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文人一直憧憬的“盛世”，最高权力组合无外乎4个字：明君贤相。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有名的黄金时代——盛唐，从创建开始，就是明君贤相组合辈出的年代。开国时期的李世民与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再到武则天与狄仁杰；以至于到开元盛世时期的李隆基与姚崇、宋璟，无不是“明君贤相”，君臣鱼水情深的佳话，然而有一个人——张说，在历史上，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今天说起这人，虽然也是耳熟能详，但是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却远远不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姚崇、宋璟、张九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运气不好。他政治生涯的黄金期，正赶上武则天统治的末期，然后又是唐中宗和唐睿宗两个糊涂蛋轮流当政，好不容易盼到了大有作为的李隆基，其名声却被一代贤相姚崇所遮盖。今人津津乐道的，反而是他与姚崇之间的私人恩怨，比起生前身后的几位名相，真可以说“人比人，气死人”。

但是这位名声相对黯然的大臣，却着实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开元盛世的军功章上，是该写下他的姓名的。

一

人穷，但张说的教育没落下，他从小就刻苦读书。他的家庭是小官僚阶层，官场上事事都要小心谨慎，可以相信，他后来在官场上的机灵乖巧，也很受家庭影响。年轻时候的张说“运思精密”，与人交游时，别人高谈阔论，他往往不发一言，在仔细思考后，用寥寥数语就能点中要害，属于少年老成的人物。张说少年得志，20岁那年唐王朝的科举考试，由时为太后的武则天亲自主考，张说成绩优秀，一举拔得头筹，武则天眼见少年英才，随口说了句“自古没有甲科啊”。张说乖巧，顺口接了句：“那臣就位列乙科。”见张说如此乖巧听话，武则天自然高兴，武则天高兴了，张说自然官运亨通。入仕之后虽然官不大，但先干太子校书，又干中书舍人，都是前途远大的好工作，成了重点培养对象。

张说第一次崭露头角，是公元701年，他受命参加编写诗歌奠基《三教珠英》。这是一部集合了当时47位著名学者编写而成的诗歌巨著，主编是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摊上这个工作，对张说来说既是机会，又是麻烦。张易之这个人，除了哄弄武则天开心外，其他的本事只能用白痴来形容。受命做主编后，每天啥都不干，就召集一帮文人饮酒作乐，高谈阔论，大家互相吹捧消磨时光，几年过了都没进展。唯独张说不同，每次聚会他都沉默寡言，然后将大家即兴创作的诗歌记录整理下来，之后誊抄出来。整整两年，张说干的就是抄写员的工作，但功夫不负有心人，这部唐朝历史上的诗歌宝典终于编纂完成了，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张说一个字一个字整理出来的。这个踏实沉稳的青年官员，也因此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就连张易之本人也甚为赞赏，向武则天大力表扬张说的劳动。劳动的人终究不吃亏，张说接着就升官了，先命他“考功贡举事”，也就是掌管官员考察之事，属于大家眼红的肥缺，又提拔为凤阁舍人。此时的张说，既有武则天赏识，又靠上了张易之这棵大树，大好前程，似乎就在眼前。

可张说的麻烦从这个时候也开始了。

因为这时候的张易之哥俩，已经越闹越不像话了，卖官鬻爵不说，连家人都横行霸道，当地没人敢管。偏偏还有硬骨头，比如宰相魏元忠，一次就借张易之的仆人犯法，把他的仆人给惩治了。这还了得，张易之兄弟俩立刻罗织罪名，说魏元忠造反，武则天也给这哥儿俩撑腰，由着他们把魏元忠下了牢狱。可说人造反，总要有罪名，魏元忠的罪名是私下里给大臣串联，让大臣们拥立太子复辟李唐。这在武则天时期是掉脑袋的大罪，是罪名你就要有证据，起码也要有证人，张易之想破了头，想起来他很赏识的张说，再加上这个人平时老实巴交的，肯定容易吓唬。接着做张说的思想工作——只要你肯做伪证，诬陷魏元忠谋反，将来的好处大大的，否则，魏元忠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张说这下两难了。听张易之的，自己肯定身败名裂，朝野上下的唾沫星子准把自己淹死，不听呢？魏元忠堂堂宰相都斗不过他们，何况自己这芝麻绿豆小官。与此同时，许多为魏元忠愤愤不平的官员也找来了，纷纷给张说打气，要张说坚持正义。权衡再三，张说第一次不“乖巧”了，朝堂之上，张说理直气壮地告诉武则天，是张家哥俩逼自己做伪证的，魏元忠并没有任何谋反行为。一语既出，满座皆惊，气急败坏的张易之又诬陷张说是魏元忠的同党。结果，一心想给两位小男宠撑面子的武则天，反而说张说是反复无常的小人，一纸诏书流放岭南了。

