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统勋除了弹劾张廷玉之外，还为乾隆皇帝在“三立”的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立”一词，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德、功、言三者分别作了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此议一出，深为后人所赞同，并不断激励着后来人积德行善、建功立业，形成高尚进取、积极健康的人生观念。

中国当代有一位相声名家马三立老先生，那“三立”的解释便是这几个字，看来马先生是做到了。

首先，所谓“立德”是就人的政治、思想而言的，指的是你作为皇帝来讲，你要有德行，你要时刻把百姓装在心间，你要处处为百姓着想。你要知道什么叫君民关系，是一种舟和水的关系，你要知道百姓“既可载舟，也可覆舟”的道理。对老百姓要恩惠，这就是立德。

其次立功。立功这一点就稍微有点儿扩张的味道，在你的统治时期，疆域要很广大，你要守得住疆土，你要守得住祖宗给你留下来的基业，而且你还要继续不断对外扩张，你这个疆土不是守住就得了，而是要继续扩大，这个叫立功。

再次立言。立言是就你在文化艺术事业上来讲。不光你皇帝自己诗、书、画都要好，而且要在你的统治时期，让全国的文化事业得到迅速发展，让所有的文人、知识分子肯定你、夸赞你，这就是立言。

我们刘统勋能够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无非也就是说他能够明白乾隆皇帝在想什么，不但明白乾隆皇帝在想什么，而且要想乾隆皇帝之所想，急乾隆皇帝之所急，做乾隆皇帝想做不能做的事，为乾隆皇帝分忧解难而已。在这个方面，我们说刘统勋应该是做得很好了。否则的话他就不会受到如此赏识。

我们首先来讲讲刘统勋受到乾隆皇帝赏识的具体原因。说起刘统勋受到皇帝的赏识，那可以肯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刘统勋的所作所为还是得到了皇帝的首肯的，他对于皇帝的研究应该说是比较深刻的。那这里我们就要看到，乾隆皇帝他的内心世界里到底在想什么呢？其实说起乾隆皇帝的所作所为，他的所想，无非是我们上面说到的“三立”而已。

我们首先来看，刘统勋为乾隆皇帝的立德方面所做的工作。这一点，《清史稿》都不敢否认，《清史稿》在简单记录刘统勋的一生之后，特地用重笔介绍了刘统勋为皇帝立德所做的三件大事。

清朝，清军入关的时候他毕竟是满洲人，他对汉族人有些不太相信，所以在清初，每个官员到地方任职的时候，都要带自己的亲信，带好几十个人去地方做官去。你皇上派的是我一个人，我要带好几十个，为什么？我对当地所有的官员，我都不相信，我想办什么事的时候，我就用我的亲信去办事。

这样就容易出现一种问题，出现了私党。这些人只知道这个官员，不知道皇帝，致使钻营之风大盛，吏治不断败坏。时任刑部侍郎的刘统勋发现这种情况以后，立即在乾隆二年（1737年）上书乾隆皇帝，建议除河工、军前效力等职以外，一律不准“奏带”，以杜绝这种任用私人、培植亲信的弊端。皇帝准奏从行，使这种积习已久的弊端有所收敛。刘统勋反对官场上任用私人委以肥缺的议论，在今天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

他的第二件事，乾隆皇帝得到户部上奏。户部上奏说什么呢？户部上奏说现在有很多地方夸大其词了，其实是言重了，有很多地方主管钱粮的官员不负责任，贪污腐化，不干正事，所以呢，建议把这些官员统统撤掉。

当时乾隆皇帝得到这个消息非常生气，当即就决定什么呢？他做得有点儿极端，当即就决定，把这个主管钱粮的官员，乃至全国主管钱粮的官员统统撤回来，把这个职位撤掉，我换另外一批人去！另外一批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过的，现在我们应该叫秘书，他那时候叫笔贴式，换上他自己的贴身秘书去！

但是乾隆皇帝又在思考：自己这样做，合适不合适呢？于是乎，一时还拿不定主意的乾隆皇帝赶忙招呼刘墉的父亲刘统勋前来问话。

当时的刘统勋已经七十多岁了，确实是老了，他面对这种情况，沉默了半天，没有说话。最后，他跟皇上说了一句话：“我有点儿老了，这件事您别今天问我答案，我一时半会儿回答不了您，我先回家，我给您想想，您别着急，您明天再问我，我明天一定给您一个回复。”

