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抢了他的女朋友”

话说这三位野心家商量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准备了一天。在林家的剩余物资中，选了些“上等金华腿”、“毛尖细茶”、“特产舒席”等等名贵礼品，当天午夜两位大队长便带了两个伙计，在众人不知不觉之中，开了水闸门，溜出庄外向梅溪镇去了。行前他俩嘱咐几位心腹伙计，紧闭庄门，在他俩人回来之前，“省主席来了也不许开门”！万一鬼子再下乡时，向“军师”讨“锦囊妙计”。

小和尚告诉李兰说，他们一去三天，究竟如何见了“王屠户”，如何拜“老头子”，他就一无所知了，因为他没有随行。据说“拜老头子”是在帮者最神秘的事，当事人按严厉帮规终身守口如瓶。外人不知内情，一切传闻，均属于“瞎猜”。小和尚后来回忆说，他只知道张得标拜过山门，回来之后，态度严谨、寡言少语，简直“换了个人”。

最奇怪的，李兰说，是他二人回来时却带了一个名叫“阿七哥”的青年神秘客——据说是个“小屠户”。阿七并自称是“林家三奶的‘师兄’”，是“三哥儿的‘把兄弟’”。所以他到林家庄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大堂屋”里去“上香”、“拜大像”。

阿七磕了头之后，张、李二兄弟也磕了；军师烟掸帚，当然更跪拜如仪——自此以后，他们三人再也不敢说那“大像”上的老头子、老太婆，是什么“林家王八蛋的老祖宗”了。至于昭觉寺里那“娇滴滴的”八位仙女、八只天鹅，他们也就不敢再乱打主意——箭在弦上的一场“西安事变”，乃消灭于无形。

“哎呀！”文孙听到这故事，真有点大惊失色之概，说，“阿七哥真到过我家嘛？”

“到过了，”李兰说，“那小屠户还吹是你的‘把兄弟’呢。”据李兰回忆，两位大队长后来曾陪他上过山，他要去当面向“师妹”报告，“妈妈在鬼子来时是怎样‘过去的’；师父把‘她老人家’怎样安葬的”。

小屠户上昭觉寺时，正值三奶病重，朱三妈怕她受刺激，不许他见“总队长”，所以他就下山回去了。

“他下山之前，还托朱三妈转告‘师妹’，并拜候‘文弟’你呢！——牛皮大得很！”李兰笑着说。

“不是牛皮！”文孙叹口长气，说，“他的确是我的‘把兄’，虽然我们并没有磕过头！”

“什么？三哥！”李兰简直觉得是个晴天霹雳，惊奇地说，“你也加入过帮会！？”

“你知道的，”文孙十分自信地说，“我怎会加入‘帮会’呢！？”

“我就是说！”李兰稍感轻松。

“那是我和阿七的事，与帮会毫无关系。”

“你这个金镶玉琢的地主大少爷，”李兰说，“和一个文盲小屠户‘拜把’？”

“我很尊敬阿七，”文孙说，“我也抢了他的‘女朋友’。”

“三哥，别胡说八道了，”李兰不信，但又惊奇地说，“你说小屠户曾经是小莹的‘男朋友’！？——别胡说八道了！”

“小莹没有告诉过你！？”

“四十年来，她说的零零碎碎、古古怪怪的小故事多着呢，哪记得那许多。”

“我知道小莹的身世，比你们多得多嘛！”

“那自然嘛，”李说，“你们原是恩爱夫妻嘛。”

“阿七那时爱小莹，爱到要寻死的程度，”文孙说，“小莹也说他‘九全十美’，她真有意要嫁他呢——我抢过来了。”

“别胡说八道了，”李兰苦笑着说，“你抢过来，那你是‘十全十美’了。”

“我也是‘九全十美’，”文孙很郑重地说，“我们两个‘情敌’，势均力敌。”

“别胡说八道了，”李兰已说了七八个“胡说八道”了，而文孙还在继续其胡说八道。李兰又说：“一个知识女青年，会爱上一个文盲，无产阶级的小屠户——尤其在你们那个封建时代！？”

“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林说，“青年人罗曼蒂克嘛！”

“再罗曼蒂克，在你们那时代都不可能！”李兰斩钉截铁地说，“纵使在我们解放后的‘四个轮子、一把刀’的时代，都不大可能，我决不信……”

“什么‘四个轮子、一把刀’呢？”文孙不解其意，请李场长解释。

李场长解释说，解放后有四大行业，为农村女孩子“选择对象”时所喜爱。那四项行业是：医生、军人、司机和屠户。所以有首顺口溜，叫做：

白衣大士，红旗飘，

四个轮子，一把刀。

文孙听后大笑，说李兰她们这个“把鬼变成人的新社会”，搞的是“唯物主义”；在他那个“把人变成鬼的旧社会”，搞的是“唯心主义”。所以小莹那个心头充满“罗曼蒂克”思想的女知青，真考虑过嫁给那位“九全十美”的文盲、小屠户。

“别胡说八道了！”李兰又重复一次。

“不信你有机会去问问小莹，”文孙说，“将来有机会，我们也可‘三曹对案’。”

“怎么会有这回事呢？”李兰还是不信，但口气已放松多了。

“那个吃人的旧社会！”文孙说了，又叹了一口有真诚感慨的气，说，“李场长，在那个环境里，你如是小莹，你也会作如是想的。”

“究竟是怎么回事嘛？”李兰似乎是被说服了，他要文孙说点“大纲节目”来。

“九全十美”的“一把刀”

