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是在以下几个地方进行的。佛罗伦萨市政广场、巴杰罗宫、圣马可教堂、美第奇宫、圣洛伦佐大教堂、鲁切拉宫、韦奇奥桥、皮蒂宫，以及现在叫作米开朗基罗广场的、站在上面能将佛罗伦萨尽收眼底的小山丘等。

我想问的问题太多了，不知道该从何问起。其中有一个问题始终纠缠于我的脑海，就从这里问起吧。

文艺复兴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一下子就问到本质上了。既然这样，历史、宗教、政治、经济方面的内容就先放一放，我先来回答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吧。

想看到、想知道、想了解的欲望爆发就是后人命名为“文艺复兴”的精神运动的本质。

但是，这一精神运动不只是局限于想看到、想知道、想了解的欲望爆发，这种欲望爆发的结果就是在以造型美术为中心的各个领域，结晶出了一件又一件“作品”。

创造这一行为本身就是理解行为的“王道”。但丁说过，单纯依赖思考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口、文笔、画笔、凿子等把它们表现出来才能成为“scienza”（科学）。意大利语中的“scienza”翻译成英语就是“science”，其词源是拉丁语中的“科学”（scientia），其背后的意思是“知识”、“理解”。我想，scienza这个词，无论是把它翻译成“科学”还是“学问”，都不如其词源所隐含的“知识”乃至“理解”更为贴切。为什么说但丁这话是正确的呢？只要你试着把此刻正在思考的问题用口头的形式告诉他人或者用笔写成文章自然就会明白。你会明白大脑中思考的问题只有通过表达这一途径才会变得更加清晰。当然，说和写是向他人传递思想的一种手段，这种想法没有错。但是如果仅仅把它们看作是手段的话，那它们充其量不过就是手段而已。事实上，它们还有一个非常有益的作用，就是使自己的想法更加清晰。

莱昂纳多·达·芬奇留下了大量未完成的作品，甚至被说成是未完成的创作家。但是站在他的立场上，我认为他之所以未完成作品，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众多艺术家所猜想的一样，即莱昂纳多主动放弃继续创作，因为他认识到了以自己的能力无法把大脑中描绘的美和深度用画笔表现出来。

第二个原因是只有像莱昂纳多这样的人才知道的，那就是在创作过程中，作品尚未完成，他已窥见了作品的全貌。既然已经看到了、知道了出来后的作品会是怎样的，那么想看到、想知道、想了解的欲望就随之消退。这种情况下，莱昂纳多的做法就是放下画笔。与他相比，才能远不及他的画家们完成作品的比例要高许多。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上述这一假设。

与之前任何一个时期相比，文艺复兴时期涌现了大批怀揣想看到、想知道、想了解的欲望的人。想看到、想知道、想了解，从而学习、制作，自然而然产生了众多优秀作品。

那么，为什么想看到、想知道、想了解的这种欲望到了那个时期会突然爆发呢？

那是因为在这之前的一千年间，人们的欲望一直受到抑制。

是谁抑制了人们的这种欲望呢？

是基督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义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信者有幸”。也就是说，天堂之门只为相信的人开放。

相信的反面就是怀疑。从你连连发出“为什么”这一态度来看，你已经具备“文艺复兴精神”了。

这么说，我上天堂已经没有可能了。

如果你是生活在文艺复兴以前的基督教徒，那真是希望渺茫。

附在本书后面的重要人物简历一览中，您把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排在了“文艺复兴人”的第一个，他是基督教徒，而且死后被列入了圣人的行列。然而根据社会上流行的说法，“文艺复兴”的第一人通常不是但丁就是乔托·迪·邦多纳。

认为文艺复兴始于诗人但丁或画家乔托，大概是考虑到文艺复兴这一精神运动在艺术上的成就吧。应该说，他们以及他们之后的艺术家们都是一朵朵巨型的花。要让这些巨型的花盛开，首先需要肥沃的土壤，同时，充足的水分和阳光也不可或缺。文艺复兴作为历史上一次重要的精神运动，在艺术领域取得了最华丽的成果。提供这一精神运动所需的土壤、水分和阳光等条件的，我想正是宗教人士圣方济各和政治家腓特烈二世，尽管乍看上去，他们似乎与艺术毫无关系。

文艺复兴的特点之一是非宗教性。然而圣方济各是方济各修道会的创始人，并为普及基督教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说圣方济各是文艺复兴人呢？而且还是第一人？要说清楚这一点，有必要先了解基督教在他之前也就是在中世纪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在我说明这一点之前，有必要先明确一下前提条件。

首先，我们把范围限定在西方宗教上。宗教有两类：一类是有教义的宗教，另一类是没有教义的宗教。两者完全不同。有教义的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他们属于一神教。无教义的宗教代表是希腊人及罗马人信仰的宗教，属于多神教。

其次，有独立的神职阶级和无独立的神职阶级。两者也不相同。有无神职阶级与宗教是否有教义关系密切。因为无论是犹太教的祭司还是基督教的神父，他们作为神职人员，任务是向普通信徒传播并解释、讲授教义。这个任务正是他们存在的主要原因。希腊、罗马的宗教没有教义，自然无须专事传播或讲授教义的神职阶级。事实上希腊和罗马也没有这一阶级。

4世纪初，罗马帝国进入衰退期。当时的罗马皇帝是君士坦丁一世。他规定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当时除了基督教之外，还有其他宗教存在，罗马的宗教也还没有遭到禁止。但是到了4世纪末，在皇帝狄奥多西的授意下，基督教成了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宗教。基督教是一神教，原本就认为神是唯一的，不承认有其他神的存在。从理论上说，狄奥多西的决定是正确的。就这样，在明确了属于一神教的基督教为唯一合法宗教后，包括罗马宗教在内的其他所有宗教都被看成异端邪教而遭到禁止。基督教有《圣经》，有教义。既然天下已经是基督教的天下，那么，读《圣经》、向普通信徒布道的神职阶级势必获得更强的独立性以及更大的权力。

一个组织在排除异己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强化自己的组织。这算不上是好事，却是现实的人性体现。一个组织为强化自我，使用的第一个“武器”就是针对每一项罪行制定出相应的惩罚制度。基督教出台的惩罚制度极为严苛，就连未及时忏悔、周五吃了肉等等，都是罪孽，都要受到惩罚。如果把所有的罪孽加起来，一个人即使花上一生也不可能赎回。第二个“武器”是强调地狱的存在，用“会下地狱”威胁人们。基督教说，现世遭遇的不幸是上帝对人的考验，只能忍受。因为从没有人去过地狱并从那里回来，自然无法证实地狱是否真的存在，那么作为威胁，只能说这个武器是有效的。信者有幸，天堂之门将为他们打开。于是，善男信女们自不必说，那些害怕死后下地狱的人也会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他们的一生。神职人员抛却俗世把一生奉献给了神，他们因此可以免除这些罪孽。可想而知，神职人员的威望和权力自然大大提高。

话虽如此，人们怎么可以在漫长的一千年间，始终做顺从的基督教徒呢？

不是这样的。一个组织要强大起来，单靠抽象的说教是不行的。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生活在15世纪前半叶的意大利人洛伦佐·瓦拉揭露了《君士坦丁捐赠书》是伪造的。这份捐赠书的内容是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为合法宗教后，把罗马帝国的西半部分国土也就是后来的欧洲的土地捐赠给罗马教皇。在整个中世纪，没有人怀疑这份捐赠书的真伪，它成为教会坚称土地的真正所有权属于基督教会的依据。在这片生产基地同时又是生活场所的土地上，所谓的地主不过是向教会租借了土地而已，其租赁权是否继续生效，决定权在基督教会。

生活在15世纪前半叶的洛伦佐·瓦拉是位著名的古典文献学者。他通过分析《君士坦丁捐赠书》中使用的语言，证实基督教徒所依据的这一史料不是君士坦丁大帝在世时的4世纪所写，而是11世纪伪造而成的。这就意味着从12世纪到13世纪的圣方济各时代，人们依然相信《君士坦丁捐赠书》是真实的。我想，中世纪的人们之所以成为教会这一“牧羊人”后面顺从的“绵羊”，原因之一就是现世的这种束缚吧。因为在那个时代，在标准基督教徒眼里，怀疑就是邪道。洛伦佐·瓦拉对既有观念提出怀疑，并断定《君士坦丁捐赠书》系伪造的这份勇气，完全符合作为文艺复兴人的条件。但是，第一个有勇气对既有思想表示疑惑并明确提出自己的怀疑的人是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既然这样，我很想知道圣方济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那个时代，他作为一名神职人员，无疑是个异类。

先说说他的出身。他是跨国婚姻的结晶，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混血儿”。父亲是阿西西人，因为经商在法国南部逗留期间结识了当地一名女子并与她结了婚，把她带回阿西西，生下的孩子就是方济各。所以圣方济各身上同时流淌着意大利人和法国人的血。他父亲为他取名为方济各（Francesco，又译弗朗西斯）。现在的欧美，取这个名字的男性非常多，但在他之前从没有人用过，英语叫Francis，法语叫Francois，德语叫Franz，西班牙语叫Francisco。这些名字的出处都是出生于阿西西的圣人方济各，所以都是意大利语Francesco的派生词。Francesco是法国人的意思。给儿子取这样一个名字，可以想象，丈夫是多么爱那个从法国远嫁而来的妻子。尽管我们不知道圣方济各的母亲姓甚名谁，但是作为一个妻子，她一定度过了幸福的一生。圣方济各提倡的基督教教义，不是之前人们听到的既严厉又恐怖的教义，而是充满了爱的教义。我想这与他父母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圣方济各向小鸟说教

只要抛却中世纪前期那个漫长岁月里形成的固有观念，虚心学习《圣经》，那么，圣方济各带给基督教会的革命，一定可以让人们体会到耶稣的教诲是充满爱和善的。耶稣基督认为与所罗门的荣华富贵相比，盛开在野地里的百合花更值得爱惜。由此可见，圣方济各对基督教义的解释是正确的。传教时，他使用意大利语。在当时意大利语被叫作俗语。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尽管知道拉丁语是知识分子的语言，是当时的世界通用语，但是他们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学习拉丁语。用拉丁语向他们传教无异于对牛弹琴。尽管他们用拉丁语做祷告，充其量只是机械地背诵，完全不理解其中的含义。相反，如果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意大利语，那么无论是传教还是祈祷，民众都会有切实的感受。圣方济各的希冀就是让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用自己的大脑来思考，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基督教的教义。就这样，阿西西的这位修道士打破了由神职人员建立起来的宗教独裁体制。

圣方济各最关心的是贫困，这是他创设的方济各修道会的宗旨。但是尽管如此，他没有向罗马教廷发出断交信，虽然罗马教廷汇聚了程度不及所罗门却也穷奢极侈、饱食终日的高层神职人员。相反，他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罗马教皇对方济各修道会的认可。既然这样，与后来的路德相比，难道还要说是圣方济各给基督教会带来了革命吗？

在意大利语中，神职阶级叫clero。圣方济各并没有否认这一神职阶级的存在。也就是说，他认为有专职人员传授并讲解教义是有必要的，只不过对于教义的解释，自己与之前的其他神职人员不同而已。对圣方济各开创的崭新解释所体现的意义表示理解并全盘接受的是当时的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如果你了解英诺森三世，就更容易理解圣方济各作为当时的神职人员之一，是怎样的一个异类。

说到英诺森三世，我想起高中历史教科书中说，他是一位让罗马教廷的权势达到顶峰的教皇。

此人出身于罗马近郊一个封建领主的家庭。在当时，这样的家庭通常由长子继承家业，次子成为神职人员，老三或受雇于其他领主担任军职或入赘妻子家，以此来保证家族的平安。所以，英诺森三世进入神职界并非缘于他多么信仰宗教。作为一个家庭，如果孩子能在基督教会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中出人头地，那么一家的平安系数就会大大提高。因此，他们毫不吝惜地对要进入神职界的孩子进行教育投入。年轻时的英诺森三世曾经在巴黎大学学习过神学，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过教会法。无论是巴黎大学还是博洛尼亚大学，在当时的欧洲都是数一数二的最高学府。

本来就有异于常人的天赋，再加上这样完美的学习经历，在罗马教廷这样一个汇集了封建领主子弟的组织中，英诺森三世自然会受到重用。刚满38岁，他就当选上了教皇。

坐上教皇的位置以后，他取法号为英诺森三世。他最大的目标就是加强以罗马为根据地的天主教会的权威和权力，而上面提到过的《君士坦丁捐赠书》就成了他手中的一个工具。罗马教皇没有军队，他使出的杀手锏一是“禁止主持神圣仪式”，二是“开除教籍”。教皇禁止主持神圣仪式令一下，意味着某地的神父不得为众信徒主持各种仪式。这样一来，刚出生的孩子就无法接受洗礼，年轻人结不了婚，死去的人也得不到涂油圣礼。也就是说，将要出生的孩子、准备结婚的人以及即将离世的人都得不到神的祝福。这样一来，善男信女们就会感到不安。

开除教籍的处罚就更严厉了。教皇规定基督教徒不得和被开除教籍的人发生任何联系。于是，被开除教籍的人生意做不成了，服从领主的义务也被剥夺了。这样的处分对皇帝，对国王，对封建诸侯来说具有多么强大的威力，你可以想象得到吧。无论是皇帝、国王，还是领主，正因为有顺从他们的人，其地位才能稳如泰山。如果没有了追随者，那么皇帝将不成其为皇帝，国王不成其为国王，领主不成其为领主。因此，在这个强有力的武器面前，他们束手无策。罗马教皇的惯常做法是，首先处以“禁止主持神圣仪式”惩罚。如果不奏效，就以“开除教籍”来穷追猛打。无疑，在中世纪再也没有比这些武器更强有力的了。像德意志国王同时又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亨利四世站在雪地里三天三夜，向教皇祈求撤销开除教籍处罚的“卡诺沙忏悔之行”，只可能是发生在圣方济各时代一百年前的事件。

利用这一武器，教皇英诺森三世迫使英国、德意志王国、法国、意大利的王侯们接受了他的说法，即王国正统的所有权属于罗马教廷，他们不过是受罗马教廷的委托来管理各自的国家而已。他甚至公然宣称教皇是太阳，皇帝充其量只是月亮。以上就是教科书中对“天主教会鼎盛时期的罗马教皇”所作解释的依据。

文艺复兴人之一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说，如果“领袖必须同时兼具狮子般的勇敢和狐狸般的狡猾”这一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英诺森三世无疑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一位杰出的人物自然拥有一双识人的慧眼。因此，尽管教皇英诺森三世是基督教会旧体制的代表，但是他意识到方济各修道会将成为天主教会的新体制，于是他为方济各修道会的成立送去了祝福。对基督教信徒来说，那可是至高无上的礼物。我想这不是因为喜欢贵族派头、喜欢奢华生活方式的英诺森三世对圣方济各提出的清贫思想有共鸣，而是因为他认为，罗马教廷这一巨大的组织作为“太阳”，有必要引进新鲜血液，来激发组织的活力吧。这一年，身着华丽法衣的英诺森三世51岁，只穿一件清贫修道服的圣方济各27岁。

英诺森三世接受一个异类，承认他的地位并帮助其开展事业的行为，不能不说出人意料。也许因为另一个人的存在，让英诺森三世看人的眼光也变得客观了吧。这个人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关于此人后面会详细谈到，他是勇敢举起反旗，反对罗马教廷，但又公然宣称“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的一个人。

从修道会后来的发展来看，可以了解同意方济各修道会活动的英诺森三世的判断是正确的。

耶稣基督说神在地球上的代理人是教皇。因此得到教皇的认可，年轻的圣方济各以及和他同辈的、圣方济各派的年轻修道士们都非常高兴。更重要的是，教皇的祝福增强了信徒们的安全感。因为得到教皇的认可，意味着不会被说成是异端，也不会被处以禁止主持神圣仪式乃至开除教籍的惩罚。如果当时坐在教皇宝座上的不是英诺森三世，而是顽固的守旧派人士，那么刚刚诞生的方济各修道会或许会被打成异端吧。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就是这样僵化。

但是，方济各修道会兴盛的原因并非是得到了教皇的首肯。第一个原因前面已经提到过，在于圣方济各对《圣经》所作的崭新的诠释。他诠释基督教是传播爱的宗教。第二个原因是接下来要说的，在于他出色的组织能力。圣方济各是商人之子，对现实非常敏锐，可以说他的这种组织能力是与生俱来的。