结果乾隆皇帝就让他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儿，乾隆皇帝赶忙派人把刘统勋叫来问：“您这事儿昨天想得怎么样了？”刘统勋回答了几个字：“您不能因噎废食，该管理管理，该教育教育，为此把整个一个机构取消，不是上策。”这是他为乾隆皇帝所办的第二件积德行善的事，当时乾隆皇帝就觉得还是刘统勋说得对，立即就照办了。

这两件事还都是老百姓看不见的，但是有一个事他办的是老百姓看得见的，办得特别好。在讲这件事之前，我先讲一个农村的农民知道的一个词，叫“秫秸”。这是什么呢？比如我们种的高粱，高粱穗我们收回家了，去掉穗的高粱秆，叫“秫秸”，其实就是秸秆的意思。农民收完了高粱之后，把这个没用的捆起来，捆成一捆，平常是生火用的，但是它还有别的用途，什么用途呢？可以修黄河的时候把它捆成一捆，上面压上石头啊，可以和上泥，这样就可以筑黄河大堤用。话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刘统勋最为擅长的，还是治理黄河水患。

刘统勋一生勤于职守，在都察院审理案件时是这样，在皇帝派他出京巡视河工的时候更是这样。刘统勋是清代少有的几位在水利上有建树的大臣之一。他在修建浙江海塘、疏浚京杭大运河、治理黄河洪水这三大水利工程中都花过很大的精力。

早在乾隆元年（1736年），在刘统勋被新登基不久的皇帝所看中而擢升为内阁学士不久，他就奉命跟随大学士嵇曾筠（1670年～1738年）到浙江学习和视察海塘工程。嵇曾筠是清代著名的水利专家，这次浙江之行为刘统勋一生在兴修水利方面的建树打下了基础。

乾隆十一年（1746年），时任漕运总督的刘统勋同大学士高斌一起到山东赈济水患。当时运河水涨成灾，刘统勋亲到灾区深入勘察，找到运河成灾的原因，建议疏浚聊城引河，分运河水入海，使运河水灾得以解决。不久之后，刘统勋升任工部尚书。

在一个农业大国，治水是国计民生的大事情。因此，朝廷每年要拿出数以百万计的巨款到治水上来，成为河工官员的“钱库”。钱多，蛀虫也多。一些贪官污吏借机大发横财，挪用分肥，请客送礼，以致经费亏空很多。一旦有事，便无钱救灾，百姓苦不堪言。刘统勋对此最为愤恨，一旦发现，决不姑息。

乾隆十七年（1752年），江南运河决口，刘统勋受命与尚书策楞（？～1756年，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一起前去处理。发现是由于河道官吏侵吞公款，历年亏欠九万两之巨，造成运河因缺材料而决堤。诏下，将河道总督高斌等撤职查办，并严治其他侵吞库银的官吏。

乾隆十八年（1753年），黄河铜山小店河道决口，灾情更为严重。刘统勋将同知李某、守备张宾二人因贪污致使无钱治河、任其冲决堤坝的情况上报，皇帝震怒，下令将他二人斩首示众。同时，刘统勋亲驻铜山，指挥治河，将黄河水引归故道，又疏浚了运河，才得以消除水患。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秋，正是修筑河堤的紧张时节。各段河堤上，热气腾腾，正在施工。刘统勋去检查黄河杨桥堤段，走到了黄河大堤上，却见这里冷冷清清，不见人影。据说工程已有月余未曾动工，离完工相去甚远。他讯问河吏，河吏推说是由于加工用的秫秸没有交到，因而无法动工。刘统勋甚感奇怪，就微服暗中调查。

结果呢，刘统勋看到距离黄河杨桥堤段的不远处有几辆大车，大车上装的都是秫秸，装得满满当当的。结果马车上没有人，旁边蹲着几个人，在那儿哭呢。刘统勋就问：“你们怎么了，为什么哭？”当时这几个人就解释，说他们是某某县的老百姓——这个某某县不是我说的，这个《清史稿》上就是这么写的，到底哪个县？《清史稿》也没写——说他们是某某县的百姓，奉他们的县官之命把秫秸送交管治理黄河官员的手里。结果送去了以后，那人看他们有钱，就说你把秫秸交给我可以，但是你必须要给我几吊钱，否则我就不收，我一不收，我就上报，上报朝廷说你们这个县没有交，将来你们县的头儿就会被撤职，要不然你就给我钱。这几个人说，我们哪儿有钱啊，我们一个拉车的、赶车的，我们没有钱，可是跑回去吧，又怕县里的县官受罚，所以我们左右为难，我们在这儿待了十多天了，钱都没有了，花光了，现在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我们正为难呢。刘统勋一听，行了，你甭管了，我告诉你我也是送秫秸的，我也是送高粱秸的，我跟那个县县官熟着呢，你甭管了，待会儿我替你交，你放心吧，你在这儿歇着啊！

