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半年的时间里，努尔哈赤专心一意的处理蒙古的问题——他既已感受到了林丹汗的雄图和野心，当然自己更要一步紧接一步的抢到先机，对付林丹汗。

另一方面则是蒙古喀尔喀扎鲁特部贝勒巴克在天命八年的正月到辽阳来朝见，双方的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早在多年前，喀尔喀的巴岳特部便已归附于后金，达尔汉贝勒的儿子恩格德尔娶了他的侄女巴岳特格格，做了他的“额驸”，成为后金的一员了；其他的三部：巴林、翁吉拉特和乌齐埒也都与巴岳特同心齐力，与后金结为盟邦，或索性归附，成为后金的子民，惟有札鲁特部，常常反覆无常的出些令他不快的状况。

原本札鲁特部便是喀尔喀五部中实力最强的一部，贝勒介赛也是个不凡的英主，曾经自恃兵强马壮，而与明朝交换条件般的立盟誓；喀尔喀五部在巴岳特部的主导下，遣使来共尊努尔哈赤为“昆都仑汗”时，他并没有明显的反对，甚至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也派了人来共同与会；但日后却有多次在暗中做怪，扯后腿。

当时，努尔哈赤在经过一番思考后，没有处死介赛，而仅是囚禁；两年后，札鲁特部遣使来谈条件，愿以牲畜万头赎回介赛，并以二子一女为质，保证札鲁特部此后与后金结盟为友好，绝不为敌。

这当然是双方关系的最好的转变——努尔哈赤立刻就答应了，于是与介赛盟誓，又命诸贝勒送介赛返回，并以所质之女嫁给代善为妻。

冤家变成亲家了，而后，他派人与五部会盟，札鲁特部的表现也非常好——而今，巴克贝勒亲来朝见，当然又把双方的关系拉近得更密切了。

他自然要将这次的朝见视为大事。

关于科尔沁部，则又是另一种的处理方式。

皇太极的“请期”之举，圆满达成，双方约定在两年后举行婚礼；但，他也得到了确实的消息：“林丹汗对于科尔沁部交好后金大为不满，已将科尔沁部列为第一个要攻伐的对象——甚且扬言，将在结冰、草枯以前，夹击科尔沁部！”

而相对于关于明朝的情形，他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但也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靠的消息。

明朝连续任命了两名总兵官，也都赐给了尚方宝剑——正月里，由孙承宗所推荐的马世龙出任辽东总兵，二月里又赐了平辽总兵毛文龙尚方宝剑。

这当然表示，明朝对辽东的问题十分重视——而他也胸有成竹的想妥了应对之策：“孙承宗固然是能人，但，能在辽东待多久呢？”他一本对付熊廷弼的方法——避免直接对垒，等待明朝自己罢废这些能人之后再出兵——这是不费一兵一卒的上上之策，而且，已经得到过成功的经验了，他对自己所订的对策非常有把握。

孙承宗其实早在出任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之初就已经开始得罪朝廷里的大臣了。

第一个原因在于他是个有见识的人，看得清问题的重心，于是一上任就上疏指出，目前的国防问题，基本上是在于“兵多不练，饷多不核”，所以，军队的作战能力差；而且，在制度上也有亟待改进的缺失：“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备边，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此极弊也。”

而这些话固然说得一针见血，却影响到了许多人的利益。

“兵多不练，饷多不核”，是因为兵懒，因为官贪；而兵既已懒惯，官既已贪惯，一旦被要求“勤”、“廉”，岂非都恨死他了？

而以文官节制武将，本是大明朝开国之初就立下的制度，以防止武将擅权，哪里又会想到文官不懂军事，胡乱指挥，反而坏事呢？

他既要改变已行之两百多年的旧制，也剥夺了原本可以节制武将的文官的权限；被夺权削权的文官当然气愤填膺。

而他却只注意到自己说了该说的话，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些话已经为他招来了仇怨；接下来，他又开始追究辽东失土的责任，弹劾好几个要人，这么一来，结的仇又更多了。

而后，他支持袁崇焕守宁远的计划，更换了不适任的王在晋，于是，与王在晋交好的人——包括辽东总督王象乾在内——也全都对他暗恨在心。

他前脚一离京师、赴辽东督师，朝廷中便立刻响起攻击他的声音，你一言我一语的讲论不休，奏疏更是如雪片般的飞进宫去。

埋首在制作木器之乐中的天启皇帝当然根本不闻不问——奏疏全落到了魏忠贤的手里。

小太监将这些奏疏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给魏忠贤听，而魏忠贤听后却沉默了下来，半晌拿不定主意。

首先，大臣们上的奏疏都写得太“文”了，没有读过书的他对一些深奥的文句无法揣摹意思；其次，他不懂军事，不知道孙承宗受到批评的战略部署究竟有没有道理；第三，他不懂辽东的事务，无法处决这些众多而庞杂的意见。

苦思了半天之后，他才豁然开朗——倒不是问题迎刃而解了，而是他想到处理的方法了。

他决定挑选几个能干的心腹太监，携带一批武器为补给、金银为犒赏，以送补给品和劳军的名义，去到辽东，实地察看情况；同时，他心里头也存在着一个微妙的想头：“孙大学士以前在经筵上讲书的时候，很受敬重的；我若能与他结交，总可以助长声威——如今，他受人攻击，也正需靠我替他化解呢！”

这是一个时机——于是，他特别交代自己派去辽东的心腹刘应坤：“替我向孙大学士致意，得便的时候多叙叙！”

赐给孙承宗个人的奖赏是坐蟒、膝襴、金币，当然是以天启皇帝的名义颁赐，但他也没忘了要刘应坤暗示孙承宗，这些颁赐其实是他的意思——现在，所有的“上谕”、“圣旨”都是由他代发的。

而这么一来，孙承宗便连魏忠贤也给得罪了。

刘应坤回报给魏忠贤的话是：“孙大学士闷不吭声儿，没有回复的话！”

其实这样的反应，对孙承宗来说，已经是极尽忍耐之能事了——他一向以“士”自许，哪里肯结交权阉呢？

几个月后，他所推荐任辽东巡抚的阎鸣泰成了这一波人事纷争的牺牲品，率先去职——在表面上，阎鸣泰当然是主动求去的，实质上却是因为受不了朝廷中言官们的弹劾。

他其实在推荐了阎鸣泰之后，已经发现了阎鸣泰的无实，军事大多不与商议了，而依旧导致了这样的发展——无奈之际，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已经开始变坏，工作将推动得十分困难，兴复辽东的愿望更难实现了。

甚至，一道“不如归去”的念头打心底升起：“事既不可为，不如罢官还乡，效法陶渊明，过过‘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的日子，做个怡然自得的‘五柳先生’吧！”

乱世功名竹上蜗，面对着群小群奸，纵有天大的抱负和本领，也全都施展不开啊！

这一夜，他思前想后的，整夜都无法入眠，索性披衣而起，捻亮了灯，就在灯下挥笔拟好了一份乞休疏，请求辞官归里。

一挥而就，写完最后一个字之后，他从口中吁出一口气来，心里也大大的松了口气；这个皇帝昏愚、权阉当道、群小盈朝的大明官场，根本没有什么好留恋的，就此挥别了吧！

刹时间，他有如丢掉了一大包积压在精神上的垃圾一般，觉得轻松无比，再也没有负担与愁烦，更没有责任与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