乘着王弥势力小有衰败之时,诱而灭之。”

恰好王弥与晋将刘瑞对峙,相持不下,向石勒求救。石勒也正与乞活军(流民军队)陈午作战,犹豫不决是否派援,张宾马上进言说:“将军不正愁没个机会消灭王弥吗,如今机会来了岂能错过?陈午不过小竖子,有何可虑?王弥才是人杰,就此搞定。”石勒这才下定决心,发兵进攻刘瑞,大破晋军。回过头,石勒乘王弥未加防备,邀请他前来赴宴,酒酣之间,石勒一声令下,刀斧手一齐用命,王弥及其手下稀里糊涂地做了刀下冤鬼。

“鸿门宴”计成,石勒又命手下起草一份奏折,向刘聪“痛陈”王弥谋逆。刘聪得到消息,心中大怒,虽然他明知是石勒铲除异己,却慑于其军事力量的强大而不敢随便翻脸,只在表面上派人责备石勒“专害公辅,有无君之心”,实质上反倒加封他为镇东大将军,让他执掌幽、并二州军事。

从这一小小举动可以看出,石勒已具备与汉国朝廷分庭抗礼的实力,并且他的实际控制范围向南直达长江以北地区。而这时的晋朝势力(不包括刘琨等处在沦陷区之内的晋将)则主要分布在两个地区,一是以皇太子司马邺为首的一部分晋朝显贵官员;另一部则是由名门望族王导辅佐的琅邪王司马睿的势力,当时在江南的建业一带。关中的司马邺尽管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但此时实力薄弱,几乎已成惊弓之鸟。稍有实力的是处于江南的司马睿,江南并未受到战乱的侵袭,经济状况发展得比较好,再加上不少北方士族由于战乱南迁,王导也劝说司马睿广收贤人,一旦将来形势有变,即可有一番“大作为”。对江南垂涎已久的石勒(他早有据江而立的野心,这在前面攻下襄阳时就可看出)则认为应早对江南下手。于是,在这一年的二月,他在葛陂一带驻扎大军,广造船只,准备攻打江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