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篇 民国史军阀篇余绪 第十章 论桂系

“桂系”,这个当年在大陆上,国民党中炙手可热的政治派系,现在四十岁以下的中国人,恐怕对它都感觉很陌生了;虽然我们学历史的人,却永远不能忘情于它。

在今日世界上政党横行的国家里,“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本是很正常的现象。孙中山先生说:“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因此在一个国家之中,有兴趣来“管理众人之事”的人太多了,他们就必然要结党。一个“党”太大了,党内必然就要发生派系。这是个人类政治史上,自古而然的现象;否则孔夫子也不会在两千多年前,就说什么“朋而不党”、“周而不比”一类的话了。所以从大处看,“桂系”便是这个历史通例中的产物,没啥稀奇!

当然,国民党之有派系,亦不自桂系始。它远在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期,派系的形成便已开始。“辅仁文社”的领袖杨衢云,那时便是中山以外的一个派系的领袖。到1905年“同盟会”时代,派系就更多了。“同盟”一辞,顾名思义,便是个综合词。“同盟会”本身便是一些小团体—华兴、兴中、共进等等的综合体。等到1911年武昌起义时,革命军便由于派系不同而打出三幅不同的旗帜来,并且互不相让。

当“同盟会”于民国元年(1912)改组成“国民党”时,党内的派系那就更多了;有的分子甚至脱党组党,支持起袁世凯来!中山先生那时身为党魁,便深感党内思想不一,分子庞杂,而有指挥不灵之苦。所以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山便觉得要继续革命,就非组织一个“一鼻孔出气的”一种独裁的政党不可了。

无独有偶,当中山先生在这一方向的思想尚在酝酿的阶段—也就是“国民党”被改组成“中华革命党”的时期(1914~1919)—俄国的列宁居然后来居上,搞出个行之已见速效的模式来。所以中山于1924年10月便正式提出“以俄为师”的口号了。

不过孙中山先生毕竟是一位民主政治家,他认为一党专政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要利用这个“手段”,通过他所预定的“军政”和“训政”两个“时期”来达到他实行“宪政”的“目的”。到“宪政”实行之时,他的“党”便“还政于民”,然后就由人民自己所组织的多种政党,来轮流坐庄,实行宪政了。

中山先生这套理论是合乎逻辑,言之成理的。当他还健在的时候,以他个人的威望,和革命同志的朝气,也确能使这套理论发出无限光芒,使全国人民闻风景慕。可是在中山于1925年逝世之后,再由以他传人自居的胡汉民、汪精卫来传其衣钵,谈什么“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便渐渐行不通了。

就拿汪精卫自己做例子来说吧,他在1926年掌握了“二全大会”之后,为对付党内同志的反对,他遇事便提出个“党统”来。但是等到他在1929年“三全大会”中失势之后,汪氏就再也不谈“党统”,而另搞其“改组派”;并与其他反对“中央”的势力相结合,来“护党救国”了。

胡汉民先生亦复如此。胡氏这位书生,自始至终以党内一人自居,领袖群伦,决不搞小圈圈。但是“三全大会”后不久,他也在中央失势了。胡氏倒还淡泊,但是和他一道失势的党人—多半是他的华南同乡—却扛起他的招牌,于“四全大会”(1931年冬季)前后,搞出个有实无名的“胡系”来,和南京的“中央”、上海的“汪系”相对抗。

这些党内元老原都是一些“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专家;为什么血口未干,自己便大搞其派系来呢?无他,文章不与政事同也!在一个“一党专政”的政体之内,“党外无党”是可以硬性地做到的。“党内无派”,那可就不容易了。大家都是同志嘛!“管理众人之事”是大家都有份,也是大家都有“匹夫之责”的;怎能让少数人包办呢?要搞“轮流坐庄”—甚或单纯为着自保—大家也就党而不朋、比而不周了。这就是一个一党专政的政体内,“党内有派”要发生的必然因素。国民党内的“桂系”,也就是在这个必然因素之下逐渐形成的。

