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

常智奇

在人类文学史上，我对前苏联文学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情有独钟，我非常欣赏他那集博深的哲思与狂飙式的诗情于一身的文学天赋。每当想起他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时，我就在心中自问，中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哪里？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我在读钱钟书的小说、刘再复的散文诗时，就有一种别样的审美感受。

当来自茂陵边的杨焕亭先生，在壬辰十月阳光的照耀下，把历经六年，几易其稿的《汉武大帝》书稿送给我，并邀我为之写序时，我心头为之一震。

阅读完这部长达一百多万字的煌煌大作后，我喜出望外。这位以文学评论享誉文坛的关中学子，追随着车尔尼雪夫斯基、钱钟书、刘再复的脚步，写出了一部感人至深的历史小说。

当代历史小说创作，在实用主义，新历史主义，虚无主义的狂潮冲击下，一批以消遣娱乐为目的的读物充斥着图书市场，混淆着读者的认知判断。

历史小说是历史与小说的二元融合。它首先是历史，然后才是小说，它需要“史”的品质，“诗”的情感，它是文献逻辑向审美表达的形象转化，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

历史的真实是指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精神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在这里是指在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作者还原历史人物，诗化历史情境，虚构历史心理、意绪、氛围、艺术形象，给读者以审美的共鸣和生活的启示。

杨焕亭先生历经六年，呕心沥血创作的《汉武大帝》正具有这样的审美效果。他在尊重历史，从史实出发；还原历史，从生活出发；重温历史，从情感出发；追求文学，从心灵出发；追求审美，从形象出发；追求诗性，从神思出发的前提下，用诗人的激情和史家的理性，在历史唯物论和艺术审美论相结合的立场上，以宏阔雄健的笔触，把对历史的评价和审美的评价有机结合起来，艺术地再现了汉武帝时代改革与保守，清廉与贪污，勤政与枉法的政治斗争；形象地表现了宫廷内部、家族血缘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冲突，全面地展现了大汉时期的历史风貌，诗意地传达了我们这个民族在封建帝王的统治下，人性历练成民族精神的艰难历程。

作者以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文学素养，站在了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的高地。在崇高与卑贱，善良与邪恶，历史与现实，战争与和平、感性与理性，爱情与阴谋之间，寻找着历史与艺术的真实统一，民族精神与人性裂变的统一，为当代中国历史小说的百花园里增添了一束喷霞吐露的新葩。

这是一部具有史诗品质的文学作品，作者以诗人的激情，飞扬的神思，充分的历史知识准备，文学的审美诉求，拥抱了历史的巨子——汉武帝。与其说杨焕亭先生选择了汉武帝，不如说汉武帝选择了杨焕亭先生。这是两种时代精神、两种历史观念、两个生命主体、两种人文气质相吸、相近、相敬、相通的叠加；这是历经两千多年，茂陵上的流云、飞鹰、草木花香、灵魂王气在一个书生笔下的融合和聚集。

杨焕亭先生长期生活、工作在古都咸阳，茂陵的苍松翠柏下有他读书学习的身影，青石雕像旁有他漫步思考的脚印。他的阅历、学养、气质，给了他与汉武帝相遇成书的条件。他化历史为艺术，化文献为情境，化史实为审美，站在描人、写心、抒情的基点上，用宏大叙事的手法，表现了汉武帝开创大汉帝国顶峰时代的风貌，写出了这个立体、多面的人物形象。

汉武帝在作者笔下是一个心胸开阔，足智多谋，高瞻远瞩，任人唯贤，广开言路，善于纳谏，集思广益，励精图治，开疆拓土，敢为人先，有理想、有追求、有抱负、有雄心、有气魄、有才华、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为汉朝的强盛而图谋，他为匈奴的侵扰而忧虑，他为太皇太后的专权而压抑，他为凿空西域的壮举而高兴……他在朝议时，从不计较贤臣良将尖锐的批评。他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对好“黄老之学”的贤士仍一视同仁。

他是一个思想解放，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的封建帝王。卫青首战告捷后，汉武帝面对从匈奴缴回来的马与刀，果断地提出，今后一定也要给汉军配备这样的刀和马。

他在错综复杂的冲突中，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他大义灭亲，秉公护法，忍受着心灵的煎熬，艰难地推进着“新制”、“推恩制”和“元狩变革”，拓展强国之路。

当然，作者并不是一味地美化汉武帝，而是继承了司马迁“秉笔直书”的精神。他也写刘彻会玩弄权术，写他喜欢文士与喜欢天马无异，努力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符合历史真实的帝王形象。

作品中与汉武帝相伴的有近二百个人物形象，人人都出彩，个个有特征，或浓墨重彩，或轻描淡写，都鲜明生动，富有个性。如居功不骄、自律朝野的卫青；青春劲发、英勇善战的霍去病；察言观色、忠诚勤快的包桑；圆滑周转、逢迎揣摩的公孙弘；历尽艰辛、不辱使命的张骞；书生意气、固守己见的董仲舒；才华横溢、重情重义的司马相如；温婉恭和，却谄媚殷勤的李蔡；体恤民情、不务虚言的郝贤；宽怀大度的隆虑阏氏；左右摇摆的赵信；不愿投降的巴图鲁；狂妄的昆邪尔图；诡谲狡黠的伊稚斜；壮心不已的李广；桀骜矜持的长公主；内敛淑惠的卫子夫；忠君保国的韩安国；阴险狡诈的淮南王；莽撞的灌夫，精明的韩嫣……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杨焕亭先生是一个诗、书、画皆通，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作家。他推崇传统文化，塑造的人物大都是传统道德情操的主流形象。例如汲黯，一个官居主爵都尉的九卿，却让皇上都无法在他的面前随意放纵。为什么他的矜持和傲岸让卫青分外钦敬？原来，在他的背后是品节铸就的伟岸。