结果到了前面这块儿，到了某县，找着了收高粱秸的这个人，这个人肯定不认识我们刘统勋，不认识咱们最高的头儿。收高粱秸的人一瞅，这个人长得细皮嫩肉的，一看他们家就有钱，要几吊不行了，得要几十吊、上百吊了。

说到这儿，这“吊”是一个什么单位呢？

中国古代的钱，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就统一了货币。从秦朝开始，中国就有了上币和下币之说。在秦朝的时候，上币指的是黄金，下币指的是铜钱。铜钱的重量是半两，铜钱上面，还有“半两”两个篆字！因此也叫“秦半两”。铜钱的形状，是圆形方孔，所以到了文人那里，也叫“孔方兄”。“孔方兄”的寿命很长，一直使用到清朝灭亡才结束了它的生命！

圆形方孔钱的形制，为后来历代王朝所沿用，只是重量、大小不一。货币的统一，便利了商品的交换和物资交流，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

到了汉朝汉武帝的时候，废止使用“秦半两”，一律使用“五铢钱”。成语“锱铢必较”的“锱”和“铢”就是这么来的。“锱”和“铢”都是重量单位，都比“两”要小。六“铢”等于一“锱”；四“锱”等于一“两”。也就是说，二十四“铢”等于一“两”。也就是说，秦朝的一个铜钱是十二“铢”，汉朝的一个铜钱是五“铢”，秦朝的一个铜钱相当于汉朝的两个半重。

“五铢钱”在中国前后使用了五百多年，直到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才被废止。

唐朝建立以后，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以前，市场上流通的是隋的五铢钱和其他古钱，非常混乱。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即唐朝开国的第四年，废去隋朝以前的五铢钱，开始铸造“开元通宝”。开元通宝的外形继承了北魏五铢和隋五铢的风格，钱文却别出心裁，既不是重量，也不用年号。“开元”，顾名思义，是开辟一个新纪元的意思；“通宝”，自然是作流通的宝货。“通宝”这一名称一直沿用到清末，历时一千三百余年，中间还衍生出泉宝、重宝、元宝等。南宋嘉定铁钱，竟有十四种“宝”。货币称“宝”，说明它流通的范围和发挥的作用都比过去扩大，钱币名、实都成为宝物而支配人类社会了。唐“开元通宝”上的四个隶字，书体端庄，相传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欧阳询写的。用隶书作钱文，虽然从三国时已开始出现，但开元钱影响极大，从这以后的钱文一般都不再采用篆书了。早期开元通宝钱直径为2·4厘米，重量为3·6克。开元通宝是唐朝近三百年间流通的主要钱币，唐亡后还继续流通了七百多年，直到明朝末年才被废止。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规定，就是禁止使用黄金、白银等重金属为货币。到了明朝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先是在商人中间逐步违背历代政府的禁令，擅自开始使用银子作为新的货币单位，也就是上币；而把历代政府规定使用的铜钱作为下币；上币和下币之间可以兑换；而且自行规定一千个铜钱兑换一两银子。

此后，到了1581年，明朝张居正改革的时候，不但承认了“银圆作为上币、铜钱作为下币”这样一个事实，而且还承认了一千个铜钱兑换一两银子这样一个事实。

这个时候，一千个铜钱拴成一串，叫“一串”，也叫“一吊”。

不过，一千个铜钱兑换一两银子可不是固定的，它是建立在国家有足够的银两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在全国市场上，银子多于铜钱，就会出现铜贵银贱的情况，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用不了一千个铜钱就能兑换一两银子的情况。

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情况还真的出现过，那是在中国最为强盛的“康乾盛世”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只要用九百个铜钱就能兑换一两银子。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一吊”铜钱是九百个铜钱！

当然，如果在全国市场上，铜钱多于银子，就会出现银贵铜贱的情况，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要用一千多个铜钱才能兑换一两银子的情况。在中国的历史上，尤其是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这一变化开始于清朝的道光皇帝统治时期（1821年～1850年）。

清朝中叶以后，英国不断走私鸦片。随着鸦片的大量输入，白银大量外流。黄爵滋曾奏疏：“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1823年～1831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1831年～1834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即1838年），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余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

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要用一千多个铜钱才能兑换一两银子的情况。这个时候，通常的情况下，是要用一千六百个铜钱才能兑换一两银子！这还不是最高的！