桂系三大特征

如上节所述,国民党在总理逝世之后,派系便逐渐兴起。但是“桂系”和其他各派系相比,则另有其特征。

第一,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包括“清党”前的中共),都是在党内寄生长大的。党是他们的胞母;脱离了党,他们便无法生存了。“桂系”则不然。它发端于一个单独发展的地方武力。这武力发展的经过,事实上与山西的阎锡山,东北的张作霖,没地皮的冯玉祥,云南的唐继尧和龙云,湖南的唐生智,四川的刘湘、邓锡侯、杨森,乃至后来新疆的盛世才,都是大同小异的。他们都是在一个中央集权解体之后,正如曹操所说的,“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情况之下崛起的王和帝。这些小王小帝在国民党的势力逐渐扩展以至于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乃相率附义。但是在这些附义的群雄之中,只有“桂系”这一个实力派,卓然成家,成为国民党内的一个重要派系,垂名党史,为其他附义的地方势力所望尘莫及。

由于第一个特征也就必然产生了桂系的第二个特征:它是国民党中唯一拥有相当独立的武力、地盘和财权的派系。它和阎锡山、龙云一样,始终没有放弃它的老巢:广西。它也始终没有放弃它对它那部特殊武力的领导权。若说抗战期中,各系统军队的独立性,恐怕除了共产党所掌握的“第十八集团军”之外,便是桂系的“第二十一集团军”了。而桂系那时所统治的广西和安徽两省,虽然没有中共的“边区”那样不听中央政令,但是他们也有他们单干的作风和力量的。

因而桂系的第三个特征也就是它的“区域性”。它自始至终是个偏才。割地称尊是它拿手好戏,真要挤入“中枢”,为一国之主,它也就捉襟见肘了。

再者,正因为它区域性太浓,它也就始终难以洗掉它的地方色彩而真正地加入“中央”的大熔炉。不论它的领导成员是怎样地内为宰辅,外为封疆,他们也无法洗刷掉它原有的土气息,泥滋味。所以在国民党当年在大陆上二十多年的执政期中,“桂系”便始终以一个有半独立管理气味的“分公司”姿态出现。对“中央”只是“合作”而不是“认同”或“一体”。

但是国民党在“行宪”之前,毕竟是一个搞一党专政的革命党;革命党是有其革命纪律的。在理论上、在实际行为上,桂系这个分公司,都不能脱离它的总公司来“脱党组党”。它和“中央”是有“休戚与共”、血肉难分的关系的。它不能搞“合则留,不合则去”的美国办法。相反地,它和党中央的关系,则是“合亦不全合,不合亦不全去”,不即不离的古怪关系。它不能作为“中央”的棋子,完全听命于中央。但是“中央”如干脆让贤,这个只有“偏才”的“桂系”,也代替不了“中央”。这就是“桂系”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这矛盾一直维持到1949年它全部瓦解为止。

国民党中何以产生这样一个古怪的派系呢?这个派系的产生与消灭,在中国近代史上,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我们学历史的倒要搜搜它的根。

桂系的崛起

我国以前的历史哲学家罗贯中曾有句名言:“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他这句话真是把我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史的关键,一语道破。但是罗公没有学过现代的社会科学,因而他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笔者在这一问题上,因其非关本题,所以也不想节外生枝,来略抒拙见。我只敢说,罗贯中这句话,是两千年国史上不争的史实。同时在这分合之间,则“合”难于“分”。“分”往往起于旦夕之间;而“合”则有时要经过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折磨才能达到。

远的不说吧,且说最近的史例:

我们的中华民国,于辛亥革命之后,在“非袁不可”的时势之下,本是个“合”的局面。无奈袁大总统见识太小,智囊团太草包,他嫌“终身总统”还不够,偏要做皇帝。结果皇帝未做成,于民国五年(1916),一气而死。

袁氏死后,这个“合”的局面便立刻瓦解。从此王纲解纽,皖、直、奉诸系军阀,来他个天下三分,接着便形成南北各省军阀混战的局面。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的王纲解纽,往往是一“解”到底的。中央集权一旦崩溃,则大小军阀、英雄好汉、土豪劣绅、地痞流氓……都要一时并起,割据称尊的。在这个无法无天、各以刀枪相向的局面里,江湖好汉们便叫它作“遍地黄花开”,谁也管不着谁。因此在袁氏死后,军阀混战的十余年间,有的历史学家估计,那时各不相让的大小军阀,就有三千余人。在这遍地黄花的局面中,然后再强凌弱、众暴寡,以大吃小的方式,慢慢兼并;由小地方作局部的统一,由下向上,由小及大,才渐渐走向由小“合”而大“合”的局面。

