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德光和石敬瑭喜出望外啊，他们一直担心赵德钧和张敬达合兵一处。现在张敬达已死，唐军投降，省却了很多恶战与伤亡啊。况且张敬达属下战将都是赫赫有名的猛将，高行周在前文书出现过，曾是李嗣源的爱将。符彦卿是李存勖朝廷藩汉马步军大总管李存审的儿子，李存审跟随李克用之前原本姓符。安审琦是河东大将安金全的侄子。

石敬瑭获得了投降过来的将校军兵，耶律德光获得了缴获的五千匹战马、五万件铠甲兵器。晋安营寨中的兵力还有如此规模和战力，却主动降敌，并不是力屈无奈，而是心理绝望，实在可惜。

张敬达被杀，杨光远投降，马步军指挥使康思立又气又哀，悲愤至极气绝身亡。耶律德光也很为张敬达及康思立的忠义感动，命人厚葬二人。

石敬瑭做了晋高祖皇帝，再次分封文武官员，任命赵莹为门下侍郎，桑维翰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兼枢密使，任命杨光远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刘知远为保义节度使、侍卫马步军都虞候，高行周为昭义节度使。

张敬达的营寨已破，契丹和石晋联军打算火速进军中原，兵贵神速，乘胜一举击溃李从珂。在起兵之前，经石敬瑭推荐，由耶律德光指定石敬瑭哥哥的儿子石重贵为太原尹、河东节度使，看守大后方。

契丹骑军为前锋，督促着后唐降军，浩浩荡荡向南杀来。赵德钧父子得知张敬达兵败，契丹近在咫尺，吓得屁滚尿流，没有打一仗撒腿就跑。混乱之中，后唐军队前军席卷后军，自相践踏拥挤，死伤近万人。后唐二路大军一溃千里。

在契丹和石晋联军势如破竹的强大攻势及威慑之下，后唐军队望风逃窜，不战自溃，完全丧失了斗志。后唐清泰帝李从珂和一帮朝臣也吓破了心胆，既没有了主张，也不敢抵抗，主动撤军逃回洛阳。

赵德钧父子率领幽州军向南撤退，到达潞州时被晋军追上。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如果赵德钧父子坚守潞州或许还有转机。可是赵德钧已经威风扫地，主动献城投降。耶律德光对跪在马前待罪的赵德钧、赵延寿，不屑一顾，轻蔑地扫了一眼，然后冷冷地命令道：“收押赵氏父子，械送契丹国都城临潢府等候发落。”

到了临潢府，赵德钧被述律太后冷嘲热讽一番，成为阶下囚。赵德钧也曾怀有气吞万里之志，现在落得这步田地，羞惭难当，从此得了抑郁症，第二年忧郁而死。倒是赵延寿由于了解一些中原朝代典故，熟悉管理汉人的一些手段，还有利用价值。契丹让赵延寿做了翰林学士，帮助治理朝政。

契丹和石晋联军进驻上党之后，耶律德光不走了。他对石敬瑭说：“我不远万里而来，为的是伸张正义，现在大功告成，你已胜券在握。我如果渡河向南，恐怕河南民众会惶骇过度，激发其他不测之变。你应当自己统帅军队渡河继续作战，可以较平稳地抚平河南。”

耶律德光做出这个决定，的确反映他有杰出的军事才华，不愧年轻时就做了契丹的兵马大元帅，深刻了解战情、民情和政情。

为了确保石敬瑭后续战争的胜利以及继续控制石晋政权，耶律德光并没有让石敬瑭独自渡河作战，而是给他留下了一部分契丹军队，与晋军共同作战。耶律德光自己则率契丹主力留在河北，密切关注晋唐战争的进展。如果晋军失利，耶律德光则赶去救援。如果晋军占据洛阳，耶律德光则撤军北还契丹帝国。

在布置完最后阶段的军事部署后，石敬瑭和耶律德光依依惜别，两人手拉着手久久不肯松开，抱了又抱，搂了又搂，啃了又啃，互相感动得掉下了眼泪，盟友之情溢于言表。耶律德光激动之际，把自己身上穿着的雪白貂裘大氅解下来，亲手披在了石敬瑭身上。另外送给晋军良种宝马二十匹，普通战马一千二百匹。耶律德光语重心长地说道：“两国交好，此后世世代代不能忘记啊！”石敬瑭含着眼泪不住地点头。

晋高祖石敬瑭亲率大军挥师南下，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唐军守将官吏望风迎降，州城府县纷纷开门迎接。没用几天，晋军杀到了洛阳城。