文孙说，小莹祖籍是梅溪镇，但她却出生于大都市。抗战开始那年她父亲死了，随寡母返梅溪逃难。那年小莹十八岁，长得如花似玉。因而她寡母孤雏一回到梅溪，就变成当地流氓、地痞、小官僚、小军官、乡镇干部、小地主、小恶霸等等“猎艳”的对象。有的企图恃财诱奸，有的竟白昼横加污辱，有的则午夜逾窗登床行强。当地下流的士绅，则试图介绍小莹为有钱有势的做“侧室”、做“偏房”、做“姘头”或“姨太太”。最不堪的则是当地因过军频繁而生意兴隆的妓院，亦派人前来招揽，饵以重利，要小莹进“堂子”。

小莹母女单门独户，身无余财，承受不了饥寒和搅不完的性骚扰；而流氓、地痞、乡镇干部，又一气相通，小莹纵使当街受辱，亦投诉无门。而最令小莹伤心的，则是一向视她为掌珠的亲生母亲，受不了饥寒交迫，竟然也时动鬻女疗饥的邪念——一个十八岁的美艳少女，被迫浮沉于这样一个罪恶的人海之内，真是永无翻身之日，想到“洪洞县内没有一个好人”！

因此在回到父母之乡不到六个月的时光，小莹精神承担不了，竟至三度自杀未遂。当她第二度自杀被救之时，她是决心不再活下去了，可是与她同街坊的“杀猪王屠户”，实在看不下去，他乃带了两个徒弟，真的拔刀相助，总算把一些流氓、地痞、色狼和政府社会中的一批衣冠禽兽的邪气，压了一压，使小莹鼓起勇气再活下去。“阿七哥”便是当时王屠户的两个徒弟之一。小莹母女感激王师傅仗义相助之恩，乃由小莹叩头，经王屠户收为“义女”；王屠户的两个徒弟，自然也就是小莹的“师兄”了。

阿七那时才二十岁，长得一表人才，跟师父练得一身“武当派”好武艺。为人诚实善良，不烟不酒。心田忠厚，溢于言表。跟当地那些什么“干训团”出身的“乡镇干部”、胡作非为的流氓地痞和一些寡廉鲜耻的军政商学各界里的衣冠禽兽相比，简直是垃圾堆里的一颗明珠。

小莹认为阿七基本上是个“十全十美”的农村青年，不幸他生在一个贫农之家，上不起学，父亲只好把他找个师父，学点“一把刀”的手艺，好自食其力。他未读过一天书，二十岁了，还是个彻头彻尾的文盲，所以小莹说他“九全十美”。

自从认识这位十八岁的“师妹”之后，这位二十岁的青年对小莹也真的是视如“掌上明珠”——吹也舍不得吹一下，抹也舍不得抹一下。他对她的“宠”和“爱”——最真诚的宠和爱，处处流露无遗——本来嘛，谈过“你死我做和尚”的恋爱的看官们，应该都有此经验：真正的爱情，本不需要写“妹妹我爱你”的情书，更不需要“跪在石榴裙下”。

阿七那默默无言的真情实意，竟然深深地打动了这位寂寞少女的芳心，使她自己意志里，发生无限的矛盾。她自问：“爱情”是有“条件”的吗？“知识”、“教育”、“了解”难道都是“爱情”的“条件”吗？那么“金钱”、“地位”、“名利”等等，是不是“条件”呢？这位竟然三度企图自杀、她朋友所说的“外柔内刚”的少女，内心中终于否定了爱情上附带的一切条件——她那寂寞的冰心，终于被那无言而炽热的爱火所融化了。但是可怜那怜爱之心太切而自卑之感过重的阿七哥，哪里知道姑娘心事呢？——他始终不敢造次，做一点露骨的表示。也是上苍以万物为刍狗罢，小莹的爱他，也就爱在他那纯真诚挚的脉脉无言。

最后，当小莹女扮男装于月黑风高的深夜，偷偷离开梅溪镇时，“干爹”叫武艺高强的阿七，怀利刃相送。等到天亮，小莹已安全了，保镖要回去复命，阿七始对师妹说出一个衷心的要求——唯一的一次“要求”，最初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他要她叫他“死”。

小莹着了慌，她抱住阿七的腰，把头埋在阿七哥怀内，恸哭一阵，把阿七的破衣哭湿一大片，然后向阿七哀求着说：“七哥，何必呢？我们都还年轻，天长地久嘛……你死了，今后哪个保护我呢……”小莹哭得很伤心。阿七没有哭，但也擦擦鼻涕和眼角，就回去了。

后来文孙和小莹订婚时，小莹把这故事，说给文孙听。文孙深为阿七的纯真所感动。他着人把阿七请来，并为他做了一件“花缎丝棉袍”，在订婚喜筵上，以小莹的堂哥身份，作为女方家长代表之一。

筵后，文孙和小莹携手送阿七哥到城外相别，互道珍重之时，阿七向他二人所说的还是那句老话——他嘱咐“文弟和莹妹”，他是个乡下人，不能替他二人做多少事，但是以后他二人如需要，要有人去“死”的事，就请告诉他。他这番临别祝词，说得小莹泣不成声；文孙也为之眼泪汪汪。

文孙相信阿七这话是真诚的。他告诉李兰说：“中国古代历史上，有所谓‘死士’，真不是司马迁在‘胡扯’！”