参加这种“大吃小”或“小克大”的各路逐鹿英雄的成败,却又受两个客观力量所支配。一是“适者生存”;二是适者的机运。要做个生存在特殊环境中的“适者”,其中便有很多人为的努力的因素(如“意识形态”的选择,如“行政作风”)。但是要掌握时代的“机运”(chance),那就往往是非人力所能决定的了。

袁世凯死后,广西便落入一个以陆荣廷为首的“老桂系”手中。这个老桂系,不但统一了广西,它还控制了广东。但是这个老桂系的作风太“老”了,不“适”合民国初年新的政治要求,因而在1921年,它就被比较“新”的孙中山和陈炯明领导的革命力量把它打垮了。打垮了桂系之后,孙陈二氏又因革命策略问题失和,陈炯明于1922年叛孙,无力兼领广西;广西一时无主,成了一个群雄并起、“遍地黄花”的局面。而后来领导“新桂系”的所谓广西三杰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也就是这时广西的三朵小黄花,成为一些散兵游勇的小头目。由于各种因素的配合与巧合,他们能以数千之众于三年之内,削平群雄,于1925年,用武力统一了广西—这便是“新桂系”的老底。他们就凭这个老底子,加入国民党,参与革命。它以后的穷通荣辱,全以此老底子为依归。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桂系”。

两件奇事

李、白、黄三人之能统一广西,并不算什么稀奇。因为他们都是一些“新”人物,广西当年一时并起的群雄都太“老朽”。除旧布新,原是时代的趋势,历史的轨迹。但是在统一广西之后,所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三位青年将领的和衷合作、至死不渝的精神。在我国社会和政治传统上,照例都是单干的,尤其是英雄人物,而政治圈子的英雄人物更甚一筹。试看国民党元老中的汪(精卫)胡(汉民),我们就可以体会李、白、黄三人的友谊与合作维持到底是如何地不易。他们三人都是雄才大略野心勃勃的英雄,而他们彼此之间所表现的则是能忍能让。这一点实在是他们“桂系”所以能一直全始全终的最重要的条件。

第二件难能可贵的事,是他们能看清大局,尽率所部来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广西是他们三人打下来的。其间,国民党对他们并无一枪一弹的接济。但是胜利之后,他们竟愿率所部投向国民党—而不像阎锡山、龙云、刘湘、张作霖以割据称尊为满足。关于这一点,当然也是环境使然。广西地近广东,得革命风气之先。再者,便是得人和—这一点李济深实是个最要紧的居间人。李济深是当时中山部下粤军中最重要的领袖,而李氏却是“广西人”,这个地域观念的“封建传统”,却把他和这个新桂系联系起来,作为他们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

但是我们读历史的人,如撇开“现时观念”来看往事,则他们那时的加入国民党实为“亏本交易”。国民革命之成功,实始于“统一两广”。但是在统一两广的过程中,广西之统一实先于广东。再者,他们之加入国民党,并没有得到国民党中应有的尊重。那时在国民党中央,连仅有党员百余人的中共,也分得中央执行委员三人,候补委员七人。而拥有精兵数万、地占一省的桂系,只有李宗仁才分得一席“候补监察委员”。而此后,国民党的党务也自始至终不让“桂系”插足,这分明是对“搞党”无经验的“桂系军人”的轻蔑。而李、白、黄三人始终不以为意,这也可看出他们的不凡—识大体,能忍能让,不像一些心胸狭窄的小党油子的把持。

北伐和清党

两广统一不久,国民革命军便“北伐”了。北伐之成为事实,可能是不像李宗仁亲自告我—那完全是他一手促成的。促成的可能还有更多其他因素,但是有个不争之论便是,没有桂系的全力支持,北伐是不可能发动的。