后唐皇帝李从珂走投无路，失魂落魄地带着母亲、老婆、妃子、儿子和传国玉玺登上洛阳宫玄武楼，点着一堆干柴，赴火自焚。临死之际，刘皇后打算放火把皇宫也一并烧掉，被皇子李重美拦住了。李重美说道：“我们已经失败。新来的天子还要用皇宫，如果再重新修建宫殿，一定会劳民伤财。我们死就死了，不要再作孽了。”小皇子一席话极尽哀伤与厚道。

李从珂登玄武楼的时候，忽然想到了一个人，耶律倍。李从珂发觉了耶律倍的间谍形迹，下令把耶律倍找来，陪他一起自焚。可是耶律倍拒绝李从珂最后一道皇命，被李从珂派出的侍卫勒死。石敬瑭入主洛阳后，将耶律倍的遗体隆重地送回契丹。

晋高祖石敬瑭入主洛阳，军法严明，很快就恢复了都城的治安和生活秩序，逃窜入山谷荒野的老百姓陆续回城。石敬瑭没有像李从珂入洛阳的时候，不分良莠地对文武官员照单全收。对奸邪贪墨混日子钻营误国的官员或杀或罢免。有一个人在这批后唐遗老遗少中继续做大官，此人就是冯道，他仍官居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很多后人推崇冯道的处世之道，认为他总能得到重用是因为他有为官秘诀。其实冯道没有什么大能耐，在治国理政方面很少有建树，更没有匡古烁今的大成就。他之所以能屡屡胜出无非两条，一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战乱频繁，政权更迭如演戏，从政是高危职业。在反复的政治杀戮中，无论有本事的还是没有本事的官员凋零严重，官员岗位人员稀缺，一度出现了“官员荒”、“干部短缺”现象。特别是读过一些书、知道一些典故、会写几段文章的官员更是寥寥无几了。冯道算是鹤立鸡群了。二是冯道不太做坏事，他没有大本事做大好事，可他心眼不坏，害人的事情基本不做。或者说是非观念不鲜明，是一个政治理念和道德操守处于灰色地带的人，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这使他很少树敌，无论哪个派系当政都不恨他。所以冯道没有惹上杀身之祸排挤流放等麻烦。后来石晋头号大臣桑维翰失势，冯道成为当朝首辅。他深知石敬瑭集权的心思，故意处处维护皇帝权威，不揽权不揽事不惹事不惹皇帝不高兴。冯道终于混到了后晋高祖石敬瑭的眼中第一红人的地位。

洛阳政治秩序恢复正常之后，公元936年十二月十六日，石敬瑭设宴答谢契丹盟军，并欢送他们回契丹。

石敬瑭做了皇帝要兑现当初和契丹定下的盟约。石敬瑭向契丹称儿皇帝。后晋实际上具有了契丹从属国的性质。割让了燕云十六州给契丹，还在晋安之战中被迫许诺了更多的优厚条件，每年要向契丹进贡三十万缗钱财。此后，后晋年年向契丹进贡送礼的使节络绎不绝，大节大送小节小送，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石敬瑭虽然在走投无路之时不得不与契丹结盟，并签订了付出巨大代价的盟约，但石敬瑭对契丹并非百分百信任和亲善，在保持盟友关系的同时，对于北部其他边境地区仍然加强布防，以免被契丹侵蚀占领。其中一个措施是任用干吏张希崇为朔方节度使，驻扎河套一带，提防契丹入侵。

其实燕云十六州并非契丹一次性全数得到，在后唐庄宗李存勖朝廷和明宗李嗣源朝廷时，中原已经丢掉了营、平二州，这次石晋割让的实际是十四州，都是幽州藩镇的辖区城池。幽州乃老牌藩镇的河朔三镇之一，历史悠久，是北方军事重镇。契丹上百年来不敢南下牧马，主要得益于历届幽州藩镇的有效抵御。在契丹和幽州的战争中，契丹胜少败多，契丹一直对幽州很头疼。

现在唾手获得幽州土地，俘虏了幽州最后一任节度使赵德钧，契丹立即把政治重心大举向南推进，把幽州更名为燕京，作为契丹帝国的南方都城。实际上是加强了对幽州到雁门关一带土地的统治，采取了汉策制汉的措施，把燕云十六州建设成为南方农业经济为主的基地。

燕云十六州骤然之间由中原国土归属了契丹，这是个大事件。可是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在回师途中，对燕云十六州的接收并不顺利。很多汉人州府官员抵制这种割卖国土的行为，不仅思想想不通，行动上也极力抵制。