在当时，欧洲所有人都是基督教徒，欧洲社会分三个阶层，分别是总称为“贵族”的神父阶级、被称为“教士”的修道士阶级以及平民阶级。不娶妻不生子、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神的人们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用图解方式，大概是这样的：

圣方济各打破了这一阶级划分，用图解方式来看打破这一划分后的结果如下：

圣方济各对于那些无意进入修道院度过一生但从心里赞成圣方济各提出的宗旨的信徒，是这样回答的。他说，无须违背自己的意志，只要在日常生活中遵守基督教的规定，留在俗世从事适合自己的工作就好。每年离开俗世到修道院修行几日，你就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基督教徒。

可以想象，他的这一回答带给当时的人们多大的慰藉。圣方济各把他们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组织，称他们为“第三阶级”（teizaordine），纳入到方济各修道会。人们因此认为自己得到了拯救。不仅男性认为自己得到了拯救，女性同样因为参加了第三阶级而自认为得到了拯救。出身阿西西、与圣方济各自幼相识的圣基亚拉创设了方济各修道会女子组织，和男子组织一样成为第三阶级。圣方济各宗派信徒数量激增，这也是原因之一。

当然，把圣方济各看作是文艺复兴人的原因不只是这一点，还在于他接受并践行了选择自由这一人类的最基本权利。

他认为把自己的每一天奉献给神的神父和教士与生活在俗世的平民之间的区别，不是前二者优于后者，而是选择的不同。此外，圣方济各从不强调只有自己的宗派是正确的，从而指责其他宗派是错的。就算遭到了同时代创设的竞争对手多明我会的谩骂和侮辱，方济各修道会也从不予以反击。至少从圣方济各的嘴里没有说过一句谴责其他宗派的话。不仅如此，他对不属于圣方济各宗派的平民也不带任何偏见。因为他坚信这些人有选择的自由。

他坚信只有基督教的神才是正确道路的引领者。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他是名副其实的一神教教徒。对于坚信这一点的宗教人士来说，向异教徒传教是对神应尽的义务，而且当时正处于十字军东征时代。皇帝、国王以及君侯身先士卒，为夺回圣地而亲率的十字军远征总计就达七次。事实上，在诸王侯回国以后，发生在巴勒斯坦的局部战争也从未间断过。也就是说，从1096年开始第一次十字军远征到1270年第七次十字军远征结束的170年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从未停止过战争。

已过35岁的圣方济各决定前往战争中的巴勒斯坦。他此行的目的首先是让穆斯林改信基督教。同时通过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共处。

说到底他终究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前往巴勒斯坦的他裹着头巾，身穿茶色修道服，腰系草绳，脚穿皮拖鞋，和平时的装束并无二致。随行的是几名同样装束的修道士。他们未带任何防身用具，别说是武器，连短刀也没带一把。就这样，他们来到伊斯兰方面的营帐前，宣传基督教，呼吁实现和平。

对于这一状况，伊斯兰方面异常吃惊。天天与从头到脚藏身于钢铁盔甲中的基督教骑士们刀剑相接，某一天突然出现几个如此奇怪的男人，他们当然会吃惊。

当时的阿拉伯人坚信自己比西欧人的文明程度要高得多，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此。阿拉伯人没有逮捕圣方济各一行人，也没有杀他们，反而派出士兵护送他们回到基督教一侧的阵营。阿拉伯人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不杀宗教人士，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几个人是疯子。圣方济各是一个很执着的人，认定了的事不会轻易放弃，即使失败也绝不退缩。但是只有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再作第二次尝试。大概他也明白自己怎么做都是徒劳。

尽管如此，在西欧的教徒人数还是在不断增加。在圣方济各步入老年之前，赞同并接受他教诲的人已经跨越意大利，遍布到了欧洲各地，尤其是当时的新兴阶级——商人和手工业者。

他说只要遵守基督教教义，挣钱也是好事。只要把挣来的钱捐赠给修道会，用于帮助麻风病患者、孤儿以及穷人，就是对神的献礼。既然挣钱不影响成为好的基督教徒，人们自然高兴。我再说一遍，当时是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只要有战争，人和物就会动起来。生产是手工业者的事情，而把手工业者制造出来的物品推向社会的是商人。负责输送人和物资的是拥有船只的意大利海洋城邦。阿玛菲、比萨、热那亚、威尼斯这些海洋城邦成了“十字军特需”的最大受益者。此外，罗马教廷有一个汇集庞大款项的收入体系。这些款项来自基督教徒缴纳的“什一税”。佛罗伦萨的兴盛就是始于他们负责管理自动进入罗马教廷的这些款项。很难用“商人”一词来概括的这些新兴阶级成了圣方济各宗派的中坚。

尽管这一类人成了信徒的中坚，但是，圣方济各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因此抛却尊重穷人的精神。他的这种坚守为文艺复兴在艺术领域铺平了道路。

圣方济各认为教堂是人与神相会的地方，装饰不宜豪华。但是让很大一部分目不识丁的人理解《圣经》中的故事很有必要。之前的教堂利用镶嵌工艺把《圣经》内容以及圣人们的行踪以“图解”的形式绘于墙壁之上。但是镶嵌工艺制作费过高，而且给人富丽堂皇的感觉。与此相比，在半干的灰浆上面快速作画的壁画画法不仅费用低，而且因为在灰浆干透之前即会画好，所以出来的壁画效果既素雅又大方，给人很质朴的印象。

可以说没有圣方济各，壁画艺术就得不到复兴。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现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大量的壁画，其中绝大多数杰作都在圣方济各宗派的教堂里。它成就了乔托，并为文艺复兴绘画艺术开辟了一条大道。文艺复兴不能不提圣方济各。

原来如此。关于圣方济各在文艺复兴中的位置我懂了。但是，作为离不开政治的皇帝腓特烈二世，为什么也是文艺复兴人呢？他是神圣罗马帝国之长，而神圣罗马帝国应该算作中世纪的产物，所以他应该是属于旧体制的人，而不是新体制的人，不是吗？

你说的没错。无论是其出身还是社会地位，他都属于主宰中世纪的旧体制一方。

首先，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组织，它试图在欧洲复兴类似以拜占庭帝国或东罗马帝国之名存在的、由基督教主宰的古罗马帝国时代的国家。而这个组织的皇帝恰恰是腓特烈二世。强调教皇是“太阳”，而他只是“月亮”的主张是基督教会强加给他的一个立场。

其次，十字军东征是借“神之所望”这句话而发起，在这个时代，他的先辈都是十字军东征的积极参与者。腓特烈二世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他祖父的伯伯康拉德三世是率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将帅之一。他的祖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一世，历史上著名的“红胡子”（巴巴罗萨），此人是率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将帅之一。另两位将帅是英国狮心王理查和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腓特烈二世本人是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将帅，尽管他在想法和结果上与两位先辈截然不同。

作为皇帝的后代，完全浸泡在旧体制中的腓特烈二世，其出身和商人之子圣方济各完全不同，但是二人又有很多共同点。

第一个共同点是二人都是“混血儿”。圣方济各的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法国人，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而腓特烈二世的父亲是“红胡子”的儿子亨利六世，所以是德意志王国的人，母亲康斯坦萨是诺曼王朝之后，其祖先从诺曼底移居到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后开启了诺曼王朝，所以腓特烈二世是法裔意大利人。

第二个共同点是两人都在意大利出生长大，基本上属于同一时代的人。当时的意大利在接受异域文明方面比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开放。也就是说，在基督教的世界里，异类的加入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因此有很多接受后世所谓“文化冲击”的机会。

第三个共同点也是第二个共同点的必然结果，那就是二人都对既有观念持怀疑态度。有了怀疑就会设法寻求解开疑惑的方法。

圣方济各认为应该恢复耶稣提出的教诲——“穷人要得救”。皇帝腓特烈二世则认为基督教世界应该恢复耶稣的另一条教诲——“神的东西归神，皇帝的东西归皇帝”。

第四个共同点是二人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

阿西西是意大利中部一个不起眼的小城。但是圣方济各的父亲是一个商人，生意做得很大，要培养独生子，财力上应该不成问题。然而，尽管相距并不遥远，圣方济各终究没有迈入博洛尼亚大学之门。

腓特烈二世3岁时父母双亡，成了孤儿。尽管如此，他毕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之后，所以理应受过一些教育。只是他没有上过在当时用拉丁语叫作“universitas”的大学。回头看一下教皇英诺森三世，他可是就读过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的人。

教育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可以说必不可少。但是教育也会带来不利的因素，那就是接受的教育越多，灌输的既有观念就越多。圣方济各和皇帝腓特烈二世，碰巧都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毒害。我想，或许这就是决定他们二人人生方向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如果只是摆脱了高等教育带来的负面因素而不懂正面的东西，就会终其一生陷于无智的境地。好在二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了教育上的不足。当然，二人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

圣方济各虚心学习《圣经》，倾听耶稣基督的教诲，关心保护那些不愿意和人交流、讨厌别人接近、只会一个人面对大自然倾听小鸟鸣叫的麻风病患者。最重要的是，他非常看重源自自己心底的声音。

腓特烈二世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沉湎于阅读一本又一本的书。由于母亲这方的祖先、诺曼国王们的开放政策，生活在西西里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很多。因为他和阿拉伯人以及犹太人都有交往，所以他接受的是自由的、现实的教育，远离偏见。蒙雷阿莱主教堂是腓特烈二世的外祖父那一代人建的，内部装饰采用的是镶嵌工艺，装饰风格是阿拉伯式样。相信参观过这座教堂的人看到此番情形一定会瞠目结舌。腓特烈二世虽然是德意志王国的人，却生长在意大利。在这里，用意大利语读音来称呼他的名字Federico更适合。圣方济各据说会意大利语和法语两种语言，而腓特烈二世会的语言远远不止两种，除了意大利语和法语，他还精通希腊语、拉丁语、德语和阿拉伯语。之所以学习阿拉伯语，不只是因为他的西西里臣民中有一部分是阿拉伯人，更是出于学习科学的需要。腓特烈二世兴趣广泛，尤其擅长数学、几何学和天文学。要学习这几门知识，在当时要么看阿拉伯文写的书籍，要么请阿拉伯人授课。

于是，在基督教世界里腓特烈二世只能是一个异类。如果他是威尼斯共和国商人，那么就算是异类也没有任何不方便，因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存在有赖于和异教徒之间的通商。但是，腓特烈二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保护基督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我想，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圣方济各比他容易多了。因为得到了教皇英诺森三世的首肯，方济各修道会不存在被认定为异端从而被开除教籍的危险。相反，腓特烈二世终生未能摆脱被开除教籍的惩处。因为他拒绝接受“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的说法。

腓特烈二世生活的时代距今已经800年了，现在欧洲出现了一种倾向，即把人们对宗教的态度分成三类，用意大利语就是：

“无神论者”（ateo）——泛指无神论者、无信仰者、不相信神的存在的人。

“有神论者”（credente）——说的是有信仰者，特别是那些说自己是“职业的”有神论者的人，他们忠实地遵守规定，每逢周日必去教会做弥撒。

“信而不迷神者”（laico）——不否认神的存在，但是明确区分宗教和非宗教领域的人。

修道士圣方济各自然是“有神论者”，而且是“职业的”有神论者。至于腓特烈二世，他当然不是无神论者。只是在那个时代，即使是“信而不迷神者”也被看作是“无神论者”。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是“信而不迷神者”，他的著作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科学家伽利略是“信而不迷神者”，在基督教会的高压下，他被迫宣布放弃支持日心说。文艺复兴就是这些“信而不迷神者”发起的一场精神运动。腓特烈二世的不幸在于他生活在文艺复兴初期，生活在基督教会肆无忌惮地宣扬“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的那个时代。他不得不与这样的基督教会为敌。

除他以外的皇帝和国王们从不抗议自己被当作月亮或星星吗？

抗议是常有的事。但是，他们的抗议只围绕一个任命权，即在皇帝或国王统治的国家里，负责神圣事务的高层神职人员的任命权应该掌握在教皇手中，还是应该掌握在皇帝或国王手中。人事权是权力之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他们的反抗总摆脱不了单纯的权力之争的印象。然而，腓特烈二世向教会提出的反抗是要从根本上分离政治和宗教。可以说这已经是15世纪马基雅维利以及18世纪兴起的启蒙主义的前兆，是“信而不迷神者”思想向中世纪体制发起的挑战。

腓特烈二世“信而不迷神者”的精神具体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呢？

第一点是完善法律。因为古罗马帝国已经占据了他的心，所以或许应该说是法律的再完善。

第二点是设立官僚机构，辅佐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腓特烈二世设想中的帝国是中央集权的帝国，所以作为皇帝的左膀右臂，官僚机构必不可少。

有没有建立类似中国科举制度那样的考试制度呢？

没有。与其相信别人的判断，腓特烈二世更相信自己的判断。

第三点就是完善税制。由于国家功能在漫长岁月里遭到废弃，要让国家功能重新发挥作用，就需要重建基础设施。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都需要经费。在筹措经费方面，通过完善税制，他做到了公平公正，但是税率实在很高。

在那个时代，税金通常由各封建诸侯负责收取。他们可以向任何人、任何地方征收，只要能收上来。腓特烈二世制定的税率虽然高，但不是对所有情况都课以重税。关税是最容易征收的，但是，关税的税率定得很低。这是因为他知道提高经济实力是帝国统治的一项重要任务。既然经济的振兴依赖物产的流通，那么降低关税无疑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第四点是整顿通货。这是为了追求经济实力的提升而出台的一项政策。

中世纪时代的国际通货是拜占庭帝国发行的铜币和伊斯兰国家的流通货币第纳尔。欧洲的流通货币被看作是劣币，信誉度很低，就连欧洲人自己在收到自己国家的货币后也会马上把它兑换成铜币或第纳尔。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欧洲货币的信誉度永远得不到提高。只要继续使用没有信誉度的劣币，那么经济振兴只能是一场梦。腓特烈二世立志复兴优良货币。

他给新发行的金币取名为“奥古斯塔尔”（奥古斯都式）。重量只有罗马时代金币的三分之二，但是和罗马帝国时代的金币一样，用纯金制成，不掺杂其他物质。正面雕刻皇帝的侧脸，周围刻介绍性文字。显而易见，这样的设计沿袭了整顿罗马帝国通货制度的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的做法。据说这种货币刚发行时就受到人们的追捧，连东方人也很快接受了它。人们总以为是劣币驱逐良币。事实上，就算良币被劣币驱逐，那也只是暂时的，长远来看，被驱逐的还是劣币。当时，大多数王侯只顾眼前利益，乱造劣币，只有腓特烈二世深知拥有良币的好处。应该说，他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腓特烈二世在自己的根据地意大利南部铸造奥古斯塔尔后又过了半个多世纪，意大利海洋城邦热那亚和威尼斯才发行高信誉度的优质金币，这些城邦在和他国的通商中逐渐积累起财富。

腓特烈二世强制推行的第五个政策是改革学术和艺术领域，这个政策带有浓厚的“信而不迷神者”色彩。

他在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新建了一所大学。表面的理由是作为统治者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内优秀人才为了求学不得不去外国大学就读这一现状。然而，腓特烈二世真正的用意并不在此。博洛尼亚大学深受罗马教廷的影响，他不喜欢臣下学习博洛尼亚大学所教的基督教法律。也就是说，那不勒斯大学是为了对抗博洛尼亚大学而设的一个学府。那不勒斯大学可以看作是一所政法大学，这里教授的法律是西塞罗时代的罗马法律，与基督教毫无关系。现在，那不勒斯大学的正式名称还是叫“腓特烈二世大学”。

距离那不勒斯不远的萨勒诺有当时欧洲唯一的一所医学院。腓特烈二世把它改造成了更加开放的学府。不论民族，不论宗教信仰，只要想在这里学习，任何人都可以去。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就不用说了，据说这所大学里还有女学生呢。