等到民国十六年(1927)的“清党”和“宁汉分立”,那桂系的作用就更大了。在十七年春季,当国民党三中全会和一、七两军之外的几乎全部国民革命军,对蒋总司令都一致杯葛,未受中共渗透的七军是拥蒋的唯一支柱。李宗仁说:“那时总司令对我们(李、白)真是言听计从……”的确如此,那时如没有七军对总司令忠贞不贰,一部民国史,今天是绝对地不一样了。那是任何公正的史家所坚信不疑的。

李宗仁和他的桂系对“北伐”和“清党”确是个关键因素啊。没有他,历史就得重写了,可能连孙传芳也都打回京沪了。

三年内战

国民政府的确立,桂系的支持固然是个必要条件,然国民政府其后未能完成统一中国之大业,最大阻力的发端也是这个“桂系”。1928年北伐完成之日,在表面上看来也是桂系势力如日中天之时。那时由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理论之争,同时也由于事实上的需要,北伐后的中国军队分成四大系统—四个“集团军”;在这四个集团军之上,又有四个“政治分会”,总揽国内四大区域中的一切党政军大权。李氏受任为第四政治分会主席,兼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但是那时桂系的真正力量则遍及全国,它的司令部已自广西移至武汉核心。那时白崇禧以一时名将,收编唐生智的旧属李品仙、廖磊等部(李廖二人皆是广西人)数万人,虎踞华北;李宗仁坐镇华中;李济深、黄绍竑把守两广;由于李白在“清党”时在上海尚有余威,那时上海市长张定璠亦是桂系人物,我们如试把中国地图一看,那桂系真是掌握半壁山河。

回想起三十年前的威风,郭德洁夫人于1959年还得意洋洋地告诉我说:“那时我们(桂系)的力量可真大啊!”

可能就因为力量太大了,“功高震主”,加以这批张牙舞爪的青年军人,也不会韬光养晦,结果引得全国侧目,一旦中央拿他们来开刀削藩,当时也弄得人心大快。加以桂系本身发展太快,也百孔千疮。它基本上是个军人的集团,冲锋陷阵是其所长,至于统兵百万,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搞大的战略,他们就难免才有不济。至于搞大小政治,羽扇纶巾,折冲樽俎,这批只知喊“卧倒”、“放排枪”的小军官就无法胜任。因而民国十八年(1929)2月所谓“武汉事变”一起,桂系便一败涂地。不数月,当年统百万雄师的虎将,只有躲到香港去作政治难民了。回看当年七军和第四集团军的战绩,真是“天亡我楚,非战之罪也”!

“桂系”在“武汉事变”中所表现的纸老虎的成绩,也增加了中央以武力削藩的信心—接着便是讨伐阎冯的“中原大战”。这个中原大战,把个中原打得太糜烂了。这个烂摊子收拾不了,并发症便一个接着一个。举其大者:

一、张学良于1930年9月18日应召率师入关参战;1931年9月18日乃引起了“九一八事变”。自此以后倭患便一发不可收拾了。如果,张学良不因中原大战而入关,有他坐镇沈阳,“九一八事变”可能就不会发生,没有日军占领东北—或延缓占领东北,中国历史就又不一样了。

二、江西的坐大。国民政府如果没那三年(1929~1931)的内战,那么肯定毛泽东那点“星星之火”,也就不会燎原了。

三、龙云、刘湘、盛世才,乃至后来的何键、陈济棠、韩复榘等等一些地方军阀,也就不会长期割据一方,称王称霸了。中央政府只要一纸文书,就可以把他们撤职。

换言之,没有1929年“武汉事变”所引起一连串削藩内战,国民政府的大一统江山,也就稳定了。外无强寇,内无反侧,那中国也就早走上现代化之路,可能早就富强康乐,物阜民丰了。而这个一着之错、全盘皆输的第一枪却是“桂系”放的!

