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汉文帝母子怎样发迹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大一统王朝,西汉是一个无可争议的盛世。比如光耀古今的“文景之治”,创造了中国历史之前从来没有过的“GDP成就”,中国人口达到了空前的6000万人,国家经济富庶,百姓安居乐业,仓库储备丰厚,国库串钱的绳子,因为长期不用都烂掉了,国库的储备粮,也好多都腐烂变质。正是这时期巨大的物资储备,为汉武帝时代击败匈奴,提供了最充足的物资保证。中华民族的大汉盛世,也因这时期而奠基。

“文景之治”中的“文景”,即这时期相继在位的两任皇帝:汉文帝和汉景帝。而相比之下,汉景帝的谈资似乎多一些:震撼全国的七国之乱,是在他的手中得以平定的;西汉王朝的休养生息,也是在他在位时期到达了高峰。但相比起来,他的父亲汉文帝刘恒,在历史上的地位恐怕会更重一些:大汉王朝的“文景之治”,是从他的手中开始,对于整个西汉王朝的兴盛来说,汉文帝,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在后世对于帝王的评价中,他更是一位被看作楷模的圣君。

做皇帝要做出名,方法自然多种多样。有能打的,有能杀的,有能干活的,也有能糟践江山的。相比之下,汉文帝的出名,或许只能用一个字——忍。无论是他登基之前,还是开创治世之后,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特别能“忍”的人。

说到汉文帝的能忍,不得不首先说到他的母亲——薄太后。民间俗话说“儿子随娘”,这位身世坎坷的女人,同样是一个能“忍”的人。

薄太后的本名,现在说法多种多样,真实姓名已不可考,但说到她的身份,可以说既很好,却又很惨。她是苏州人,母亲是魏国的王族,但她却不是“合法出生”,她是母亲和人私通的私生子,又兼秦朝治下,六国王族的身份非但不值钱,反而颇受打压,小时候的生活,可以说是穷困与白眼交加。这日子得忍,忍了没几年终于苦尽甘来,大泽乡起义一声炮响,六国遗民翻身迎解放,凭王族身份,成年后她嫁给了魏王豹为妻,也算是王族贵妇。这魏王豹虽说是一方王族,但人生追求却也不大。秦末农民战争中,起先他就想着跟对一个好主人,安安稳稳地讨一块封地,关起门来当王爷。却偏偏有个叫许负的算命先生,见了她后立刻惊叹:此女子将来会生个天子。就这一句话,魏王豹的心思活络了:她生的儿子是天子,我是她老公,那也就是说……

心思活络了,行为也就活络了,好好的魏王也不想当了,立刻扯旗造反,跟正在打天下的刘邦撕破脸:算命的都说我老婆的儿子是天子,我还怕你作甚。可他哪是刘邦的对手,被刘邦的大将曹参几下子打得稀里哗啦,魏王豹兵败身死。许负的卦,他到底没弄懂:你老婆生的儿子做天子不假,可这天子的爹,却未必就是你。

没弄懂的后果,对于薄夫人是严重的。王族贵妇是做不成了,摇身一变成了罪犯家属,发配到皇宫里当奴仆,负责在纺织房当织女。这织女的活可不好干,整个皇宫上至帝王皇后,下至太监宫女,里里外外穿的,全都出自织女之手。劳动量大,工作辛苦,地位也低贱得很,最重要的是人生没机会。皇宫里的女子,名义上说都是皇帝的老婆,再苦再累,改变命运的办法,就是被皇帝看中,得到宠幸,最好能生个一男半女,也就有苦尽甘来的希望。可混在纺织房,这个想法就很不靠谱:有哪个男人会闲着没事,跑来看女人织布呢?没办法只能继续忍。

可不靠谱的事情,偏偏就发生了。当了皇帝的刘邦某一日心血来潮,竟真到织布房来闲逛,扫了一眼薄夫人,又偏觉得顺眼,顺眼了就好办,一纸诏书调出织布房,提到宫里做妃子。可这“妃子”却是有名无实,做皇帝的后宫佳丽三千,就算一天宠一个,猴年马月也难轮到她,只能独守空房继续忍。这一忍,从公元前206年,一直忍到公元前202年,刘邦总算有一天踏进了她的房间。正史的说法是,宫里有小姐妹说起这个女人的身世,无意中被刘邦听到,刘邦一时心血来潮,就过来宠幸了一把。野史上也有说法,是刘邦那天走错了门,误入了她的房间,也就顺水推舟将错就错了。心血来潮也好,将错就错也罢,她和刘邦,也仅仅做了这一夜夫妻,那夜之后,刘邦再没来过。