张说的京官生涯就这样告一段落，但他却因此名声大振，这个平时谨小慎微的官员，一下子成了群臣中的楷模。张说离京前，宋璟等大臣不顾危险前来送行，张说的“忠直”之名，一下子传遍天下。

二

张说在岭南一窝就是两年，期间京城发生了很多变故，宰相张柬之发动政变，迫使武则天退位，继而唐中宗李显复位，大家自然想起了当年不畏强暴的张说，公元706年，张说重新得到任命，调任兵部员外郎，这次任命，其实是临危受命。

此时复辟的唐王朝，经济破坏严重，外敌不断入侵，可谓内忧外患。张说回任后不久，叛乱的突厥势力就大肆袭扰唐朝边境，面对严重的边防形势，张说一针见血指出，根源在于府兵制的破坏，他提出由朝廷出资，征募壮士从军，这就是“募兵制”。募兵制从贞观时代就有，但是大规模的募兵，却是从此开始。依张说所言，唐王朝很快击退了突厥的入侵，接着张说又调任吏部员外郎，清理武周末年遗留下来的积案。他坚持公正原则，不因官员的立场身份搞“一刀切”，相反就事论事，纠正了大量冤假错案。这时候的张说，史载每天“奔走如飞，通宵不眠”，是个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工作狂。扑了没一年，张说的母亲去世了，这时候国家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唐中宗舍不得张说回家守孝，以升官挽留，张说却坚辞不受，硬是辞官回家了。这几件事情，让张说在朝野上的知名度大增。知名度提高了，官就接着升，服孝期满后，即升任工部侍郎，不久后又改兵部侍郎，署理北方五兵府边事。他主张对北方的契丹采取招抚政策，稳住了自武则天时代开始动乱的东北边疆形势。不久又改任工部侍郎，面对国家财政紧张的局面，张说精打细算，从各项工部开支中省下来大笔经费，休整了武周末年荒废的黄河苏北一带的堤坝，重新开通了山东济水的河道，华中的水灾和山东的干旱皆因此得到了缓解，那段时期的唐王朝，可以说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张说。

而后唐中宗英年早逝，其弟李旦即位，就是历史上的唐睿宗。唐睿宗时代的张说，得到了他一生里的又一个重要机会——出任太子李隆基的老师。这个时候，对后来开创“开元盛世”的李隆基，其实是一段相当重要的时期。彼时武则天虽死，但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一直希望能做第二个武则天，自然视李隆基为眼中钉，偏偏身为皇帝的唐睿宗，是一个对妹妹太平公主感情很深的人。姑侄之间的争斗，做侄子的李隆基起初处于不利局面，而张说因为在立太子问题上支持李隆基，也成了太平公主的眼中钉。太平公主此时权倾朝野，国家大事，唐睿宗都是首先听取她的意见，朝中百官也多出于其门，太平公主咄咄逼人，张说以退为进，主动借小错辞去了中书省平章事的职务，去李隆基的太子府担任侍读，避开太平公主的锋芒。彼时的李隆基年少气盛，遇事喜欢强争，很遭唐睿宗不满，张说阻止李隆基的这种做法，劝李隆基要对太平公主“和柔”。不久之后，李隆基依张说言，请求罢免了谏阻太平公主圈地的姚崇，讨得了唐睿宗的欢心。就在同年，长安城突现彗星，古人皆以彗星为“凶兆”，太平公主趁机散布谣言说李隆基要夺权，危急时刻，张说果断向唐睿宗进谏，声称“此谗人设计，陛下若使东宫监国，则灾难不生”。一句话，抓住了自幼迷信的唐睿宗的软肋，唐睿宗听后格外高兴，大赞张说“真知我也”。他本身就是一个不喜抓权的文人，自然顺水推舟。次年，李隆基正式即位，改年开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