至于“武汉事变”的是非问题,我断定今后历史家是永远搞不清的。但“武汉事变”和“西安事变”一样,都是中国国运的转折点。而这转折点的当事人,则是“桂系”。

俗语说:“一个指头打不响!”不论是非何在,桂系!桂系的责任,你是永远无法推卸的。

“剿共”和抗日

“九一八”(1931)前后的中国,民不聊生的情况(1931年长江有大水,华北有旱灾),天灾人祸真有甚于军阀时期。倭寇的侵略,虽使国民党的南北内战暂时息兵,但接着便发生了“五次围剿”的重大战役。因为中共乘中原大战之机,在赣南、鄂西和“鄂豫皖边区”迅速成长,到30年代初期简直如火燎原,竟至喊出要“发展百万红军”的声势了。在这内外交煎的情况之下,南京中央拟定了有名的“安内攘外”的国策,而这国策实行的方针则是所谓“长期抗日,积极剿匪”。

正当南京中央为着“抗日”和“剿匪”弄得手忙脚乱之时,“桂系”诸领袖,反能忙里偷闲,龟缩于广西境内,心安理得地专搞他们的“三自政策”去建设其“新广西”。

抗战前五六年中,广西的建设也确是值得称颂的,誉之为模范省亦不为过。当时地方领袖廉洁奉公,有眼光,有作为,把广西这个有名穷省,建设得容光焕发,也确是难能可贵的。抗战一旦爆发,他们能全省动员,数周之内便能配备出四个军来,开上前线而战绩辉煌,我们治民国史的人是应该大书特书的。抗战一开始桂军便加入沪战,军中六个旅长,五位殉国,确是可泣可歌的。1937年10月南京弃守后,战场转入皖北,当时担任这一带防御战的便是“桂军”。他们那时士气之旺,纪律之佳,是笔者所亲见。其后李白二公所领导的台儿庄血战(1938年4月)更是战功彪炳。

要历史家秉笔直书,在抗战初期的战功来说,“中央军”之外,最值得称道的应该是“桂军”。在“五战区”,它卡住津浦南段,叫敌人不能挥军北上,直迫徐州,使大后方有个喘息之机,是功不可没的。

桂系的腐烂

但是桂系的光荣,在台儿庄一役也算是到了巅峰。武汉失守(1938年10月)之后,我军退入山岳地带,日军也就势穷力竭,无力再进,我军亦无力反攻,双方胶着。加以这时共产党军队在敌后,一切小型游击力量,敌后所有游击根据地,几全入共产党军队之手,所余者唯大别山一区而已,而这大别山则在桂系掌握之下。1941年春“皖南事变”之后,桂军也就卷入剿共之战,防共甚于防日。

在这战事胶着状态之下,双方屯兵不战。在人类的战争史上,尤其是中国历朝战争史上,屯兵不战是最可怕的现象,因为它的结果必然是师老兵疲,兵骄将惰,相率腐化。唐朝的节度使、明朝的屯卫都有前例可循。在抗战后期,桂系所掌握的地区,除广西老巢之外,便是豫南皖西一带的“五战区”了。迨1943年,把“五战区”分割,另立“十战区”。嗣后李宗仁再调长“汉中行营”(遗缺由刘峙继任),桂系所直接控制的区域便只剩下大别山区—也就是以前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所占据的“鄂豫皖边区”。张国焘的老巢“金寨镇”,后改名“立煌”(1933年卫立煌逐走红军后改名),也就是桂系所掌握的“十战区”的首府了。

在李宗仁调往汉中之后,桂系的实力大将就是“十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了。而李氏主皖这一段期间,也就是桂系走向坟墓的开始。

这时论武功,他们除了零星的剿共战事之外,那真是百分之百的屯兵不战了。论文治,他们倒能统治大半个安徽省。征兵征粮还可取之不尽。地处敌后,天高皇帝远,在大别山区做起土皇帝来,那就可为所欲为了。这样,这批广西的统治者把当年他们统治广西有效的保甲制度搬到安徽,来个科学方法的组织和统治,结果就上下交征利,无恶不作了。西方政治家有句名言,叫作“无限制的权力,必然无限制腐化”,这就是桂系当年在安徽的写照。笔者当年大学毕业后曾在故乡做过短期的政府小职员。观察所得我可大胆而诚实地说,那时十战区和安徽省境内作“主管”的大小官吏—上至司令长官,下至连长,自省主席以下至乡镇长—可说是“无官不贪”。贪而无不花样繁多,穷凶极恶!贪到甚至以大量战略物资,走私资敌。

当然那时官吏之渎职与贪污,十战区并不是个突出的例子,不过本文只谈桂系,桂系至此政治的生命也就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