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东方的传奇 一、贞观之治

隋朝末年战火纷起、连年战乱,土地荒芜,人口锐减。拿魏徵的话形容便是:“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可见唐朝建国之初,面对的便是一个相当凄凉的局面:经济凋零、国库空虚、文化衰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用贤勤政,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和措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去奢省费,轻徭薄赋。结果政绩相当卓著,吏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武功鼎盛,民族关系融洽,歌舞升平的治世局面形成了。因为唐太宗年号“贞观”,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贞观之治”,成为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另一著名盛世。太宗也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并盛的皇帝。

根据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是一幅相当动人的社会图画:朗朗乾坤,牛马遍野,谷价低廉,太平世界,一切都富足而美好。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昌盛的封建国家。

太宗能够做到这些,主要是因为他懂得“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太宗出生于隋开皇十八年(599年),当时“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贞观政要·安边第三十六》),正是隋朝的盛世,然而隋炀帝即位后荒淫奢侈,大兴土木,游幸无度,皇帝坐了不到14年,隋朝便土崩瓦解,短命而亡。唐太宗本人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看到农民起义军的强大力量,认识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以隋炀帝杨广的破家亡国为戒,也懂得了王朝的兴衰取决于帝王行动的好坏,因而励精图治。他曾对大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剥削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加重赋税,加重赋税民众就要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有危殆,国危了人君那得不丧亡?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

为了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太宗甚至亲祭先农,躬御耒耠,耕于千亩之甸,使观者莫不骇跃。京畿地区曾发生大面积的蝗灾,庄稼大受损伤,太宗亲自视察灾情,还气愤地抓起一把蝗虫骂道:“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于是举起蝗虫要吃掉。身边的大臣急忙阻止说:“恶物或成疾。”太宗坦然回答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竟然真的吞吃了蝗虫。正因为太宗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得到极大发展,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经济得到了恢复,“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备粮,取给于道路焉”。

在贞观时期,文化教育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太宗继位以前,是骑在马上打天下,继位之后,认识到天下不能再“以马上治之”,于是采纳魏徵的建议,大阐文教,发展文化教育。即位之初,太宗便下令在长安重修国子监,并为国学增筑学舍1200间,太学、四门博士也增置生员,扩大招生。之后,太宗又兴建书学、算学、律学三科学校,由国子监统领。这一举措在全国影响很大,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集京师,甚至高丽及百济,新罗、吐蕃等诸国君长均遣子弟来长安留学,“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太宗还十分重视图书的搜集与整理。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丰富的历史典籍和文献。但是隋末动乱长达十几年,典籍和文献遭到严重破坏。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任命魏徵为秘书监,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太宗还对科技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士民进行重奖,以鼓励发展科技文化。李淳风通晓天文、历法、阴阳学说,曾制造出在周朝末年已经失传的浑天仪,并著《法象书》,受到太宗的重视,授官将士郎,直太史局,后来又被任命为太史令。太宗以恢宏的气度,大阐文教,兴办各类文化事业,使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大地改变了“隋季以来,丧乱滋甚,周孔之教,阙而不修”的文化苍白局面。

太宗另一为人称道的是他能勇于求谏,从谏如流。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魏徵。魏徵早年当过道士,参加过瓦岗军,又是太子李建成的旧臣,曾谋划过暗害太宗,太宗继位后丝毫不记前仇,委以重任。魏徵刚正不阿,敢于谏诤,当时担任谏议大夫,其实就是谏官。太宗对魏徵极为重视,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徵也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性格耿直,认为皇帝“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他曾对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

贞观二年(628年),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徵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徵询问。魏徵直截了当地说:“陆家之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徵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因此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徵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徵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生怕魏徵因为他玩鸟而批评他。而刚好魏徵奏事比较久。好不容易等魏徵走了,太宗赶紧将鹞子拿出来,却发现已经闷死了。

当然,对魏徵的犯颜苦谏,有时太宗也忍受不了。有时太宗大发脾气,魏徵却神色不变,太宗也只好收敛怒气。有一次,太宗退朝回到宫中,愤怒地喊道:“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便问他要杀谁,他说:“魏徵常常当众羞辱我,当然要杀他。”长孙皇后当即向他道贺,说:“魏徵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太宗听了才恍然大悟,怒气顿平。