在清朝的咸丰皇帝统治时期（1851年～1861年），由于清朝已经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向外国赔款的数额大量增加，很快就出现了要用一千八百五十个铜钱才能兑换一两银子的情况！在这个时候，“一吊”铜钱是一千八百五十个铜钱！

进入19世纪末以后，情况基本稳定在一千六百个铜钱兑换一两银子左右，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基本上是“一吊”铜钱是一千六百个铜钱！

我们还是继续讲刘统勋的故事。这个时候，这个收高粱秸的人心里面想，这个人长得细皮嫩肉的，一看他们家就有钱。我跟他要几吊太赔了，你得给我拿15吊钱来，少了15吊钱，你这个我不收。当然，刘统勋跟这个收高粱秸的人吵起来了。这个收高粱秸的人跟身边的人说：“你还敢吵，把他给我推出去，轰出去，臭揍一顿！”结果，自然是把刘统勋臭揍了一顿，把这个车没收，多大的胆子啊！刘统勋自己没想到啊，人家说收几吊，到自己这儿收15吊，比人家说的还多，自己还挨了一顿揍，心里不痛快。回到大堂之上，回到自己的办公地，赶紧的，把官服给我拿来，立即开会！把所有治理黄河的官员都集合起来，开现场会，看看我这身人皮，看看我这衣服，看看你们的作为、做派。结果所有人到齐，把某县官、治河官员押送过来，三言两语简单审问了不到十句，推出去，杀掉。这一推出去，当然杀很慢了，所有治河的官员全都跟那儿跪着，长跪不起，求情，最后半天过去，又把他推回来，重责几十大板，真用板子揍。你想想，刘统勋他也挨揍了啊！所以这之后，所有的人再见到农民送秸秆的时候，没一个人敢要钱了，来了就赶紧收，收完了还得跟人家说好话，你可千万别上人家那儿给我告状去。这个事老百姓欢迎啊！修堤的民工欢声雷动，施工进度大大加快，一个多月后就全部完工了。至今还有人将这事改编成剧本《刘统勋私访河口镇》，足以说明其影响之深广。

任何一个朝代的开始，吏治都是比较清明的。无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无论是和尚出身的朱元璋，还是马背得天下的努尔哈赤、皇太极。清朝初年，清政府大刀阔斧地铲除明末的社会疾病。但当王朝进入中后期，歌舞升平的外在繁荣，往往让执政者沉醉于自己的文治武功之中，不思进取。

乾隆年间，随着经济的繁荣和财力的充裕，即使在严律之下，奢靡腐败之风也愈来愈甚。乾隆六巡江南，游山玩水，沿途接驾送驾、进贡上奉、大兴土木，大搞“面子工程”，豪华与排场空前，靡费日甚。乾隆带了头儿，其示范效应无与伦比，大小官吏借接驾和其他机会，极尽奢华之能事。他们为了讲排场、比阔气，竭力摊捐派差、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由此上行下效，贪贿公行，吏治日废，奢侈淫靡、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的歪风邪气愈演愈烈；而奉公守法、勤俭节约、清正廉明的官员反而日益孤立。大贪才走巨贪又来，官员前“腐”后继，视死如归。

由于皇帝带头奢靡腐化，官僚机构所潜伏的腐败细胞失去抑制，获得疯长的环境条件，朝野上下，贿赂公行，贪污成风。乾隆中后期，陆续发生贪污腐败的大案要案。

在此背景下，刘统勋替乾隆皇帝所做的“太上有立德”的工作重点，就转为到全国各地查办案件了。

乾隆四年（1739年），刘统勋参劾都察院御史毛之玉到浙江巡视时收受总督及藩司的大量礼物。经查实，毛之玉即受处分。正是因为他的公正和耿直，乾隆六年（1741年），刘统勋升迁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成为全国最高监察机构的权要人物。在都察院任职期间，刘统勋有“铁面御史”之称。凡贪赃枉法的官员，必严厉惩办，从不姑息。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夏，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两人在操办进贡金炉的过程中，低买高卖，掺杂使假，中饱私囊。刘统勋与山西巡抚定长前往云南查办巡抚郭一裕怂恿云贵总督恒文购制金炉案时，不畏权贵，排除干扰，使案情鞫实，并上疏乾隆皇帝，赐恒文狱中自尽，郭一裕发配军台效力赎罪。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冬，因山西吏治废弛，官吏间相互包庇利用，贪污成风。新任山西巡抚塔永宁向乾隆皇帝奏本，弹劾以蒋洲为首的省内贪官污吏。乾隆皇帝据报以后龙颜大怒，说道：“山西一省，藩臬朋比作奸，毫无顾忌，吏治之坏至于此极，朕将何以信人何以用人。”遂将刘统勋从重要的山东河运工程中派往山西进行查办，并谕曰：“查审此案非刘统勋不可。”刘统勋会同巡抚塔永宁，经过一个多月鞫讯和调查，得实：布政使蒋洲肆意侵吞公款多达两万余两；前任山西巡抚明德收受蒋洲以及各属吏的古玩金银等物；托穆齐图养廉颇优而不知足，在离职启程时，除让蒋洲替他承担所欠三千余两公款外，还收受了蒋洲所贿古玩等物；按察使杨龙文和太原知府七赉与蒋洲同流合污。知府朱廷扬趁火打劫，贪污了两万余两。绿营兵守备武琏克扣兵饷一千余两。案件查清后，乾隆皇帝诏令明德和托穆齐图解职，送往京城定罪；蒋洲定成死罪，奉准在太原正法；杨龙文就地正法；太原知府七赉判为绞监候(死缓)，待秋后处决；知州朱廷扬、守备武琏等，均依律治罪。