契丹太宗皇帝耶律德光从上党班师回塞外，路过云州。这是当年李克用父子发家的地方，世世代代都是李克用家族的大后院。大同节度使沙彦旬开门主动献城，可是节度判官吴峦誓死不肯沦陷于契丹。吴峦号召部署关闭城门，把沙彦旬和契丹挡在门外。耶律德光这个气啊，他奶奶的，你们家皇帝都把土地送给我了，你个小判官竟然和我契丹帝国对抗。耶律德光下令攻城，可是云州毕竟河东重镇，城高水深，契丹军队打了半年毫无进展。

不仅云州不降契丹，应州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也感到奇耻大辱，拒绝做契丹藩臣，带着部下撤出应州回归中原。威塞节度使翟璋虽然暂时降了契丹，可是不到一年忧郁而亡。

无论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目的是否单纯，无论他是否还有光复的后续心思，可实际情况是燕云十六州没入契丹，对于后来的中原王朝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契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持续发展壮大的时期，这片土地对于契丹起到了主要动力引擎之一的作用，而对于中原王朝则构成了如断一手的制障。这也是为什么后人如此痛恨石敬瑭的原因，尽管后人的无能也有很多种。

石敬瑭危难之际求援契丹。

石敬瑭做了皇帝后维持和契丹的友好关系。

石敬瑭骨子里暗地里和契丹同床异梦。

石敬瑭在孝敬契丹的同时，手脚并没有闲着，积极想办法对付契丹。

公元937年春节刚过，中原大地历经丧乱，看不出来喜庆的色彩。

后晋高祖石敬瑭和头号谋臣枢密使桑维翰谈论国家大事。这一席谈话展示了后晋和契丹关系的真实一面和基本方略。

这时候的后晋面临着三大困难，一是立国未稳，各地藩镇人心复杂，各怀心腹事，都在观望中，时不时的叛乱兵变仍到处冒烟儿冒火。二是国库空虚，李嗣源七八年积攒起来的一点点家底，被李从厚、李从珂和石敬瑭四年三易政权的战乱折腾光了，老百姓民不聊生，百业荒废，陷入极度贫困。三是契丹帝国层层盘剥，对后晋的物质要求远远超出了当初的盟约，给后晋经济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

这三大矛盾齐刷刷地摆在了石敬瑭面前。

这三个问题如同三座大山压得石敬瑭喘不过气来。

石敬瑭也不是神仙，不可能吹口仙气把事情摆平。这些矛盾互相制约，陷入了死结。没有钱打仗，各地藩镇动乱就无法平息。藩镇战乱不宁，天下就不能恢复生产生活。社会动荡，老百姓就无法安居乐业，更没有赋税收入。国家财政就没有来源，更没有多余的钱财进贡给契丹帝国。如果对契丹帝国伺候稍有不周，契丹那边就来信训斥，甚至动武威胁。

一向善于决断的石敬瑭陷入了无尽的愁闷和烦恼。

石敬瑭心想，当初做皇帝是为了活命，可谁知道做皇帝这么难？危难之秋做皇帝也是活受罪啊。郁闷之际，石敬瑭把大谋士桑维翰找来，既是聊天也是商讨国家发展大计。桑维翰给石敬瑭一口气开出了五个药方：

一是要维稳为先。只有安定下来才能谈得上国家建设。维稳的重点是让蠢蠢欲动的各路诸侯平静下来。怎么才能使诸侯的心放在肚子里呢？桑维翰给出的对策是怀柔，要皇帝和各路诸侯推心置腹，消除猜疑和不必要的惊恐。这一招很管用，对绝大多数人都管用。石敬瑭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有一个经典案例可以说明石敬瑭在这方面的努力程度和收到的效果。

石敬瑭入主洛阳之后，李从珂朝廷的天雄节度使范延光驻守在魏州，他原本是后唐围剿石敬瑭的二路大军的主力之一。改朝换代后唐灭亡，石晋新立。范延光对石敬瑭十分缺乏信任感，况且手底下有一大把兵马，于是咋咋呼呼地不愿意归顺石晋朝廷，还起兵对抗。石敬瑭一方面派出大将杨光远讨伐范延光，一方面给范延光宽大政策，软硬兼施。虽然石敬瑭的两个儿子被范延光的乱军所杀害，可是兵败后的范延光仍受到了石敬瑭的高度厚待，既没有被治罪，也没有株连很多人。过了几年范延光还平平安安地退休，享受宰相级待遇。从这一点上说，石敬瑭的胸怀比五代时期很多军阀皇帝都要宽广。