可“低概率”的事件再次发生了,就这么“一夜夫妻”,忍了好多年的薄夫人竟然怀上了,10个月后婴儿呱呱坠地,是个大胖小子。这就是刘邦的四儿子——刘恒。凭此机缘,她也终于在后宫嫔妃里占有了一席之地,有了作为妃子的名分——薄姬。

得了宠幸,生了儿子,有了名分,所有的低概率事件一连串地发生,貌似好事都让她占了。可这时候她的处境,却似乎没太多改善。宫里得宠的女人多了,生不出孩子来的更多,凭什么你春风一度就能怀上?其他妃子们的妒忌白眼自然少不了。而刘邦对这对母子也没太多感情,有了儿子以后,薄姬又守了8年活寡。老公不答理,生了儿子遭人忌,后宫的娘娘们,谁不拉帮结派?谁没有个三亲六戚,谁没个背景靠山?明枪暗箭下,想太太平平地过日子,那是何其难?要太平?还要忍。

所以薄姬继续忍着苦日子:事实正是如此,虽然他为刘邦生了儿子,但上上下下都知道这娘俩不被刘邦待见,所以待见他们的人也就不多。赏赐少,没钱去拉拢身边的太监宫女,遭的白眼也就不少,甚至连日常的生活,有时候都要靠她自己织布去维持。这样的环境下,薄姬养成了温和待人,凡事礼让的处世态度。她温和地对待皇宫里每一个下人,哪怕是再低微的奴婢,见了面都客客气气。后宫的嫔妃们,不管是地位高贵的,还是地位比她低的,有儿子的没儿子的,一样恭敬有加,就连儿子有时候淘气,和其他房里的皇子发生了冲突,不管理赢理亏,都要带着儿子跟人家赔礼道歉。忍来忍去,这个无根无基的薄姬,成了后宫里公认的好人。

而那几年西汉后宫的形势,也真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在刘邦的晚年,最得宠的嫔妃,就是戚夫人。这位戚夫人本名叫戚懿,山东定陶人,不但生得貌美如花,还是西汉初期有名的舞蹈家,她的“翘柳折腰”之舞,早把刘邦的心迷住了。刘邦衣锦还乡回故里徐州的时候,带着的就是她;刘邦征讨匈奴失败后,陪在刘邦身边,夜夜抚平他受伤心灵的也是她。刘邦晚年的后宫生活里,不但她夜夜侍奉,甚至俩人还经常在宫里举行大型歌舞会,戚夫人每每亲自领唱领舞,引得喝彩声一片。别说比薄姬,就是比起此时贵为皇后,却长期和刘邦分居的吕后,也实在拉风到了极点。

气势拉风,戚夫人的肚皮也争气,给刘邦生下了儿子刘如意。偏偏这刘如意天资聪颖,生得俊俏,很得刘邦喜爱。而吕后的亲儿子刘盈,虽早被立为太子。刘盈性格懦弱不说,做事也迂得很,常让刘邦有“子不类父”之感。晚年的刘邦甚至有过换太子的念头,幸亏群臣反对,特别是“西汉三杰”之一的张良从中力阻,甚至拉下老脸求人,为太子请来了4位著名的隐士“商山四皓”辅佐,才断了刘邦的念头。而对戚夫人来说,断了念头的后果却是严重的。

果然公元前195年,刘邦前脚刚蹬腿咽气,“扶正”成皇太后的吕后就开始反攻倒算了。独守空房10多年的老账,那是要还的。当年很拉风的戚夫人,被吕后砍断了手脚,刺瞎了双眼,扔在猪圈里活活折磨致死。她的儿子,曾和刘盈争皇太子位的刘如意,虽然被封为赵王,并有即位的汉惠帝刘盈全力维护,但恨得咬牙切齿的吕后还是不肯放过他,最终派人将其毒杀。此后的多年里,为了巩固吕家外戚独大的地位,吕后大肆诛杀刘邦诸子。刘邦的8个儿子里,除了亲儿子汉惠帝刘盈外,刘友被吕后囚禁后饿死,刘恢被逼自杀,刘建虽然早逝,儿子也被吕后派人杀掉,这一脉绝了后,幸存下来的人里,齐王刘肥是因其封地实力强大,难以下手,淮南王刘长是因为地处淮南,天高皇帝远。而薄姬与刘恒母子能够在这场血雨腥风里幸存,却还是拜了一个字所赐——忍。