作者在汲黯这个典型形象塑造中，表现的是刚直不阿、坦荡磊落、实事求是、秉公执法、平等待人、直言陈理的价值观。当然，作品中也塑造了主父偃、张汤、江充这样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政治投机者。即使这样，作者也没有抹杀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起的积极作用。

作者在一百多万字的煌煌大作中，用充满激情的文字展现了人的生存意义，人的食色欲望，人性从野性向理性发展的艰难历程；表现了在情与理、灵与肉、家与国纠葛中的心灵阵痛，在人性的剖析中表达对历史的思考，在良知与道德的拷问中表现人类文明价值的走向。例如：霍去病与阳石公主的相恋，张骞与纳吉玛的情感，刘彻与卫子夫的炽爱、长公主对卫青的牵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笃深，赵信与可西萨仁的苦爱……

作者是一个谴责战争，敬民保家的和平主义者。对楼烦英雄主义精神的歌唱，实质上是对民族平等的期盼，作品中许多地方流露着这种人道主义的精神。

作者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诗人。诗人是酒神的祭司，在黑夜中，他走遍大地，书写历史和现实。杨焕亭先生饱蘸诗情，书写着大汉历史。他“物我同一”的叙事笔端流露着一股“天人感应”的诗情。他的抒情，往往是在特定情境下，扼制住时间的咽喉，放大情感的波动，用特写的、凸显的、叠加复唱的句式，层层递进，反复强调一种心理感受。

例如：在写到太皇太后年老体衰，行将就木时，作者是这样记叙的：“建元五年九月最后一天的太阳把它橘黄色的光芒留给了秋日的万里云天，悄悄地隐没在苍山背后”，留下生命终极的意味。

在中卷中作者写道：“这是河西大战的最后一役，以血迹对土地的浸渍，以白骨对河水的激荡，以兽性对人性的吞噬而降下了它壮烈而又悲惨的帷幕。”紧接着有这样的文字：“王朝就在这样紧张的脚步中送走了欢欣鼓舞的春天，告别了头绪繁复的夏天，走进了秋风生渭水，吹落长安叶的季节。”

这是一种创作激情的喷射，诗化史料的抒情，优美散文的倾泻。作者以其饱满的审美激情，融化了历史文献的逻辑“硬块”，用他“神与物游”的诗心复活了冰冷的历史人物。作品中的抒情，是在叙事中抒情；作者的叙述，是一种携情带韵的叙述。这种融诗性与史实的叙事表达，使这部小说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作品中不时夹杂着匈奴等民族的唱诗，这些唱诗写得都很有时代特征、民族风情。例如在中卷，楼烦人与白羊人在祭祀天地时唱道：

阴山高啊河水长

牛羊肥啊汉子壮

是太阳神给了楼烦人美丽的草原

是太阳神给了楼烦人温暖的阳光

是英雄的符离大王

给了我们幸福和安康

诗中有汉乐府的节律，有草原诗的比喻和象征，有英雄创世的诗情。看得出，作者是在神祇的祭坛上寻找草原民族的精神之根。

作者长于心理描写。其中君臣之间的揣度，将相之间的猜测，王侯之间的角逐，后宫妃嫔之间的争宠，朝野之间的利益纷争……都惟妙惟肖地展现在大家面前。作者写得很入微，很恰当，很感人。例如汲黯与郝贤在夜巡上谷时的对话描写；李蔡与张汤被拜为三公之后，两人共商对策时的心理描写……都是很见功力的。

长篇历史小说是结构的艺术。特别是一部超过百万字的皇皇巨著，要做到结构规整，前后照应，有进有退，有收有放，实属不易。作品中有纵横千里，宏大激烈的战争场面，又有花前月下，庭院闺房的爱情私语；有朝廷上你来我往的唇舌烽火，也有权力背后的陷阱暗箭。

线索多，丝丝入扣；时间长，条分缕析。这种前后照应，散得开，收得拢，抛出一根线头，钓到一条大鱼的整体构思，使这部小说都显得宏大中有细腻，整体中有个性。

作者化历史文献成情景描写，融历史资料为审美情思的艺术表达。读这部小说，我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如沐春风的舒适感，这是一种艺术表达的审美感染。

作者的创作思维是非常敏锐活跃的，他会讲故事，当情节发展到一定阶段，结构组合需要细节来填补时，他可以信手拈来一个故事放在那儿。这种虚构和调配细节的能力，常常使我感到，他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创作天分。

《汉武大帝》是当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新收获。它以题材的重大，场面的宏阔，人物的众多，篇幅的巨大，思想的睿智，表达的诗意，揭开了汉武帝这个历史人物小说创作的新篇章。相信这部黄钟大吕式的作品会赢得读者的青睐。

本文作者系文学评论家、研究员、陕西省文学院院长

2012年12月于古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