魏徵前后谏事200余件,大多违犯太宗意旨,然而太宗均虚心接纳,并择善而从。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魏徵“忧国如家,忠言直谏”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世许多谏官也多以魏徵为榜样。唐文宗喜读《贞观政要》而仰慕魏徵,就下诏寻访到魏徵的后人五世孙魏謩,并将魏謩任命为右拾遗,也是属于可以对皇帝进谏的言官。唐德宗朝在“泾原兵变”中挽救了唐朝命运著名的将领李晟对魏徵能直言敢谏,尽忠朝廷非常敬佩。曾经对宾客说:“魏徵能直言极谏,致太宗于尧舜之上,真忠臣也,仆所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回答说:“此缙绅儒者之事,非勋德所宜。”李晟严肃地说:“行军(李叔度)失言。传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各位将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岂可谓有犯无隐,知无不为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择耳。”所以后来李晟做宰相时,皇帝有所询问,必极言无隐,尽其忠心。

通过一系列的求谏和纳谏,太宗集中了大臣们的智慧,避免了许多个人主观上的错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太宗的虚心纳谏对成就贞观之治起到了促进作用。

太宗能够取得贞观之治,善于用人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太宗善辨君子、小人,能够举贤任能,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涌现出众多的文武奇才,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数善的名臣。太宗还进一步完备了六部制,规定三省长官,尚书省的尚书仆射,中书省的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侍中共掌宰相的职权。另外,又任命一些官员加以“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头衔,实为宰相,参加政事堂议事。如此,增加了宰相人数,避免一两个宰相专权,也可以集中更多意见。

不过,太宗也是一个性情容易冲动的人物。他曾任命卢祖尚任交州(今越南河内)都督。卢祖尚,字季良,隋末豪杰人物,据扬州起兵称刺史,后来归附唐朝。卢祖尚开始答应赴任,但后来嫌交州太远,向太宗推辞说:“岭南瘴疠,皆日饮酒,臣不便酒,去无还理。”太宗再三劝说,卢祖尚坚决推辞不就。太宗大怒道:“我对你还不能驱使,如何能够驾驭天下?”当即将卢祖尚斩杀在朝堂。这件事为太宗的英明蒙上了一层阴影,被后世史学家称其为“骄暴之习,卒难尽免”,以致不少人认为太宗纳谏等英明举措不过是表面文章,只不过是为了掩饰他杀兄杀弟逼父篡位的形象。但无论如何,贞观朝的成就不容抹杀,可以说,贞观之治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唐王朝之后一百多年经济繁荣的基础。没有贞观之治,就没有盛唐的繁荣,也不可能有光辉灿烂的大唐文化。

太宗即位时,中原虽然已经统一,但四邻边境并不太平,为了维持中原的宁静,太宗在边境上发动了几次战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对突厥的战争。

中原与突厥之争,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汉朝与匈奴长达百年的斗争。之后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逐渐汉化。北匈奴在汉军的军事压力下,逐渐西迁,进入欧亚大陆,给当地的政治格局带去了剧烈的变化。另外,匈奴还有一些别支,依旧生息繁衍在他们的家乡——广阔无垠的北方草原。突厥人就是其中的一支。

与中原作战失利后,突厥人迁居到金山(阿尔泰山)之南,以游牧为生。当时柔然汗国强盛,突厥人不得不受其奴役,为他们充当“铁工”,但势力渐盛。公元546年,铁勒部将伐柔然汗国,突厥首领土门率众击败铁勒,实力大增。土门以为有功,向柔然主求婚。柔然主阿那环不但不许,还辱骂道:“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周书·卷五十·突厥传》)这一句话使柔然汗国遭到了灭国之祸。公元553年,土门发兵击柔然,趁势灭掉柔然汗国,自号伊利可汗。自此,建立了突厥政权。突厥建国后,牙帐设在于都斤山(又称郁督军山,今蒙古国境内杭爱山脉)。突厥人以狼为图腾,帐前大旗称“狼头大纛”,在漠北称雄一时,声威大振。