事实上,在后宫里大肆诛除异己的吕后,非但不是薄姬的敌人,相反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朋友。吕后仇视的,是刘邦生前分外得宠的嫔妃们,而薄姬和她一样,也是独守空房数年,相似的境遇,让吕后对这对母子反而生出了难得的恻隐之心。作为皇子,刘恒被封为代王,封地在山西代地,那里毗邻匈奴,既穷又乱,不是个好地方,却也能避开皇宫里的是是非非。吕后掌权后,薄姬多次请求,要求去代地和儿子团聚。对这个此时已经又老又丑的失宠嫔妃,吕后总算是“人性化”了一回,批准了薄姬的请求,一道去的,还有薄姬的母亲和弟弟,一家人总算是团圆了。宫廷里的这一番明枪暗箭,总算是平安躲了过去。

刘恒命运的再次变化,是在公元前180年。

这一年,只手遮天10多年的吕后溘然长逝,这时期的吕家,已经基本把持了西汉帝国的大权。死前吕后遗言,秘不发丧,侄儿吕产、吕禄调重兵集中于长安,以防政变发生。但一心维护刘家天下的功臣一脉,却联合皇子齐王刘襄等人讨伐吕氏,外加陈平和周勃在长安城策反军队,上演“周勃夺军”的好戏。结果,吕后老人家尸骨未寒,其家族就被反攻倒算的刘家皇室一锅端,周勃率军在长安城大肆诛杀,将吕家满门杀了个干净,连吕后拥立的少帝刘弘也被废黜。这时候问题来了:吕家打倒了,刘家皇室翻身了,可是谁当皇帝?

按照西汉皇室传承的规矩,皇帝自然要“子承父业”。在吕后血雨腥风下幸存下来的刘邦皇子们,此时只剩下了淮南王刘长、代王刘恒两人。当然也可以“隔代继承”,即从刘家子孙第3代里选一个接班人,那众望所归的只有一个——齐王刘襄。他是刘邦的长孙,而且在平灭吕家的过程里,正是他在山东扯旗,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此居功至伟的人物,要接班当然名正言顺。西汉帝国的最高权力,貌似和薄姬母子是没什么关系的。

但偏偏几个“众望所归”的人物都有问题。首先是齐王刘襄,他手握精兵不说,家世更有问题:他的亲弟弟刘章,娶了吕家的长孙女,也就是说他们家与吕家是“儿女亲家”。而刘襄本人的母舅一脉,更不是省油的灯。他的母家驷氏是山东当地大族,势力根深蒂固不说,也是以凶狠横暴著称,整个一山寨版的吕家。这样的人登了位,恐怕又要重演吕家专权的噩梦。至于淮南王刘长,那更没法考虑,“母家恶”不说,他本人也是个贪图享乐的花花公子。所以最合适的人选,就只能是代王刘恒了。他本人没什么劣迹,他的母亲薄姬也是出了名的老实人,又是刘邦的亲儿子。当然,更关键的问题是,这娘俩无根无基的,平日里也低调,上了台做皇帝,看似也好控制。

当然,够资格还不够,关键还要看是谁推举的,主张刘恒接班的,正是平定吕家之乱的两大关键人物:陈平和周勃。这两人是当年刘邦打天下的功臣,此时又手握西汉帝国的两大政府军:南军和北军,所以他们的建议是最有分量的。刘襄当然就歇菜了,带兵回了山东。刘长也没指望了。就这样,这位在刘邦健在时最不被待见的儿子——刘恒,成为了西汉帝国的第3任皇帝。或许谁都不会想到,这个表面上似乎不显山不露水的皇子,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把他的名字,刻在了中国历代圣君的名录上。

这些是后话了,但在当时,对于薄姬母子来说,这真是一个天大的馅饼。长安派来迎立的使者很快到了代地,请刘恒去长安登基。但对这个天大的馅饼,起初薄姬母子的反应非常一致——不要。

不要是有原因的:吕家叛乱,臣工皇室皆出力颇多,偏偏是远在代地的薄姬母子寸功未立,冲锋陷阵的时候不见影,运筹帷幄的时候不见人,啥忙都没帮上,现在大功告成论功行赏了,最大的一块元宝给你,凭什么?