张说在关键时刻的表现，稳住了李隆基的位置，确保他成功登基，但危险并没有过去。朝中大臣多是太平公主的同党，张说也是太平公主的眼中钉，李隆基登基不久，太平公主就威逼李隆基将张说贬斥到洛阳，张说格外淡定，临走前送给李隆基一把匕首，暗示李隆基要先下手为强。但先下手为强何其难，此时唐朝7个宰相，5个是太平公主的心腹，把持长安兵权的左羽林大将军常元凯也是太平公主亲信，李隆基虽是天子，却无权无兵。偏偏太平公主也不消停，她与宰相窦怀贞等人早就密谋，要借机废掉李隆基，登基称帝。关键时刻张说献策，要李隆基联合唐朝宗室齐王、薛王共同行事。七月甲子，李隆基正式摊牌，他先是派部将王毛仲率300精锐，先奇袭了羽林卫，杀掉了太平公主的死党常元凯，接着在朝堂上戒严，当场逮捕了窦怀贞等太平公主党羽，先前牛气哄哄的太平公主，一下子成了光杆司令。太平公主也因此被“赐死于家”，至此，李隆基，这位时年28岁的青年皇帝，总算彻底坐稳了皇位，开始经营能施展他雄才大略的“开元盛世”。

三

说开元盛世，除了李隆基本人外，后人多把功劳归于姚崇、宋璟等人。但事实上，宋璟为相远比姚崇晚，而张说，却是开元盛世不可少的人物。

李隆基大权在握后，张说得到启用，先拜中书令，封燕国公，成为李隆基的重臣。之前一直忠肝义胆的张说，这时却私心大起，李隆基一直想把当年遭到贬斥的姚崇重新召回，张说与姚崇不和，因此极力阻挠。说到张说与姚崇的不和，与其说是政见问题，不如说是性格问题。张说和姚崇都是公元687年科举的得中者，当时张说名列榜首，姚崇位居第三。入仕之后，两人又曾同为中书舍人，但姚崇是豪门大族出身，吴兴姚氏的21世孙，因此处处摆“世家子弟”的谱，在寒门出身的张说面前很是傲慢，又加上他性格豪放，常常口无遮拦，张说偏偏性格内向又爱记仇，两人罅隙日深。后来张说为魏元忠一事得罪武则天时，满朝文武都为张说叫屈，同样与张易之兄弟不睦的姚崇却未发一言，两人交恶更深。唐中宗复位后，姚崇就任兵部尚书，和担任兵部侍郎的张说成了上下级，几乎成天吵架，最后只能以张说被调离了事。

但张说的阻挠方式却是“阴坏”。他先故意大赞姚崇才华，推荐姚崇出任河东总管，其实是阻止姚崇回来与他争权。李隆基当然不傻，张说的提议被他当场就否了。姚崇顺利回归，张说气得不行，竟然犯了糊涂，找李隆基的哥哥齐王诉苦，大臣和王爷私下来往，放到封建社会是大忌讳，姚崇也不是善人，直接向李隆基告了黑状。结果张说害人不成反害己，自己被贬黜到河北当刺史了。姚崇还不罢休，又唆使御史弹劾张说，赶上李隆基气没消，张说还没到河北，又一道圣旨来了：贬到岳州去。