突厥初起时,内地正逢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分裂和动乱时期,无力应付边防事务。突厥人强盛后,逐渐骄横起来,时时闯入内地劫掠财富人口。当时,内地忙于混战,对北方的威胁无能为力。本来,这是突厥进攻中原最好的时机,几乎可以说是历史上游牧民族的进攻最佳机会——整个中原四分五裂,无比混乱,广大百姓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局面对突厥来说,绝对比后来蒙古南下灭掉宋朝更为有利。然而,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后不久,突厥却却因内讧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在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则控制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突厥的意外分裂,使中原与突厥的战略对峙发生了根本改变。

东突厥趁隋朝立足未稳,从甘肃一带向隋朝发起大举进攻,隋文帝不得不发兵抵御。隋朝对突厥的战争基本上还是防御性的。一战成功后,隋文帝开始利用突厥内部的矛盾,实行“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策略。中原政治谋略远比游牧民族丰富,在隋文帝的一手策划下,突厥内讧更加剧烈,有限的精力和人力都用在了内耗上,实力大为削弱。但到了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挥霍无度,加上隋军远征高丽失败,国力衰弱,突厥势力又开始崛起。隋炀帝北巡时,曾被突厥围困于雁门。隋末群雄并起,北方各路割据势力为了倚突厥为外援,大都向其称臣。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时也曾向东突厥俯首称臣。当时突厥号称“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随后统一了中原。突厥趁此时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连年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东突厥颉利可汗曾亲率大军15万入攻并州,又曾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进袭太原,关中因此而震动,京都长安被迫戒严。唐高祖李渊派秦王李世民率兵前去抵抗。当时关中已下了许多天雨,粮道受阻,将士疲惫,武器受雨,朝廷上下及军队中都很忧虑。同年,突厥颉利和突利可汗进军豳州(今陕西彬县),唐军与突厥在豳州五陇阪遭遇,双方布阵,准备大战。李世民单骑来到突厥阵前,先责备颉利同意和亲而今又违约,又上前对突利说:“你过去与我结盟,言明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向,何无手足之情!”借此来离间二位可汗的关系。当夜,李世民趁雨夜突厥军营,并派使臣再次前去劝说突利休战。李世民的分化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颉利欲与唐军决战,而突利坚决不同意。最后颉利不得不派突利与阿史那思摩来见李世民,请求和亲,李世民答应,并与突利结为兄弟。突厥在与唐结盟后撤兵。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东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率兵10余万人直逼长安。大军驻扎在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40里,京师大震,长安戒严。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6骑至渭水边,隔渭水与颉利对话,指责颉利负约。不久后唐大军赶至太宗背后。颉利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便请求结盟。于是双方在便桥上杀白马订立盟约。突厥领兵而退。这就是有名的“渭水之盟”。

这次事件对太宗震动很大,认为突厥反复无常,结盟也不足为信,促使太宗决定要彻底铲除突厥。渭水之盟后,太宗加紧了备战,甚至亲自垂范练兵,每日“引诸卫骑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庭”,于是“士卒皆为精锐”。

贞观二年(628年)四月,东突厥突利可汗突然派人来唐,主动请求唐朝援助。原来当时突利可汗在幽州北部建立牙帐,统治东部地区,其治下奚、霄等数十部大多叛变突厥投降唐朝,其叔颉利可汗因此而责备突利可汗。当时薛延陀、回纥打败了欲谷设,颉利可汗派遣突利可汗前去讨伐,突利可汗战败,单骑逃回,颉利可汗大怒,将突利可汗囚禁了10多天,并处以鞭挞之刑,突利可汗因此而怀恨在心。不久,颉利可汗向突利可汗征兵,突利可汗不给,于是颉利可汗带兵攻打突利可汗,突利可汗便顺势倒向唐朝一边。突利可汗后入朝,太宗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赐爵北平郡王。

