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纷争的朝堂

马士英与阮大铖的故事

回过头来,说说南明朝内发生的那些事。

当凝眸史可法离去的背影时,次辅马士英笑了,笑得很烂漫!

史可法外出督师,有他己想立功域外的想法,但更离不开这位马次辅在幕后的“大力协助”——无论是徐弘基的弹劾,还是高刘两总兵的上书,都离不开次辅大人的私下授意。

要问这是为什么?离不开两字——权力。

马次辅太喜欢权力,太崇拜权力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可以用取得权力——丧失权力——再取得权力——再丧失权力四个过程来个一笔总结。

同史可法一样,马次辅也是一个“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莘莘学子,最终也是靠科举考试这块金砖敲开了仕途的大门。

步入官场后,小马同志一帆风顺,历任南京户部主事、严州、河南、大同知府、山西阳和道副使、宣府巡抚。

但小马同志太想加快进步的步伐了,而在明末官僚界,实现这一想法的捷径就是送礼——主动向当今朝贵们行贿。

送礼当然不能三核桃两枣,是需要大量政治资金的。但小商小贩家庭出身的小马同志显然没有这个实力,于是乎他就在宣府巡抚才当上一个月的时候,把罪恶的双手伸向了“官帑”(地方税收收入)。

也许是小马同志的人际关系没搞好的原因吧!他“挪用公款”的违法行为被同事——镇守太监王坤举报了,结果小马同志非但没升官,反而被丢官罢职,并被发配到边疆劳改。

但小马可不是匹任劳任怨的“好马”,不久,通过走关系终于离开了令他黯然神伤的劳改之地,并“无官一身轻”地回到南京。在这里,失魂落魄的老马同志(不能叫小马了,人逢霉事容易老,小马一下变老马了)遇到了同样落魄失魂的阮大铖同志。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安徽怀宁人,明末著名的戏曲作家,通俗画册编辑、资深军事发烧友,还有,一个大大的党棍。

阮同志与老马同志属同年进士,和老马同志一样,年轻阮同志也有一颗渴望进步的心。于是,由同乡左光斗作为入党介绍人,光荣地加入了当时的第一大执政党——东林党。

但后来,因在官位升迁中,东林党领袖赵南星投了他的反对票。这下,老阮不干了,愤而退党,并转而加入了当时第二大执政党——阉党。

在后来东林党和阉党的血拼中,老阮坚定地站在阉党的一边,充当了“文化打手”的作用,用自己的专业特长,仿照水浒故事,出版了第一部个人通俗画册专集——《百官图》。该画册出版发行上万册,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争相传阅,成为揭露东林党罪恶最有力、最形象的广而告之。

但即使这样,阮大铖同志还是“高处不耐寒的”,他的政治智慧告诉他“:阉党只能逞凶一时,不能逞凶一世。”

因此在每次拜会魏忠贤公公后,他总是花重金“赎”回自己的拜见帖(即名片),以不留下任何犯罪证据。

半年后,有第六直觉的阮大铖不愿这样提心吊胆地玩下去了,主动申请“内退”回乡了。

果不其然,随着崇祯的继位,魏忠贤公公就不断出现了成为一只被打落水狗的险情。

奈不住寂寞的阮大铖急于想回朝发挥余热,于是再度发挥写作天赋,挑灯夜战,整出两份内容不同的奏章。

一份是攻击阉党的,一份是既攻击阉党又攻击东林党的。他派人连夜把这两份奏章送到北京,请好友杨维垣见机行事,看哪份奏章对自己有利,就把哪份奏章递上去。

可杨维垣是个标准的“损友”,错误地估算了形势,把那份既攻击阉党又攻击东林党的奏章递了上去,这下阮大铖的麻烦大了。

东山再起的东林党人,对他这种“脚踏两条船”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和一致的谴责,马上将其光荣地列入三等逆案政治犯名单,并剥夺政治权利终生,永远不许出任大明“国家公职人员”。

聪明反被聪明误,阮大铖就这样糊里糊涂落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南京,老马、阮大铖这两个被迫下岗的“难兄难弟”又见面了,青山末老人已老,别有滋味在心头。他们很快地缠绵在一起,并且“相交甚至欢”。