对于上述两个案件的处理，乾隆皇帝很是满意，刘统勋在事后也被加封太子太保衔。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时任协办大学士的刘统勋，又负责查处西安将军都赍克扣兵饷案、山西将军保德侵吞钱粮案；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刘统勋再度负责查处江西巡抚阿思哈收取贿赠案。

刘统勋为皇上这是在积德行善方面，所谓立德方面他做了这么几件事，这是《清史稿》上留下来的几件事，像这类的事情，刘统勋肯定做得是很多很多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三立”之中的“立功”。

在为皇上立功方面，刘统勋也做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事。不过要说这事之前，咱们得先介绍一个词，这个词叫土司。

有的人看了电视剧，演一个土司的，你就不明白，这个土司他到底是一个什么职位？

这个土司是明朝开始设立的一个职位，在我们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设置的这么一个官职叫土司。

中央派官员管理地方，派什么人管理地方呢？如果派的这个人是有任期的，三年五载，之后调回来，这就叫流官，流动的官员。

如果派的这个人就是本地人，就是这个地儿的人，然后他的任期没有期限，可以到好几十年，他死了以后，他们家的人可以继承，这叫作土司官。

这种土司官，从明朝开始在西南、西北广大地区都有设置，这是为适应当地的政治、经济状况而设的一种专门机构，叫土司。

所以我们看土司官跟流官不一样，他可以世袭，他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当然，他也得向中央交税；中央要打仗的时候，调他的兵，他也得跟着去。

但是他可以世世代代在这儿啊！所以土司这个官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割据。他这儿一割据，我就管这块地儿。割据之后，他就往往会引起什么？混战。我想把你那地儿占了，反正是天高皇帝远，皇上也不知道。

等到了清朝，雍正年间，他开始感觉到这不好，这土司制度不好，开始收。

开始收土司之前，派流官管理，但是仍然好多地儿都没有收回来。

等到了光绪帝的时候，中国还有好几百个土司呢，其中甘肃有142个土司，还有就是四川有26个，广西有46个，云南有50个，贵州有81个土司，青海和西藏各有35个土司，这是到光绪年间。我们说光绪年间四川西部都有26个土司，其他多数在藏族地区。

那么在乾隆年间呢？这些个地儿的土司那就更多了。

咱们说，四川的西边有两座山，大金川，小金川。

在大、小金川地区就有这么两个土司官。大金川有一个土司官，他叫莎罗奔，小金川也有一个土司官。

结果小金川这个土司官，前代的土司官刚一死，新任土司官还没继位，大金川的土司官就吞并了小金川——这是在乾隆年间。

小金川的土司官他不干啊，他让人反映到朝廷中。

乾隆皇帝知道以后，命令清军前去征讨，这便是第一次大小金川战役，结果乾隆皇帝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恢复大小金川地区的原貌——你就统治你的大金川，小金川就由别人统治，互不干涉。

话说，又过了11年，到了1758年的时候，大金川这个叫莎罗奔的人死了，他的侄子郎卡继位。他的侄儿郎卡继位以后，他从此以后更不听乾隆皇帝的了，鱼肉百姓，和周围其他的土司经常发生战争，结果引起了周围的所有的土司反对，联名上书皇帝，要求解决问题。

乾隆皇帝得到信报以后，马上就想到什么？这地儿，俺熟，十几年前打过，结果就想酝酿一次新的战争，但是在酝酿新战争的时候有人不干，就有人觉得不应该打，谁呢？

刘统勋觉得不应该打。刘统勋是怎么想的呢？刘统勋认为，那个地方气候恶劣，交通不便，清军主要都是北方的，到那儿肯定适应不了，所以他觉得最好是能政治解决就政治解决，吓唬吓唬得了。