贞观三年(629年),关中丰熟,而漠北恰遇暴风雪,羊马死亡甚多,因而发生了饥荒,族人纷纷离散,国势大衰,正是进攻突厥的有利时机。这一年的冬天,太宗命李靖和李勣(即《隋唐演义》中的传奇人物徐茂公)率领10万大兵,兵分六路,北出雁门关。

李靖和李勣都是战功卓著的大唐开国名将。他们的敌人,则是称雄漠北的突厥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名将李广雄风犹在,这一幕何曾相似!700多年前,汉代名将卫青和霍去病率汉军出塞,北逐匈奴,由此创下了不朽的军功。此情此景,怎能不令人感慨。

贞观四年(630年)正月,朔风凛冽,李靖亲自率领3000精锐骑兵,从马邑出发,趁颉利可汗不防备,连夜进军,逼近突厥营地定襄。颉利毫无防备,发现唐军突然出现,大惊失色。还没有等到唐军正式发起攻击,突厥兵先乱了起来。李靖又派间谍混进突厥内部活动,说服颉利一个心腹将领康苏密投降。颉利一看形势不妙,就偷偷逃跑了。这一战,李靖出奇制胜。太宗因此称赞说:“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名书竹帛。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实古今未有。”(《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

在李靖胜利进军的同时,李勣也率军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发,刚好与突厥军在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北)遭遇。唐军奋力冲杀,降东突厥部众5万余人。颉利一败再败,损失惨重,遂退守铁山,收集残兵败将,只剩下几万人马了。

颉利可汗此时已经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他不得不派执失思力入唐朝请罪,请求内附。其实,颉利可汗内心尚犹豫未决,不过是想借此来拖延时间,以等待草青马肥之时,逃到大漠以北,以卷土重来。

太宗派遣鸿胪卿唐俭等前去安抚,又诏命李靖率兵迎颉利入朝。李靖率兵抵达白道,与李勣谋议说:“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度碛北,保依九姓,道路且远,追之难及。今诏使在彼,虏必自宽,若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不战可擒矣。”(《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商议已定,遂率军连夜出发,李勣继后而进。

李靖率军进至阴山,遇到突厥斥候千余帐,一战而全部俘获,命与唐军同行。这时,颉利见到唐使臣,放松了戒备。李靖前锋苏定方率领的两百余骑又乘着大雾,悄然疾行,直到距牙帐7里远的地方才被发觉。如同惊弓之鸟的颉利可汗慌忙骑马逃走,突厥军也四散而逃。李靖大军随之赶到,杀敌一万余人,俘虏十几万,缴获牛羊数十万只,并杀死隋义成公主。颉利可汗率万余人西逃吐谷浑,途中被俘。

东突厥就此被太宗从地图上抹去,大唐军功盛极一时,国威远播四方。慑于大唐天威,“西北诸蕃,咸请上(指唐太宗)尊号为天可汗”(《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天可汗”称号的来历。

自隋朝以来,突厥一直是西北的强国。李靖等人灭了东突厥,不仅解除了唐朝西北边境的祸患,而且也洗刷了高祖与太宗曾经向突厥屈尊的耻辱。因此,太宗颇有感慨地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来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颡,耻其雪乎!”(《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太上皇李渊也欣喜万分,特地在凌烟阁设宴庆祝。李渊一时兴起,还亲自弹起了琵琶,太宗也闻乐起舞。欢宴一直持续到深夜。

颉利可汗被押到长安献俘后,太宗并未加害,反而优待有加。颉利可汗住不惯房屋,经常住在自己设置的帐篷中,心情也非常不舒畅,常与家人相对哭泣。太宗为了安抚他,以虢州(今河南灵宝)糜鹿很多,可以射猎,便委任颉利为虢州刺史,颉利没有接受,太宗又以他为右卫大将军,赐给很多良田。贞观八年(634年)正月,颉利可汗病死长安,追赠归义王,谥曰“荒”,太宗命突厥人按照突厥风俗将尸体焚烧后下葬。

东突厥灭亡后,唐朝将大量突厥降众安置在内地,保持了他们的部落和习俗,又在颉利故地设都督府和都护府。一直陷在突厥军中的隋炀帝皇后萧氏和幼孙杨道政被李靖接回长安,太宗经常将萧氏召入后宫,让她谈一些隋朝的故事。

