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历代兵书集粹篇 第二节 战绩煌煌的吴起及《吴子》

吴起是战国前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著有兵经之一的《吴子》。后人把孙武与吴起并称“孙吴”。

(1) 战绩煌煌的吴起

吴起是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一说山东曹县西北)人。约生于周考王元年(公元前440年),卒于周安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他立志要做一番事业,但因卫国弱小,无法施展,便到鲁国曾子之孙曾申的门下求学,攻读儒家经典。后曾申因吴起母死不奔丧而与其断绝师生关系。由此,吴起便弃文习武,钻研兵法。三年后,经鲁穆公的相国公仪休的推荐,当了大夫。周威烈王三十六年(公元前410年),齐国攻打鲁国。吴起杀掉娶于齐国的妻子,以解除鲁国君臣的疑心,遂被任命为将。他以老弱疲卒列于阵中,佯装怯战求和以麻痹齐军,尔后以隐蔽于两翼的精兵,突然发起猛攻,大败齐军。穆公听说吴起有母死不奔丧和杀妻求将之事,便解除了他的兵权,吴起遂投奔魏国能礼贤下士的魏文侯。

魏国是战国初期七雄之强者,魏文侯任用李悝、西门豹等人,进行变法革新,国力迅速强大起来。周威王十七年(公元前409年),吴起奉命攻取秦国河西之地,后担任河西郡守,直到周安王十八年(公元前384年)离开为止,共27年,先后统兵与各诸侯国军队作战76次,其中获胜64次,12次打个平手,没有失败过,为魏国“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同时,他致力于军事、政治、经济改革,创建了一支经过严格训练的“武卒”。后遭大夫王错诬陷,于周安王十九年(公元前383年)被迫投奔楚国。

楚悼王十分器重吴起,重用为令尹(相当于相国之职)。吴起此时虽已年迈,但全力“明法审令”,推行变法革新和富国强兵的政治路线,废除世袭分封,取消贵族特权,奖励耕战之士,严格整军备战。仅一年多的时间,楚国国力增强,南平百越(当时对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总称),北灭陈(今河南东南)、蔡(今安徽西北),击退魏、赵、韩三国的进犯,西北败秦军,威震四方。周安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反对改革的旧贵族乘机杀害吴起。吴起作为政治改革家与商鞅并称。吴起能征惯战,与士卒共甘苦,深得部众之心。所著《吴子》,在中国古代兵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2)与《孙子兵法》齐名的《吴子》

《吴子》约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汉书·艺文志》著录为48篇。现存《续古逸丛书》影宋本(见图9)及明、清刊本,有六篇,分上、下两卷。国外有英、法、日、俄等文种译本。


图9 《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吴子》

吴起对军事问题的论述,是围绕着治国的恨本目的展开的。他在《图国》篇中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就要“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他所说的“文德”,就是“道、义、礼、仁”,即政治所涵盖的基本内容;“武备”就是“安国家之道”,即:使国家安定强盛的军事。如果国家的文德好,用仁、义教育百姓,用仁、德熏陶民众,用贤、能的人治国,那么百姓就能安居乐业,民众就会敬重官吏和拥护国君,就能战胜强敌。所谓武备好,就是要选募有才能的人,建设强大的军队,以防突然事变。吴起认为,文德和武备不可偏废,诸如承桑氏部落的首领,只讲文德而废弛武备,结果遭致灭亡;有扈氏部落的首领,光凭兵众而失德好战,终于丧失社稷。可见文德失而战乱起,武备废而社稷亡。吴起把政治和军事视为巩固国家、安定民心的两大根本条件,这是《吴子》的核心内容,也是其战略思想的立足点。

吴起在《图国》篇中分析了战争的五种起因:一是为了争名位,二是为了争利益,三是互相间冤仇的长期积累,四是内部发生变乱,五是灾荒、饥饿的逼迫。它们的性质各有不同:禁暴除虐、挽救危亡的称“义兵”;恃强凌弱、侵犯别人利益的称“强兵”;因激忿泄怨而动用干戈的称“刚兵”;背礼忘义、贪图私利的称“暴兵”;因受灾荒而饥寒交加起事的称“逆兵”。对不同起因和性质的战乱,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和不同的方法对待,切不可穷兵黩武。吴起对战争不同起因的分析,是古代兵学的一大进步,而他对国君不要穷兵黩武的告诫,则是他洞察战争之弊端的精辟见解。

吴起“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反映在他的军事思想上主要有三:其一是严明治军,其二是料敌用兵,其三是因敌而战。

《吴子》中关于严明治军的论述,集中在《论将》和《治兵》篇中。吴起认为,治军的关键在治将。所以他在《论将》篇中指出,要选拔文武相济、刚柔兼备的人担任统兵的将领,才能受命不辞,率领大军,统一号令,严明军纪,恩结士卒,分明赏罚,料敌如神,谋划全面,部署周密,决策果断,战法多变,出奇制胜。有了良将,还必须要有一支治理良好、训练有素(即《吴子》所说的“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精兵。这支精兵,驻营时遵守纪律,行军时威武雄壮,进攻时敌不能挡,退却时敌不能追,可以无敌于天下。《吴子》还特别注重加强士兵对兵器使用的训练。这是因为吴起的军事生涯主要是战国前期。其时,由于铁兵器的使用和强弩威力的增大,机动不便的战车往往成为强弩之的,车战的作用逐渐下降,步骑战的作用日益上升,水战亦已兴起。种类不断增加的兵器,战马的装具,战船的桨橹,也都需要根据士兵的特长,进行分门别类的专业训练。为此,《吴子》提出辗转教学训练法,使“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由良将统领训练有素的精兵,便可无往而不胜,这就是吴起治军思想要达到的目的。

《吴子》关于料敌用兵的论述,并不停留在一般的理论上,而是在《料敌》篇中,针对齐、秦、楚、燕、韩、赵等六国的不同国情,采取不同的作战方针和战法。对刚愎而富饶,君臣骄奢,政令松弛,军心不一的齐国,可分兵三路,“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对国势强盛、地据险要、政令严厉、赏罚有信、人皆好斗的秦国,要先以利引诱,待其士卒失去控制时,乘机袭击之;对于国势衰弱、国土广阔、政令紊乱、人民疲困的楚国,可以采取先袭扰其驻地,挫伤其士气,再以轻骑突击,速进速退,不断消耗和疲劳它,便可以取胜。此外,还分别针对燕、韩、赵国的国情,提出了取胜之法。

吴起还提出了因敌而战的多种战法,其要旨是“审敌虚实而趋其危”。他在《料敌》篇中指出,当敌人处于严寒酷暑行军而极度困难、粮食告罄、物资耗尽、兵力不足、救兵不至等八种危境时,可无需卜问吉凶而立即进击;当敌人处于远来新至、行列未定、既食未备、来往奔走、未得地利、旌旗乱动等13种情况时,可乘隙蹈瑕,不失战机,“急击勿疑”;对于土地广大、人民富众、上爱其下、惠施流布、能任贤使能等六种情况的国家,决不可与之交战。此外,吴起还在《应变》篇中,提出了击强、击众、谷战、水战、围城等各种具体战法。

《吴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兵法》,总结了战国前期的战争经验和特点,受到后世兵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