桑维翰的第二个药方是恭恭敬敬对待契丹。不仅表现在政治态度上，以臣国、儿皇帝的身份表示卑下，还要按时缴纳各种进贡和礼品。做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和契丹保持友好关系。此时的契丹已经强大到傲视天下的地步了，年轻疲弱的石晋根本无法与之对抗，所以石晋朝廷绝不敢惹毛了契丹。

在石敬瑭对待契丹的真实态度上，有一个事件比较有代表性。公元940年二月，太原留守安彦威入朝，石敬瑭对他说：“我一向注重信和义。前些年契丹出于维护道义来救我，我现在必须信守承诺报答他们；可是契丹欲壑难填，没完没了地索要财物。你在太原能够委曲求全，维持和契丹的关系，十分不容易，这也是我的一片苦心”。安彦威回答说：“陛下您为了天下苍生免遭战火，你都能做到卑辞厚币对待契丹，臣受这点委屈算不得什么！”这段对话即使剔除水分，也反映了石敬瑭并非一副奴才骨肉心肠。

中原和契丹之间的友好关系，也产生了一些有利于老百姓的事情，两边被战争俘虏的大量人口得以回归家园。

第三个方略是加强国家军事建设，提高国防力量。抓紧练兵、演习、防御毫不松懈，对外提高警惕，做好各种武力防备。当然，这种武备当时主要的对象是契丹和西蜀。这说明，在和契丹不得不保持表面上友好关系的同时，石晋肚子里很清醒，武力防备才是根本。

第四个方略是鼓励老百姓耕种织布，富国富民，提高财政收入，逐步壮大国力。

第五个方略是加强国内及中原和四邻的商贸往来，促进货物流通。这个举措在历朝历代封建社会中是个很高的认识。中国古代是个重视农业、抑制商贸的国家，很多王朝都有不同程度的商业限制政策。

桑维翰的这五个建议应该说都很有见地，切中石晋朝廷要害，既有高度也有可操作性，互相之间也具有很强的协同关系。如果这五条国策能够很好地执行下去，石晋王朝一定会有较大起色。《资治通鉴》上评价为“数年之间，中国稍安”。也就是说，这五条得到了执行，而且坚持了几年，并非昙花一现。五条政策收到了积极效果。不过这也表明，这五条政策的效果很有限。估计是这五条政策的具体落实都打了折扣，只是“稍安”，没有出现复兴气象。

至于这五条国策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大体上有几个主要原因。晋高祖石敬瑭在位时间不长，做了七年皇帝就死了，人亡政息。明君配良臣是封建社会国家大治的先决条件，这两个因素中任何一个出问题都会导致政策发动机失效。石敬瑭和桑维翰君臣的配合及推动作用没能持续发挥。在迫于大将杨光远的压力下，石敬瑭称帝后不到两年就免去了桑维翰的枢密使职务，改任兵部尚书。没多久再将桑维翰调离中央，到地方上做节度使去了。石敬瑭为了削弱枢密使的权力，基本上废除了枢密使制度，改为皇帝直接统辖六部。实际上是扩大了皇帝权力。桑维翰即使做枢密使期间也没有朱梁的敬翔、后唐的郭崇韬、安重诲的巨大能量。桑维翰的政治理想得不到全面持久实施，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再就是朝野局面复杂，天下人心离散，各怀心思，积弊难返，几乎没有什么良药可救。

除了北方的契丹是头号强敌之外，西北的党项也开始壮大起来，不断侵扰西北边防。能干的朔方节度使张希崇死后，党项更加肆无忌惮，频频入侵。

石敬瑭在内忧外患的大格局下，注定是个弱势政权和弱势皇帝。不过石敬瑭不是混蛋，也不是简单没头脑，更不是拿着国家权力泄私欲。从这一点上他比朱温、李存勖和李嗣源都有可圈可点之处。石敬瑭执政的六七年里，他始终把维持政权稳定和社会生活安定作为头等大事，没有像李存勖和李从珂那样愣头愣脑地抒发个人狭隘的私欲而激化方方面面的矛盾。为此，石敬瑭不得不对外奉承契丹，对内姑息迁就手握重兵的藩臣诸侯。对范延光、杨光远、安重荣等军界强人一忍再忍，极力避免朝廷和藩镇之间产生猜疑和矛盾。因为石敬瑭太熟悉这种猜忌的后果了，他就是这种猜忌的受害者。在这一点上，石敬瑭和李嗣源有同样的遭遇和感受，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后来的治国之策。

一个弱势的皇权注定了不太可能有大作为，他只好用时间换空间，在时间的延续中寻找解决之道。但这个时间是不是足够长就成了头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