对于腓特烈二世来说，西西里的巴勒莫既是他生长的地方，也是自己的朝廷所在地。就在这个巴勒莫朝廷里，他设立了一个研究所。在这里收集到的文献除了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还有阿拉伯语的文献。聚集在这里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分别来自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法国、阿拉伯和犹太国家。所以我忍不住想，这也许同样是模仿了古代著名的研究机构——埃及亚历山大的“图书馆”。腓特烈二世甚至给埃及和突尼斯的君主写信，委托他们介绍优秀学者前来加入自己的研究所，而那些君主是当时教会严令禁止交往的穆斯林。皇帝直属的这个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以论文的形式进行发表，使用的语言是欧洲知识分子也是世界通用语——拉丁语。名义上和事实上的真正“研究所所长”腓特烈二世本人也写过若干著作，最著名的一本是关于对其喜好的猎鹰的考察。这项成果完全超越了兴趣爱好的范畴，是一本科学书籍，甚至被认为是现代鸟类学的开端。

研究员中除了学者，还有不少文人。这些文人对源自古拉丁语俗语变形而来的意大利语进行了改良。曾经的意大利语是平民百姓的语言，很粗俗，知识分子不屑于使用。把意大利语作为一门独立的语言推而广之的，就是腓特烈二世的宫廷。

意大利语作为一门语言，如果没有足够的独立性，就只能继续依附于独立性很强的拉丁语。当时的拉丁语是基督教会神职人员的“独家经销商品”。只要这种状态继续，那么知识领域就很难摆脱罗马教廷的影响。腓特烈二世需要创造出既可以表达高尚思想也可以表达细腻感情的意大利语。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他的这一设想就在诗人但丁的笔下开花结果。《圣经》里说先要有语言。的确，语言这种东西在明确表现理性、感性和悟性方面是最好的“工具”。腓特烈二世坚信语言不属于神，它属于人类。

但是，腓特烈二世应该算是早于18世纪的启蒙君主。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还会受到来自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各小城市激烈而顽强的反抗呢？这些地方应该比同时代其他地区更充满生机的。

启蒙君主是有明确改革目标的领袖，他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不能一味地等待人们觉醒。等待人们去理解改革是有必要的，但有时为了实现目标，不得不行使强权。正因为如此，成为专制领袖就成了启蒙君主的宿命。

古希腊城邦雅典，在伯里克利长达三十余年的统治期间，就是一个君临天下的时代。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这样评价那个时代的雅典：表面上看是民主政体，实质上是一个人统治的国家。

讨论文艺复兴时，佛罗伦萨共和国常常拿来与伯里克利时的雅典作比较。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成功实现了政治稳定，而佛罗伦萨政局的稳定始于美第奇家族的族长科西莫掌握政局的时期。尽管科西莫终其一生都是一介市民的身份，但是我们仍把从科西莫出道到其孙子洛伦佐去世的那个时代叫作美第奇时代。这个时期在历史上又称作美第奇家族的僭主时代。这个时期的佛罗伦萨，从政治到文化的主导权都掌握在美第奇家族的手中。

从一介商人突然发迹的美第奇和出身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室的腓特烈二世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他们之间不只是出身的不同，从他们生活的时代来看，也有着两百年的差距：一个生活在13世纪前半期，一个生活在15世纪前半期。还有一点我们同样不能忽略，那就是他们中的一人生活在罗马教廷势力极强的时代，一人生活在罗马教廷势力开始走下坡路的时代。腓特烈二世心怀复兴罗马帝国型国家的野心。研究历史的后人常常错误地认为他的这一野心是纯粹的时代错误。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洛伦佐·瓦拉揭露《君士坦丁捐赠书》是罗马教廷秘密炮制的伪史料是在进入15世纪前半期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说，在那之前，教皇以这份捐赠书为挡箭牌，以“禁止主持神圣仪式”和“开除教籍”为手段，长期束缚着人们的言行。腓特烈二世认为，要对抗如此强大的罗马教廷，只有建立强大的世俗国家。

但是，腓特烈二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由于他把经济活动也纳入了统一管理之下，从而成功实现了意大利南部的经济振兴。他以为这一模式同样适用于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然而，在以米兰为中心的意大利北部和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意大利中部，人们从事经济活动从不依仗国家的帮助，他们的成绩都是依靠自身努力取得的，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毋庸置疑，他们一定会反对皇帝的统制经济政策。古罗马人遇到这种情形，通常会批准这些城市为自由城邦，允许他们实施城邦内政自治。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仅靠中央集权是很难做到的，即使一时成功也不会长久。只有把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巧妙地结合起来，那么无论国土多么辽阔，国家功能都可以成功发挥作用。也许是因为腓特烈二世没有意识到古罗马人的这一智慧，也许是因为他不得不与强大的宗教势力罗马教廷为敌，使他无法充分发挥古罗马人的这一智慧，总之，在其他领域处事灵活的他在这个时候突然变得僵硬起来了。

不管怎样，一直对腓特烈二世“信而不迷神者”言论极度不满和愤怒的罗马教廷利用了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商人阶级的反对，使得问题变得愈加复杂。

这就是高中历史教科书上提到的教皇派和皇帝派之争吧？

是的。发生在意大利的教皇派和皇帝派之争与发生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围绕神职授任权展开的教皇与国王之争不同，前者是意大利特有的现象。意大利商人虽然站在教皇一方，但是他们并不接受“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的说法。应该说在观念上他们更接近腓特烈二世而非教皇，因为他们是信仰圣方济各创立的新宗派的中坚力量，而圣方济各的新宗派不提倡宗教介入俗世。也就是说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商人反对的并非是腓特烈二世核心思想中的政教分离，他们反对的只是腓特烈二世强制推行的国家统治的规定。在经济利益问题上，他们与教皇派是一致的。

罗马教廷除了征收统称为“什一税”的宗教税，还有来自分布于各地的大片领地以及信徒的捐款，数额庞大。但是在罗马教廷清一色的神职人员中没有一个有能力管理这笔巨款。于是罗马教廷把管理这笔巨款的工作委托给了佛罗伦萨及米兰的金融业者。而极尽奢华的高层神职阶级所需的东西也都购自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商人。

教皇派和皇帝派之争不是缘于意识形态不同的抗争，它不过是一场缘于现实利害冲突的对抗。事实上，如果说佛罗伦萨属于教皇派，那么比萨和阿雷佐则是站在皇帝派一方。只因为这几个城邦相邻，平时就交恶不断。只有威尼斯站在这场争斗的外围，始终保持中立。因为威尼斯商人的顾客不是罗马教廷，而是东方的异教徒。

虽说在直接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的世界里撒下对抗种子的是他的爷爷红胡子腓特烈一世。但是，腓特烈二世不加质疑地全盘继承了腓特烈一世。对此，我们只能怀疑他对现实的感觉过于迟钝了，甚至让人忍不住想，在其他领域对现实相当敏感的他，是不是过于相信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威了。圣方济各通过设立第三阶级使经济活动脱离了宗教的束缚。与腓特烈二世相比，他对现实的敏锐度或许就源自其商人之子的出身而熟知商人的缘故吧。

说到圣方济各，我想起来了，这位宗教人士和腓特烈二世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二人都去过圣地，目的都是为了寻求和平。对吧？

不完全一样。圣方济各希望通过说服穆斯林改信基督教，从而实现巴勒斯坦的和平。腓特烈二世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异教徒的宗教信仰，而且他的圣地之行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圣方济各前往圣地完全出于自愿。

基督教徒为了夺回圣地，利用“神之所望”的借口派遣十字军东征。对此，腓特烈二世不仅不赞成甚至还很反感。他认为耶路撒冷不只是基督教徒的圣地，同时也是穆斯林的圣地。所以对于基督教徒所谓的“夺回”圣地这一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他持怀疑的态度。

话虽如此，但在基督教徒的世界里，他是世俗社会的最高长官——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所处的时代是基督教当道的时代，作为皇帝率领十字军东征是教皇强加给他的首要任务。罗马教廷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腓特烈二世率领十字军远征夺回圣地，每次他总想方设法找借口推脱，如等到把德意志诸侯完全纳入统治之下后再去，如等到镇压了意大利北部的教皇派叛乱后就去，种种理由不一而足。他一次次找借口拖延、一次次找借口推脱的态度激怒了罗马教皇。罗马教皇终于发出了最后通牒，严令腓特烈二世即刻率十字军远征，否则处以开除教籍的惩罚。

32岁的皇帝不得已只好率领军队离开了意大利南部港口布林迪西。然而，行至途中，他以船内疫病暴发为由，不到一个星期就返回了国内。这下罗马教皇彻底震怒了，不仅给了他开除教籍的处分，还严令禁止意大利南部所有神职人员为信徒主持神圣仪式。

年轻的皇帝没有屈服，他以死罪相威胁强行要求自己领地内的神职人员一如既往地为信徒主持神圣仪式，同时谴责罗马教廷以《君士坦丁捐赠书》为挡箭牌，干涉俗世权力。当然，从心里他希望避免与基督教会发生正面冲突，他只是不赞成像从前那样派遣十字军远征。事实上，在其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基督教徒的皇帝和穆斯林的君主之间，在隔着地中海的西西里的帕勒莫和埃及的开罗之间，有过多次信件往来。

政治家腓特烈二世和宗教人士圣方济各不同，他不相信只凭口头言爱别人就会接受你。他知道要对方接受自己提出的要求，这件事情必须对对方有益。和西欧大多数人不同，他熟知伊斯兰世界的真实情形。他很清楚东方伊斯兰君主在那个时候完全不具备开展大规模战争的条件。皇帝提出了和平解决问题的建议。当时正好腓特烈二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刚刚迎娶了第二任妻子，她是耶路撒冷国王的独生女儿。因为这次婚姻，他的名号中又加进了耶路撒冷王的称号。埃及君主不愿意和这位既是耶路撒冷王又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率领的十字军对决，于是接受了腓特烈二世的提议。

确认了埃及君主的态度之后，腓特烈二世这才从海路向巴勒斯坦出发，时间是1228年6月，此时距离以疫病暴发为由返回国内的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又过去了十个月的时间。罗马教皇不明就里，终于放下心来，等待这个叛逆儿与异教徒之间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战斗，不辱他身上流淌着的鲜血。那是率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康拉德三世和率领第三次十字军远征的“红胡子”传给他的血。

因为事先已经和伊斯兰方面谈妥，所以虽然皇帝登陆时，随行的骑兵和多数士兵从头到脚身披钢铁盔甲，但是丝毫没有赶赴战场的气氛，倒像是前去参加阅兵式的现场。特意从开罗赶来迎接皇帝一行的穆斯林代表以同样的态度恭候贵客的到来。

腓特烈二世在独具伊斯兰特色的华丽宫殿里度过了在圣地的第一个夜晚。第二天当伊斯兰高官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时，他问：“为什么我没有听到清真寺尖塔传出声音？难道它没有提醒信徒应该开始祷告了吗？”伊斯兰高官毕恭毕敬地回答：“为了表示对基督教世界的俗世首领的尊重，在皇帝逗留巴勒斯坦期间我们不举行祷告。”听闻此言，33岁的皇帝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说：

“这么说，你们穆斯林访问欧洲的时候，我们基督教徒也不能敲响教堂的钟声了？”

也许是皇帝的这句话让他们放了心，祷告恢复了，一到穆斯林祷告时刻，圣地的清真寺尖塔就齐齐地响起了钟声。祷告虽然恢复了，伊斯兰方面的高官还是有所顾忌，他们没有像往常一样伏地祈祷。然而他们看到了令他们大吃一惊的情形，甚至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来。只见跟随腓特烈二世而来的臣子中，有不少人一听到尖塔的钟声，也不管自己是否背对皇帝，都朝着麦加的方向跪了下去，头伏地开始祷告。皇帝看着眼前的这一幕，神情平静，丝毫没有不悦之色。圣地的穆斯林这才知道神圣皇帝腓特烈二世的臣子中，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不在少数。

在开罗的君主曾经严格要求他们对腓特烈二世一定要礼遇有加。但是，上面这一幕让他们在感情上起了变化。他们变得主动起来。也因此，腓特烈二世在圣地逗留期间一切进展顺利。第二年，34岁的皇帝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正式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

与伊斯兰之间有关和平协定的谈判同样进展顺利。谈判结果如下：

第一，巴勒斯坦境内与耶稣基督渊源深远的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拿撒勒的主权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同时又属于耶路撒冷国王腓特烈二世。基督教方面尊重并保证伊斯兰教在耶路撒冷的圣地的主权，尊重并保证来圣地参拜的穆斯林的信教自由和安全。

第二，同意皇帝的军队驻扎在圣地。其任务是保护前来圣地朝圣的基督教徒，兼顾保护前来耶路撒冷朝圣的穆斯林。

第三，基督教方面从此不再向包括埃及在内的东方所有伊斯兰国家发起侵略行动。

以这些条款为核心的和平协定在腓特烈二世和开罗君主签字画押后正式生效。十字军中的一部分人就这样留在圣地，担负起了警卫的任务。这就是第五次十字军东征。腓特烈二世很清楚，对这个和平协定心怀不满并采取过激行为试图破坏协定的一定不会是伊斯兰方面，而是迄今为止在巴勒斯坦一直与伊斯兰世界为敌的狂热基督教徒。事实上，那些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基督教神职人员极力反对和平，并一次次地向罗马教皇告状，谴责腓特烈二世屈从了异教徒。

腓特烈二世回到意大利，迎接他的不是撤销“开除教籍”的处分，而是继续执行这一处分。罗马教皇的说法是，没有杀死一个异教徒的十字军不是十字军。按照他们的想法，即使保证信徒在圣地朝圣时的自由与安全，但是既然这不是打败异教徒后取得的成果，那么，十字军就不是以夺回圣地为目标的十字军。所以，腓特烈二世严重亵渎了皇帝的职责。

结果，腓特烈二世的和平协定只维持了短短一段时间。不是因为伊斯兰方面不合作，而是因为在巴勒斯坦和欧洲两地的基督教徒的强烈反对。围绕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再次燃起战火。在腓特烈二世缔结和平协定过去了短短15年后，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拿撒勒就被伊斯兰方面一一攻占。4年后，为了再次夺回圣地，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率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的队伍奔赴东方，经过6年的艰苦战斗却以失败告终，基督教徒未能如愿夺回圣地。路易九世于是再次组织第七次十字军东征，结果在远离巴勒斯坦的北非突尼斯成功登陆后，就被前来迎战的伊斯兰军队打得晕头转向。国王吃尽了苦头，最后病死在那里。接着，1291年，正如伊斯兰方面夸下海口说过的那样，最后一名士兵被赶出地中海，十字军被赶出了阿卡城，对于基督教方面来说，这是他们最后的堡垒。至此，始于1096年的十字军东征彻底宣告结束。当然，此时腓特烈二世早已不在人世。罗马教廷把同样已经辞世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列入了圣人行列，历史上的圣路易说的就是此人。路易九世之所以被列入圣人行列，不是因为他创造了奇迹，也不是因为他像圣方济各那样拯救了无数的人，而是因为他远征异教徒并死在了他乡。

想到现在犹太和伊斯兰围绕耶路撒冷依然冲突不断，我觉得真是无话可说。

不是没有人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是为了解决问题并长久保持和平需，要各方的配合。这是必不可少的。打着夺回圣地旗号的十字军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保证基督教徒朝圣圣地的自由和安全。所以只要实现这一点，十字军就应该已经达到目的。但是，随着双方敌对状态的持续，最初的手段变成了目的。也就是说，从最初要确保朝圣圣地的自由和安全，变成了要把穆斯林赶出巴勒斯坦。腓特烈二世就是要终结手段目的化的弊端，只是在那个时代，像他这样的人实在少之又少。不，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在那个时代”这个词或许换成“在任何时代”更为贴切。

如果说生前信徒不断增多、死后第二年就早早被列入圣人行列的圣方济各是历史上的赢家的话，那么腓特烈二世只能算是历史上的失败者：在56年的生涯里他始终与罗马教廷抗争，最后仍以失败告终，并且霍亨斯陶芬王朝也在其子曼弗雷德这一代结束。但是不断远离中世纪的、有良心的欧洲人一定可以理解影响了后来欧洲各国形成的“信而不迷神者”的国家雏形就在腓特烈二世设想并为之努力的帝国之中，他们一定可以从腓特烈二世的无数功绩中体会到，一个真正的国家不是只有政治和军事强大，还要同时重视经济、学术以及文化等，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文明国家。腓特烈二世表现出了一位优秀领袖的风度，而这正是文艺复兴诞生的自新又自立的人物形象。

今天还有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前来阿西西朝圣，这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你去过意大利南部普利亚地方一个叫蒙特的城堡（山上的城堡），你一定会关心建此城堡的目的何在，一定希望了解建造如此特别的城堡的男人心中是怎样的想法。