结果，乾隆皇帝不听，这样双方就僵持到1772年。这一年，刘统勋已经74岁了，他仍然坚持反对用兵。乾隆皇帝不听他的话，所以还是派了人，派了5万大军征讨大金川，结果没俩月，不幸的消息传来：全军覆没。

这个时候，乾隆皇帝可脑袋疼，自己也当了40年的皇上了，那地儿咱也打过，这个刘统勋告诉我那么多年不能打、不能打，我就偏不听，结果没办法，找刘统勋过来吧。刘先生我问你，这个地儿，我是放了还是继续打，你说我怎么办，我现在实在是没有计策了。史书上写的就是这句话，说他叫“烦懑无计”，不知道是该用兵乎还是该撤兵乎。

当时乾隆皇帝想的是，这刘统勋肯定一张嘴就是撤，但是他没想到，刘统勋说了这么一句话：“日前可撤兵，此时绝不可撤兵。”

刘统勋跟皇上说：“此前您早不应该去，现在去了，就不能后悔。全军覆没了那也不能撤兵，继续加兵。”

“那加谁啊？”皇上问了，“你说让谁去啊？”

刘统勋说了：“我给您推荐一人，百战百胜，阿桂，下面都知道，让阿桂去，不出两个月肯定解决问题。”

刘统勋为什么要推荐阿桂去呢？因为，阿桂对于大、小金川地区熟啊！简直是太熟悉了！

阿桂是大学士阿克敦的独生儿子。他出生于1717年，1738年参加科举考试，中了举人，开始走上仕途。

阿桂在刚刚走上仕途的时候，任大理寺丞，后来升至吏部员外郎，充军机处章京。

在仕途上，阿桂与其父亲阿克敦一样，也是能文能武、智勇双全。

在阿桂长期的军事征战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应该就是三次出征大、小金川了。

1748年（乾隆十三年）冬，乾隆皇帝命令八旗大军出征大、小金川地区(今四川西北部地区)，内大臣、兵部尚书班第出督军饷，阿桂从参军事。

根据《清史稿·阿桂传》和《清史列传·阿桂传》的记载，前线的清军大将、川陕总督张广泗围困金川叛乱头目莎罗奔，但是莎罗奔依靠地理位置和以逸待劳的双重优势而拒绝投降，张广泗久攻不克。在此情况下，乾隆皇帝又命令大学士呐亲前往大、小金川地区经略军务，同时起用岳钟琪为四川提督进行配合。这个时候，呐亲与张广泗两个人因为下一步的做法问题产生了分歧。乾隆皇帝先后召呐亲、张广泗回京，以失误军机罪将二人处决。与此同时，岳钟琪就此事告发阿桂“勾结张广泗，蒙蔽呐亲”。结果，阿桂被逮捕追查。

根据《清高宗实录》记载，第二年六月，阿桂获释，乾隆皇帝下谕说:“阿桂随往军营办事，年少无知，自干罪决，固应按律重惩，但伊系司员，原不过以供驱使，其获罪之处，与贻误军机者有间，情有可原。伊父阿克敦因子犯罪，深知惭悔，办理事务，甚为黾勉，且年高仅有此子，拘系囹圄。别无朝夕左右之人，朕为垂悯，著加恩将阿桂从宽释放。交与阿克敦严加约束，毋许稍有滋事。”

我们注意，在这里，乾隆皇帝明确说明，之所以释放阿桂，完全是因为其父的关系——身为朝廷重臣的阿克敦只有阿桂这么一个儿子！这对于青年阿桂来说，应该是个多么大的打击呀！

第一次领兵出征大小金川地区就落得个如此的结果，应该说也让青年阿桂增长了不少的见识。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乾隆皇帝命令阿桂由伊犁将军调署四川总督，代替临时回京的总督阿尔泰。阿桂在大小金川地区巡视之后，仅仅了解到了土司朗卡与绰斯甲布等地的人打内战。之后，很快又回到京师复命。

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这一次，阿桂在刘统勋的推荐下，受命署四川提督，随副将军、理藩院尚书温福进讨。

八旗军队原拟先攻主犯小金川，暂置大金川于不顾。阿桂旗开得胜，连克巴朗拉、达木巴宗及资哩山、阿喀木雅等寨；与此同时，松潘总兵宋元俊也收复革布什咱！八旗军队与叛乱军队双方形成对峙之势。

