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序言

樊树志

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先生、总编高若海先生,要我为易中天先生的大作《 帝国的终结》 写一篇序言,当即欣然同意。如何下笔颇费踌躇。以易先生目前"学术明星"的声望,正如他的名字一样― "如日中天",所写的书,都是读者争购的畅销书,无须我的序言来锦上添花,何况我的序言未必能够"添花"。之所以"欣然同意",不仅仅是作者和出版社方面的盛情难却,确实发自内心。在我认识易先生之前,已经在新闻媒体上有了文字之交。

2006 年上海书展,我应邀在书展现场(上海展览馆)作一次演讲,推介中华书局出版的拙著《 国史十六讲》 ,演讲的题目叫做"从新解读国史"。演讲完毕后,有人提问: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的"品三国"是不是"戏说"?我说:不是。他再问:是不是介于"戏说"与"正说"之间?我说:不是,就是"正说"。他问:为什么这样说?我说:他用《 三国志》 ,而不是用《 三国演义》 来讲三国历史,对历史事实与细节有所辨析,所以是"正说"。只不过讲的方式和历史学家有所不同,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令人耳目一新,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还特别强调,由于他和百家讲坛的各位"讲师"的努力,通俗生动讲解历史,为大众喜闻乐见,激发大众对历史的兴趣,形成了近年来盛况空前的历史著作畅销的"历史热",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作为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专业人员,非常感谢他们,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没有想到,这些话竟然在第二天的《 新闻午报》 上发表了,标题赫然:"史学大师樊树志教授力挺易中天",使我感到意外。所谓"史学大师"当然是那位记者"加冕"的,本人何德何能,敢戴这样的"高帽子"!无论道德、文章都与前辈大师相去不可以道里计,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不过"力挺易中天"倒是事实,并未违背我的原意。后来听说,同样标题的报道,也见于海外媒体。可见,敏锐的新闻记者,感觉到这是吸引眼球的"新闻"。或许是因为,与大众一片叫好形成强烈的反差,在学者圈子里,对易先生颇多非议。我大概属于学者中的另类,敢于"力挺",便成了"新闻"。我感到很高兴,新闻记者能够把不同声音公之于世,表明学术界并非只有一种声音。

此后,我在复旦的课堂上,多次重申了上述观点,并且向他们学习,尽力把历史讲得生动活泼,而又要入木三分,发人深思。这几年来,我每个学期都在复旦开讲"国史概要",每次听讲者都有两百多人,看来"历史热"已经影响到大学。

央视百家讲坛推波助澜的"历史热",对于我们历史学界来说,实在是一件大好事。不仅使得全民关注历史,而且也影响到了高考。据我从权威部门获得的信息,这两年上海高考文科考生," 3 + 1 "的"1 " ,多数考生的选择,已经由以往的政治转移到历史。"历史热"对于几代人的影响,将是无可估量的。

看来,历史应该写得"好看",讲得"好听",已经不单是一个形式问题。要从象牙塔里面出来,为大众接受,必须写得"好看",讲得"好听"。但是,这个"好",并非"戏说"。对于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的"戏说"之风,人们愈来愈厌恶。历史剧的编导们似乎依然故我,有人批评他们胡乱"戏说",他们就借口"我们不是编历史教科书"来回敬。人们当然喜欢看有趣的戏,而不是乏味的教科书演绎。但总不能老是让大家看"关公战秦琼"啊!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人们也可以批评历史学家,为什么历史著作老是写得枯燥乏味,面目可憎,令人望而生畏?老是写成"八股"腔的高头讲章?其实历史本身的人物与事件、情景与细节,是极其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充满了波诡云谲、风雷激荡,无须"戏说",就可以写得有声有色。司马迁《 史记》 就是一个最佳典范,无须"戏说",照样引人入胜,很"好看"。多年来持续畅销的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 ,把万历时代的历史用别具一格的笔法展现出来,既深刻又生动,令看惯了"高头讲章"的读者耳目一新。最近有一篇评介《 黄仁宇全集》 的文章,引用美国文学家厄卜代克的话:《 万历十五年》 把往事与现实纠结在一起,尽管它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却具有卡夫卡小说《 长城》 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也有人感叹,黄仁宇讲故事的本领,使今日绝大多数职业史家无法望其项背。

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史无定法",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和解读方式。使历史成为科学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主张"如实直书",倡导客观、冷静、无色彩;以煌煌巨著《 历史研究》 闻名全球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用文明类型来阐述历史的走向;年鉴学派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主张总体史观,远距离观察1500 年以来的世界。到了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那里,又是另一番景象,他用"讲故事"的笔法,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 曹寅与康熙》 、《 王氏之死》 等脍炙人口的佳作,英文版和中文版都十分畅销。美国历史学界并不因为他擅长"讲故事",而贬低他的学术地位。

然而,在我们国内一些学者那里,非常排斥用"讲故事"的方法解读历史的路数,不屑一顾。大概是多年来习惯于一种模式,看惯了"八股文",一旦"百花齐放",反而不习惯了。

"史无定法"的另一种意思是,历史是需要不断解读的。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有一句名言:"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他的意思是说,人们只有借助于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充分理解现在。"现在与过去"是相对的概念,"现在"无止境地在延伸,它与"过去"的对话当然永无止境,永远不会停息,因此对于历史的解读绝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正如荷兰历史学家盖尔所说:"历史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如果同意他们的观点,那么我们应当提倡不同的作者,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来从新解读历史。

易中天先生的《 帝国的终结》 ,就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的一种解读方式,或者说是对于中华帝国从形成、发展到终结的历史的一种独特理解。读者诸君如果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便不难发现,他对于"封建"本意的理解,对于"天下为公"的"公天下"的理解,对于中央集权的理解,对于官僚制度与官僚社会的理解,都有一些独到的看法,显现了对历史与现实的睿智与敏感。

本书与他的《 品三国》 不一样,它是史论体裁,而不是叙事体裁,因此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与主观色彩,读者诸君需要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故事",而在于作者对历史的点评与议论所闪现的思想火花。

序言难写,容易落入俗套,充满八股腔,很难令自己与读者满意。为名人的书写序言,更加难,这种难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俄罗斯天才作家莱蒙托夫曾经感叹,所有文章中,最难写的就是序言,为别人的书写的序言。实在是至理名言。

虽然难写,还是要写。写得不当之处,希望读者诸君和易先生的崇拜者谅解。

2007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