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门阀分裂了东汉

东汉有这样一首民谣: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这句话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州郡的文书,像霹雳一样厉害,甚至连皇帝的诏书,跟州郡的文书比都不如,只能挂在墙上当摆设。在“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这样的情形似乎不可思议,但是在东汉王朝,这却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这句话所说的事实,就是东汉门阀大族的强大,乃至取代了中央的统治地位。

说东汉门阀制度形成,许多人也许会疑惑,西汉同样是扫平群雄建立,同样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为什么没有形成地方上经济垄断,政治上尾大不掉的门阀势力,相反在东汉,从中期开始,门阀势力就日益做大,最后甚至中央政府对他们也无可奈何?要了解这个问题,要从东汉、西汉两个王朝建国的不同形态说起。

东汉西汉两大王朝的开国皇族,虽然同属一个宗族,但却有一个根本的差异:出身。

所谓的门阀,就是世代传承的大家族,这种大家族如果想代代做大,必须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政治上的世袭,人才上的代有人才出,所谓三代才出一个贵族,道理就是这样。

这个道理放在两汉的开国上,就明显对比出了泾渭: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们,和刘邦一样,大多都是草根出身,其本身的文化素质不高。虽然其中很多人都世袭爵位,但到了开国后,却是“富不过三代”,第一代人或许可以保持富贵,往后的“富二代”们,就一代不如一代。与此同时,西汉王朝对功臣勋贵们,采取极端的打压政策,拼命压制其生存的空间,特别是家族中有人为汉王朝立下大功的,其结果,无不是遭到朝廷的猜忌。比如李陵在给苏武的书信中,就详细阐述了西汉王朝对功臣的态度,即凡是立过功勋的功臣,最后都没有好下场。所以,在西汉王朝整个200年历史中,地方上的豪门大族出了不少,勋贵豪强出了不少,名门出了不少,却都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你牛气两天,明天我嚣张一把,根本不能持久。外加汉武帝时期通过经济改革,对地方豪强采取极端的剥夺政策,尤其是告缗、算缗等政策的实施,通过强行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剥夺地方势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出门阀相当得难。西汉时期各个家族中,真正风光长久的,不过是少数几家,而且以“富不过三代”的定论,几乎很少有三代以上持续风光的。

东汉却不同的,刘秀本人就是皇族出身,其身边的主要干将,大多都是地方上的大族,这些人远非早年刘邦身边的“穷泥腿子”可比,属于有文化有思想的一代人,整体素质相当高,在攫取权力和教育后代,保证家族长远富贵的深谋远虑上,都远远强于西汉时期的功臣们。这样的局面下,东汉的开国功臣们,其家族的风光,持续的时间也就更长。比如最早跟随刘秀的耿家、窦家等,最后都世代富贵,子孙世代成为汉帝国的栋梁之才,不知不觉之间,他们就成了垄断国家大权的家族,即门阀的“雏形”。

东汉帝国的经济政策和对待功臣的政策,也为门阀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做门阀,光有身份不行,需要有钱有土地,东汉初期开始的休养生息政策,给门阀们提供了经济上的便利。同时刘秀被后人津津乐道的“厚道”,也为门阀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比起祖宗刘邦大杀功臣来,刘秀做到了和功臣们同享富贵,虽然在东汉建国后,他果断采取了“退功臣”的政策,即削夺功臣们手中的军政大权,但刘秀的政策,是以“富贵换权力”,即给予功臣们经济上的特权,极高的政治地位和荣宠,换取他们实际的权力。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东汉初期开国功臣们的迅速壮大,其家族势力在地方上的日益膨胀,代代繁殖,最终成为权镇一方的“门阀”。