根据《清高宗实录》记载，这年二月，乾隆催促温福三路进攻，誓在必诛叛酋。阿桂被授参赞大臣，自西路阿喀木雅前攻。僧格桑及索诺木均派人至清营请罪，温福奏请饶索诺木不死，乾隆皇帝下令“一并擒获”。

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五月，总督桂林在墨垄沟失利，阿桂即被派往南路统兵，与温福、丰升额所率西路、北路兵各当一面。阿桂率领南路精兵，跋山涉水，攻取碉寨，连战皆捷，至十二月初已经攻占了信格宗和美诺两地；与此同时，温福也率领部队占领了听郭宗，僧格桑逃入大金川，其父泽旺被擒获，小金川全部荡平。乾隆皇帝高兴地说:“贼巢已破，我武维扬，阿桂调度有方，懋著劳绩。”

小金川既已荡平，八旗军队遵照乾隆皇帝旨意，准备立即进攻大金川。

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正月，阿桂由当噶尔拉、温福由功噶尔拉、丰升额由绰斯甲布，分路攻向大金川心腹之地噶拉依和勒乌围。六月，风云突变，由于温福的疏防，所率主力一军在木果木遭到突袭，清军惨败，温福中枪阵亡。

这个时候，大金川地区的叛乱分子听说副将军、理藩院尚书温福阵亡的消息之后，抵抗更加顽强！与此同时，小金川诸部也明显感觉到当时的形势似乎对大金川更加有利，于是再次叛乱！

就在这个时候，阿桂被任为定边将军，这是他第一次为大军主帅。阿桂受命危难之秋，他十分冷静地调出南路之师，集合原有及新添之部队，迅速重新占领了得而复失的小金川地区。

这个时候的乾隆皇帝对于阿桂率部所取得的战果非常满意，不但夸奖阿桂“阿桂此次办理，事事妥协，甚属可嘉……统办进剿之事，实堪依任”，而且还迅速提升阿桂为定西将军，把顺治年间所铸造的定西将军印授予阿桂，希望阿桂“迅奏肤功”。

阿桂果然不负众望，从九月末至十月初的七天时间里，阿桂迅速平定了小金川所有地区。

为了准备一鼓作气、再度攻取大金川地区，阿桂作了详细的军事部署：一是备足粮草；二是利用“以番治番”政策，对归顺清朝的民众给予赏赐；三是在军事上探明道路，利用没有参加叛乱的土司牵制大金川地区叛乱的土司。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正月，阿桂兵分三队各五千人，从布朗郭宗进发，第一队海兰察领之，第二队色布腾巴勒珠尔领之，第三队阿桂亲自领之。先克其左右山，继克罗博瓦山，转而避实就虚，攻占日则口，继攻逊克尔宗，小金川的土司僧格桑被杀，大金川土司献其尸求和。此后，阿桂率兵继续迅速向叛军的腹地挺进。到1775年二月，大小金川全部扫平。

捷报传到京师，乾隆皇帝不等阿桂班师，特地解下自己使用的黄马褂，下令将其赏赐给阿桂，还说“此次平定金川实皆阿桂一人功绩，深堪盛尚”；阿桂回京途中，乾隆皇帝亲自率领文武官员到良乡迎接；阿桂的胜利之师到达京师之后，乾隆皇帝又亲赐予美酒及四开禊袍，还下令在紫光阁画像纪念；并且将阿桂列为平定金川50名功臣之第一。

阿桂到了那儿，三下五除二，郎卡死了，大小金川恢复原来面貌。这个大金川地区就没有土司了，小金川的土司还继续存在。大金川地区改设流官，彻底解决了这个地区的割据问题。这件事，也就成就了什么呢？成就了乾隆皇帝的十大武功中的一个。如果没有刘统勋啊，乾隆皇帝还且凑不够那十大武功呢。这是我们讲的他在为乾隆皇帝立功方面所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当然，刘统勋一个文官，他是翰林院的掌院学士，翰林院几百个人都归一个人管，他是最高头儿，他对于大清朝、对于乾隆皇帝来说做出的最大贡献，乾隆皇帝倒不觉得是立德和立功，他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立言。

在立言方面，乾隆皇帝其实是一个很有雄心壮志的人。他刚刚继位的时候，就开博学鸿词科，开科取士。这个博学鸿词科，不是咱们正常的科举考试，正常的科举考试三年考一回，录取的叫进士。进士分成两种，进士及第，还有同进士出身，进士及第的十多个人、二十多个人在皇帝面前一站，皇帝再考一次，考出来的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这是考试了，那么这是正常的科举考试，乾隆皇帝刚一继位，又下令连续两年开博学鸿词科。