最后，再说说腓特烈二世的外表形象吧。

因为基督教会把他断定为异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腓特烈二世的肖像画或雕像。刻意去找的话，最多可以看到一些画家画在其著作某个角落的画像或刻在皇帝御用印章里的浮雕以及印在金币上的侧脸。有记录说，他的头发和他祖父一样是红色的，但是没有任何史料提到他的身高如何。好在他临幸巴勒斯坦时，有一个见过他的阿拉伯人留下了一份记录。根据这份记录，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看上去身体极为虚弱，若放在奴隶市场，甚至卖不出高价。

蒙特城堡

从他一生的作为和成就推测，人们想当然地会认为他是一位很威风的美男子。然而，中世纪这位伟大的叛逆者，其形象竟然极其虚弱，甚至在奴隶市场上卖不出价钱，想想还挺有意思。

但是，肉体是父母所赐，思想则是后天自己形成的。如果是我，我更愿意用蒙特城堡来形容他的形象，以此缅怀这位不得已成为中世纪最大叛逆儿的男人，只因为他是过早出生的文艺复兴人。蒙特城堡以地中海上蓝天为背景，沐浴在阳光下，泛着白色的光芒，呈现出既优美且清晰的姿态。

接下来我们该谈到文艺复兴之花盛开的时代了。为什么文艺复兴这一精神运动会在意大利发生呢？

罗马教廷是旧体制的根据地。有这样的罗马教廷近在身边是第一个原因。相距遥远时不容易看到问题所在；当它就在你眼前时，不用刻意去看，你也会注意到问题的存在。马基雅维利写过“罗马教廷快快搬去瑞士”，圭恰迪尼写过生前最想看到的三种情形之一是“神职人员不再对政治指手画脚”。像他们这样的人物在同时代的法国、德意志王国以及英国找不出一个。在意大利，除了贸易立国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以佛罗伦萨为首的其他城邦都是通过管理罗马教廷的财务来奠定经济发展基础的。每年罗马教廷会收到来自全欧洲信徒的税款、捐赠款，数额巨大。管理这些款项的是意大利金融业者。一旦人际关系中介入了金钱的因素，就一定可以看到人性真实的一面。也就是说，意大利商人在一门心思赚取更多金钱的同时，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神职阶级的真面目。

第二个原因是意大利出现了以居民自治为宗旨的“城市共同体”。这个“城市共同体”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进入法国，摇身变成了“公社”。

14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共同体”纷乱林立，到了15世纪，为数众多的“城市共同体”分别加入了米兰王国、威尼斯共和国、热那亚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教皇国（罗马教廷）以及那不勒斯王国等强国之下。至此，共同体不再是自治体意义上的“城市共同体”，而是摇身变成了“城邦”——符合各国国情的统一组织。当时各国的国情分别是这样的：米兰公国由公爵统治，那不勒斯王国由国王统治，教皇国由罗马教皇统治，热那亚共和国由四大家族分成两派交替统治，佛罗伦萨共和国由美第奇家族实施僭主政治，只有威尼斯共和国继续维持少数人统治的共和政体，即寡头政治。

但是，真正担当得起“城邦”这一称呼的，看地图就知道只有威尼斯和佛伦罗萨。只有这两个共和国家继承了“城市共同体”的独立自主精神，并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坚持这一精神。于是，文艺复兴之花首先在佛罗伦萨盛开，接着在威尼斯继续盛开。

为什么城邦只出现在意大利，而且还很兴旺昌盛呢？

这就需要首先了解什么是城邦。

想一想古希腊的城邦。所谓城邦，意思是“先有城市”，接着从城市开始，一步一步向周边地区扩张，最后形成国家的一种国体。城市共同体和城邦出现以前的中世纪处于以土地为资产的经济结构之下，是拥有土地的封建领主掌握主导权的时代。相反，由那些没有土地但有智慧的人们建立起来的国家就是城邦。甚至可以说城邦相当于智慧集团。两者在精神领域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前的“贵族”是由血统决定的，此时成了但丁所说的“决定贵族的不是血统而是高贵的精神”。之前，看一个人是看他所拥有的土地有多少，看他的血统可以追溯到多少代以前；此时，才能的高低和气魄的大小成了对一个人的评价标准。

对于文艺复兴发生在中世之秋还是近代之春的争论我没有兴趣。因为时代的划分不是可以用一条线来划定的，不能简单地说某个时间点之前是中世纪，之后是近代。

话虽如此，13世纪是个分水岭却是事实。圣方济各和腓特烈二世是生活在13世纪前半期的两个人。这个时期的意大利人口增长趋势突然停滞不前，而且由于瘟疫大爆发，人口急剧减少。尽管如此，在短时间内人口还是得到了恢复。那个时代和现在不同，现在因为有福利制度，所以即使是弱势群体，生存也相对容易。在那个时代，人口增加的原因，用一句话解释就是能吃饱饭了。因“十字军特需”而出现的经济提升，受益的不只是海运、贸易、金融以及手工业，同样也惠及了其他各行各业。

受益的主要群体就是生活在智慧集团即城市里的市民们。他们每个人的生产力都很高，有学者认为，到了15世纪文艺复兴鼎盛时期，人们的生产力甚至达到了在封建领主以及修道院所属土地上劳作的人们的40倍。事实上，从领土大小来看，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只能算作中等国家，但是它们的经济实力远远高出同时代的法国、英国以及奥斯曼帝国等国家。

通商必须和异己建立联系，通过和异己的交流，就有机会接触新的事物，受到新的刺激。而受到这种刺激的正是在生产性上超群的智慧集团。因此如果他们在经济活动中不成功，反倒让人觉得奇怪了。

意大利各城邦一步一步地成长为经济大国。但是，它们的伟大之处不仅限于此，他们从来没有忘记对学术领域的投入。腓特烈二世也是这个领域的领头羊，他创设了萨勒诺医科学校，把原先单一的医术学校改造成了研究医学的学府，仅次于早已存在的世上最古老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腓特烈二世还创设了那不勒斯大学和意大利北部的帕多瓦大学，该大学因为有威尼斯人的支持而成为最高水平的学府。这些被称为“大学”的最高学府集中创立于13世纪前半期。加上和它们在同一时期开始活跃起来的巴黎、牛津、剑桥等，现在依然领先于世界的欧洲主要大学，在13世纪都已经是大学了。有意思的是，进入14世纪，意大利的这几所大学和巴黎大学便早早开设了有关阿拉伯的专业。

1270年，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失败，1291年十字军最后一名士兵被赶出巴勒斯坦。至此，由西方向东方发起的军事行动以西方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但是，战败后的欧洲并没有打算彻底忘记东方，忘记伊斯兰教，忘记阿拉伯。相反，他们希望更多地了解东方，了解伊斯兰教，了解阿拉伯。应该说这就是他们的过人之处。美国各大学在越战结束后纷纷开设有关东亚的学科，两者何其相似。

无论是作为士兵还是作为海运业者或从商业者，参加过十字军远征的这些男人可以说对东方了如指掌。但是了如指掌只是个人的智慧，不会成为共有财产。只有经过科学研究，再通过语言、文字把它公之于众，才能成为人们的共有知识，让那些无缘亲历的人也能共享这些知识。冷静的、透彻的、科学的研究精神是改变偏见的最佳武器。无须借研究狂人莱昂纳多·达·芬奇作为例子，无止境的探索精神是文艺复兴精神的根本。作为智慧集团的中世纪大学和城邦，尽管目的不同，手段却出乎意料地相似。罗马教廷以及封建诸侯极度反感因异类的加入而出现的文化冲击，他们坚持传统培养。到了中世纪末，他们陷入危机，成为诞生文艺复兴这一精神运动的开端。文艺复兴是重视质的时代，而不是重视量的时代，无论是与之前的中世纪相比，还是与后来的近代相比，这就是它的特点。因此，最适合那个时代的国家形态就是作为智慧集团的城邦。一个事物如果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无论它有多好，都不会成功。

文艺复兴最先在意大利兴起的原因，除了以上这些，还有其他的吗？

不能忽略古罗马帝国本土在意大利、首都在罗马这一事实。因此与其他国家的人相比，生活在意大利的人可以近距离地感受罗马帝国。现代欧洲代表性的城市伦敦、巴黎、科隆、维也纳等已经发展成为与罗马齐肩或者规模超过罗马的大城市。但是，这些城市的美术馆中与罗马相关的展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及罗马的一座美术馆，即便是大英博物馆也同样如此。因为这些大城市在罗马时代，不过是多达38个行省中的行省首都或军团基地，而罗马则是帝国的首都，是“世界之都”。罗马帝国时代的巴黎人到罗马后的感受和得克萨斯牛仔来到纽约、站在曼哈顿时的感受一定是相同的。

经过了上千年的中世纪并经历了长年累月的风吹雨打，再加上被当成便利的建材采掘场，罗马和意大利早已失去了往昔的风采。但是，由于从一开始就注重质和量，所以尽管长年累月被弃之一边，尽管可用于建材的东西被劫掠一空，尚存的东西在质和量上依然胜于他地。在漫长的中世纪，异教徒的遗物或被抛弃或被束之高阁。随着中世纪的结束，文艺复兴提倡“只要有价值，不论是否是异教徒的遗物都应该学习”，因而刚进入文艺复兴时代，这些东西就得以重见天日。

文艺复兴的特点之一是复古，对吧？

复兴是复兴，但它不是单纯的复古，也不是简单的模仿。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说的是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和他的雕刻家朋友多纳泰罗一起去看了以万神殿为首的很多罗马时代的建筑，这些建筑给了他一个启示，让他想到了佛罗伦萨第一大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Santa Mariadel Fiore，或译花之圣母大教堂）的圆顶应该如何去建。当然，罗马时代的圆顶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圆顶并非完全相同，这一点只要看一下两者的比较图就一目了然。万神殿的圆顶顶部是开口的，透过这个洞可以看见外面的天空。相反，在欧洲教堂中，第一个采用圆顶建筑的是圣母百花大教堂，其顶部是用大理石的顶塔封住的，而且上面还有一个金色的铜制圆球。

不同时代的建筑风格比较（自左向左）：万神殿（罗马时代）、亚眠大教堂（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圣母百花大教堂（文艺复兴时代）

于是，出于承重的考虑和抗震的需要，圆顶构造不得不改变。当然不能采用万神殿那样越往上洋灰屋顶越薄、再通过增加洋灰中的浮石来减轻重量的方法。因为即使减轻了圆顶上部的重量，塔顶的重量也会导致圆顶倒塌。于是，布鲁内莱斯基通过加大倾斜度、增设八条棱线来增加屋顶部分的强度以及对整个圆顶采用双层结构解决了这一难题。按照基督教的说法，教堂作为祷告的场所，顶部开口并从开口处可以看到天空的开放式结构是不合适的。经过布鲁内莱斯基这样的改造之后，既复兴了罗马建筑的特色，即秩序与和谐，同时也满足了基督教的要求，从而创造了文艺复兴样式的建筑。

类似的情形同样出现在绘画领域。发掘庞贝古城，使罗马时代的壁画重见天日是在19世纪以后，所以生活在15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们无缘见识这些壁画。他们能看到的只有长期埋没在早已成为遗迹的图拉真浴场下面的壁画以及以“黄金宫殿”之名而广为人知的皇帝尼禄宫殿的壁画。现在，因为破损程度严重，很难重现其色彩。但是在500年前的文艺复兴时期，相信这些壁画的线条和色彩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保存较好的。画家们看到这些壁画后，知道透视画法在古罗马时代已经得到应用。

雕刻领域的情形也完全一样。人们在建造别墅时，把偶然发现的古物冲洗干净，并放在自家宅邸里作为装饰，这种举动最初并非源于对考古学的兴趣，也不是出于对艺术品的爱好。然而，放在家里的这些古物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像美第奇家族这样的新兴暴发户甚至不惜重金把它们纷纷收入囊中。结果连普通市民也开始纷纷效仿，他们或走进台伯河河床寻找古物，或挖掘古代竞技场遗迹和公路周边寻找此类物件。毕竟中世纪已经过去，曾经被当作不祥的邪教遗物而受到排斥的这些东西现在都可以换成大把大把的金钱了。人们为拥有这些古物而自豪，他们会得意地向来客展示古物。而美第奇家族这样的藏家还会把自家的藏品拿到佛罗伦萨圣马可教堂，在回廊里展出，供年轻艺术家们参观学习。在前一个时代，在基督教徒们的眼里，这些还都是肮脏的、不堪入目的东西，而此时，就连带头排斥它们的罗马教廷也改变了态度。无论是购买所得，还是强取豪夺所得，身披托加的人们穿行在这些不断增加的古代裸体雕像中已变得习以为常。回廊展示虽然还没有形成美术馆的格局，却向所有人开放。只要你想看随时都可以去参观。

皇帝尼禄的黄金宫殿壁画（复原图）

最后的晚餐（1495—1498，莱昂纳多·达·芬奇画，为了展示透视画法，加上了辅助线）

中世纪的绘画：被信徒围住的圣人（13世纪手绘本）

只要没有被固有观念蒙住眼睛，看到从地下发掘出来的、重见天日的这些古希腊以及古罗马雕像，人们一定会为之叫好。文艺复兴人发现人体美再到发现裸体美是在人们看惯了中世纪着装雕像之后的事，这一定又是一次强烈的文化冲击。因为在中世纪，人们看到的裸体像，只有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而瘦弱的基督。

但是，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埋入地下1700多年的庞贝古城另当别论，那些无论是被弃之高阁还是躺在地下的遗迹和遗物，人们应该是能看到的。从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中间有长达1000年的时间，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说没有人发现这些东西，我很难理解。

人是这样一种动物，当他不想看的时候就真的会看不见，当他不愿意思考的时候就真的不会去想。我不知道举这样一个例子是否合适，请你想一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普通德国人和被送进集中营在那里死去的犹太人。大多数德国人都知道有强制收容所。一个人不可能注意不到平素里关系很近的人突然有一天不见了踪影。但是，如果你不想看到也不愿意去想这件事的话，那么你就会真的看不到，也不会去想。战争结束后，德国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知道。”事实上，这不过是他们不愿意知道罢了。

尤里乌斯·恺撒说过这样的话：

一个人，无论是谁，不可能看到现实中的一切。更多的人看到的只是他想看的现实。

马基雅维利在自己的作品中介绍说，没有比这句能更好地揭示人性真谛的话语了。尤里乌斯·恺撒是古罗马人，马基雅维利是距离他1500多年以后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人。这期间经历了中世纪，没有人“重提”恺撒语录。也就是说，在中世纪长达1000年的时间里，恺撒的这一说法没有引起过任何一个人的注意。

正如此例所示，文艺复兴人不仅重新发现了人类的肉体美，也发现了前人说过的话。那么，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才做到再发现的呢？

因为不适合作为基督教徒的读物，古代希腊和罗马人的著作虽然有抄写本却一直在修道院的图书馆被束之高阁。是人文学者找到了它们，并让它们重见天日。发现西塞罗著作的彼特拉克只是其中一人而已。读到这些著作的人们，为其中所使用的浅显的词语、明确而简洁的文章逻辑架构而惊叹。同样是拉丁语，从神职人员口中说出来的中世纪风格的拉丁语复杂又煞有介事，而此时发现的古代拉丁语竟是如此浅显易懂。他们知道了对同一件事情的表达可以如此不同。

语言不只是向他人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在使用语言表达的过程中，会让自然产生的想法变得富有条理性。如果表述的内容、写出来的文章可以做到既清晰又富逻辑性，那么此人的大脑一定既清晰又富逻辑。也就是说，思考和表达是相辅相成的。时代已经发展至此，人们自然会意识到用自己的语言书写亲眼所见、内心所想的魅力。想一想中世纪，一切都要通过神去看、要按照神的意志去思考、要用《圣经》语言去写。由此可见，布克哈特提出的文艺复兴就是“发现人类”的说法是何其正确。语言一旦成为人类的语言，人们才有表达只有人才能感受到的微妙感情的机会。理性也好，感性也好，语言也罢，既然脱离了神职人员的控制，自然希望有尽可能多的同胞了解并接受它们。就这样，原来只是拉丁语圈中一个方言分支的意大利语，渐渐发展成为一个民族的语言。

