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托运遇于领会,寄余命于寸阴

“竹林七贤”是指魏晋时期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竹林七贤”最初之得名,据说是由于嵇康、阮籍、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七人结伴“集于竹林之下”。而关于“竹林之游”的时间和地点,素来存在极大的争议。甚至有人认为七贤真正联袂作“竹林之游”从未存在过,不过是后人附会上的一种名士形象。而“竹林七贤”也是先有“七贤”,“竹林”则是后人刻意所加。陈寅恪先生就持此种观点,认为“竹林”是取自佛教名词“Velu”之译语,意为释迦牟尼说法处,在东晋中叶后才被加于“七贤”之上,也就是说,东晋时才有“竹林七贤”的称谓。

七贤“同游竹林”是否存在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东晋陶渊明在《群辅录》称七贤“魏嘉平中并居河内山阳,共为竹林之游,世号竹林七贤”,这也是传统史书中的记载。实际上,嘉平年间高平陵事变发生已久,阮籍、山涛等人均已经出仕司马氏,七贤作为一个名士群体而言,已经瓦解分裂。此时,执掌朝政大权的司马氏正为代魏自立做准备,大肆铲除异己,身为曹魏女婿又坚决不肯出仕的嵇康早就成为司马氏的眼中钉、肉中刺。在如此险恶而微妙的政治环境下,七贤断然不可能再携手,来一次悠然自得、肆意酣畅的“竹林之游”,因而七贤“同游竹林”如果真的存在,也应该发生在高平陵事变之前。

七贤共同的“竹林之游”应当开始于王戎成年之时。根据他的生平记载,他大约十五岁时跟随父亲王浑出游,得与阮籍相识,随后即加入了嵇康、山涛等人玄谈的行列。照此推算,“竹林之游”开始确切的时间应该是在王戎与阮籍相识后,而地点也并非在传统所认为的山阳,当在洛阳附近。由于不久即发生了高平陵事变,因而七贤结伴“同游竹林”即使真的存在过,时间也并不长久。因刘伶及阮籍诗文均有提及首阳山(邙山),本书选定首阳山竹林为七贤结伴游览之所。

“竹林七贤”本身就是一个深邃而有意味的话题。这七人个性迥异,人格有上有下,学术成就有高有低,然而他们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名士群体,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这个著名的名士群体能够闪耀千古,成为一种文化的特征符号,自有其出类拔萃之处,但魏晋时代的黑暗背景同样起了不容忽视的衬托作用。“竹林七贤”是精彩的,唯独只有存在于魏晋那样一个时代下,才能成为当时新鲜觉醒的人格精神的代表。他们的才华、思想,抑或痛苦、彷徨,都只能属于那个特定的时代。放眼中国历史,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朝代,能够容纳这样一群特立独行的有着鲜明特点的人。“竹林七贤”的存在,只是一个历史瞬间,正因为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瞬间成了永恒。鉴于此点,本书在《引子》及《外一章》对魏晋的时代背景作了详细介绍,对故事及人物更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跳过这两篇。

需要强调的是,《竹林七贤》没有采取一个主角贯穿全篇的写法,而是以魏晋交接之际为大背景,以故事作引线,记录描述了这一特殊时期的诸多历史人物的人生轨迹,大致类似于一幅连环画。

魏晋士人多习惯以字相称,因人物众多,为避免混淆,本书作了简化处理,多称以名字,请喜爱原汁原味古风的读者谅解。

另外,本系列丛书是历史悬疑小说,历史是大前提,所以尽可能地还原了历史背景及风貌。也请勿以现代人的观点来衡量历史人物,因为人具有社会性,始终不能超越于时代。

本书是一本历史之书,一本人物之书。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更是一本心灵之书,一本求索之书。愿读者能够喜欢它,品味它。

《竹林七贤》与之前出版的《鱼玄机》《韩熙载夜宴》《孔雀胆》《大唐游侠》《璇玑图》《斧声烛影》《大汉公主》《和氏璧》《明宫奇案》《包青天》《宋慈洗冤录》《柳如是》《钓鱼城》《战襄阳》《敦煌》《青花瓷》《交子》《开元悬疑录》《江东二乔》共同组成了作者正在构思创作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丛书”。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支持,从第一本《鱼玄机》到这一系列的即将终结,一路携手,同舟共济,如此长久的合作,也算是出版业较为罕见的例子。

吴蔚

2016年4月3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