门阀制度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儒家经学的兴起。

东汉时期的门阀,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勋贵豪强派,一种是文化派,这两个派系并不矛盾,相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东汉早期的名臣,甚至开国皇帝刘秀本人,都是受儒家思想教育出身,其功臣中多人,后来也都成为东汉著名的儒学大家。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家族的传承,除了子孙的传承之外,更多了文化传承这么一条路。随着东汉国家的稳定和文化的普及,儒家的师生关系、学派关系,随着其门生越来越多地进入政坛,成为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比如后来东汉时代著名的清官杨震,其家族弘农杨氏,既是学派,也是门阀,其门阀的成员,不只包括家族子弟,更包括师生故吏,整个汉帝国的最高统治权,就在这样的关系网中,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走动中,渐渐呈现了架空之势。

东汉时代门阀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在汉和帝之前,是门阀政治的雏形时期,在汉和帝到汉顺帝之间,是门阀政治的壮大时期,在汉顺帝直至东汉灭亡,是门阀制度的彻底确立时期。

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时期,是门阀政治的雏形时期。这段时间的东汉帝国,尚能注意权力的平衡,采取了权力收归中央,建立中央集权的政策。比如收拢地方的兵权,地方太守的带兵、调兵职权,都被尽可能地收回到中央来。与此同时,汉光武帝还格外注重任用酷吏,他在位的时候,如强项令董宣等人,都是豪强们所畏惧的人物。汉光武帝刘秀苦心建立的,是一个他心目中的政治平衡,即享有高荣耀的勋贵们,并不掌握实权,只有经济上的特权和地位上的尊荣,而真正执掌国家行政权力的,却是那些品级低微的小吏们。两种权力的相互制衡下,才会有中央集权的神圣不可侵犯。

所以在汉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三代,汉朝皇帝的拳头,其实都是向下打的,即不断的出台各种政策,尽可能地打压勋贵的势力,不给他们掌握国家政权的机会。这时期东汉帝国的人才选拔制度也比较完善。东汉全盘继承了西汉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即“孝廉”制度,在地方上由州郡推举人才。从理论上来说,这种选拔人才制度,能做到相对公平公正,西汉时期的诸多人才,都是寒门出身。比如汉武帝时期,曾经做过丞相的公孙弘,原本就是一个农村的放猪郎,担任过丞相的主父偃,是一个游学四方不被重用的穷儒。在西汉帝国的早期、中期、晚期,都有大量平民出身的才俊进入权力的最高层,但在东汉帝国照搬了西汉的孝廉制度后,这一切不但不可能,反而成为与门阀制度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方式。

孝廉制度的存在,即给了门阀制度做大的机会,又让其本身的公正性名存实亡。孝廉制度的核心,在于地方官举荐优秀的俊才,但是随着门阀制度的壮大,豪门们在地方上拥有越来越多的影响力,因此人才的选拔,也越来越多的受到豪门们的影响,发展到最后,甚至成了豪门们轮流坐庄的权力游戏。而西汉儒家的壮大,也同样对门阀制度影响颇深。儒家的师承关系,乃至师门关系,在东汉时代已经日益完整,带来的结果,就是所谓的孝廉举荐,对象往往都是同一师门里的自己人,不在这圈子里混的寒门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享有这样的机会。如此种种,带来的问题就是门阀们,通过这个名义上公正的孝廉制度,越来越多地占据要津。这一段变化,主要存在于东汉和帝至东汉顺帝之间的时期。

在东汉的晚期,门阀制度的正式确立,要拜一场大起义:张角的黄巾军起义。在黄巾军起义的打击下,东汉帝国分崩离析,原有的军事体系彻底崩溃,为了挽救危局,东汉政府采取了允许各地自募乡勇的政策,带来的后果,是始料未及的,大批门阀纷纷借机扩张势力,触角伸到了中央集权的最后一个禁区——军队。结果各地的门阀,就成了盘踞各地的诸侯,天子则成了大家的招牌,而不再是效忠的对象。后来的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乃至三国局面的形成,都是由此而肇始。

门阀制度不但影响到了汉朝,相反,门阀制度非但没有因为东汉的灭亡而灭亡,反而继续发展,到了南北朝时期,更成了垄断当时中国权力的士族阶层。这样的政治局面,一直持续了数百年,直到唐宋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原有的门阀制度才日渐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