与老马穷困潦倒不同的是,阮大铖那是相当地有钱,家里的土地豪宅就不必说了,还出资养了一个大戏班,每天自编自导、自娱自乐,创作了《燕子笺》《春灯谜》《桃花笑》等戏曲,有力地填补了我国古代戏曲界言情剧的空白。

老马就在老阮的关照下,度过了一段“官场失意、酒场得意”的幸福时光。

崇祯十四年(1641年),失势的东林党实行“金元政治”,准备筹集二十万的白银,以贿赂司礼监太监,使东林党推出的候选人周延儒出任首辅。这时,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阮大铖看出了新的“政”机,就主动找上门来,一出手就给东林党捐了六万两的政治活动金。

在“黑金政治”效力下,周延儒如愿以偿地出任首辅。但在如何报答阮大铖这件事上,既受到东林党党纪(正邪不两立)约束,又受到国法(阉党成员永不起用)的限制,一时间左右为难。

但出来混,欠下的帐终究是要还的。不得已,周延儒想出了个“折中”的方案,派人对阮大铖说:“你当官是没指望了,但你可以推荐一个自已的朋友当官。”

阮大铖马上就想到了老马,于是,不到一月,老马就被周首辅举荐为兵部右待郎、凤阳总督。

时值保定总兵刘超叛乱,崇祯帝命马总督速与进讨。深知得官不易的马总督格外卖命,驱兵围城,终于平定叛乱,活捉刘超。这让朝廷上下刮目相看,认为马总督“办事干练,长于谋略”。

在1644年的大动荡中,马总督长袖善舞,成功地将黄得功、高杰、刘良佐统战到自己的麾下,成为左右帝位大选的决定性力量。

之所以要拉拉杂杂介绍这么一大堆,是想说明这么三点:

1、与史可法同志“心如纯水、身似洁冰”的纯粹相比,老马同志可是一个很不纯粹的人,不但犯过挪用公款罪及行贿罪,而且善于权谋,毫无坚定的政治立场。

2、老马还是一个有能力、有抱负、想为国家、民族和个人做些事情的人。

3、在老马成功的背后,站在一个曾给予他“无私帮助”的大男人——阮大铖。

现在,老马终于用计请走了史首辅,自己终于以次辅身份来主持内阁工作了,这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是他实现更大人生价值的舞台。

老马执政

执政伊始的老马明白,现在的南明“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与史可法面临的问题一样,老马现在首要的问题依然是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其次是军事国防问题。

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最好的办法依然是增加税收。但史内阁的减税方案刚刚公布,继任的马内阁就改弦更张,显然会带来负面影响,降低新政府的公信力。

但冰雪聪明、足智多谋的老马马上就想出了一个偷梁换柱、掩耳盗铃的税改方案,方案的核心是一减一增。具体为:

1、沦陷区减、统治区增。马内阁规定:“自弘光元年始,山东钱粮全免三年,北直隶钱粮全免五年,四川钱粮免50%”(以上三区己大部沦陷),而在统治区的江南,则规定:“凡民间田土,熟田每亩加二分、孰地每亩加五分,山塘每亩加一厘”。这一增收,即为马内阁加征白银51万两。

2、农业税减,商业税增。马内阁减了沦陷区的农业税,却以“劳军助饷”的名义大幅提高了包括沦陷区在内的各地商品过境税、茶烟消费税,实行更严厉的“食盐专卖”政策,力争将“繁华似锦”的江南打造得“满目苍痍”。

老马敢于“舍得一身骂,最把税来加”,究其原因,固然有南明政府生存的迫切需要,但也有老马对目前军事政治形势的乐观估计。

因为老马现在得到的情报是:大智大勇、忠君爱国的吴三桂己经借来清兵,打败大顺军,光复北京城。这一利好的消息让马内阁及朝廷上下欣喜若狂、弹冠相庆。以为大明中兴有望,新的税收政策切实可行。