现代意大利语的基础被认为是在14世纪到16世纪期间，在佛罗伦萨完成的一部又一部著作中确立的，意大利语作为一门独立的语言形成于从但丁到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文人手中。其证据是他们的作品中没有日语所说的现代意大利语的翻译。即便是小学生读的也是原文，尽管他们需要借助用来解释古文的“注解”。佛罗伦萨电影院银幕之上的壁画中，刻有诗人、美第奇家族族长洛伦佐创作的诗歌中的一节原文。那是一句非常有名的诗，意思是：既不知明日事，何不享受当下。享受的“当下”竟然是电影，不禁令人啼笑皆非。但是由此可以看出意大利语没有古文。相反，在日本，像《平家物语》《太平记》《徒然草》《花传书》这样的书籍，如果没有现代日语译文，又会有几个人可以读懂原文呢？我想，同一时期的意大利，正因为语言不再是神职人员独有的东西，正因为语言成了俗世人们的语言，所以才形成了连后人都可以理解的国语吧。为这一倾向的确立和扩大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是刚刚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技术。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丁、薄伽丘、马基雅维利以及莱昂纳多、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等人的名字，但是，我想知道阿尔杜斯·皮乌斯·马努提乌斯的人就很少了。他是一位出版人，是为文艺复兴文化的创造和普及做出了伟大贡献的一个人。关于这个人，我在另一本书《意大利遗闻》题为“一个出版人的故事”中已经作过介绍，在这里只概括说明一下。按照现在的说法，他是把古腾堡的发明转化成实用型技术的一个人。

如果说古腾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技术是在1455年的话，那么阿尔杜斯·皮乌斯·马努提乌斯是在6年前，即1449年，出生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有了梦想。他想成为人文学者，于是先去了罗马，在那里学习拉丁语。接着移居到意大利北部的费拉拉，因为当时意大利最著名的希腊语学者就在费拉拉领主埃斯特家做家庭教师。30岁后，他也做了家庭教师，是在小领主皮科家里。这是一个因修养深厚而广为人知的家庭。在当时，被称为人文学者的知识分子以及有识之士有两大就业职位：一是担任教皇、君侯或共和国政府的秘书；二是做家庭教师，负责有权势家庭的子弟教育。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做家庭教师的同时还兼任主君的秘书，所以，他们的身份很难用现代语言中的“家庭教师”一词来界定。

米兰多拉公国领主皮科家出过哲学家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他是由美第奇家族控制的、著名的柏拉图学园的成员之一，因此他家的藏书在质和量方面都属上乘。阿尔杜斯的工作之一是收集整理皮科家的藏书。年过30岁的阿尔杜斯在从事这一工作的10年间，对出版业有了充分的了解，并掌握了创业所需的知识。

阿尔杜斯决定涉足出版业，他把出版社设在了威尼斯。这一年是1490年，他已经41岁。为什么他会选择威尼斯而不是佛罗伦萨或者米兰，亦或是罗马呢？

首先，威尼斯已经形成了出版业的“里程碑”。在古腾堡的发明问世20年后，西塞罗的《书简集》经过两个威尼斯排版工之手正式出版发行，成为意大利出版史上最早的印刷品。印刷100本耗时4个月，与以往的手抄相比，效率大大提高。初试告捷，接下来就简单多了。再版的时候，花费同样的时间，印数提高到了600本。

第二个优势是在威尼斯有言论自由的保证。当时所谓的言论自由是指可以不受基督教会的干涉和镇压的自由。威尼斯是一个沿海国家，国家经济依赖于和东方异教徒之间的贸易往来。他们完全不在乎教皇提出的“禁止主持神圣仪式”和“开除教籍”的规定，尽管在其他地方，人们闻之色变。威尼斯市民却公然夸口说：“我们首先是威尼斯人，其次才是基督教徒。”对于这样的威尼斯人，罗马教皇也只有感慨的份儿，说：“在其他任何地方，自己都是教皇。但在威尼斯不是。”同一时代，把西班牙、法国以及德国搞得人心惶惶的异端审判和巫女审判，在威尼斯共和国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就像当时一位来自法国的旅游者在信中所写的那样，因反对罗马教廷而被列入禁书行列的路德著作、因宣扬政教分离而被作为禁书的马基雅维利的著作等，在威尼斯都可以找到。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不可能有出版自由。虽然也有言论自由得到保证的情况，但这种保证更多的是依赖于有势力的个人来实现。如洛伦佐·瓦拉揭露了《君士坦丁捐赠书》是罗马教廷秘密伪造的文书，为此惹恼了神职人员。一位神职人员准备把他送去接受异端审判。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瓦拉的主君、那不勒斯国王站出来保护了他。但是，一个人的势力无论多么强大，仅靠个人保护终究很难长久。在保护言论自由方面存在此种局限的那个时代，只有威尼斯共和国以国家的立场，坚持拒绝教会的干预。16世纪后半期，文艺复兴已近尾声。此时，为对抗宗教改革兴起的反宗教改革浪潮也席卷了意大利。罗马教廷也被反宗教改革派控制，其中行为最激烈的耶稣会对异端分子的滥捕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就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有人侥幸越狱成功。一路上躲避追捕的时候，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给了他同样的忠告——“逃到威尼斯去。”所谓言论自由不只是对纯粹以言论为职业的人有用，它是所有的自由之“母”。

除了这两个原因，阿尔杜斯选择威尼斯的理由还有很多。例如在那样一个乱世，只有威尼斯依然国泰民安，有利于招揽到优秀的工匠；再例如，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很多希腊学者流亡到了威尼斯，这些人带来大量的古典手抄本，可以就近拿来参考，等等。但是，比所有这些因素都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我想还是在于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而它就是以阿尔杜斯·皮乌斯·马努提乌斯为首的威尼斯出版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欧洲同行第一的重要原因。

海豚缠锚是阿尔杜斯公司的徽标。阿尔杜斯公司出版的、印有这一徽标的最早读物是发行于1494年的《希腊诗集》。书中附有拉丁语对照翻译。这是因为有了拉丁语译文便于包括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精英理解。同时，在当时的欧洲，拉丁语是世界语。由此可见，阿尔杜斯公司的市场目标是整个欧洲。接着，1498年出版了当时就深受好评的亚里士多德的全集，这被认为是一件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里程碑式的大事业。除了古希腊文学作品，阿尔杜斯公司还出版了从古罗马作品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意大利文学、伊拉斯谟的《拉丁格言集》等当时的现代文学作品。1495年到1497年，全欧洲共出版发行了1821种读物，其中仅威尼斯出版的读物就占了447种。排在第二位的是巴黎，有181种。威尼斯把发明印刷技术的德国远远甩在身后，成了最大的出版王国。

出版人阿尔杜斯成功的原因不仅于此。首先，他发明了斜体字（italic）。这种字体现在依然存在。与哥特体相比，尽管美观度差一些，却非常便于阅读。而且，使用斜体字，一页纸可以印刷更多的文字。

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是阿尔杜斯发明了“袖珍本”。因为要对折三次所以统称为“八开纸”的这种规格就是后来的“口袋书”（可以放进口袋里的书）的起源。当然，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没有口袋，所以这样的书是放进衬衫和西装背心之间的。

不管怎样，袖珍本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不仅受到相距不远的帕多瓦大学学生的欢迎，还在普通人中很快普及开来。袖珍本既便宜又便于携带，它的出现宣告了大开本抄写本时代的结束。既贵且少的抄写本时代的结束意味着神职阶级独霸知识时代的终结。审判时必不可少的各种知识也走出教会和修道院，向全市普及开来了。所以说到文艺复兴，不提出版业是不可能的。1515年，阿尔杜斯·皮乌斯·马努提乌斯去世，享年66岁。摆在教堂里的他遗体周围放的是一本又一本他出版过的书，而其他死者四周放的只有花。

中世纪的哥特体（上）和斜体字（下）

听您这样说来，我觉得与中世纪划清界限的、叫作文艺复兴的伟大精神运动在意大利任何地方发生都不足为奇，而实际上却始于佛罗伦萨。这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佛罗伦萨人的性格。他们具备强烈的批判精神，甚至有时候难免伤及自身。在其他城邦，即使发生内讧，也只发生在教皇派和皇帝派这两者之间。而同一时期的佛罗伦萨，教皇派内部还要分裂成黑白两派。所以，他们的这种性格很不利于政局的稳定。但是，他们这种个人主义至上的性格对学术、艺术领域来说是最好的土壤。例如，多纳泰罗曾经应帕多瓦邀请制作了骑马像中的杰作《格泰梅拉达将军像》，从而闻名于意大利北部。但是他面对来自威尼斯、米兰等地的种种诱惑毫不动心，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故乡佛罗伦萨。他的朋友问他为什么不留在那些地方工作，对此，雕刻家回答说：因为在那里听不到佛罗伦萨人不留情面的批评。

那个时代的工作室集中在现在叫作历史中心的佛罗伦萨市中心。日本风格的工作室在一楼，意大利风格的在地下院子和院子周围的各个房间。“工作室”（Bottega）这个词除了工作室、作坊之意外，还有商店的意思。因为是商店，所以无论是有意购买的人还是纯粹闲逛的人都可以进来。如果来人是佛罗伦萨人，看到工作室的一切，会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意见。艺术家只有具备桀骜不驯的性格才有可能成为一流艺术家。听到有人对于尚在制作中的作品提出批评意见，一般的人都会反击说：“住嘴吧。”但是，越是优秀的艺术家越是贪心，只要有利于自己作品的创作，即使是恶魔的忠告他们也会虚心听取。在批评者走后，他们会悄悄拿起画笔或凿子进行修改。

当时的工作室，只要和美有关的工作什么都做。我想，这样的体系也很符合佛罗伦萨人的性格。不仅仅是绘画和雕刻，还有从制作用于祭祀的旗子、妇女服饰、珠宝、桌上摆件到大型建筑物，再从制图、款式设计到熔解金银铜等所有的工作都在工作室里进行。各种工作不以专业划分。尤其是在学徒阶段，只要有需要就可以派往任何地方帮工。刚刚还在调颜料的人，转眼就可能坐在熔化金属的大火旁拉起了风箱。莱昂纳多和米开朗基罗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强烈的好奇心是表和里的关系。如果在学徒期间只学习绘画或雕刻，依着佛罗伦萨人的性格一定不会满足。在一个什么都做的工作室里学习各种技术，之后独立出来专攻自己擅长的领域，并在这个领域开花结果是佛罗伦萨艺术家的成长模式。当然也有像莱昂纳多和米开朗基罗那样很难界定他们属于哪个专业的人。莱昂纳多独立后，依然广泛涉猎各个领域，包括绘画、雕刻、城市规划、解剖和机械器具等；米开朗基罗的绘画、雕刻和建筑杰作甚至遍布全意大利。因为无法确定专业，所以只能称他们是“全才型”天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与画家只专注于作画、建筑师只专注于建筑的威尼斯人可谓有着天壤之别。

莱昂纳多和米开朗基罗这样的超级天才另当别论，对于其他创作者来说，威尼斯方式不是更有效吗？

在威尼斯，专业细化并非是因为威尼斯人重视效率，而是因为威尼斯派绘画始于追随佛罗伦萨派的成功。专业细化是一个先要取得相当大的成果后才会发挥效用的体系。相反，没有细化、浑然一体的做法更适合初期的创造。因为新的思想是跳出已有的条条框框后产生的。正因为佛罗伦萨人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所以对于拆除条条框框，相比其他地方的意大利人，他们的抵触要少得多。

文艺复兴为什么会在佛罗伦萨出现？关于这个问题，第二个答案只能说是因为佛罗伦萨经济的繁荣。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操心一日三餐，他不会有闲情逸致去关心学术、艺术。也就是说，佛罗伦萨很有钱，所以学术、艺术的“内需”与此成正比地发展。创作者和演员、音乐家一样是在喝彩声中成长的，而内需的增加使得创作者在金钱收入增加的同时，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升。一旦创作成为“名利双收的职业”，父母就会送自己的儿子去工作室做学徒，工作室会因此聚集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希腊的雅典也是经济发展先于文化繁荣的，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走的也是同样的路。

您是指美第奇家族吗？

不是，美第奇家族的兴旺是在15世纪以后，而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明显开始于14世纪。所以，早在美第奇家族发迹之前，佛罗伦萨的经济实力已经非常强大了。

要说佛罗伦萨经济的第二大支柱是什么，我只能回答说是金融业和纺织业。但是，佛罗伦萨的经济体系和学术、艺术一样，很难作出明确的分类，这又是它的一大特点。最大的巴尔迪家族和仅次于他的佩鲁奇家族是佛罗伦萨的两大势力。他们涉足的领域极广，包括金融业、手工业和商业。像这样的规模，我们只能称他们是财阀。他们的客户遍布全欧洲，英国、法国、那不勒斯各国王室以及罗马教廷是他们最大的客户。英国国王和法国国王为了战争的需要，甚至以国王领地关税作担保，向巴尔迪家族借贷。可惜，尽管有国王领地的关税作担保，巴尔迪家族终究没能避免破产。所以向国王借钱也是一项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吧。正是这些当时的经济人成了圣方济各的支持者，也给了文艺复兴绘画第一人乔托充分展示才能的机会。出自乔托之手的圣方济各生涯的绘画作品，布满了位于佛罗伦萨的圣克罗齐大教堂内巴尔迪家族的礼拜堂。也许我们可以认为，佛罗伦萨成为经济大国的时间是14世纪，到了15世纪则迎来了政治上的成熟。

如此说来，美第奇家族不是经济发展时期的经济人，而是政治成熟时期的经济人了？

可以说作为经济人，美第奇家族具有非常敏锐的政治意识，深知缺少出于政治考虑的调整、自然出现的经济兴旺不可能维持长久。美第奇家族族长科西莫知道此时不再是从前意大利内部各列强相互倾轧的时代，他提出了平衡各方势力的政策并为之努力。

所谓精神运动，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别的什么，往往发生在社会急剧动荡的时代。政治的成熟正好与此相反，在于以实现社会稳定为目的并努力付诸实践，只有这样才会发芽开花。以佛罗伦萨为例，急剧的动荡发生在13世纪后半期到14世纪前半期，14世纪后半期开始趋于平稳。所以我想，15世纪中叶开始的半个世纪可以看作是政治的成熟带来的社会极其稳定的时期。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文艺复兴也不是一天完成的。

如此说来，1300年前后是个急剧动荡的时期。作为生活在这个时期的文艺复兴人，除了威尼斯的马可·波罗，您还列举了契马布埃、阿诺尔夫·迪·坎比奥、但丁、乔托、彼特拉克，他们都是佛罗伦萨人。您把画家契马布埃列为文艺复兴人我完全理解，因为他发现了乔托的才能。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不仅在意大利文学史上甚至在西欧文学史上也是举足轻重的文人，所以说他们是文艺复兴人我也理解。但是，阿诺尔夫·迪·坎比奥不过是一位雕刻家兼建筑师，我不理解为什么把他也列为文艺复兴人。他不过是那个时代的教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名石匠而已。

应该说中世纪时代的建筑等于教堂建筑。人们日常生活中必需的“基础设施”是罗马人留下来的，没有经过像样的修复。教堂建筑说到底是为神建造住所。建设者通过建造教堂来为神服务，所以在建筑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是对神的不敬。中世纪时代的匠人和艺术家几乎都不为人所知，就是因为创作行为本身是一种信仰的体现。

但是，出于信仰的考虑也会带来问题。因为建造教堂是为神服务，于是不记名，因为不记名，一旦发生问题也不追究制作者的责任。但是，佛罗伦萨人对自己的经济能力有充分的自信，他们自然而然地开始考虑，既然是倾尽全力制作，那么结果就应该自负，特别是在建筑领域。这个时代的建筑不再局限于建设人和神相会的场所，它已经扩大到了建造人与人相会的场所。阿诺尔夫·迪·坎比奥是生活在这两个时代夹缝中的人。因此，有些建筑物上留下了他的名字，有些建筑物上没有留下他的名字。此外，他不仅仅是一位建筑师，正像写过文艺复兴雕刻家、建筑师列传的乔治奥·瓦萨里说过的那样，他还是一位“向后人指明了前进道路”的人。他给了佛罗伦萨人居住的“箱子”，换言之，他是一位城市规划师。