所以文孙对他这位诚挚的“把兄”，十分敬重，数十年不忘。

阿七哥的话，不是在“吹牛”！

另一个“九全十美”的三角

“为什么小莹也说你是‘九全十美’呢？”李兰说，“我看她对你真是‘死而后已’，痴情痴得四十年如一日……”说着李兰又深深叹口气，“……存亡不知，四十年如一日，结果还是什么‘九全十美’！……”李兰浩叹不置。

文孙说，就因为他缺少了这“一全”，才注定了他二人“四十年的悲剧”！

“我看你那时是‘十全十美’了——人品、容貌、财钱、学问……你缺哪‘一全’呢？”李兰说着笑一笑。

文孙叹口气，摇摇头，又苦笑一下说：“她说我‘没有阶级意识’……她那时笃信‘马列’、迷信‘马列’嘛！”

“这倒也是真的，”李兰也叹口气，说，“四十年来我也未看到对‘主义’的信仰，笃信到像田军那样的。你那时也的确是不知‘民间疾苦’、没有‘阶级意识’呢。”

“我对小莹说，马列书籍我可以看，主义我也可以信仰，阶级意识我也可以培养嘛……”文孙回忆出四十年前他对女友，为爱情而迁就的一片诚心。但是他说，小莹认为“阶级意识”是出于“实际生活的体验”，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式的可以矫揉造作“培养出来”的。没有“阶级意识”，“马列经典”是看不懂的，所以我在寻求真理的“革命道路上”，是生了先天性的无可医治的“绝症”——所以搞了四十年，还是个“九全十美”。

“这倒也是真的。”李兰又叹口气。

文孙又回忆说，他那时也曾劝过小莹，要她转学到“临中”来，手续都弄好了，而小莹不肯。她说她原很羡慕同学们有钱进“临中”；她失学了，进“政宣”演话剧。但是既进“政宣”之后，她思想就完全转变了，她认为“临中”同学，都是不知道真理的“糊涂虫”。只有她们上过政宣政治大课的才见到了“光明”，认识了“真理”。她要为真理奋斗到底，“救国之外，还要救民——救民比救国更重要”。

“她那时既然怀孕了，你们为什么不正式结婚呢？双宿双飞，二人一道逃难一切问题不都解决了吗！”

“我们是预备三八年夏季在我家结婚，爸妈和她妈都预备回来主婚……否则她也不会怀孕的——结婚后，如果小孩子早出来了一两个月，我和小莹都会赖皮说‘孩子不足月’……”文孙厚着脸皮说出他二人四十年前不可告人的鬼胎子。其实李场长知道他二人的底细，不过不愿重提使博士难堪罢了。

文孙又说，他们那时都“眼皮太浅了”，自己骗自己，说什么“台儿庄大捷已带来‘最后胜利’”！

抗战既然已经“胜利”了，文孙就劝小莹脱离“政宣”——此后不升学便回庄子做“少奶奶”。小莹“外柔内刚”，她不干嘛。她说抗战胜利只是“民族革命”胜利了。“阶级革命”如果不彻底，“民族革命”就失去意义，所以台儿庄之后，她还要留在“政宣”之内，继续为“阶级革命”之胜利而努力。

文孙觉得她女友的话，确实有点道理，所以也未勉强她退出“政宣”——去为“爱情”牺牲“真理”、停止“革命”。但是文孙说来似乎也有点悔恨。那时小莹对他的爱情，也是她无法牺牲的。文孙要另作坚持，小莹也就不那么倔强到底的。但是文孙太爱她了，也太宠她了，同时也被她的“真理”说服了——一念之差，便决定了他二人四十年的悲剧和终身的命运。

文孙说，他那时曾把小莹这番话告诉了好友姚大余。大余说：“去她的活见鬼！”

文孙那时觉得大余太粗、太鄙、太俗……没有他女友卓越的见识、可爱的人性和悲天悯人的传教士的情操！

后来在美国安静的三十年中，他时常一灯独坐，读些祖国来的报章杂志，和一些有关祖国的中外书籍，他迷惘了——“国家大事”、“真理”、“革命”等等又岂是一个十八岁的小文工团员所能掌握的呢？虽然在四十年后李场长还一再夸奖田军当年对“革命理论”的研究颇有“火候”。

“田军那时才十八岁，”李兰惊诧地说，“她对革命理论的了解，倒真深奥呢！哪里学到的呢？”她不禁问了一句。

“我另外还有个‘九全十美’的情敌嘛，”文孙苦笑着说，“小莹的那番大道理，全是他传授的。”

“你又有个情敌了，三哥！”李兰又说他“胡说八道了”。

“她的‘政宣队’里，那时有个‘政治指导员’叫张叔伦，”文孙回忆说，“也是个‘张三’！我们林家跟‘张三’真有缘！”文孙说着也苦笑一下。

“张叔伦？……”李兰为之一愣！她正要说下去，文孙未等她开口，又继续说下去了。

“这个张三也爱小莹，爱到要死的程度，”文孙说，“但他也只是个‘九全十美’的家伙，对小莹有自卑感，把爱情憋在肚子里，不敢讲出来——所以我的情人，他也抢不去。”文孙叙述了“张三”，自己也自觉好笑。

“张叔伦以后也改了名字，你知道不知道？”

“你也认识张叔伦！？”文孙诧异地说，“他后来改了个什么名字？”

“领导同志嘛！”李兰说，“不说了吧。”

“……”文孙看着李兰，话到嘴边，又收回去了。回到祖国之后，两三个星期的经验告诉他，你和“共产党”打交道，他们不想向你说的事，你千万别问，问了，就有“探听”之嫌，所以文孙就不问了。其实张叔伦的为人处世、道德文章，都是文孙极其佩服的。他三十八年前和小莹订婚喜筵的“祝词”，便是文孙恭请他说的，说得文孙极其心折。现在他倒很想知道这位老友的下落呢。