唐初,西突厥势力极盛,“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对唐朝形成严重威胁,并阻碍着中西商业交通。从太宗起,唐朝就开始了打通西域的斗争。贞观年间,降吐谷浑、平高昌、讨焉耆、征龟兹,西域震骇,中西商路复通。

此时西突厥首领为阿史那贺鲁,当年突厥内讧失败后归附了唐朝,受封左骁卫将军,参与征龟兹之战。太宗死后,突厥开始复兴,阿史那贺鲁听说新皇帝高宗懦弱,远不及太宗英武,立即起了异心,数次骚扰掠夺西域,与唐为敌,并自号为“沙钵罗可汗”。唐军力战多年,终于逐个击破西突厥的联盟或附属各部,形成孤立之势。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唐将苏定方统军出征,兵分南北两路,合击阿史那贺鲁。经过激烈的战斗,西突厥军大败。此时,天气骤变,开始飘降鹅毛大雪。片刻,雪深达二尺。唐军士气高昂,踏雪追击。阿史那贺鲁慌乱中跳入伊犁河,逃往石国(今塔什干)。后被当地人擒获,送与唐军。西突厥自此灭亡。

平定西域及西突厥后,唐朝设置了“安西四镇”,下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又设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以天山为界,分别向西统辖西突厥故地及西域各部、各城邦。至此,突厥再也不可能深入中原腹地,唐朝的致命威胁消除了。

太宗虽然对突厥用兵,但却很注意民族关系,不轻易用兵,采取了“偃武修文,中国即安,四夷自服”的政策。他派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松赞干布,为汉藏两族间的友好交往开了先河。

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后,自任吐蕃赞普(国王)后,以逻娑(拉萨)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政权。吐蕃国势蒸蒸日上,称雄雪域高原,威慑着周围的小国,泥波罗(今尼泊尔)国鸯输伐摩国王甚至将自己最心爱的女儿尺尊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以此来换取和平。吐蕃与唐朝的关系并不是一帆风顺,和好的同时也伴以矛盾、冲突,甚至兵戎相见,也发生过大的军事冲突。不过,松赞干布仰慕中原文明,贞观八年(634年),他主动遣使入贡。当时唐朝正准备出兵征讨吐谷浑,希望与吐蕃建立友好关系,太宗非常高兴,特意派冯德遐为使者,带着国书和礼物到吐蕃抚慰。

当时不少边疆少数民族首领都向唐朝请求通婚,唐朝公主下嫁是非凡的荣耀,太宗曾将皇妹衡阳公主许配给突厥都布可汗阿史那社尔,将弘化公主下嫁给吐谷浑可汗诺曷钵。松赞干布也希望与唐朝结亲,他派使者跟随冯德遐入朝,“多赍金宝,以奉表求婚”。太宗经过慎重考虑,没有同意。

吐蕃使者没有完成求婚的使命,回去后又不敢说是唐朝不许婚,怕伤了松赞干布的自尊。恰好吐蕃出使唐朝时,吐谷浑可汗诺曷钵也到长安朝见,吐蕃使者便编造谎言,把罪责推到诺曷钵可汗的头上,说他刚到唐朝时,唐朝待他甚厚,而且许婚,只是由于吐谷浑可汗到后,从中离间破坏,婚姻才未成。松赞干布大怒,立即发兵进攻吐谷浑。诺曷钵可汗莫名其妙地遭到一场兵灾,无力抵挡,逃到青海湖以北,其子民和牲口多为吐蕃所掠。松赞干布又乘胜攻破党项、白兰(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

松赞干布觉得唐朝廷不肯下嫁公主,是因为不重视自己,为了炫耀武力,又发兵攻打松州(今四川松潘),还派人威胁唐朝说:“如果不把公主嫁给我,我就带兵打到长安。”结果被唐军所败。

松赞干布退兵后,派相国禄东赞为使者,入唐谢罪。禄东赞带着嵌有朱砂宝石的金甲作为礼物献给太宗,再次表示求婚的诚意。太宗考虑到吐蕃是西陲的强国,为了确保边境的安宁,没有计较松赞干布之前的侵犯,并答应考虑通婚的请求。

