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成书过程

两晋、南北朝时期，三国故事已经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当时的笔记小说，例如裴启所著的《语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已经记录了一些三国人物的轶闻。南朝刘宋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征引了汉末和三国以来的大量史料，这些史料为后来三国故事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隋唐时，三国故事通过诗歌和杂戏等形式，更加深入民间和宫廷。北宋的时候，三国故事已经成为民间艺人讲述、演唱的重要题材。至迟在这时，已经形成了尊刘贬曹的倾向。元杂剧中有大量的三国戏。在元杂剧700多种剧目中，三国戏的剧目就有近60种。著名的元杂剧作家，如关汉卿、王实甫、高文秀、武汉臣等，都创作过有影响的三国戏。元代还留下了一部讲说三国故事的长篇话本——《三国志平话》。《三国志平话》具有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拥刘反曹的倾向十分鲜明。这部长篇话本为《三国演义》的总体结构、人物塑造提供了蓝本。三国故事通过各种通俗文艺的酝酿，同时借鉴有关的史料，虚构的成分愈来愈重，人物形象越来越生动。元明之际，罗贯中在长期的群众创作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终于写成了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这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历史小说，也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罗贯中，元末明初小说家、戏曲家。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杭州人，祖籍山西太原。传说他曾经参加反元斗争，入吴王张士诚幕。明朝建立后，罗贯中即离开政治，全力于小说戏曲的创作。今存署名由他编著的小说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三遂平妖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又《百川书志》卷六著录《水浒传》一百卷，题“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天都外臣叙本和袁无涯刊本则并署施耐庵和罗贯中之名。根据这些情况，可以认为罗贯中有可能参与了《水浒传》的成书工作。

《三国演义》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成书过程，中间经历了难以计数的无名氏的修改、补充和润饰。成书的关键时期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宋、元时期。《三国演义》的文字素材主要来自陈寿的《三国志》。史书中强烈的儒家史学观念、伦理观念也必然会渗透到小说中来。三国故事长期在民间流传，三国戏的观众也主要是民众。这些故事和戏剧经受了人民的评判，从民众的语言、想象和生活经验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们的爱憎。《三国演义》作为历史小说，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但小说中的精彩部分，往往是虚构想象的部分。例如，史书上关于刘备请诸葛亮出山的事，记载极为简略。而小说作者却敷衍出刘备三顾茅庐的大段漂亮文字。再如，史书上涉及关羽的材料很少，可是，小说中却描绘出“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等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故事。《三国演义》中的这些精彩篇章大多具有民间传说的深厚基础。

全像三国志演义·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校刻本

(2)思想倾向

《三国演义》漫长的成书过程，它的素材来源的无比庞杂，直接导致了《三国演义》思想倾向的复杂性。如前所述，罗贯中编撰《三国演义》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材料是极为庞杂的。有正史、有野史、有民间的传说、有元杂剧中的三国戏、有历代文人吟咏三国人物故事的诗文辞赋，有涉及三国的志怪、志人小说、有三国人物留下的诗文。《三国志》有裴松之的注，裴注引书200多种。这些材料从魏晋至宋元，跨越了历史时空，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地位、不同教养的无数作者与读者的爱憎褒贬。庞杂的材料带着各自的思想倾向一举涌进《三国演义》，罗贯中很难将它们一一改造成思想倾向完全一致的描写。这就使《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变得相当复杂。

平心而论，《三国演义》还是有倾向的，这就是“拥刘反曹”。这种倾向突出体现在那些来自民间传说的描写中，也表现在那些贬曹倾向明显的野史所提供的描写中。例如，《曹瞒传》对曹操多有揭露和讥讽，《三国演义》中采自《曹瞒传》的描写便自然地带有贬曹的倾向。罗贯中在吸收各种材料的时候，注意减少材料与材料之间的矛盾，尽管这种工作做得不够细致，但是，从整体上看，《三国演义》中的多数描写，至少是赤壁之战以后，在拥刘反曹的倾向下，取得了大致的协调和统一。刘备、诸葛亮的一方，直接间接反映了民众对仁君和仁政的向往；曹操一方的描写，反映了民众对奸臣、权臣的憎恶。赤壁之战以前，曹操的对立面是董卓、袁绍，作者更多地写他“能臣”的一面。赤壁之战以后，刘备集团与曹魏集团的对立成为小说描写的主线，作者更多地写曹操“奸雄”的一面。“拥刘反曹”的倾向才渐趋明显。

(3)战争描写

《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极为出色。三国时的兼并战争，头绪纷繁、错综复杂。作者选择刘备和曹操两个主要的对立面来组织材料，让孙权集团来作魏、蜀斗争的陪衬。在写法上，继承了《左传》和《史记》描写战争的传统手法。作者把战争看成综合性的社会现象，不把它看成单纯的军事对抗。不单纯追求战争的紧张热闹，而是以人物为中心，结合人物的个性来写战争，突出人的作用，突出导致战争胜负的原因。重点写“运筹帷幄之中”，而不是写“决胜千里之外”。《三国演义》中写了很多战役，其中有关赤壁之战的描写，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一次孙权和刘备两个集团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曹操的战役。双方力量相差悬殊。战役的结果是联军胜利了，弱的战胜了强的。作者详细地描写了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强者与弱者之间互相转化的全过程。诸葛亮的方针是首先建立和巩固联军内部的团结。他舌战群儒，陈述和战利害，稳住东吴集团，促成了孙权北拒曹操的决心。周瑜利用水军的优势，一再地挫伤曹军的锐气。当曹操的全部注意力被吸引到“水”的问题上以后，周瑜和诸葛亮却为曹军准备好了“火”的陷阱。水军首领蔡瑁、张允的被离间乃至被杀，黄盖的诈降，庞统的连环计，使火攻的条件逐渐成熟。连续八回的巨大篇幅来写这样一次战役，最后写到决战的文字却只占很小的比例。读者通过前面的描写，已经得出曹军必败的结论。所以到火烧赤壁，确实不必多费笔墨了。赤壁之战中穿插了周瑜和诸葛亮的斗智，反映了联军内部孙权、刘备之间的矛盾。通过联军内部矛盾的描写，写诸葛亮处处比周瑜棋高一着，给人以“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更有强中手”的感觉。赤壁之战的描绘还采用了“动中有静”的写法，把刀光剑影的战争写得有张有弛、松紧和谐。有曹孟德的“横槊赋诗”、庞士元的“挑灯夜读”。席不暇暖之时，偏有轻松去处、闲情逸致。忙里偷闲的穿插，调节了小说的节奏，使情节不致于一味的紧张，使战争的描写疏密有致，更显出其曲折生动。