文孙虽不便问李兰，而李兰却追问了文孙一句。她问：“张叔伦为什么也是个‘九全十美’呢！？”

“叔伦那时已三十六岁了嘛。比小莹年龄大一倍。”

“相差十六岁，也没什么太了不起！”

“你五六十岁这么说，”文孙说，“你十八岁看法就不一样了。”

“我看张叔伦和田军之间，年龄恐怕不是唯一的问题。”

“当然叔伦在早先的感情生活上，还有很大的创伤，”文孙说，“他在青年期曾和一位教会学堂的校花解了约——他说那当校花的未婚妻只是个‘衣架子’。解约后他又爱上一个不识字的渔家女，但是那少女最后跳海自杀了——叔伦伤心得要死，便立志要推翻那‘万恶的旧社会’……”

“我看不全是这些问题在作梗！”李兰说。

“小莹曾经告诉过我，”文孙回忆着说，“她也热‘爱’着叔伦——但是那个‘爱’，只是一个少女对舅舅的爱、对叔叔的爱。所以她对我的爱，始终未动摇过……我和叔伦之间，没有什么‘三角’‘几何’！”

“但是张叔伦对小莹的爱，则一生未动摇过呢！”李兰说。李兰似乎还有很多话，要说未说。

“你在哪里认识张叔伦的？”

“在昭觉寺嘛。”

“张叔伦也到过昭觉寺吗？”文孙问，“怎么去的呢？”

“还不是为着我们的那个‘祸水’嘛！”李兰无可奈何地笑着说，“他是我们昭觉寺时代的‘上级领导’呢。”

“他是‘政治部’派去的？”

“他和项军长项英是好朋友，”李兰说，“请调过去的——公私兼顾。”

“这些事我都毫无影子呢。”文孙感慨地说。

“阿七到昭觉寺时，张叔伦也在那里，”李兰说，“你们这三位‘情敌’，就缺少你一位，没有狭路相逢！”

“在这场我们三人的‘阶级斗争’中，”文孙开玩笑地说，“我是唯一的‘胜利者’呢。想不到小莹病得那么严重，我竟对她一点帮助都没有——真是内疚不堪。”

“这个世界上，男女是太不平等了，”李兰说，“男子闯了祸，可以跑掉；女人就跑不掉！”

“小莹那时病情怎样呢？”文孙补问一句。

“还要问吗？”李兰说，“我们的‘总队长’、‘总司令’，那时真是惨不忍言啊！”

朱三妈的“心肝”

本来在小莹被派到“昭觉寺”之初，她已自己肯定有孕了。她最初对怀孕的心理反应，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喜的是感情：她怀中已有一个可爱的小宝宝，恨不得早日和他（她）见面——抱在怀内多可爱！而惧的则是理智：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在这深山古庙之中，寡亲少友、无医无药，怎能生产呢！？生下个孩子，又如何抚养呢？一念及此，又五内同摧！因此在无人的场合，她有时向自己微胀的腰围微笑，默默叫声“小玉”；有时则又泣不可仰，泪湿衣衾——这时的心情是无比地孤单和矛盾。这本是个大喜事。在正常条件之下，丈夫、公婆、爹娘、姐妹，对个十九岁的孕妇，该是多么疼爱。如今他们都在何处呢？所见的只是月黑风高、青灯古佛。有时一人摸索暗室，凄楚之情，岂言可宣？

小莹毕竟才十九岁，一年之前尚是一头小羊，咿唔于爹妈膝下；上月明月未缺之时，也还是男友怀中撒娇撒赖的小情人。怎知一年未周、两月未竟，就孤苦零丁若此呢？她面皮又弱，纵在结拜姐妹之前，亦从未透露丝毫隐私；而在难友同事之间，则又苦撑病体，任劳任怨，工作无间。她唯一阿Q式的自我安慰，则是偶于午夜之后，腰酸心跳难以入睡之时，偷偷披衣离床，摸到观音殿内大士神像之前，默默祈祷一番。祈求观音大士，慈悲为怀，保佑她腹中幼儿平安出世；保佑她不知去向的丈夫情人，未遭凶险；保佑她孀居慈母，安全无恙……保佑她娘婆二家，安渡浩劫；保佑祖国复兴；保佑抗战胜利……

小莹自诩是个“唯物主义者”，认为“宗教是鸦片烟”；她更不信轮回邪说、祈福妄念。但是夜半不能入睡的时候，她倒觉得匍匐于这个莫须有的“观音大士”之前，有其乱里求安的疗效；所以夜半的私行，已成为她个人对失眠症的心理治疗。

一次她正在轻微地喃喃自语之时，忽觉身后有呜咽之声。她忙回头一看，竟然是文梅也跪在身后，并掩面而泣。小莹一见到文梅，便一下扑过去，搂着文梅，也呜咽起来，嘴内“梅姐、梅姐……”地轻微地哭叫不停。

“莹啊，”梅姐也轻微地怪着她，说，“这种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除了我之外，你还有什么更亲的人？……”

原来文梅和小莹是同睡一个草窝。这次文梅醒来，却见小莹不在身边，为着好奇，她也披衣而起，终于在“观音殿”里，发现小莹跪在那儿。她本拟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想在小莹身后“吹”她一下，吓她一跳。谁知她发现小莹在做“祷告”，喃喃自语，不时还擦擦眼泪。这一下文梅不“吹”她了，乃跪在她身后，听她“祷告”些什么，终于听出了全盘机密。文梅想想小莹和自己的身世，不禁也悲从中来，用双手掩了脸，呜咽起来。

