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镇压刘縯这样的强宗豪族，势必动用军队不可，而地方政府却并没有常备军队可以调用。自秦朝废除郡县驻军之后，西汉和新朝在地方上同样也不设驻军。倘若地方长官铁了心要铲除此类强宗豪族，也有变通之法，那就是征召受训过的壮丁，临时组建起一支军队。然而，类似这样的发兵，必须先请示朝廷，征得朝廷的同意，再由朝廷派使者持虎符前来合符，然后才能行动。如果朝廷未赐虎符而地方长官擅自发兵，此为弄兵之罪，论死。

很显然，极少有地方长官愿意麻烦朝廷，更不敢擅自发兵，从而赔上自己的性命。是以，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选择武力镇压。况且，类似刘縯这样的强宗豪族，不仅在当地一手遮天，朝中也往往有人在背后为其撑腰，各种关系盘根错节，真要想连锅端掉，只恐怕拔出萝卜带出泥，万一惹怒了某位朝中显贵，最后倒霉的恐怕还是自己。

更为讽刺的是，地方长官并不总是处于主动进攻的状态，在强宗豪族面前，他们并不拥有理当拥有的权威，相反，他们还要成天提心吊胆，担心反而遭了强宗豪族的暗算。要知道，强宗豪族豢养的门客当中，不乏冷血刺客，职业杀手之流，在这些人看来，只要能报主人之恩，管你二千石的太守，还是一千石的县令，那都只是一刀的事而已。

正是由于以上重重顾虑，各级地方官员一般都会息事宁人，默认强宗豪族的特殊地位，彼此相安无事，豪族的归豪族，官府的归官府。至于由强宗豪族引发的民愤和冤情，只要未曾惊动长安，那便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是非曲直不管。

你得琢磨这些地方官员的心态。他们就好比是一间上市公司，根本不在乎真实业绩，只要交出的报表好看就足够了。这些官员们的报表，在那时被称做“计书”，由自己填写，在每年岁末，一级级地往上奏报，县奏报给郡，郡奏报给朝廷，汇报一年来自己辖区里的租赋、刑狱、选举等情况。而朝廷对他们的政绩考核，也主要便依据这份计书。是以，即使辖区内民不聊生，盗贼群起，到了计书上，照样是歌舞升平、五谷丰登。县欺其郡，郡欺朝廷，成为当时的政坛一景。

只要动动笔杆子，写出一份花团锦簇的计书，便可以仕途升迁，飞黄腾达，试问，又有哪位官员会真的费尽心力去为民除害、造福一方？民谚曰：“力战斗，不如巧为奏。”道出的正是这些官员们的普遍心声。

话说回来，对豪族而言，不管怎样，官毕竟是官，代表着朝廷的脸面，除非实在是被逼得走投无路，否则他们也不会真去刺杀一位朝廷命官。他们也不是傻瓜，物种容易灭绝，可贪官你杀得完吗？杀了一个，朝廷再派一个，再杀再派，他妈的累死你为止。

既然地方长官已经容忍了强宗豪族，强宗豪族当然也识趣地投桃报李，以各种方式向长官们表示敬意。于是，经常便有某位官员忽然发现自己的案上多了许多熟悉的金玉，床上多了几位陌生的美女。英雄不问出处，一律笑纳，从此，豪族的便是官府的，官府的便是豪族的。

这种豪族和官府的勾结交易，早在西汉初期便已开始，西汉末年越演越烈，等到了新朝，这种交易更是到了公开化的程度。

何其愈下邪？说起来，还得感谢新朝皇帝王莽的空前壮举——上自公侯，下至小吏，一律停发工资俸禄。

王莽是一个天真的老头，他太高估了手下这批人的思想觉悟。他想不明白的是，这些官员，个个都是严格挑选出来的，要么是孝廉出身，孝子廉吏，人品不消多说；要么是太学生出身，饱读圣贤之书，牢记礼义廉耻；要么是权贵之后，根正苗红，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可就是这些人，怎么会一旦权力在手，就无耻地堕落到贪污受贿、搜刮地方呢？

须不知，肚腹易饱，欲壑难填。纵使高薪养廉，尚且并不可靠，更何况薪水索性低到没有。结果不难想象，史册已有明文：“天下吏以不得俸禄，并为奸利，扰乱州郡，货赂为市，侵渔百姓。郡尹县宰家累千金。”

当无数人义无反顾地一头钻进钱眼之时，总还是有人在仰望星空，壮怀激烈。偌大的江山，终归残存着几位特立独行的酷吏能吏，将果断出击，整治豪族。而其中的两人，数年后调任到了南阳，要拿刘縯开刀试手，此乃后话，且按下不表。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在地方上，中央政府的权力已然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以暴力和财力为后盾的强宗豪族。数年之后，群雄纷起，豪族争霸，而王莽那貌似强大无比的中央政府，在这种攻击之下，很快就变得不堪一击。

《易》云：“履霜，坚冰至。”诚不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