博学鸿词科，这是什么意思呢？

博学鸿词科是在科举制度之外，笼络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它不限制秀才举人资格，凡是督抚推荐的，都可以到北京考试。考试后便可以任官。

在乾隆皇帝之前，在清初康熙十七年（1678年），为了笼络明末隐居的知识分子，举行博学鸿词科。令在京官员、在外督抚及学政，推荐品行兼优文辞卓越的人，不论有无官职，是否秀才，一律到京考试。结果全国推荐143人，考取了15人。

因此，我们说，博学鸿词科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特招，今年加一回考试。谁懂得诗词的你就报名，去考试。

雍正末年，下诏举行博学鸿词科。令各省督抚推荐，但未及举行考试雍正就死了。乾隆元年（1736年）才正式在京考试。结果乾隆皇帝用了一个人，用谁呢？用了这个张廷玉。张廷玉这个人我们前面讲过，当时让他来组织考试，各省推荐了176人，录取15人。

当时乾隆皇帝很生气：“你张廷玉这个人太严格了，你怎么给我录取这么几个人，重新考，把去年没考上的，落榜的都招回来，再接着考一遍！”结果再考一遍，只录取了4个人。乾隆皇帝得罪不起他，人家张廷玉是雍正皇帝死之前写在遗诏里面的，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他死了以后，他那个骨灰要搁在太庙里供着的，那是指令。乾隆皇帝当时还得罪不起张廷玉，但是乾隆皇帝的目的达到了，那就是让天下的人都听自己的，让天下的学子们服从于自己、觉得自己很重视学问。

后来呢，乾隆皇帝又组织人修“三通”。前朝分别有人，在不同的朝代写过三本书，都是关于经济史、法律史、典章制度史的三本书：一本书叫《通志》，一本书叫《通典》，另外一本书叫《文献通考》。但是那都是当时的人写的，有唐朝人写的、宋朝人写的、元朝人写的，然后从此以后没人再写了。所以，乾隆皇帝时期，又组织了三通馆，修“三通”。

咱们说过，修《皇朝通志》、《皇朝通典》、《皇朝文献通考》的这个皇朝就是大清朝，很快，三本书就修完了。

“三通”修完了以后，乾隆皇帝觉得还要写一本厚厚的书，要比《古今图书集成》还要厚——《古今图书集成》是康熙年间修写的，10000卷。这本书还要比明朝修的，比明朝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修的那本《永乐大典》厚——《永乐大典》22877卷。这个《永乐大典》正文这么多卷，还有凡例，有目录60多卷，加在一块儿有的人算成22900多卷。一定要修一本超级厚的书，把天下所有的书都集中到我这儿来，给起一名儿，叫“四库全书”。乾隆皇帝脑袋就想着，修《四库全书》，我得分成几种人，对吧？有的人是总裁，有的人是副总裁，有的人是总纂。总裁、副总裁管什么？哪本书可以写进去，哪本书不能写进去，我得分出来，对不对？总纂是什么？撰稿，你得写书，你得有人抄，怎么写，写成什么体例，大家怎么分工怎么合作？所以得有总裁，得有总纂。

1770年，他就开始酝酿这件事，但是这件事最终酝酿成、真正开始动笔是在1772年。他在1770年就开始酝酿这件事，就想好了一套班子，他觉得这件事总裁必须得大学士、翰林院的掌院学士刘统勋才可以。

刘统勋有先天的有利条件啊！翰林院的掌院学士，翰林院的这些人都归他管，你写书的人无非都是翰林院的翰林，由他当总裁，由另外好几十个尚书、侍郎当副总裁，他就想好这么一套班子。但是别人都想好了，写书的具体的人也想好了，那就是翰林院庶吉士、侍读、侍讲、编修、检讨，这些人你们就写去呗，但是谁当这个总纂官呢？谁主持这个具体的写作呢？

乾隆皇帝扒拉扒拉这个，扒拉扒拉那个，谁都不行，他身边没有一个合适的，他就犯了头疼。最后的办法想出来的时候就到了1770年这一年，有一天他就找到了刘统勋，把他的为难之处提出来。他是这么说的：“古来兵家常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编纂《四库全书》一事，乃千秋伟业，比疆场征战更难，朕沉思已久，难道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堪当此任？”

刘统勋一听，皇上缺一个总纂官，我那门生纪晓岚行啊！可这纪晓岚被皇上发到新疆去了，这可怎么办呢？

纪晓岚是何许人也？他怎么就成为了刘统勋的门生了呢？我们后面就来讲讲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