五月二十七日,老马上疏弘光帝,称赞吴三桂“功在社稷”的义举,并建议:“应利用大明的海军,速从海上向三桂同志运送军粮予以后勤保障。”

弘光帝于次日做出批示:加封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会,并给诰券(最高荣誉勋章、世袭做官凭证及免死文书)、禄米、发银五万两、糟米十万石。同时加封还加封辽东巡抚黎玉田为兵部尚书。(黎现已降李自成,并出任大顺朝四川节度使,根本没有同吴三桂一起勾引清兵)

马内阁的做法,正在江北督师,已忙得一头雾水的史可法也是很赞成的,他也上疏给弘光帝说:“崇祯帝是圣明的君主,但让李自成给逼死了。李自成犯下了罪恶滔天,不可饶恕的罪行。现在,应该从重从快地剿杀李自成,给长眠于地下的先帝和生活在地上的百姓都有一个交待。”

但因为他毕竟在一线工作,消息比老马要准确些,他不相信吴三桂已经成功地玩了一把“借虏平寇”的把戏。但有两点他认为是肯定的:一、李自成已被打败并败退回山陕;二、战胜的清军已占领北京并控制河北地区。

这两点己经是不容辩驳的客观实际,史可法认为南明目前应抢在李自成的前面,与大清联合,消灭顺匪,共图中原。

与这两位高层人士主张的“联清剿顺救中国”的态度不同,个别中下层倒是建议“顺清兼防”。

吏部给事中(科级干部)章正宸上书说:今天,我国的形势比东晋、南宋还要艰难,因为我国除了要防李自成、张献忠这两头“西北狼”外,还要防大清这只“东北虎”,现在李自成这头“西北狼”被打败,这未必是件好事,因为被打败的李自成很可能西窜与张献忠联合,而大清也会腾出手来对付我国。到了今年秋天,这三股反明势力如果从西、北两个方面进攻我国,那我国真是迎来一个“危急存亡之秋啊!”

兵部给事中陈子龙的上书则讲得更干脆,他说:“借助一个敌人消灭另一个敌人,成功的案例不是没有,比如唐朝借助回纥平定安禄山叛乱;但失败的案例却更多,比如北宋借金灭辽,南宋借蒙古灭金。前者能够成功,是在能借来回纥兵的同时,唐朝还有李光弼、郭子仪这样既忠诚又能干的将领,还有来自西北、塞北这样既众多又善战的士兵,自身实力依然强大。而宋朝不能够成功,在灭掉一个敌人后却被请来的盟友给消灭了,就是因为自身实力弱小,既无将又无兵。我国现在的情况和北宋、南宋是相似的,兵不精将不勇,想借虏平寇到头来恐怕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国最好的办法是先操兵练马,然后等清虏顺寇自相残杀之际,速出兵北上,光复旧山河。”

马次辅收到这两位小科长的上书,并非无动于衷。但是,他觉得这两个小人物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想打回北方去,必然要依靠军队的力量,作为一个依靠统兵平叛,东山再起的“军事机关首脑”,他更清楚南明军队战斗力的现状和能力。

南明军队的战斗力,用一个简单的数学不等式即可一笔概括:

南明军队战斗力<大顺军战斗力<清军战斗力

靠这个不等式,就能解开一线“五镇”中为什么裹足不前的原因了,而这原因,可并非史可法所说的“缺饷”二字那么简单。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老马自我安慰。

但是,完全的行政不作为也是不行的,老百姓唾沫足可以将马内阁冲下台。

“老马识途”用在老马身上是很恰当的,不久,他就搞出来几笔像模像样的“政绩工程”。

吴三桂降清没降清暂时不要管他,但是,李自成被打败,山东河南大顺官员纷纷西撤,清朝还没能力接管,权力出现空白点,山东还爆发了以“济王”为首的“复国运动”。老马决心抓住机遇,派员接管。

六月,他任命王燮为山东巡抚、丘磊为山东总兵,后又命原蓟辽总督王永吉戴罪立功,总督山东军务,王荣(加三点水的荣)为登莱东江等处巡抚。

河南方面,归德知府桑开第与崇祯朝督师丁启睿的弟弟丁启光发动了反对“大顺暴政”的起义,逮捕了大顺知府及部分官员,并押到南京集体献俘。同时,大明河南援剿总司令许定国同志“自力更生”地组建起一批地方武装,占领睢州。

在他们的示范作用下,河南的原明朝官绅纷纷打出杀贼报仇的族帜,在推翻大顺伪政权,擒杀大顺伪官员后,改旗易帜,宣誓效忠南明中央政权。

大明两百多年的无形资产就是丰厚啊!捷报频传令老马喜不自胜,决心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胜利!