自此以后文梅就变成小莹怀孕期中的第一位助产士。后来春兰来了，小莹受了刺激，健康日颓。所幸春兰原是服侍她的“丫头”，后来三人又结拜姐妹，这次朱大队长又特地选出她和秀英来侍候“总副队长”，春兰就更感觉到名正言顺。所以她发现秘密之后，也就加入了“副队长”的行列。二人联合来服侍孕妇——有时小莹不接受她二人的服务（如打洗脸水、洗澡水、洗内衣内裤等等），她二人就骂她，甚至打她“手心”，要她接受，使秀英在一旁瞠目不得其解。但是在她二人强迫服务之下，小莹也得了无限安慰，而精神渐次好起来。

可是当林家庄被砸、被抢的噩耗——尤其是看仓老涂夫妇惨死的消息——传到山上之时，小莹认为她这个“败家媳妇”是这个不幸事件的“祸首”，当天一哭一急一气，当晚就“见红”了。

李兰说那天她以为小和尚也被打死了，她陪着“少奶奶”，哭了一整天，哭得“六魂无主”。这一下把个“曹副所长”哭慌了。她在手足无措的情况之下，乃把隐情偷偷地告诉了“朱大队长”朱三妈。朱三妈一听也慌了起来，幸好她是有经验的，以后抢救“妈妈”、抢救“孩子”，就靠朱三妈一人了。

“小莹那时吃了好多苦，没有朱三妈就糟了。”李兰四十年后回忆起来，还很紧张。“三哥，都是你作的孽！”李兰又补充一句。

“……都是我作的孽……”文孙说着叹口气，“……我对不起田副书记……”他长叹不置。真是“对不起”又有何用呢？

李兰说朱三妈听到消息之后，立刻带了她和文梅，赶到佛龛后墙角的“草窝”，见小莹已双目无光，半死地躺在草窝里，身上盖条布被。

“总队长，”朱三妈坐在小莹身边慈祥地说，“你要好好歇歇，但不要怕；第一胎总是比较难产的。”

“三妈，”小莹流下泪来，微弱地说，“我要保留这个孩子——我自己可以死——”

“心肝，”三妈问道，“你家三少爷呢？”

“消息全无，”这时小莹泪流得更多了，“他可能跟学校到后方去了；也可能被鬼子炸死了。”

“你的公公婆婆呢？”

“我未见过嘛。”小莹悲惨地说。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三妈又问。

“先前住在山里，现在也可能到后方去了，没有消息。”

“你娘家还有人吗？”三妈又追问一句。

“父亲去年死了，”小莹流泪回答道，“只有个寡母在梅溪，最近鬼子洗劫梅溪，恐怕也凶多吉少——音讯全无……妈！……”小莹眼泪一涌而下，放声地呜咽起来，但是她用力忍住。

朱三妈这时坐过去，把小莹抱到自己怀内，让她在怀中尽情抽搐哀哭。

“我的心肝，”三妈抚摸着小莹的乌云，又自言自语道，“娘婆二家一个亲人也没有，就剩你这一个小孤寡，在这古庙里生孩子呀！……啊呀……啊呀……好可怜啊……”说着那似乎是铁石心肠的朱大队长，也流下泪来。

“三妈，”小莹忍住泪抬起头来说，“……我大不了一死……但是……三……妈……”她又咽住了许久再说，“我希望能救救孩子……”

“姓李的丫头，”三妈转过来招呼春兰，说，“你到厨房去熬点热稀饭，拣点小菜送来！”

春兰哪敢怠慢，便到厨房去了。三妈又转向曹文梅说：“曹小姐，请坐下！”文梅遵命坐在被上，三妈告诉她说，“今后你不能和三少奶同床哎！”

“……”文梅未来得及搭腔，三妈又说，“你看你这样富泰，万一踢了胎，如何是好！？”

“今晚我就搬开。”文梅说。

“你不用搬开，”三妈说，“这儿太阴湿，孕妇也不能睡。”这时小莹已坐起。但是更“富泰”的三妈，仍把她紧紧地搂住，使小莹看来就像一只小鸡，倚在母鸡的膀子底下一样。

“心肝，别担心，”说着三妈又香香小莹的面颊——这枝娇滴滴的带雨梨花，三妈虽是位老太太，搂在怀中也心疼无比（作者注：况烟掸帚张三乎！）。

三妈又安慰小莹说：“心肝，你知道我自己生了十胎，又忙着四个媳妇‘坐月子’、‘添孙子’，服侍孕妇，我老道呢……”

这时春兰已熬来了一碗稀饭、一碟小菜。三妈叫文梅过去，面墙而坐，要小莹靠在文梅背上。三妈接过稀饭，用汤匙喂小莹吃稀饭，又用筷子拣小菜给她吃——不许小莹多动，以免“动了胎气”。饭后她要小莹躺下，不要“多翻身”。

“林家这样大富大贵的人家，”三妈看着小莹的惨相叹口气，说，“想不到轮到这位媳妇、这个孙子，这样可怜！”

“三妈，”小莹说，“他们说我是林家最后一个‘败家媳妇’。我对公公婆婆招呼都未打一下，就把他们六百担粮食捐了……把仓也砸了、庄子也抢了……”说着小莹又泪潸潸下。文梅伏下去替她擦眼泪，小莹又说：“三妈，我至少得把我先生留个孩子，公公婆婆，留个孙子嘛……”说着她又咽住了，泪流不止，“……三……妈……我死无所谓……”小莹又哀哀地哭起来。