所以在接到消息后,刘恒并没有贸然行动,先是派舅舅薄昭(薄姬的弟弟)去京城,在见过此时掌握大权的周勃、陈平,得知了事情真相后,方才动身到京城。公元前180年九月二十三日,刘恒在长安正式登位,这就是开创了“文景之治”的汉文帝。而作为皇帝生母的薄姬,也晋位为薄太后。这对忍了几十年的母子,此时终于忍到了西汉帝国的权力最高峰,当然,是名义上的。

所谓“名义上的”,是因为这时期的西汉皇帝,其实很多时候是当不了家的。

外部情况且不说,平定吕家叛乱,靠的是刘姓宗族和功臣宿将的努力,齐王刘襄、城阳王刘章,都是地方上手握重兵的实力派,刘邦登基后分封的同姓诸侯们,此时已渐成地方一派豪强。中央的功臣宿将们也惹不得,周勃和陈平两大重臣,从跟随刘邦打天下到平定吕家之乱,都是功勋级的人物,其势力盘根错节,把持朝政,连皇帝谁来当,最后还是他俩说了话才管用,当不当皇帝,也是刘恒探明了他俩的口风后才做决定。在登基的初期,刘恒母子的身份也只有一个——摆设。

所以刘恒母子还是知道自己身份的,登基初期,摆设得相当不错:刘恒入京即位时,仅带了宋昌等6位亲信。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封诛吕功臣:3大功臣周勃、陈平分别作了左右丞相,灌婴成了执掌军权的太尉。对刘姓宗族也大力笼络。除了赏赐了齐王刘襄、城阳王刘章、淮南王刘长3位直系亲属外,更大封同姓诸侯王。在登基的第一年,就封了8个刘姓宗王。在国家大事上,刘恒也很知趣,继续推行汉高祖刘邦在位时确立的“黄老学说”,崇尚“无为而治”,先前的既定成法一概不变,继续与民休息。在他即位的最初时期,功臣们很满意,宗室们很满意,老百姓们也很满意。朝堂上下,可谓一片“和谐”。

但对这样的“和谐”,汉文帝本人是不会满意的。他现在不再是忍气吞声的代王,不再是夹着尾巴做人的四皇子,而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摆设”的身份,无论如何他是不能接受的。更何况,刘邦登基后到吕氏之乱的一系列变故证明,虽然西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的帝国,但是在西汉早期,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并未建立起来。

西汉的立国,采取的是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的方式,起初还册封了异姓诸侯王,此后虽然诛杀异姓王,并且设立“白马盟”,即非刘姓者不能封王,但中央的行政权力,依然没有确立绝对的权威。无论是权镇地方的诸侯,还是功勋卓著的勋贵们,其位高权重,都是帝王所忌惮的,要做一个真正的帝王,就必须把权力收拢回来。且不说为了巩固国家稳定,就是为了对付北方持续肆虐的匈奴,这也是必需的。

所以,这才是汉文帝刘恒在位时期的最大贡献:自他开始,改变了中国自夏商周以来松散的国家体制,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大一统,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汉武帝后来的“大一统”,其实更多是拜汉文帝栽的树。

要做到这个自然不容易,历史上但凡是权力之争,无不血流成河,尔虞我诈。汉文帝的手法却很温和,先忍,再忍,最后还是忍,在忍耐里巧施暗手,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比如在刘恒入京即位的早期,看似很“知趣”,对人很谦和,但在他入宫的第一天,即命令他的亲信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另一亲信张武为郎中令,负责巡查宫中,皇宫大内的兵权,以及西汉最精锐南北二军的控制权,就这样被汉文帝不动声色地抓到手了。在诸吕服诛后,刘恒又大赦天下,值得一提的是,刘恒赦免了刘章的妻子吕氏(吕家的长孙女),此举虽然遭到了功臣们的非议,却也安抚了登基未成的齐王一脉,得到了宗室的支持。