贞观十四年(640年)十月,松赞干布再次派遣相国禄东赞到长安,向太宗献黄金5000两,以及数百件珍宝做聘礼,请尚公主。太宗终于答应以宗室女子文成公主(一说是江夏王李道宗亲女)出嫁吐蕃。

禄东赞逗留在长安期间,多次受到太宗召见。太宗见他聪明机智,很是喜欢,想将琅玡公主外孙女段氏许配给他为妻。不料禄东赞上奏说:“国中已有妻室,不可遗弃,况且这次是为赞普迎亲,赞普还未会见公主,自己怎能先娶?”禄东赞的深明礼义反而赢得了太宗更大的信任。

次年(641年)初,文成公主在唐送亲使江夏王李道宗和吐蕃迎亲专使禄东赞伴随下,出长安前往吐蕃。松赞干布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十分高兴,亲自带人马来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札陵湖)迎接,文成公主娴静文雅的仪表和学识风度令他大为倾倒。松赞干布以婿礼见李道宗,欢天喜地地说:“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国者,我今得尚大唐公主,当筑一城,以夸示后世。”然后与文成公主同返逻娑。

松赞干布后来果然守诺,特地按照唐朝的样式,为文成公主建筑了城郭和宫室,这就是著名的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建成之时,共有1000间宫室,富丽壮观。曾毁于雷电、战火,后来经过两次修建,才形成现在的规模。布达拉宫主楼13层,高117米,占地面积36万余平方米,气势磅礴。布达拉宫中保存有大量内容丰富的壁画,如有唐太宗五难吐蕃婚使禄东赞的故事,文成公主进藏一路遇到的艰难险阻,以及抵达逻娑时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等。这些壁画构图精巧,人物栩栩如生,色彩鲜艳。

当时,唐朝佛教盛行,而藏地无佛。文成公主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携带了佛塔、经书和佛像入蕃,决意建寺弘佛。她让山羊背土填卧塘,建成了大昭寺。大昭寺建成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亲自到庙门外栽插柳树,成为后世著名的“唐柳”。著名的“甥舅同盟碑”,也称“长庆会盟碑”就立在唐柳旁。现在大昭寺大殿正中供奉着的一尊释迦牟尼塑像,是文成公主当年从长安请来的。大殿两侧的配殿内,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的塑像,十分精美生动。

后来,文成公主又修建了小昭寺。从此,佛教慢慢开始在西藏流传。文成公主还对逻娑四周的山分别以妙莲、宝伞、右施海螺、金刚、胜利幢、宝瓶、金鱼等八宝命名,这些山名一直沿用至今。

松赞干布非常喜欢唐装,他脱掉毡裘,改穿绢绮,并且下令禁止吐蕃用赭涂脸的习惯,并派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国学读书。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唐朝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使得藏族的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自此,唐与吐番一直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友好关系。最难得的是,公元650年松赞干布去世后,文成公主并未要求回到唐朝,而是继续留在吐蕃生活,直至去世。她在吐蕃生活了近40年,一直备受礼遇,深得吐蕃人民的爱戴。她逝世时,吐蕃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仪式,并记载在吐蕃史书中。

难得的是,太宗并未因贞观之治的重大成就忘乎所以。他常常提醒自己:创业难,守成也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连年丰收,他认为是一喜,边境平安,是二喜,但是“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此一惧也”。太宗想不到的是,他的后世子孙玄宗李隆基取得了开元之治的盛世局面,但却没有保持住居安思危的精神,在功成名就后日益腐化,结果引来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大动荡,形势急转直下,盛唐由此而衰,此时,距离太宗的贞观之治不过106年。

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的施政样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了后世如元朝忽必烈、满清乾隆皇帝,甚至包括日本的德川家康等各种各样的统治者。贞观之治由此成为中国历史有力的政治象征,其政绩一直为后世传颂。时至今日,中国人仍自称为“唐人”,世界各地华人集中的地方称“唐人街”,便是来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