“哎呀，我的心肝，”三妈安慰小莹，并且笑着说，“你不是林府的‘败家媳妇’，你替你林家积了‘阴功’呢。再说吧，你不捐掉，老爷太太还能保得住吗？——不给鬼子和汉奸拿去，也给‘吃大户’的吃掉了。”

这时久未发言的曹副所长，也插入一句，她面向小莹说：“我的三少奶奶，该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吧——朱三妈也这么说，你怎么老是这么迷信，说你自己是‘败家媳妇’呢！？”

“梅姐，”小莹仍是心有不释地说，“看仓老涂和涂师奶死得多惨——他们是多么好的人！”

“三少奶奶，我的心肝宝贝，你好好躺躺、安歇安歇吧，”三妈笑着说，“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者难逃。好人碰到‘劫数’，有什么办法呢。”

三妈看小莹精神好了些，也就放心了。小莹既做了“朱三妈的心肝”，孤独之感也减少了。文梅和春兰看到朱三妈挑起大梁，渡此难关，心头也轻松多了。三妈临去时，又安慰小莹说：“心肝，你替你们林家做了这么多善事，观音菩萨一定会保佑你生个白白胖胖的大公子。”说着她扯扯自己的衣服，又转身向文梅说，“曹小姐你和那姓李的丫头要听我的话服侍孕妇；三奶要听你二人的话——半句不听，我是不依的。”

三妈又去做别的任务去了。她看到一些老幼难友，站在远处看着，想知道点究竟，尤其是原先伤脚的那位“赵婆婆”。她听说“三毛奶”病了，曾在观音大士前磕了十来个头。现在也来问朱三妈，有关所长的病况。

“我们所长，害点重伤风，明天就会好的。”朱大队长高声告诉那些围拢来探听消息或看热闹的难友，不许他们走近，大家也就散了。

两位单恋客的公私要务

据李兰回忆，朱三妈出去之后，第一桩事便是找到了看庙的两个小和尚——真的“小和尚”，不是李兰的“小和尚”。要他俩打开“小佛阁”，说“林家三奶”、“总队长”要用小佛阁为“总队部”。两个和尚哪敢怠慢，不多时便把小佛阁打扫得窗明几净。

这小佛阁学名“净土真园”，以前几乎是林家朝山或避暑时专用的，所以李兰一提到，文孙脑海中便有个小佛阁全图。

这座“净土真园”位于昭觉寺东北角的悬崖之上，有净室斋房共六间，三间朝南、三间向东，围成个曲尺形。朝东三间，中间是个“小佛堂”，供着有玻璃框的“金佛”；右一间是老方丈的“净室”，文孙还记得那门上有副俗不可耐的对联：“僧房无内外，人格有高低”；左一间，则是普通施主用的客房。那曲尺的朝南三间，则是大护法林放鹤堂朝山女士所专用。中间是客室，两边是卧房。房侧则是一涧清泉，长年流水淙淙。

这曲尺之中，则是由石栏围起、石块铺地的小苑，苑中有一棵两人合抱的虬龙古松。松下有些盆景和一座假山，假山边还刻着“山里有山”四个隶字。石栏之外，则是个悬岩，岩上长满岩松和杂树。杂树丛中，有一块突出的巨石，上面刻着擘窠大字，草书“迎雁”二字。据说春秋两季在此凭栏“低头看雁”，原是“山中八景”之一。石栏西南端则有一条石阶盘旋通往坡下厨房。

这个平台虽小，然从远处山径，仰首看来，真恍如天上，所以当地人也叫它做“天台”。所以在朝暾初上，或月色清明之时，方丈老僧或朝山仕女，徜徉乎天台之上，自远处看来，他们不是云上佛陀，也是九天玄女。

选这块幽静的山房，作为“三少奶”待产之地，李兰说，也可见朱三妈见识非凡。她不待“总队长”同意与否，就把她请入佛阁，“坐关”起来。三妈要她解了“皮带”、松下“绑腿”，在阁中休息。

“绑腿、皮带，对胎儿最坏，”三妈斩钉截铁地说，“生孩子之前，绝不许再用。”

以后如果肚子大了，军衣穿不下，朱三妈就吩咐她穿以前跳舞用的“舞衣”。

这时三妈也对小莹日常起居作了规定，最重要的是不许见客，也不许客人来见。三妈并请了个“师爷”在两门之侧贴上“闲杂人等，不许入内”的告示。小莹每日饮食也由三妈亲手烹调；“当归鸡汁”，每日两盅，不多不少。少则胎儿血气不足，多则孕妇体胖身肥，二者都不好。三妈虽不识字，却是个好的“妇科郎中”，现代化的“产科护士长”，一切调护无不恰到好处。

后来回山复命的运输队李大队长又把“三奶闺房”中一切床帐、被褥、绣花枕头等，大部分都找回来了，甚至连“金漆百子桶”都全部搬上山来，由春兰布置得和山下一模一样。小莹居处其中，心极不安，但是三妈之命难违——加以她本来就性喜恬静，又有沉疴在身，幼儿且不时蠕动，所以就索性蛰居不出。好在众姐妹，以及“所”中、“队”中，上上下下对三妈无不信服，乃让朱三妈大小事一把抓，由她和曹副所长一切代拆代行。