佛罗伦萨这座城市的“父母”不是别人正是尤里乌斯·恺撒。在他之前，苏拉曾经派自己的士兵定居此地建设城市，但是还未安顿下来，就发生了公元前63年的“喀提林阴谋”，参加此次战斗的士兵们几乎无一幸存。四年后，当选执政官的恺撒通过完善有关向移居者出租土地等法律，实现了这里的城市化建设。因此，佛罗伦萨诞生于公元前59年。为了祈求诸神的帮助，在一个经测算认为是风水宝地的中央位置举行了祭祀仪式，时间是“花祭”（Iudiflorales）这一天，这是罗马时代祝贺春天欣欣向荣的一个节日。这也是佛罗伦萨（Firenze）的古代名称“Florentia”的由来。所以，把佛罗伦萨叫作“花都”是有历史原因的。

正因为罗马人在社会资本整顿方面绝不追随其他民族，所以佛罗伦萨被建成了一座完美的罗马式城市。城市建于亚诺河沿岸，呈四边形，每个边都开一个门，始于四个门的通道相交于城市中心位置。连接市外的公路、上下水道、横跨亚诺河上的桥梁、公共浴场、中央广场、半圆形剧场以及圆形竞技场等罗马人认为的城市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即使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依然可以看出罗马时代的城市全貌。只是曾经的广场现在更名为“共和国广场”了。

继恺撒之后，哈德良皇帝对佛罗伦萨作了进一步的扩建美化。然而，当阿诺尔夫·迪·坎比奥看到佛罗伦萨时，距离恺撒和哈德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此时的佛罗伦萨带有浓厚的中世纪味道，是一座被毁坏的罗马时代的城市，有权有势的人家在城里胡乱私建塔楼。作为佛罗伦萨的总规划师，阿诺尔夫恢复了它作为城市的秩序。他把广场设计成市场，以此保存广场的空间，同时，在罗马时代的四边形城市一角建造圣母百花大教堂，在它的对角建市政厅——韦奇奥宫，掩盖住外侧的半圆形剧场遗迹。因为罗马时代所建的桥脚早已变形，阿诺尔夫考虑在该古桥附近重建罗马时代的石桥，以此取代中世纪时代所建的木桥，并在其上游位置再架设一座桥。这两座桥的名字分别是韦奇奥桥和格拉琪亚桥。他还打算在罗马时代的佛罗伦萨外围空地上建圣克罗齐大教堂。从上面的规划可以看出，阿诺尔夫对扩大后的佛罗伦萨未来全貌早就有了自己的设想。无论是教堂、市政厅、广场，还是桥梁，这些世俗社会的基础设施在刺激地域发展方面都有一定的作用。虽然进入15世纪后，刺激佛罗伦萨发展的主角变成了鲁切拉宫、皮蒂宫、美第奇宫、斯特罗齐宫等有实力的、市民争相兴建的、崭新而气派的大宅第，但不管怎么说，佛罗伦萨能比其他任何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都更美丽、更有活力、更有秩序，这份建设功绩的最大功臣正是名义上只是工头的阿诺尔夫·迪·坎比奥。

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

现代的佛罗伦萨

同一时期，亲自参与市政工作的乔凡尼·维拉尼开始书写《新编年史》（Nuova Cronica）。他对已经迈出强有力步伐的佛罗伦萨作了高度评价。但丁也开始了《神曲》（La divina commedia）的创作。以1300年为界，这个时期也许充满了混乱和不稳定，但正因为如此，新时代的气息开始在各个领域弥漫开来。

乔凡尼·维拉尼宣称自己要模仿古罗马编年史作家们使用日常用语书写的方式，用自己的日常用语意大利文来写编年史。同样，但丁也选择了用意大利文来书写，因为他讨厌神职人员使用的拉丁文。我甚至猜想，从他们的面容上应该就能看到这种气概吧。

维拉尼客观而冷静的叙述显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写作能力，精彩至极。但丁的《神曲》显示了语言可表现的深度，无与伦比。地狱篇中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但丁遇到了因为淫乱罪被打入地狱的保罗和弗朗西斯卡二人：两人原本不可相恋，有一天当他们共处一室时，保罗为弗朗西斯卡朗读亚瑟王的故事。这是一个爱情故事，讲的是亚瑟王王妃吉内佛拉爱上了圆桌武士中的第一勇士兰斯洛特。这个故事唤醒了二人藏在内心深处的恋情。两人战栗着互相吻了对方。说到这里，保罗停顿了一下，对但丁说了最后一句：“那天，我们没有继续读下去。”这短短的一行字已经预示了二人其后的不幸，因而深入人心。由此可见，尽管意大利语被贬称为俗语，在表达上同样可以达到这样的高度。故而我们可以自然地认为后世意大利的标准书面语就形成于700年前这个时代的佛罗伦萨。

但丁

1348年瘟疫大流行，处于上升期的佛罗伦萨也未能幸免吧？

人口剧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二，所以应该也经历了一次地狱之旅吧。乔凡尼·维拉尼就是死于那个时候。

意大利其他城市怎么样呢？

大同小异吧。只是瘟疫这种东西，越是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受害程度越大。当时的意大利，人口最多的不是罗马，也不是那不勒斯，而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

威尼斯共和国得知瘟疫传播途径来自东方的时候，立即采取了防范措施。规定来自东方的船只，无论是威尼斯的船还是阿拉伯的船一律不得进港，只可停泊于海湾中的各个小岛。40天以后方可进入威尼斯港口，因为病毒的潜伏期被确定为40天。现在坐飞机出行的人，进港时也要过“检疫门”（quarantine）。翻译成“检疫”的这个英语词源自威尼斯方言“quarantin”，意思是“40天”。据说检疫和复式簿记、外交官驻外制度一样，都始于威尼斯共和国。遗憾的是，这场瘟疫在威尼斯的真实情形不得而知。因为没有像薄伽丘这样的见证人写下《十日谈》这样的证言——《十日谈》记录的只是佛罗伦萨的情形。当时威尼斯官方机构还在正常工作，所以瘟疫的危害程度大概没有佛罗伦萨严重。薄伽丘的《十日谈》一开始就描写了瘟疫的威力。我很想详细介绍这段“记录”，但是直接引用至少要占20页以上的版面，作为引用实在太长。因此我就介绍一下讲谈社文艺文库出版发行的、由河岛英昭教授翻译的《十日谈》吧。河岛英昭教授是一生致力于意大利文学研究的专家，希望详细了解瘟疫之威猛的人可以买来看一看。

就像文字描述的那样，那真是个人间地狱。正因为如此，才构成了《十日谈》这样一部文学作品。因为极度绝望，只想着眼前一时享乐的三个男人和七个女人不得不离开城市躲进了乡下别墅。在那里，他们互相分享各自的故事来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

是的。“十日谈”的意思是十天的故事。它是希腊语中表示“十”这个数的deka和表示“日”的hemera这两个词的复合词。见识过地狱的人，无论是谁，一定会从最初的绝望渐渐变得自暴自弃吧。薄伽丘在这部作品中，写作风格自始至终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无论是描写瘟疫肆虐的时候，还是写到为躲避瘟疫逃到乡下别墅里的几个人之间互享故事的时候。通过揭露神职人员的谎言和虚伪的故事，可以看出薄伽丘对人性观察的尖锐和深刻。一个逃避现实的人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的。他就是在那个地域里冷静观察地狱的一个人。

当然，面对肆虐的瘟疫，佛罗伦萨并没有坐以待毙。当瘟疫的威力开始减弱后，佛罗伦萨首先着手改善卫生状况，并在市内各重要地段增设大大小小达35所医院和诊所。暴发于1348年春的这场瘟疫越过阿尔卑斯山蔓延到北欧的时候，据说佛罗伦萨已经完全控制住了疫情。当然，那时已经是在瘟疫爆发一年之后了。

仅仅一年时间，人口剧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二。经历了这一惨状的佛罗伦萨人应该会反省说这是神对他们的惩罚，于是已经谈化的基督教价值观该重新抬头了吧？

出乎意料的是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是因为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状，不得不致力于善后，没有工夫去感慨这是不是神的惩罚。而且，瘟疫袭击了俗世的人们，但也没有放过神职人员。再加上瘟疫的暴发虽然惨不忍睹，终究不是人祸。当时面对天灾，需要反省的是如何建立具体的防疫体系以应对这样的灾难，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倒并无反省的必要。如果这场瘟疫大流行发生在欧洲其他国家，或许基督教方面会一举成功击退当时已经深入人心的文艺复兴潮流吧。但是，在意大利、在坚信继承古罗马荣耀的不是当今的罗马而是佛罗伦萨的14世纪中期佛罗伦萨人身上，神罚主义找不到入侵的缝隙。

人口的急剧减少，使人们更注重效率。之前，佛罗伦萨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大量涌入城市的人口，瘟疫之后，则通过重视质量、提高个人生产力来实现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在威尼斯也完全相同。我想，流行于1348年至1349年的瘟疫迫使不断成长为经济大国的意大利各城邦不得不重组经济结构吧。话虽如此，威尼斯共和国和佛罗伦萨终究不同。按但丁的说法，佛罗伦萨缓慢而坚实地开展社会改革，就像忍着病痛在病床上辗转反侧的病人一样，重组是在跌跌撞撞中进行的。1378年还爆发了著名的工人暴力罢工事件，叫“穷僻之变”。原因是工人不满贫富差距的加剧。佛罗伦萨共和国总是在争争吵吵中前进，最初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接着是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抗衡。直到1434年以后，即瘟疫大流行过了百年之后，佛罗伦萨共和国才真正像竞争对手威尼斯那样实现国内和平。但是，尽管有势力的家族之间不断相互倾轧，在那个时代文艺复兴精神依然在发展。也许动荡的时代和新价值观的创造是可以共生的。

建筑师兼雕刻家布鲁内莱斯基、洛伦佐·吉贝尔蒂、多纳泰罗都是活跃于14世纪后期到15世纪前期的文艺复兴人，这一时期的开始也恰逢彼特拉克的古典研究达到顶峰。

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并称为“文艺复兴三杰”。这三个人中，彼特拉克是唯一荣获桂冠诗人称号的抒情诗人。但是，他真正的工作不是写诗而是古典文献研究。从修道院图书馆发现古罗马屈指可数的作家西塞罗著作的人是他。西塞罗著作的发现成了文艺复兴人发起复古运动的里程碑。彼特拉克之后，是以莱奥纳多·布鲁尼、波焦·布拉乔利尼为首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们。有意思的是，这些古典研究者几乎都是官僚，都供职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官府。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专事学问的人，他们是从事政务的人。佛罗伦萨的这一传统延续了很久，马基雅维利和创作了长篇《意大利史》的圭恰迪尼也都是官僚出身的历史学家、思想家。这与古罗马的情形如出一辙。在古罗马，创作过文字作品的人几乎都担任过公职。由此，知识只属于神职阶级的中世纪彻底成为过去。

1434年，内部分裂不断的佛罗伦萨终于实现了国内统一。这一年，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确立了僭主政治统治。所谓僭主政治实质上是君主专制政治。它没有成为阻挠学术、艺术领域发展的障碍吗？因为学术、艺术发展的前提是自由得到保证。

政治的稳定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方式，通过吸纳反对派实现国内统一；另一种是古雅典和佛罗伦萨的方式，分裂的两派争夺主导权，胜者排挤败者来实现国内统一。两大政党通过选举轮流执政的方式，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情，即便现在，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采用。

伯里克利不仅成功实现了雅典的政治稳定，还因为政治稳定给雅典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关于伯里克利统治下的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这样写道：表面上是民主政治，实质上是一个人的独裁统治。同样，对于形式上是共和政体、实际上实施僭主政治的美第奇家族，圭恰迪尼是这样写的：美第奇是专制君主，却是个理想的专制君主。可见，有英明领袖的领导，自由和秩序这一二律背反也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

美第奇家族实施僭主政治的60年间，也就是15世纪后半期，佛罗伦萨迎来了文艺复兴的鼎盛期。活跃于这一时期的艺术家大量涌现，甚至在这里都懒得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写下来。看一看卷末人物简历一览就可以知道，在这个小小的城市里、在这个从低矮的山顶就可以尽收眼底的城市里，百年难遇一个的天才们在竞相追逐，就好像这60年间，一个接一个送上夜空的烟花在进行华丽的表演。金融业和纺织业方面成为欧洲最强国的佛罗伦萨，在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下，经过政治的成熟期，一跃成为政治大国、文化大国。至此，良性循环开始出现。自恃有才的人不请自来。因为每个创作欲强烈的人都深知与其他优秀人才竞争、接受来自他们的刺激是促进自己创作最有效的方法。

把佛罗伦萨变成这样的人是美第奇家族的族长科西莫，对吧？

别急。一个人要创造全新的事物不可能是从零开始的。但是，从既有事物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此基础上实现重组是可能的。能做到这样的人其实很多。科西莫就是重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一个人。

如果要把这个人的生平和他的业绩写下来，那会和他的孙子洛伦佐的一样成为一部厚厚的书。所以这里只摘重点来说。

1389年出生于佛罗伦萨的科西莫不是白手起家兴建美第奇家族的。大约在百年前，美第奇家族先人从画家乔托的故乡穆杰罗的农村来到佛罗伦萨开始经商，积累起了财富。科西莫在此基础上，大幅度地扩大了美第奇家族的经济规模。从这个角度来说，把科西莫看作是创业者也未尝不可。当时佛罗伦萨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在这里，因实力雄厚而闻名全欧洲的商人数不胜数，如果说美第奇家族是其中的佼佼者，那也只能算是后起之秀。事实上，相对于为保护大资本家利益而团结起来的实力雄厚的商人集团，美第奇家族只是民众派的资本家，在美第奇家族的上升途中就已经被定性。当然，这样的定位并非缘于科西莫对作为民众派中坚力量的工人阶级的同情。这位经济人在解读时代精神方面具备卓越的才能。

科西莫的青少年时期是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剧烈动荡的时代度过的，他没有接受过著名家庭教师的教育，也没有在当时的著名大学学习过。但是，因为家族生意的关系，他到过欧洲很多地方。经商这样的工作，其性质是必须正视现实，否则只有失败，而他从事的正是这样一份工作。其次，他有得天独厚的绝好条件，就是在商旅中认识现实社会。再次，他本人具备出类拔萃的才能。正是这三点把科西莫培养成为一个善于解读时代精神的经济人。

经济的本质是追求利润。没有进取心，没有竞争意识，振兴经济只是一句空话。但是，经济振兴的程度一旦超出可控范围则可能危及自身，使自己陷于毁灭。政治就是最好的平衡手段。换句话说，政治是通过平衡来实现经济长足发展的人类智慧。为此，政治成熟带来的政局稳定就成了经济长远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意大利，只有威尼斯共和国实现了政局稳定。科西莫为了实现佛罗伦萨的政局稳定，与势力强大的商人集团进行对抗，不幸失败而遭到流放。其间，他留在了威尼斯。

科西莫·德·美第奇

1434年，45岁的科西莫离开流放地回到佛罗伦萨。他回到祖国意味着驱逐他的势力已经衰退。美第奇家族乘机开始了僭主政治。掌握了统治权的科西莫没有采取报复行动，尽管在这种情形下，人们通常都会报复。他只是惩罚了反对派中几个主要人物，把他们流放到国外，却没有从根本上铲除旧体制派。想一想之前的佛罗伦萨，他的做法很值得大书特书一番。因为流放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曾经的常用手段。但丁遭到过流放，彼特拉克则是被流放者的儿子。

担任佛罗伦萨国政的人选广泛向各阶层开放。录用的依据不看所属阶级，而看是否有能力。尽管他自己属于高收入人群，但仍然制定了累进税制度，这在欧洲大概也属首创。因为认识到公正的税制才是善政之根本的历史研究者很少，在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太大进展，所以详细情形不是很清楚，所得税的税率似乎是在4%到33.5%之间，分档征收。也许，在他的心里还有一个打算，就是通过制定并推行累进税制，打击势力强大的经济人集团吧。当然，在他的心里一定还想到了八成国民属于中产阶级的威尼斯共和国。在当时，成功避免内讧的国家除了威尼斯找不出第二个。那么，为什么在威尼斯很容易实现的事情，在佛罗伦萨却如此之难呢？

佛罗伦萨人的经商对象是北欧各国，走陆路即可到达。这一点只要看一看美第奇银行的分支机构都设在什么地方就一目了然了。一方面，因为去北欧各国走陆路可以到达，所以只要脚力健壮又擅长谈判的人，自然会挣到更多的钱。另一方面，因为佛罗伦萨周边有很多未开发的土地，一旦工人为改善待遇罢工，只要把工厂迁到一个从未想过要罢工的工人聚居地就行，这种做法也很简单。此时的佛罗伦萨，资本家和工人间的利害关系不一致，同时，资本家和资本家间的利害关系也不一致。

