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君子 危机,并非巧合

专制政体第一脆弱处,是权力继承环节。此环节尤在作为政权创立者的第一代君主死亡以后,与作为继承人的第二代君主确立之间,普遍演变为严重危机。稽诸历史,自极权体制以来,中国所有大朝代无一例外在这时发生剧烈动荡。

帝权体制始作俑者秦,公元前210年,始皇帝死于巡幸途中,丞相李斯相信如果太子扶苏继位,将对己大不利,乃与宦官赵高合谋,伪造遗诏,杀扶苏及大将蒙恬,拥立嬴政第十八子胡亥为秦二世。

第二个大朝代汉,同样在此关头出事;高祖刘邦死,新君惠帝即为吕后所挟,七年后惠帝抑郁死,吕氏径直临朝。

第三个大朝代唐,高祖李渊次子李世民,未等父皇晏驾,先下手为强,杀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逼李渊交出皇位、做太上皇。

第四个大朝代宋,太祖赵匡胤壮年猝死,时年五十,传位其弟赵匡义,是为太宗。这件事很奇怪,因为中国王位继承制在商代逐步由父传子、兄传弟并举过渡到父传子制以后,基本原则一直是父死子继(先嫡后庶,先长后幼),如果无子,则兄终弟及——而赵匡胤共有四子,除长子、三子早亡,次子赵德昭、四子赵德芳均健在,皇位不传子而由弟继,大悖礼法,此事遂成千古之谜。被控制的官史竭力掩饰真相,并构造“金匮之盟”的故事,给赵匡义继位提供合法性,稗史却普遍怀疑赵匡胤死于谋篡,最无争议的事实则是,赵匡义得位后,并未践“金匮”之约,而由其子孙继位,直至北宋亡。

末路皇朝清代,稍有差异。第一个正式在紫禁城当皇帝的顺治死后,第二任皇帝康煕顺利接班,没有出事。不过与历代开国皇帝比,顺治的情况非常特殊,他既非朝代创立者(为满人打下天下的皇太极死于明朝灭亡的前一年1643年),且登极时年仅八岁,在位头七年,由孝庄太后监朝、多尔衮摄政,亲政不过十年便死去,像是匆匆过客。实际上,在清朝第二任君主康煕的身上,才找到历来开国皇帝的气象与感觉。如注重实质而不拘泥数字的话,那么应该说康煕才是清代政治真正的奠基人。一旦以康煕为界,我们发现则危机复至,前述规律再次起作用——康煕死前对此似已深有预感,他有子三十五人,长大成人者二十人,接班人问题是他一生唯一焦头烂额却始终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储位两度废立,竟不了而了之。最终,皇四子胤禛在混乱和疑云中取得继承权,随后兄弟相残、血雨腥风,雍正以后又走上了正轨,乾隆、嘉庆、道光、同治……从此顺顺当当起来。

五大皇朝无一例外都在这节骨眼儿上出事,当然不是什么巧合。朝代更迭之际,巨大的君权还来不及找到稳定的运行方式,第一代君主的过世往往意味着可怕的权力真空,不管死去的君主看上去是否曾经牢牢地控制着局面,事实上各种潜伏的势力早已悄悄等候着他一命呜呼的时刻的到来,以便随时把垂落的权杖抓在自己手中。

令帝权很难避免这种规律性动荡的,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王朝虽已更迭,但尘埃远未落定,在推翻旧王朝和建立新王朝过程中积聚的各种能量没有完全释放开,诸种势力之间的较量必在第一任君主身后有所解决。第二,尘埃落定之前,野心家、阴谋家最为高产,抢班夺权意愿最为强烈,以此为背景,极易滋生阴谋集团,向立足未稳的秩序发起有力挑战,而当格局既定之后即便有这类人物,却往往孤掌难鸣,不能成其事。第三,极权体制自身有种种致命病症,尤其是权力高度集中而隐含的绝对排他性,致使政治游戏参与者之间只能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攫取这样的权力就可决定别人命运,反之则被别人所决定,屈抑一方为此不惜铤而走险,放手一搏。

公元1398年,明朝立国者朱元璋死。历史规律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危机如期而至,并以壮阔、宏伟的方式加以演绎,成为历史上所有此类危机中一个完美、淋漓尽致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