李兰记得莹姐常说，她参加革命数十年，唯有这三个月她感到最闲散，生命也最有意义。那时强敌入侵，国共两党释嫌修好，和衷合作，携手抗日。我方士气之高昂、民心之敌忾同仇，史所未有。敌人虽万般强悍，终感一筹莫展。他们白日虽偶尔向某处突击，然当夜若无据点可守，便得连夜赶回城内逃避反击。昭觉寺距县城太远，敌人鞭长莫及，盛夏之时凉风习习，简直是世外桃源。难民所内虽因敌人不时出城，迫得四郊避难农民来去无常，但在朱三妈日夜操劳之下，也井然有条。

就在小莹被三妈所逼，“闭关自守”不久之后，张、李两大队长便带着阿七哥和小和尚上山来了。但是四位大队长和曹副所长商议之后，都认为阿七不应晋见“总队长”，因为他来自梅溪，一旦与小莹见面，她势必问起生母下落，则局面就很尴尬了。阿七也认为众人所见甚是，住了一宿，便怏怏地回梅溪去了。但是当两位大队长也公毕下山要带小和尚同去时，春兰则泪眼汪汪地私下请“三奶”把小和尚留在山上。小莹亦早有此心，未便出口，经春兰一说，真是正中下怀。正副队长商议之后，认为小和尚是个“失学儿童”，应留在山上进“识字班”。当春兰欢天喜地地把这消息告诉小和尚时，谁知小和尚早已自己决定要留在山上了。他说他在庄子里太孤单。他喜欢留在山上和春兰一起“玩耍”。他并偷偷地送了春兰一大包“状元红”。小和尚说，在山下他最“恨”的是烟掸帚还叫他“倒夜壶”。

阿七哥等一行下山不久，张叔伦便被“上级”派来了。他是受现在已迁武汉办公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直接领导的，顶头上司则是“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但是他在前线的工作单位则是“新四军政治部”。

叔伦的现职是“少校政治指导员”，穿一套很挺的少校制服，挂“两杠、一星、红底”的少校领章；左上方衣袋插了一支“别克水笔”，水笔和徽章之上，还佩一个“洋钱”大的“蒋委员长”的像章。他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亦闪闪发光，使他显得格外英俊。

从张少校这套戎装打扮看来，他原是个百分之百的国民党军队里的中级军官；但是——据李兰和文孙所知——他那时已是有十二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最初在上海介绍他“入党”的，竟是文坛巨星、名震中外的瞿秋白。秋白于一九三五年被害时，叔伦也是个“漏网之鱼”，虽然他未去过“苏区”。事过境迁之后，这次为着全民族的生死存亡，两党释嫌修好，同生共死，并肩抗战。倭寇虽万般凶残，而我全国军民，则以血肉之躯，与敌军飞机大炮，拼搏到底，绝无丝毫畏缩悲观心态。叔伦在上海前线，曾受轻微枪伤。伤口未痊，他便迫不及待地归队，为抗战继续效力。叔伦认为自民国成立后，内战二十余年，黑白不分、是非不清——如今只有这个“抗战”是个黑白鲜明、是非之间丝毫不爽的神圣战争——他自誓要在“抗战”中，为祖国献出他的生命。叔伦常对李兰、小莹，乃至文孙说：“人生自古谁无死；但是哪一样死法，有为抗战而死，死得那样心安理得！？”——四十年过去了，老友叔伦那一番披肝沥胆之言，文孙想来还如在昨日呢——叔伦是个温文儒雅的“血性汉子”！

不过叔伦究竟是个文人，他被编入“战斗序列”不过几个星期，便被项副军长调入军部干文职，后来西山东区情况紧急，急需领导干部，叔伦便半受派、半请调，到了昭觉寺来了。来时公务之外，还有点私情——这八位小演员，原都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对她们，尤其是小莹，他有着情难自已的私人情感，虽然小莹已罗敷有夫了。但是单相思，原是男女恋爱最美的一面，单恋客是不惜为她“化作春泥”的，何况还有更重要的抗日重任呢？

叔伦此来所负的“公务”，大致有三项：

第一，他奉命要把那些“三不管”地区，“遍地黄花开”的地方游击武装，统一领导起来。为此叔伦在山上山下，终日奔跑。但据他观察，这项工作十分艰巨而危险。因为各路英雄，“梁山思想”都很重——他们需要有耐性的、长期的“思想教育”。再者这些英雄好汉对现代战争的知识毫无所知——他们的“打法”，还是少不了老办法的“摇旗呐喊”、“安营扎寨”。一次他们一个“支队”三十余人，竟被“三个鬼子”打得落花流水，被歼几尽。原因便是“摇旗呐喊”弄糟的。原来他们结队在残破的公路边巡逻时，碰到三个日兵，领着一队中国民夫在搬运辎重。队长欺侮日兵人少，乃下令全队取包围形势，摇旗呐喊，冲向前去。中国民夫一哄而散，遗留辎重，遍地都是，而押队日兵，竟未发一枪，似乎已随民夫逃散。当我方游击队，冲至距辎重不及十码之地，始见三个日兵，伏于辎重之后。他们正要掉头离去时，而日兵机枪齐发，直如秋风之扫落叶，不数分钟，我方原有三十名队伍，有二十七八名都变成枪下之鬼——真是全军覆没，而三名敌军竟毫毛未伤，辎重半担未损，便被敌方援军抬回去了。