他命令收编的河南土匪部队——刘洪起部(没办法,政府军用不动)领兵北进,与原开封推官陈潜夫一起去为南明收复失地,刘部在开封城北的柳园打败大顺军陈德部(陈德乃大顺太原总兵陈永福之子),收复大城市开封,南明的行政区域一下子跨越到黄河南岸。

老马的脸上又被镀了一层金,他立即请弘光帝委任陈潜夫为河南巡按御史,刘洪起为总兵官,还在随后任命“反正起义”的有功人员——张缙彦,为河南总督(张为明兵部尚书,曾在北京降顺)。

不久,老马来了一个“以权谋私”,举贤不避亲地将自已的亲家公越其杰举荐为河南巡抚。

面对不断而至的胜利,老马同志没有飘飘然,相反,他发现“平静的河面下总会有暗流涌动”,朝堂外,自己委派到山东的官员慑于局势混乱,竟观望淮上,不敢去山东“为人民服务”;朝堂内,东林党夹枪带棒、左牵右掣,使自己深感孤掌难鸣。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关键时刻,他想提拔一个人,他相信,此人一出,他必能如虎添翼,如鱼遇水、如马得草!

艰难的提拔

老马想提拔的这个人,我不说,您也可能猜出来,谁?——阮大铖

老马想提拔阮大铖,有两个目的。

一是选才,阮大铖同志不仅是一位戏曲大编导,而且也是一个资深的军事发烧友,平时颇爱“谈兵论剑兴天下,塞上长城我自许”。

二是报恩,对于老马来说,生我者父母,恩我者老阮。邀想当年,老马落难了,穷途末路,破衣烂衫,谁人理,惟有老阮,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让官官我。没有老阮昨天的无私奉献,哪有我老马今天的灿烂辉煌,饮水思源,此恩必报。

但是提拔阮大铖这类特殊材料做成的干部,还必须迈过一个大大的坎!

这个坎就是阮大铖是当年崇祯帝挂牌督办的“逆案”案件中,著名的犯罪成员之一。虽然是从犯,但被无情剥夺了出任国家公职人员权利,并且这一判决终生有效。也就是说,老阮同志仍然在“服刑期”。

对于“逆案”影响人才提拔的这一问题,大明大智的史可法就在起草朱由崧监国诏书时,把原稿中“逆案人员一律不得起用”这一条删去,以达到“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目的,老马同志在一旁也举双手赞成。

但史可法良好的心愿并末实现,一贯以营造纯正政风行风为己任的东林党骨干吕大器在最后誊写时,利用手中的职权,又把这一条加了上去。

现在,老马同志要提拔阮大铖,就必须绕过这一条令人生畏的“政纪国法”。

老马先放了一个侦察气球,以“定策”(即拥戴弘光帝即位)和“边才”(即阮大铖有定边安疆的军事才能),向弘光帝举荐阮大铖。

弘光帝尚未可否,但一旁“冷眼向外看世界,一心想把乾坤正”的东林党及复社官员不干了,因为他们意识到:马次辅提拔阮大铖,这里面蕴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这个阴谋的实施程序就是:提拔阮大诚——即为逆案翻案——翻案成,证明东林党当年错——东林党错,一滚二抓三杀头,然后再被踏上一万脚,永世不得翻身。

多么黯淡的前途,多么可怕的前景!为了不让天启朝的悲剧重演,身负重任的东林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马批阮,防止阉党翻案风”的活动,“党争”的大戏在南明灿烂的天空下徐徐拉开了帷幕。

老马见激起众怒,马上改变策略,曲线绕行,迂回前进。

他先提拔了东林党党魁钱谦益,让这位在“策立”活动中站错队、投错票的“在籍”礼部待郎再次上岗,并火线提拔为礼部尚书。

得到提拔的钱尚书果然感恩戴德,兴奋不己。他立刻上疏弘光帝,公开拍老马的马屁,称赞:“臣观三十年来,文臣出镇,为周国家立大功者,孙承宗之后,惟马士英一人而已!”