另一方面，威尼斯人的“脚”是船。与以帆船为主力的热那亚不同，威尼斯的船是大划桨船，需要同时用到帆和桨。桨相当于发动机，无风的时候在出入港时桨的作用很大。威尼斯人不喜欢依靠风这种不确定的因素，他们做事更喜欢胸有成竹。所以大划桨船是符合威尼斯人性格的一个选择。重视桨的作用意味着必须重视最基层的船员，即划桨手。在海上，一旦遭遇风暴，首先船长必须作出正确判断，另外，包括划桨手在内的全体船员的齐心协力也至关重要，否则船只就会倾覆沉没。所以，命运共同体意识深入威尼斯人的骨髓。

威尼斯政府也努力强化国民的这种意识。为了让没有足够财力拥有私家船的人也能参与到海外贸易中，“脚”的主力大划桨船都属国有。从船长到划桨手的全体船员都是领取工资的。除了工资，全体船员出海时还可以携带一定数量的货物。到了目的地，他们可以出售货物，所得归个人所有。此外，威尼斯还有一种叫作有限责任合伙关系的股份制度。所以即使是不直接参与买卖的人，对于船只春季出港秋季返航的事情也会放在心上。除了自己国家内部，威尼斯共和国还把命运共同体的网扩大到了他们认为对本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其他国家。他们在那里设立商行，既作为船只修理厂，又作为情报收集地，同时还向驻外公馆以及商人提供谈判场所。为此，他们不仅向当地提供经济援助，还通过雇用当地男性做船员来保证他们的生活。说到威尼斯船上的划桨手，几乎都是连接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南部斯拉夫人。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褒奖这些人的工作，威尼斯的主要港口甚至被冠以“斯基亚沃尼堤岸”（斯拉夫人的码头）的名字。

掌握威尼斯共和国政治的是实力雄厚的商人们，他们都是大资本家，他们会把划桨手也看作是命运共同体的一员。而在佛罗伦萨，这样实力雄厚的商人成了和科西莫针锋相对的势力集团。

佛罗伦萨人的性格中个人主义的意识非常强，这在学术和艺术方面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但是，放任个人主义盛行就无法实现社会的稳定。科西莫引进了威尼斯式的因素，在保留佛罗伦萨好的一面的同时，努力纠正不好的一面。为此，可能需要专制的做法。当然，在佛罗伦萨需要采取的这种手段在威尼斯完全用不上。利用专制手段，美第奇僭主政治延续了60年，直到科西莫的孙子辈，所以他是成功的。科西莫的成功不只在于他热衷于推行累进税制，同时也在于他热衷于提高纳税人的经济实力。

科西莫振兴经济的措施之一是振兴农业，通过缩小城乡经济差别，实现城乡健全的共存关系。其证据是他整顿了中世纪时代没有人关心的基础设施。首先他开通了亚诺河上的水运。自古罗马时代终结后，亚诺河上再度出现了货船来来往往的热闹景象。

科西莫还具备杰出的经营才能，在他的经营下，美第奇家族的财力得以持续增长。当然，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经济也得到了增长。人们开始认为，美第奇家族的男人是佛罗伦萨下的美第奇，佛罗伦萨人是美第奇家族下的佛罗伦萨人。可见，科西莫在佛罗伦萨的统治非常成功。

科西莫知道和平共处不仅限于国内，与国外和平相处也很重要。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标志着东罗马帝国的灭亡，土耳其帝国兴起。对于西欧世界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他有效地利用这次打击，成功确立了意大利的和平。当时，意大利半岛有五大势力，分别是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梵蒂冈和那不勒斯王国。他向这五大势力发出倡议，停止以往的争端，和平共处。通过缔结“罗迪条约”实现的和平是均衡各方势力政策的开始。科西莫的外交还延伸到了土耳其。佛罗伦萨在东方没有太多利益，需要保护的权益极少。因此，与跟东方利害关系极大的威尼斯相比，做起事来要容易得多。科西莫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为搭建东西方间沟通的桥梁而奔走。他这样做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扩大本国商人的权益，不如说是为了施恩于西方各国。结果，美第奇家族和土耳其君主之间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而且维持了很久。科西莫去世后的第14年，即1478年，佛罗伦萨发生了著名的反美第奇武装政变，叫“帕齐的阴谋”。他们的目标是科西莫的孙子洛伦佐和朱利亚诺兄弟二人。洛伦佐躲过了凶器，朱利亚诺不幸死于刀下。这次政变以失败告终，参加政变的一人逃到土耳其，土耳其君主穆罕默德二世抓住了他，并无条件地把他引渡回了佛罗伦萨。

在经济、政治和外交方面，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能力之大之深我了解了。在推动学术、艺术的发展方面，他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吧？

答案无疑是Yes。被乌菲兹美术馆围起来的广场四周排列着出自佛罗伦萨的一个又一个天才的雕像，美第奇家族的两个男子——科西莫和他的孙子洛伦佐的雕像分立美术馆正门左右。美术馆内的艺术品也好，立于广场的天才们的雕像也好，大多得益于这两个男人的支持。所以他们享受这样的待遇无可厚非。

按照同时代人的说法，科西莫既不是一个学识出众的人，也不是对艺术有充分理解的人。但是这样评价科西莫的人接着又写道：他是一个视野极其开阔的人。事实上，推动学术、艺术发展的人最重要的品质莫过于此人不偏执于自身的感受、喜好和观点，就像科西莫一样。对于学术界、艺术界的人来说，最受鼓舞的就是有人购买自己的作品。科西莫坐拥美第奇家族企业，资力雄厚。他照顾精神方面的“内需”是因为他深知文化带来的影响。一个国家即使成为经济大国、政治大国，仅靠这些还是不能成为领袖，因为做到这些还得不到被领导者的支持。科西莫要把佛罗伦萨建成文化大国，并且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

科西莫在佛罗伦萨郊外卡雷基有一座美第奇家族的别墅。他在那里成立了“柏拉图学园”，邀请古典学者马尔西利奥·费奇诺担任校长。他成立的这个学院不是单纯研究学术的一个研究机构，而是柏拉图在古代雅典创设的“学园”的复兴，正像“柏拉图学园”这一名称所显示的那样。

真正的柏拉图学园创设于公元前4世纪末，位于雅典郊外的森林中。希腊进入罗马霸权统治下以后，柏拉图学园依然是一所最高学府。在这里学习过的名人很多，其中就有罗马的西塞罗、希腊的普鲁塔克和犹太人菲隆等。一如没有种族歧视的罗马帝国，这里的研究者来自各个国家。然而，到了公元6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借口学园会危及基督教徒，下令解散了柏拉图学园。1000多年以后，科西莫重建了这所学园。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园”与其说是一所大学，不如说是一个研究机构，聚集在这里的大多人都是大学毕业生，他们中不仅有佛罗伦萨人，还有来自意大利其他地方的人。“柏拉图学园”的成立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罗马、那不勒斯也纷纷成立“学园”。古代就这样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得以复兴。

科西莫·德·美第奇对于艺术领域的支持力度之大，若一一写下来可达数页之多。所以就借用他说过的话来代替吧。

“我了解这个城市的心情。我们美第奇家族被赶出历史舞台大概用不了50年。但是我们的东西会留下。”

时间又过去了500多年。在如今的佛罗伦萨，每当我看到熙熙攘攘的游客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句话。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里看到的佛罗伦萨城和欣赏到的这座城里的艺术品中，有一半以上是应美第奇家族或受美第奇家族刺激的其他佛罗伦萨人委托制作或收集的“东西”。

科西莫向柏拉图学园校长、古典学者马尔西利奥·费奇诺支付年金来保证他的生活，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对艺术家给予同样的关照。

雕刻家多纳泰罗是科西莫尤其喜爱的艺术家，多纳泰罗在当时已经很有名气，不愁没有工作。但是，他的个性很强，遇到不懂雕刻的顾客，常常与之发生冲突。为了多纳泰罗不为生活担忧，专心创作，科西莫临终前在遗言中加了一条，赠予他位于佛罗伦萨郊外卡法吉奥罗的一个农庄，这座农庄可以保证有丰厚的收入。美第奇家族的继承人、科西莫的儿子皮耶罗当然遵守了遗嘱。多纳泰罗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份厚礼，因为他从此可以不与那些不懂雕刻的顾客打交道，也不用担心会在穷困潦倒中死去。双方签订了正式的赠予合同。

然而没过多久，多纳泰罗就来找皮耶罗说想归还农庄。皮耶罗不解，问他为什么。艺术家回答说：“三天刮一次风，鸽舍的顶篷就会被刮跑；暴风雨一来，葡萄园便乱七八糟；还得处理家畜去纳税。我成天担心果园，哪还能有精力安逸创作？我还不如在贫穷中死去的好。”

美第奇家族的族长皮耶罗忍不住哈哈大笑，他接受了还回来的农庄。但指示每周计算农庄的收益，把相当于或略多于收益的钱汇入以多纳泰罗的名义为他在美第奇银行开设的账户中。不消说，多纳泰罗这下真的心满意足了。

佛罗伦萨雕刻家的代表多纳泰罗死于1466年，他留下遗言要求葬在科西莫墓的旁边。皮耶罗同样遵守了这个遗嘱。现在，在美第奇家族祖坟地所在地圣洛伦佐教堂科西莫墓的旁边还可以找到多纳泰罗的墓。

但是，如此感人的插曲并非他们的独创。罗马帝国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有一个朋友叫盖乌斯·梅塞纳斯。这个人因为资助诗人维吉尔和贺拉斯而闻名。为了感谢梅塞纳斯赠予自己山庄而使自己得以专心创作诗歌的贺拉斯死前留下遗言，要求葬于梅塞纳斯墓的附近。后来，人们就用“梅塞纳斯”（maecenas）来指称支持学术、艺术的行为，法语叫“mécénat”。多纳泰罗和皮耶罗都知道这个故事，所以一人留下遗言，另一人完成了他的遗愿。古代就像血管中流动着的鲜血，活在文艺复兴人的心中。

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死于1464年，早于多纳泰罗两年去世，享年75岁。就像罗马教皇评价的那样，科西莫虽然没有君主的头衔，也没有奢极一时的生活，却是事实上的君主。正因为他以一介市民的身份走完了一生，所以科西莫的葬礼也和普通市民一样，没有一位来自国外的吊唁者。只有佛罗伦萨议会授予了科西莫“国父”（Pater patriae）的称号。“国父”这一称号是尤里乌斯·恺撒之后罗马元老院授予罗马皇帝的称号。纵观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获此称号的人只有科西莫一个。

因为身体虚弱，皮耶罗统治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时间不超过5年。在他之后，接管美第奇家族并领导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是刚满20岁的洛伦佐。关于这个男人，在《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中会作更详细的介绍。我之所以会在《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中对洛伦佐有详细描述，是因为生于1469年的马基雅维利的青少年时期正好和洛伦佐在佛罗伦萨、意大利乃至欧洲大红大紫的时期一致。读者们可以参看第一部第二章“美第奇家的洛伦佐”、第三章“帕齐的阴谋”以及第四章“花都佛罗伦萨”，在这里我只简单地介绍一下。此人与其祖父科西莫不同，做事喜欢张扬，喜欢引人注意，人们甚至称他为“il Magnifico”（伟大乃至华丽的人）。他是一流的政治家，是和平路线的继承者，和他祖父一样积极地推进均衡势力政策。只是，科西莫习惯于幕后操纵，而洛伦佐更偏好在首脑会议上作决定。不管怎样，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写的下面一段话应该是对“豪华者洛伦佐”的功绩所作的最高评价：

佛罗伦萨人在洛伦佐·德·美第奇去世的1492年之前，度过了最幸福的时光。洛伦佐运用自身的智慧和他的权威，成功把意大利内部的战争扼杀在摇篮之中。他全部的心思只为了让他本人和祖国佛罗伦萨变得更加强大。

虽然洛伦佐和他的祖父一样热衷于推动学术、艺术的发展。但是柏拉图学园到了洛伦佐这一代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也许是他个性的一种体现。按照哲学史的说法，此时的柏拉图学园把研究的重点从研究公元前3世纪的柏拉图转移到了研究新柏拉图主义，即公元3世纪的哲学家普罗提诺的思想。同时，以“赫尔墨斯文书”之名、被认为是新纪元前后的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思想也受到关注，因为他提出了宇宙、地球和人类的同一性。也就是说，唯心论成为了主流。人常常迷醉于寻找可以解释一切现象的原理。于是，天文学变成了更受欢迎的占星术，化学转向了炼金术。

洛伦佐·德·美第奇

在所有有关文艺复兴的作品中，您对洛伦佐时代的柏拉图学园表现得很冷淡，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兴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关心的是生活在洛伦佐时代的佛罗伦萨、却不愿意加入柏拉图学园的那些人。其代表人物是莱昂纳多·达·芬奇。莱昂纳多认为讨论虚无缥缈的东西毫无意义，所以应邀去过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迈进这所学园一步。洛伦佐时代的马基雅维利还是个少年，在卡雷基的别墅举行的研讨会不可能邀请他参加。我想即使他早出生10年并受到了邀请，也一定会和莱昂纳多的想法一样吧。因为马基雅维利终其一生关心的是无法用单一原理解释的人类众生相。

我认为所谓的哲学早已止步于希腊哲学，以后的哲学只是对基督教和哲学一体化的重复劳动，只能无功而终。如果说重复劳动的说法过于偏激，那么换句话说，也不过是对希腊哲学提出的命题给出每个时代的答案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宗教是信仰，哲学是怀疑。探索唯一的原理，在哲学中就是一次次地提出原理，再把它推翻。原理一旦成立，随即把它当成神圣不可侵的、必须遵从的圣条的话，那就不是哲学。我说哲学已经止步于希腊哲学，是因为希腊时代是一个多神教的时代，不接受神化的、不可侵犯的一神教规定。

我对柏拉图学园表现冷谈还有一个原因。尽管他们的思想很受推崇，甚至一度影响了全欧洲，但是，这种影响是短暂的，他们的思想是不堪一击的。在洛伦佐去世两年后，他们的思想就被人们彻底遗忘了。

1492年洛伦佐去世。对于柏拉图学园来说，他的去世意味着失去了靠山。两年后，美第奇银行破产。马基雅维利在著作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只能说在生意场上，洛伦佐实在很不走运。究其原因，在于他所任命的各地分店店长的散漫。分店店长们的言行举止与其说是私营企业的经理，不如说他们更像官营企业的老板。为此，美第奇家族投资于西欧各地的资产纷纷流失。

看来伟大的洛伦佐不如他的祖父科西莫，作为企业经营者似乎并不够伟大。

对于佛罗伦萨人来说，美第奇银行的破产不是一家银行破产那么简单。他们坚信佛罗伦萨是美第奇家族下的佛罗伦萨，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并在这样的信念中过了60年。美第奇银行是美第奇家族企业的核心事业。它的破产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佛罗伦萨未来的担忧。不用说，此时佛罗伦萨人的心情非常沉重。

正所谓祸不单行。就在同一年，修道士吉洛拉谟·萨伏那罗拉的说教开始横行，给了佛罗伦萨人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他谴责佛罗伦萨人之前的生活方式，训诫说若不悔改必遭神罚。正巧这一年，法国国王的大军入侵意大利，又给了萨伏那罗拉借口，他叫嚣说这就是神对佛罗伦萨的惩罚。

不只是佛罗伦萨普通市民，连柏拉图学园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屈服。就连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也投向了萨伏那罗拉，米兰多拉曾经高举文艺复兴思想的旗帜，提出人是一切的中心。学园的常客、把洛伦佐时代的佛罗伦萨描绘得美不胜收的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也表示悔改，画风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从无限欢欣变成了深深的哀怨。至此，柏拉图学园彻底瓦解。学园的唯心论一旦受到其他唯心论的冲击，竟然表现得如此脆弱。15世纪末的这个时期，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走到了尽头。之前，接受国外顾客的委托从事创作的艺术家们一旦完成工作就会回到佛罗伦萨，而此时，一方面来自国外的订单数比来自佛罗伦萨的要多得多，另一方面，即使完成了创作，艺术家们也不再回到故国。曾经人才济济的佛罗伦萨，人才开始源源不断向外流出。

最后，介绍一下作为文人才能出众的美第奇家族族长洛伦佐的诗作，同时也作为“佛罗伦萨篇”的结束。我想就介绍“Theend”吧，意大利语叫“Fine”。

在他不满43年的人生中，他留下了大量的诗作和短篇小说，即使是在500年后的今天，汇集出版后也达三卷之多。这对于一位大忙人来说非常难得。有意思的是，他的作品可以按内容进行分类，分别是“喜之歌”、“爱之歌”和“灵魂之歌”。仅这几部作品，足以反映文艺复兴鼎盛期的佛罗伦萨。马基雅维利说过：“没有一个人像洛伦佐那样深得命运和上帝的垂爱。”你不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对吗？

我在这里要介绍《酒神之歌》的第一部分。这首诗是意大利文学史上的代表作品，中学生都要学习。它深受欢迎，甚至被雕刻于电影院银幕上方的建筑中。因为是献给酒神巴库斯的诗，所以人们常常在敲锣打鼓、闹哄哄结束的狂欢节上吟唱。事实上，一到狂欢节人们就会唱这首诗。为了不改变音调，我把原文照抄如下，因为意大利语发音和罗马字读音相近，所以找音调应该不难。

《酒神之歌》

Quant'è bella giovinezza,

che si fugge tuttavia!