叔伦尤其担心的，是坐镇林家庄抽“云土”的那位“军师”。他认为“鬼子没有炮”，所以“关闸门、架跳板、守庄子”，深沟高垒，鬼子便一筹莫展。

叔伦以上级指导员身份劝告他们，说蒋委员长的“中央军”，多的是飞机大炮，都不能阻住鬼子，如今靠“关闸门、架跳板”是不行的——叔伦要他们不要树立“目标”。《三国演义》上，关云长不是说颜良、文丑是“插标卖首”吗？插标卖首就是自己树立目标，让敌人来杀你。跟日军作战要打“游击战”。要白日躲藏，夜间出动；白日种地，夜间杀敌。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停我扰，敌疲我打。我军进退，要有路不走，无路就走。不打情况不明的瞎战；也不打没有把握的糊涂战……

但是“狗头军师张”和两位大队长，以及新加入阵营的支队长“烟猴子张三”等一批“将领”，都认为“张指导员”是不了解敌情。其实他们“帮内”弟兄，有好几个都在鬼子“营盘”里当杂役，未见到鬼子有一架小炮。他们驻在县城之内不过三五十人，平时喝酒喝得“歪歪倒倒的”，“烟猴子”曾亲自进城看过，他也认为“那几个狗鸡巴操的东洋鬼，你给我两把库刀，我就可把他们统统‘通’掉了……”

李连发也说，上次鬼子下乡，我们被杀了那么多人，“实在死得太冤枉”！

张得标把脯子一拍说：“下次那些狗娘养的，再来？——我们揍他！奶奶的。”

总之，这批英雄好汉没一个把那个“戴眼镜指导员”的话当真。吃酒席时，大家都恭请他“上座”，背下却说他是“败兵之将”、“惊弓之鸟”……“害了怕鬼子病”！

这时叔伦细察他们的队伍，居然有百多条长枪，还有架“大轮盘手提”（机关枪），和一架崭新的“捷克式”（轻机枪）……弟兄们个个都会拍脯子、跷大拇指——士气极旺。连东洋鬼子也不放在眼内，哪会听一个“戴眼镜指导员”的话呢？

所以叔伦在详细观察之后，心理也和小莹怀孕一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地回山了。

叔伦的第二项任务是“整理”难民收容所、后方医院这一类为群众服务的机构。在他的权力管辖之下，有六个难民收容所和一座小型后方医院，但是都因陋就简、就地取材，破烂不堪。还以昭觉寺这个单位，较有格局——因为在阿七访问之后，两位大队长原先预备扣留的粮食、衣被等物，又继续派夫送上山来——林家庄内所有的“剩余物资”似乎还足够让这位“败家媳妇”，挥霍一阵呢。

也因为这个，虽然山下已无鬼子踪影，青壮年男人包括李七爹，都回庄种田去了（这正是农忙季节嘛），一些老弱妇孺，还在山上流连忘返——他们不是留在山上避暑或跑鬼子，而是值此“青黄不接”之时，“难民收容所”内还有不要钱的稀饭可喝也。为此，张少校为着保证供应，也为他们做了妥善的安排。

既然所中还有学龄难童数十人，张指导员乃策动八位姑娘和十多位认得字的难友联合起来，进一步办一个“初级小学”——“西山东区农民抗日自卫小学”和一个“成人识字班”。

李兰还记得在“开学典礼”时，由所长讲话，她在从她婆家家塾内搬来的黑板上写了个“田”字要大家猜。坐在前排的小和尚（李兰的“小和尚”），居然一口猜出。其实同时猜出的也不只小和尚一人，春兰也几乎猜出了。猜对了，大家鼓掌好高兴。

由这个“田”字开始，春兰和小和尚就“开蒙”了——今日的李场长、当年的春兰开蒙时已经十五岁了；今日的人民空军的高级首长、当年的小和尚，也已经十三岁了。

“我们大家都是种‘田’的，”叶所长笑着说，“认识个‘田’字，也不难嘛！”她说得全场欢声雷动。小莹也为这欢声而颇感得意。所以到后来国共两党，由“摩擦”而动武，搞出个“皖南事变”来，组织上面要同志们改名换姓，以防“国特”时，小莹就改个男人的名字叫“田军”了。

“我们那时十多个孩子在一起，好用功啊。”李场长回忆说，“秀英一次开夜车，开得太困了，几乎把草窝都给烧掉了。涂全胜一面烧锅，一面拿着书不放呢……”

文孙问道：“涂全胜，就是看仓老涂的女儿？”

“是嘛。”李兰说，“田书记把她接上山的嘛。”

“你们哪里来的教科书呢？”

“都是三毛哥、四毛姐、小七老爷……读过的嘛。”李场长说得唧唧地笑个不停；她又说，“我们把你的家抄了嘛。”

“那些小学教科书还在吗？”

“你那个‘败家媳妇’叫小和尚下山去搜来的……”李兰说着又把舌头一伸，说，“见到田书记，千万别提这事儿！小莹最恨死‘败家媳妇’这四个字。”

“她做得完全正确嘛，”文孙说，“有什么不能提的呢？”

“她是个‘假死人’、‘活寡妇’嘛。她想到你，想到‘公婆’，心里矛盾得很呢！”李兰又叹口气说，“小莹真是个情感深厚，可爱的人——我要是你、我要是张叔伦，我也爱死了她！”

“哎……”文孙也眼泪汪汪地长叹一声，“我实在对不起小莹……”

“你‘哎’什么呢？”李说，“又不是你的错。”李兰又说：“你们那几本破书呀，对我们那时失学的青年，真是天大的宝贝啊……我现在看到一些孩子，天天有书读，就是不读书，我真恨不得把他们揍死！”李场长说得咬牙切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