而对位高权重的两大势力,宗室与功臣,刘恒的另一手段是“拆分”。刘恒登位之前,依西汉王朝旧例:拥有封地的诸侯以及贵戚们大多居住在长安,而他们的日常开支,则是由其封地提供,如此一来开支巨大不说,长安更成了功臣宗室们相互串通的场所。所以刘恒登基后的第二年十月,即发布诏令,以节省开支为由,命令所有驻长安的列侯贵戚全部返回封地,不得在长安停留。这样做的意义,不止在于减少了国家开支,更重要的是,如陈平、周勃等功臣宿将们,也因此羽翼大削,其亲信大多被调离身边,原本盘根错节的势力,渐成了孤家寡人。正因如此,刘恒这个皇帝,才从此开始“硬气”了起来。

而相比于上述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政策,真正对汉文帝一生执政有着重要意义的,却是一个小人物和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奏疏——公元前174年,28岁的贾谊上《治安策》。

贾谊这个人,在后世很有名,但在当时只是个小人物。而他的《治安策》,在当时也并未被看做很重要的奏疏,可就是这封奏疏,指向了汉文帝所伤脑筋的大问题:诸侯尾大不掉的问题。这封奏疏很长,核心内容是:同姓的诸侯王和异姓的诸侯王一样不可靠,而且是有实力的必然会想到造反,实力越强造反越快。兴兵讨伐是下策,那样会造成战争,破坏生产和国家稳定。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诸侯的封地尽可能地拆分,分封给他们的子孙们,削弱他们的势力,如此日久天长,才能彻底解除诸侯国的威胁。

贾谊的奏疏得到了汉文帝的赞赏,但这毕竟是一个非常长远的方略,一下子推行是不现实的。在汉文帝在位期间,他少部分地推行了其中一项,却是极其重要的一项。

即在公元前164年,趁齐王过世的机会,将西汉诸侯王中势力最强大的齐国辖下的70多座城池,一口气拆分成了7块,分封给齐王诸皇子。这个行动看似平常,但10年以后,他的儿子汉景帝刘启一定会感激老爹的英明举动:10年后的七国之乱里,正是由于实力最大的齐国早被拆分,才降低了汉帝国的平叛难度,汉朝的政府军也是通过先平定齐地的方式,最终将叛军一网打尽。

汉文帝的这些政策,虽然说不动声色,可还是引起了反弹,比较著名的就是他在位时期济北王刘兴的叛乱,首开同姓诸侯王反抗中央政府的先例。之后曾与他争夺皇位的淮南王刘长也举兵造反。两次叛乱先后被镇压。而刘恒也采取了看似宽容的决策:刘长3个儿子非但没有获罪,反而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偌大的淮南国被一分为三,刘长本人也未获死刑,只是被发配到蜀中地区。

虽然小有反弹,但汉文帝的苦心没有白费,他在位时期,诸侯膨胀的势力得到了遏制,功臣勋贵们的地位也遭到了削弱。他渐渐地树立起自己的威信,掌握了汉帝国的真正权力。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对比是:作为诛吕功臣的周勃,在汉文帝早期即位时位高权重,甚至汉文帝即位之前,还专门派使者到京城拜见周勃。可汉文帝登基为帝后,周勃身为丞相,经过汉文帝迁移列侯,掌控军权等政策,其势力大为削弱。后期汉文帝向他问话,偶有答对不当之处,他甚至“汗流浃背”。这时期的汉文帝,才是真正意义的皇帝。

有关汉文帝在位时期的种种政绩,史家的赞誉笔不绝书。比如他继续休养生息政策,倡导节俭,多次削减赋税,发展生产。对地方诸侯势力进行遏制,强化中央集权,恩养功臣勋贵,收拢国家权力。同时修订律法,减少苛刻条文,尤其是废除了从西周开始的“肉刑”,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走向了文明化。他治下的西汉王朝,生产得到恢复,国库得到充实,中央威权得到加强,百姓安居乐业。犯罪率方面,最少的时候,全国每年断案只有40起,是中国封建历史上著名的“和谐社会”。然而相比之下,他对于整个西汉王朝影响最大的政策,却是两个:一是废除用传制度,二是军事改革。