这还不够,钱尚书继续上书,为起用阮大铖摇族旗呐喊,他说:“崇祯帝督办逆案时,开展工作的重臣们私心自用,从个人好恶搞扩大化,把一些无辜的同志牵连进来,这其中,就有可怜可敬的阮大铖同志。阮大铖同志,当年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虽然对本党进行了善意的批评,但更多的是对阉党进行了大力的讨伐,对这种事非分明的同志,怎么能以阉党论呢。”

与此同时,老马也向东林党重要的追随者及同盟军——复社,伸出了“罪恶”的橄榄枝。

现在隆重介绍一下南明的第二大党——复社的基本情况。

复社,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的政治、文学团体。崇祯六年(1633年)在苏州虎丘成立。领袖人物为张溥、张采,时人称为“娄东二张”。崇祯年间,朝政腐败,社会矛盾趋于激烈,一些江南士人以东林党后继为己任,组织社团,主张改良。二张等合并江南云间几社、浙西闻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等几十个社团。主张“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

复社成员多是青年士子,先后共计2000多人,声势遍及海内。大名鼎鼎的骨干成员有陈子龙、吴伟业、夏允彝、黄淳耀、顾炎武、黄宗羲、侯方域、方以智、陈贞慧等。

老马原本就和复社领袖张薄颇有交情,现在更进一步,请复社骨干成员陈子龙、夏允彝等出任南明的公务员,以济时局。

这一招大大提升了老马的人气指数,被提拔陈夏等公开向老马表示:“现在,南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爱国大明人,将不分党派、不计前嫌,紧密团结在以马内阁为首的政府周围,为救亡图存奉献出自己的辛劳、热血及生命。”

自信搞掂了东林——复社反对势力的老马,再次把阮大铖的提拔摆上了议事日程。

提拔阮大铖,有两种“组织程序”——正常的与非正常的。

正常的组织程序,就是廷推,由老马提名,朝臣投票,赞成票超过三分之二,即可顺利通过,予以提拔。

老马先采用这个正常程序进行,但当他再次提出阮大铖时,到了他好处的钱谦益、陈子龙、夏允彝投了赞成票,未得到他好处的吕大器、姜日广、张慎言、刘宗周等统统投了反对票。

结果是赞成票<反对票,阮大铖同志再次光荣落选。

马士英,你以为搞掂了领导就搞定了一切,做梦去吧!东林党、复社没有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有的只是歪风服从正气的传统。投了反对票的党员社员同志如是说。

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走“正常的组织程序”不行了,那就只好走“非正常组织程序”了。

非正常虽然不好听,但操作简单,那就是——请皇帝利用手中无比神圣的职权,直接下“中旨”任命阮大铖为官。

老马不辞辛苦,亲自起草了提拔阮大铖的票拟,请弘光帝裁可。

弘光帝对老马很感恩,也很听话,他不顾大多数朝臣的反对,大笔一挥,召“逆案”被罢官为民的阮大铖来京陛见。

陛见后,弘光帝再次发力,不经朝臣会议,直接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设左侍郎。

东林党、复社一派的朝官闻讯大怒,上书反对无效后,部分官员纷纷挂冠而去,揭起了南明历史上第一次公务员大规模辞官浪潮,这让马内阁的政治威信受到巨大的冲击。

在阮大铖“提拔门”事件中,老马惨胜,东林党、复社惨败!

但阮大铖可不管这些,当上了兵部尚书的他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天看尽长安花。”身穿素蟒袍,腰缠碧玉带,一身奇装异服戏子打扮。除在南京招摇过市外,又跑到长江边检阅部队,真是既过足了官瘾又过足了戏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