(Chi vuol esser lieto, sia:

di doman non c'è certezza.)

试着翻译一下，是这样的：

青春多么美好，

却又如此短暂！

（尽情享受当下，

明天太不确定。）

这首诗共有八段。第一段中，我用括号括起来的最后两行，是每一段结尾需要重复唱两遍的副歌。这种诗与朗诵相比，更适合在琵琶的伴奏下吟唱。或许这也是它当时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吧。顺便提一句，刻在电影院银幕上方的就是作为副歌的这两行。

洛伦佐创作的《酒神之歌》不仅在佛罗伦萨，据说在全意大利都很流行。下面是我的猜想。这首诗后来传到了日本，采用的不是我这样的直译，而是意译。不清楚是上田敏还是别的日本文人去威尼斯旅行时，在威尼斯狂欢节上听到了传唱至今的这首歌。回国后，他跟音乐人吉井勇提起这首歌，给了吉井勇灵感。于是就有了下面这首歌，取名为《贡多拉之歌》，这不正说明这首歌和威尼斯的关系吗？

《贡多拉之歌》

生命短暂，恋爱吧，少女

趁你红红的嘴唇尚未褪去

趁你沸腾的热血尚未冷却

只因明日的时光能否依旧

两首歌意思相近。如果洛伦佐知道500年后会出现这样一首日语歌，该有多么感慨啊。

洛伦佐42岁去世。尽管英年早逝，马基雅维利却说，在最好的时候，他死了。马基雅维利比洛伦佐小20多岁，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警世思想家。洛伦佐死后，佛罗伦萨开始走下坡路。马基雅维利试图挽救佛罗伦萨。可见，上面这句话应该包含了相当深刻的意义。一方面反映了他羡慕洛伦佐生活在幸福感很强的佛罗伦萨，同时对已成故人的洛伦佐充满了惜别之情。

尼科罗·马基雅维利是佛罗伦萨人，他的代表作是《君主论》。这是一部世界名著系列中必不可少的、至今依然拥有大量读者的作品。书中提出了具体的意见，说明领袖应该是怎样的，并以此提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教分离观。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自始至终坚持政教分离，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对洛伦佐的做法大加赞赏。所以，人们通常会认为在《君主论》中提及最多的应该是洛伦佐，甚至把他当作模范也不奇怪。然而，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一次也没有提洛伦佐，更不用说把他当作适应时代潮流的领袖榜样了。在不断变化中的意大利，作为领袖榜样，在很多方面都与洛伦佐截然相反的切萨雷·波吉亚被认为更合适。这又是为什么呢？

当时的欧洲，意大利的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罗马和那不勒斯显然都属于先进的国家。在这些国家，科西莫和洛伦佐推行的均衡势力政策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在发达国家，均衡势力政策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者说对于尚未形成国家的地方来说，这一价值观是行不通的。因为所谓均衡势力政策其实等于是维持现状政策。当某个不满足于维持现状的国家，率领人数相当于推行维持现状政策的国家人口总和的大军打了过来会怎样呢？15世纪末，意大利各国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法国国王的军队打进来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就是想要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时代变了，榜样领袖不能不变。

佛罗伦萨共和国向法国派遣了外交使节团。面对他们，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公然说道：

“意大利人不懂战争。”

当时，年仅30岁的马基雅维利还只是使节团的末席。他当即反驳道：

“法国人不懂政治。”

然而，再怎样义正词严地反驳，作为军事大国同时又是政治大国的国家，不管是从前还是以后，只有罗马帝国一个。这就是人类世界的现实。马基雅维利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对他来说，已故的洛伦佐虽然是政治上的智者，但是他没有重视军事。所以在论述意大利现状的《君主论》中不值一提。

相对地，在讲述佛罗伦萨历史的《佛罗伦萨史》中，他高度评价了洛伦佐。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另外从根本上来说，洛伦佐和马基雅维利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二人都是只有佛罗伦萨才能养育出来的人。

要说只有佛罗伦萨才能养育出来的人，莱昂纳多·达·芬奇不是最典型的吗？我们后世的人一想到文艺复兴时期，首先浮现在脑海里的就是莱昂纳多，甚至感觉文艺复兴等于莱昂纳多。关于文艺复兴佛罗伦萨篇，我希望以莱昂纳多来作为结束。

你的意思我明白。意大利文艺复兴涌现出了大量的天才人物。说到天才中的巨人，只能是莱昂纳多和米开朗基罗。论作品之多当属米开朗基罗，但是，论涉及的领域之广非莱昂纳多莫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著作之一是《西方的智慧》（Wisdom of the West），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哲学与科学一样，始于某人对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情提出疑问。最早全民都充满这种好奇心的是希腊人。现在的我们所了解的哲学和科学是古希腊人创造的。希腊文明是知识运动的爆发，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华丽的事情。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再没有出现过可与希腊相媲美的知识的爆发。在短短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希腊人在艺术、文学、科学和哲学等所有领域都创作出了数量惊人的杰作，并形成了其后西方文明的基础和体系。

欧盟（EU）有一项活动，每年选一个文化城市。第一年选出的是希腊的雅典，第二年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第三年以后不记得是哪里了，大众媒体也不提了。因为即使这项活动还在继续，也已经没有了最初的意义。

之所以介绍伯特兰·罗素的这段话，是因为我想说，知识的爆发在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之后就是以佛罗伦萨为先导的意大利。而且我认为，罗素的这段话同样适用于讲述莱昂纳多。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像莱昂纳多那样一生都在追问“为什么”。我想象中的莱昂纳多总是嘴里念着“perche，perche，perche”，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的样子。“perche”是意大利语，意思是“为什么”。

人们评价莱昂纳多是“万能人”。这不是说他什么都会，或者说他心灵手巧，而是因为他涉足的领域太多太广。对他来说，为了弄清“为什么”，有时绘画是最好的方法，有时解剖又成了最好的手段。当然，他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说他是“什么都会的人”也未尝不可。

在他身上，艺术、科学、技术以及观察力融为一体，这都是源于“为什么”。他不是一个同时思考很多问题的人，最初他只有一个“为什么”，但是，在寻找结论的过程中，一个问题渐渐地变成了多个问题。

所有的创造都是始于“为什么”，即使是才能普通的人也一样。只是普通人只知道要在创作过程中或者在创作完成后才能弄清“为什么”，而莱昂纳多在创作完成之前就已经知道“为什么”的答案了。

这就是莱昂纳多留下很多未完成作品的原因吗？

是原因之一吧。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是当他明白创作无法完成的时候。据说《最后的晚餐》壁画中，坐在最中间的基督的脸到最后也没有画好，《三王来拜》在草图阶段就放弃了。所谓完成也有能做到的意思，做到一定程度后死心的，如果想继续还是可以完成的。

莱昂纳多没有死心吗？

莱昂纳多死心了。只是这与作品完成与否无关。从本质上来说，莱昂纳多是个非常谦虚的人。

谦虚是创作者必不可少的素养吗？

是的。当然绝不输给他人的、桀骜不驯的性格同样必不可少。

谦虚和桀骜不驯不是自相矛盾吗？

普通人如果同时存在这两种性格会造成思维混乱，容易导致精神失常。但是，创作者只有不偏不倚地控制好这一对矛盾体，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莱昂纳多的傲慢甚至激起了年轻的米开朗基罗的嫉妒之心。

莱昂纳多为什么会留下那么多素描和设想呢？

你好像也患上“为什么”病了。也许为了弄清“为什么”，莱昂纳多只有不停地追问“为什么”，并对一个又一个问题提出相应假设的答案这一个办法吧。我个人的想象中，他总是在不断重复一件事，就是观察、思考、把感悟到的东西写下来或画下来，并在写或画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自己的理解。无论是文笔还是画笔，利用这些工具表达出来的东西不只是向他人传递信息，同时也在说给自己听。因为通过写作或绘画，大脑中的想法会愈发清晰。表达的作用不仅仅是传递思想，也会让大脑中的思想更加清晰。

莱昂纳多真是这样的话，请他创作也很不容易吧？

绘画方面，莱昂纳多的收费总是当时最高的。米开朗基罗比他小23岁，也许不适合作比较，好像莱昂纳多的收费至少是米开朗基罗的两倍。然而尽管如此，他却热衷于对飞机及解剖学的研究，而这样的领域既不会有委托人，也不可能有资助者。所以，他把绘画赚来的钱存在教会附属的一种信托银行里，作为不可能产生经济效益的研究资金。为了寻找赞助商，在旅途中他一次次地来到佛罗伦萨。其中自然有回到故里的乐趣，但更大的目的是为了钱。

下面是莱昂纳多的赞助人或者有赞助关系的人。

首先是被誉为“豪华者”的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

从结论上说，体现文艺复兴精神的洛伦佐既没有成为另一位体现文艺复兴精神的莱昂纳多的赞助人，甚至也没有做类似于赞助这样的事情。洛伦佐和莱昂纳多只有3岁之差。现在，佛罗伦萨男性名字中，用得最多的是洛伦佐和莱昂纳多。这是题外话。从表面上看，二人之间关系非常冷淡，不知道是因为洛伦佐理解不了莱昂纳多，还是好恶分明的洛伦佐的世界与莱昂纳多的世界格格不入。柏拉图学园倾向于唯心论，充分反映了洛伦佐的趣味。莱昂纳多对这所学园丝毫没有兴趣，而同是韦罗基奥工作室的师兄波提切利则常常出入这个学园。尚在学徒时期，莱昂纳多曾经在师傅韦罗基奥的作品《基督洗礼》的左端画过一个天使，美得无与伦比，远远超出同时期波提切利所画的圣母玛利亚以及天使。他这种异于常人的审美感不可能不引起洛伦佐的注意。然而，洛伦佐所做的只是把他介绍给米兰公爵，为后人所说的人才外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个人是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因为他肤色黝黑，人称“il Moro”（摩尔人）。也许是因为这位米兰公爵不清楚自己到底爱好什么，所以更适合做学术、艺术的支持者吧，总之，莱昂纳多在米兰生活的时间长达16年。洛伦佐去世、美第奇银行倒闭、佛罗伦萨屈服于萨伏那罗拉以及4年后萨伏那罗拉受到处罚的消息，他都是在米兰听说的。

莱昂纳多一到米兰，就向公爵出示了洛伦佐的介绍信，同时递上一封著名的自荐信。自荐信像是一位工程师在推销自己的产品一样，一开头列了9项内容，之后又说自己所作的画好过任何人。因为在佛罗伦萨，是绘画成就了他的名气。所以不知道该说这封自荐信表现了30多岁的年轻莱昂纳多的霸气还是傲气。米兰公爵自然不傻，他充分利用了这位画家的才能，甚至还让他为自己的爱妾画了肖像画呢。当然，像这类作品，莱昂纳多创作起来非常得心应手。

切奇利娅-加莱拉尼的肖像（抱银鼠的女子，莱昂纳多画）

这位摩尔人允许莱昂纳多从事任何研究，甚至包括令人厌恶的解剖类的研究。然而，这样一位摩尔人，因成为法国国王军队入侵时的靶子而下台。莱昂纳多只好另寻支持者。他求到了曼托瓦侯爵夫人伊莎贝拉·德斯特。但是，这个女人看中的不是莱昂纳多的才能，而是他的名声，她要求莱昂纳多为自己画肖像画。其实，她的这个要求在宣称自己是学术、艺术保护者的人中很常见。对此，莱昂纳多的回答含糊其辞，侯爵夫人只有离他而去。顾客的要求可以刺激创作者，但是，对于自己丝毫不感兴趣的要求，莱昂纳多似乎过于正直了。

之后，他亲自去找了切萨雷·波吉亚。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切萨雷是唯一一位可以拯救危机中的意大利的领袖。在当时，因为极力反对维持现状的路线，他被很多人当成了危险人物。莱昂纳多主动上门寻找切萨雷帮助这一行为在后世研究莱昂纳多的学者眼中，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快的、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莱昂纳多除了在很多领域表现出了强烈的好奇心，他还关心城市规划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切萨雷·波吉亚与洛伦佐不同。洛伦佐只要维持好先辈留下的国家即可，而切萨雷必须从零开始建设自己的王国。正因为莱昂纳多了解这一点，所以他向切萨雷申请要一份工作，并接受了切萨雷提供的建设总监的职务。如果切萨雷执政时间长一些，也许莱昂纳多设想中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基础设施就会留在这个世界上了。遗憾的是，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的这位榜样人物执政仅仅只有一年就下台了。已经51岁的莱昂纳多只好另找出路。

莱昂纳多一次次地往返于佛罗伦萨和法国国王统治下的米兰之间，只为寻找一个安居之地。再后来，洛伦佐的儿子利奥十世就任教皇，他的弟弟朱利亚诺·德·美第奇随他移居到了罗马。应朱利亚诺的邀请，莱昂纳多也去了罗马。教皇利奥十世没有要求逗留在罗马的莱昂纳多创作绘画作品，因为此时拉斐尔也在罗马。拉斐尔的趣味和利奥十世十分相近，一旦开始作画，就一定会完成作品。美第奇教皇没有要求莱昂纳多作画，却禁止他解剖尸体。也许开明的美第奇家族的男人一旦当上罗马教皇就不得不遵循基督教会的戒律吧。没过多久，莱昂纳多的保护人朱利亚诺死了。莱昂纳多接受有过一面之缘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邀请，离开意大利前往法国。时间是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刚刚去世的1516年。莱昂纳多已经64岁了。

与其说弗朗索瓦一世是以保护者的身份邀请莱昂纳多，不如说是因为他崇拜、尊敬莱昂纳多才邀请了他。他为莱昂纳多提供了位于法国南部昂布瓦兹郊外的葡萄庄园。当然除了支付从生活费到其他所有的日用开销，还提供给他足够的年金。国王从不要求他作画。国王曾经这样对莱昂纳多说：“我不是希望你为我做什么，我只要你留在这里就够了。”对于莱昂纳多这样的人来说，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生活保障是令他再高兴不过的事情吧。而且，莱昂纳多已经老了，到了流浪已成难事的年龄了。

莱昂纳多在昂布瓦兹安逸而宁静的生活只持续了三年。1519年5月，莱昂纳多在这里走完了67年的生涯，尸体葬于圣休伯特教堂。然而，不久教堂在战乱中被毁，遗体不知去向。如果可以找到遗骨的话，或许以现在的最新科学技术，可以找出他的死因吧。莱昂纳多曾经与一位行将死去的老人有过一次对话。在这位老人死后，为了研究他安详死去的死因，莱昂纳多解剖了这位老人。所以，如果他也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不会不高兴的。

莱昂纳多临终前留下遗言，把一直伴随着他的《蒙娜丽莎》送给国王。也许是为了感恩弗朗索瓦一世对自己的善待吧。短短三年时间的恩情，他把《蒙娜丽莎》留给了法国，成了卢浮宫美术馆如今的至宝。尽管为莱昂纳多提供过生活保障的还有佛罗伦萨、米兰和罗马。

最后，送你一句莱昂纳多说过的话吧：

无论是强大的统治力，还是小小的支配力，只有支配本身的力量才是永恒。

换换句说，就是战胜自己的意思，也就是克己吧。我认为这一句话就是莱昂纳多的文艺复兴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