先说用传制度,这是西汉自汉高祖开始制定的一项重要国策,规定边关要塞以及军事重镇,都要设立关卡,出入关卡需要政府颁发的“传”,即批条,否则不能私自出入。公元前168年,汉文帝正式下诏废除了这一政策,从此,西汉官民百姓的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商品货物流通日渐繁荣。对于农业日渐复苏的汉帝国来说,用传制度的废除,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融合,更是国民经济腾飞的催化剂。西汉帝国统一局面的巩固,以及文景之治的经济繁荣,皆与此密切相关。

而另一个史家注意不多的,就是汉文帝时期汉帝国军事的改革。按照一般封建王朝的发展规律,王朝建国初期,是国家军队战斗力最强大的时期,之后和平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军人,在战斗力上都会比前代日益退化,而西汉王朝的军队恰恰相反。若论军队战斗力,即使是早期刘邦时代的汉军,也难与项羽的楚军相比。汉军战斗力的真正腾飞,正是从汉文帝时代开始。汉文帝时期,是匈奴骚扰西汉边境加剧的时期,汉文帝曾两次组织重兵抗击匈奴,却在匈奴骑兵高速运动的作战方式面前无可奈何。痛定思痛,汉文帝刘恒决心改革军事,发展一支足够与匈奴争锋的铁骑。他一面采取“入栗拜爵”的制度,即只要向边地输送军粮,就可以给予爵位赏赐,为国家的边境防御储备军粮。另外也是从他开始,汉朝对匈奴部落进行招抚,购买大量马匹,并招募匈奴人从军为汉朝效力。从此,西汉开始拥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李广等后来威震汉匈战争的名将,也正是在这时期开始崭露头角。如上种种,皆是后来汉武帝发动对匈奴反击战的先声。

但与汉文帝的人生际遇一样,这时期的西汉王朝,依然处在一个“忍耐”的时期。经过汉高祖和吕后时期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的综合国力虽然有所增强,却仅仅只是恢复而已。同时西汉政治经济的发展,也遭遇了瓶颈:国内诸侯势力尾大不掉,中央集权遭到制约,农业虽然日益恢复,但人口增加后,土地矛盾也日益激化。这正是汉文帝施政的重要之处,政治方面,通过对勋贵的恩养,对诸侯的削弱,强化了中央的威权;农业方面,通过减免税赋,开放山泽禁区等政策,提高农民种田积极性,缓和土地矛盾。经济起飞的西汉王朝,在政治上还处于隐忍阶段,对匈奴,继续接受屈辱的和亲条款,用送女人和钱粮的方式来维持和平。对西南,继续承认南越诸国的割据状态。汉文帝治下的时代,其实是一个正在“厚积”的中国,它的“薄发”,是汉武帝登基后的事了。

“厚积”时代的薄姬,最终坐上了太后的宝座,但发迹了的她却并未“得志猖狂”。生活方面,贵为太后的她带头节俭,她的日用开支,比吕雉做太后时期竟然缩减了三分之二。对于当年曾经刻薄对待过她的宫人嫔妃们,她不念旧恶,尤其是对那些刘邦时代欺辱过她的宠妃,那些人此时大多生活困顿,老来无依,她反而厚赠钱帛接济恩养。对于帮助过她的吕后,她也格外厚道,曾有大臣建议把吕后开棺鞭尸,并且把刘邦皇陵里“正房皇后”的位置让给薄太后,这些全被她拒绝。史家津津乐道最多的,是汉文帝与薄太后之间的母子情深。汉文帝对母亲薄太后,可谓极尽孝道,薄太后有次病重,时间长达3年,汉文帝每天都亲自在床边侍奉,亲手喂水喂药。此种情景,不要说帝王家,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子”的民间,也格外难得。但如此孝顺的儿子,却最终走在了母亲前面。公元前157年,56岁的汉文帝刘恒过世,他留下的大汉帝国,已经是一个军力日益强大,中央集权日益加强,经济蒸蒸日上,百姓安居乐业的大汉帝国,而他唯一放心不下的,依然是自己的母亲。他临终的遗言有二,一是要妻子窦氏替他为母亲尽孝;二是要求把自己的陵墓以“顶妻背母”的方式安葬,以示对母亲孝顺的歉疚之情。有子孝顺如此,对于“忍”了一辈子的薄太后来说,或许只应了一句话:好人有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