但张说能上能下，虽然贬了官，干工作的热情丝毫没减，到了地方上勤勤恳恳工作，特别是在岳州清理田亩，发展生产，招抚南方少数民族，颇多建树。6年以后，即公元718年，唐朝边防吃紧，李隆基又想起了张说，张说随即被任命为幽州都督。此时幽州边防形势紧张，临近的契丹骚扰不断，为加强边防，张说提出募兵屯田，即招募中原地区的流亡农民参军，在边境屯田守边，这个政策得到李隆基允许，并很快在全国推广开来。边境屯田政策，是唐玄宗开元盛世的重要内容，此时唐朝土地兼并日烈，边军逃亡日多，边境屯田政策的施行，既解决了大批无地农民的生活问题，又巩固了边防。同时张说积极整顿幽州兵马，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招抚政策，长期骚扰幽州的契丹可汗后可突，在张说的努力下终于重新归顺唐朝。自武则天时代战乱不断的幽州地区，从此战火渐熄。

因镇守幽州的功劳，张说被提升为并州都督，在他刚到任后不久，并州北面的突厥部落发生叛乱，眼看一场战争就要爆发。关键时刻，张说只带20名骑兵，单身进入突厥营地，用真诚的态度和雄辩的口才，说服诸部落重新归顺。与此同时，张说积极整顿并州边防。第二年，西北党项部落叛乱，连续侵扰灵州地区。张说亲率1万骑兵迎敌，在甘肃凉州大破党项部落。初战告捷后，张说又改为招抚政策，在麟州地区安置党项部族。张说出任并州都督期间，短短3年，原本残破的并州防务焕然一新。张说在任时，以剿抚并用的战略，先后招降游牧民族部落达60万人，唐王朝的整个北部防线重现和平。同时张说改革唐朝原有的府兵制度，实行精兵简政，淘汰大量冗兵，重新打造出一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也正是从这时起，募兵制逐渐代替了原有的府兵制，成为唐王朝的主要军事制度。

在开元盛世的最初阶段，一直是文臣的张说，却因为一场斗争，阴差阳错地建立了边功。他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在李隆基在位的最初10年，唐王朝的国防能力一度极为低下，尤其是北方河北、山西、甘肃地区，因为府兵制遭到破坏，大量土地流失，许多部队名存实亡，张说在边境大行募兵，剿抚并用，精兵简政，为唐王朝打出来一个和平的国防环境，否则，李隆基的政治经济改革，很难推行起来，唐朝的军事力量，也不会迅速焕发生机。

四

因为张说的累累边功，公元723年，张说回任中书令，此时老对头姚崇已经过世，张说俨然权倾朝野，他的官场末日，却也从此时开始。

开元初期的10多年里，张说建功颇多，外加李隆基的成功登位，他更是劳苦功高。大功之下，张说也有些忘乎所以，再不是当年那般低调。回任中书令的张说，性格变得暴躁，经常当场斥责同僚，同时经济问题也严重起来，时常收人贿赂。不巧的是，他偏偏又得罪了一个不能得罪的人——李林甫。

这位天宝年间著名的奸臣，在开元时代还只是一个小官，口蜜腹剑是其强项。李林甫找到了张说的一个罪名——招引术士。事情原本很简单，就是张说此人颇迷信，有次家里做寿，招引术士为他做法，可到了李隆基这里，事情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当年太平公主谋害他，用的就是这一招。这怎能不犯嘀咕？公元724年，李林甫正式上告，与张说有仇怨的官员们纷纷附和，众议汹汹下，张说被罢免了中书令职务，命他主修国史。又过了3年，张说又被宇文融告发贪污，这次张说唆使亲信和宇文融争吵，反因“结党”又犯了李隆基的忌讳，结果张说再次被贬，国史也修不成了，直接被强制退休回家。但李隆基还是念着张说的才华，国家每有大事，常找他商量。公元730年，64岁的张说在家病逝，李隆基闻讯后大为悲痛，亲自为他写碑文悼念。这位文武双全的英才，就这样告别了他呕心沥血的事业。而这时候的唐王朝，早已经外扫强敌，内修德政，达到了辉煌的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