(4)人物描写

《三国演义》在描写军事政治斗争的同时，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曹操、诸葛亮、关羽三个人物的刻画，尤为出色。

曹操一出场，就给人以复杂的印象。他少年时代就恣意放荡，然而，他又不同于一般只知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初入仕途，他就厉行法治，革除弊政，表现出一位未来的大政治家的魄力和才能。作者的同情无疑是在刘备、诸葛亮一边，但是，作者并未因此而对曹操的形象作简单化的处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二重形象。他时而奸诈到极点，时而坦率得惊人。奸诈时深不可测，坦率时犹如赤子。他有时隐而不露、城府深沉；有时却感情外露，激烈奔放。他可以残忍得令人发指，也可以体贴入微、富有人情。他有刚愎自用、骄横专制的一面，也有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一面。他今天睚眦必报、瞬息不容，明天又豁达大度，不咎既往，将天大的仇恨搁在一边。他猜忌极深，不信任任何人，可有时候又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他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又是无耻自私的庸人。他老谋深算、常打胜仗，可也时有丢盔卸甲、一败涂地的情况。那即席吟唱的诗人和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的枭雄，竟是同一个人。一系列尖锐对立的思想和性格，和谐自然、令人信服地出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许攸和曹操的相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故友相逢于戎马倥偬之际，无拘无束，热烈亲密，可是，曹操死活不愿透露曹军粮食将尽的底细。直到许攸出示曹操给荀彧〔yu玉〕的密信，曹操才不得不承认军粮即将用尽的事实。曹操这种人物是东汉末年那个动荡时代的产物。唯有这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式的人物才能收拾混乱的政局。曹操一生戎马，统一了半个中国。继起的司马氏父子统一了全国。而司马氏父子正是曹操的影子。曹操那种“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处世哲学，同他的智慧、才干和权术结合，便组成了文学史上剥削阶级政治家的著名典型。曹操形象的复杂性由以下三方面的原因所造成：历史上的曹操，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正史对他的描述，不免有所讳饰，不能把一切不利于曹操的记载都看成是诬蔑不实之辞。此其一。材料本身十分庞杂，它们对曹操的态度有种种不同，罗贯中兼收并蓄，折衷调和，统一素材思想倾向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此其二。罗贯中有意识地要塑造一个能臣而奸雄的复杂形象。此其三。在曹操这一形象的描写中，凝结着人民对统治者深刻而丰富的认识。

诸葛亮是一位贤相的典型。小说的第三十七回诸葛亮才出场。他一出场，就使局势顿时改观，起到了扭转乾坤、力挽狂澜的作用。他草船借箭、三气周瑜、智取汉中、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智收姜维，处处表现出他的高瞻远瞩、足智多谋、指挥若定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的胸襟识度。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忠心耿耿地执行既定的方针。他呕心沥血地指挥了每一次战役。他严以律己、忠贞不贰。他是刘备集团实际上的灵魂。他的决策关系着蜀汉的生死存亡。从全书来看，诸葛亮出山以后，才显得那样风吹云动、精彩纷呈。从人物描写的角度而言，诸葛亮在全书处于中心的位置。极而言之，书中一切与其有关的人物，包括曹操、孙权、刘备、徐庶、周瑜、司马懿，都是诸葛亮的陪衬。诸葛亮在这种陪衬中自然地给人以“魔高一丈，道高十丈”的印象。诸葛亮洞察一切，可是他偏喜欢后发制人；诸葛亮功勋卓著，可是他并不咄咄逼人；诸葛亮智慧过人，但是他并不心高气盛；诸葛亮料事如神，但他却比任何人都小心谨慎。纵然是大军压境，他也依然是那么从容镇定。这就是诸葛亮的魅力。

《三国演义》的修订者毛宗岗曾经说：“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毛宗岗所谓的“三绝”系指诸葛亮的智绝、关羽的义绝、曹操的奸绝。毛宗岗对人物的理解自然不无可以商榷之处。可是，诸葛亮、关羽、曹操这三位人物，确是让作者写绝了。曹操、诸葛亮已如前所述，关羽则同样是一位不朽的文学典型。他骁勇善战、神武过人，为刘备集团的崛起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义重如山，历尽艰难，终不背叛。可是，他的“义”重在个人恩怨，有很大的局限性。华容道上，为了报答曹操的昔日之恩，他可以不顾大局，把曹操放跑。他居功自傲、狂妄自大、心胸狭隘、好听奉承。终于因为他的意气用事，破坏了吴、蜀联盟，召来杀身之祸，造成严重损失。

“三绝”之外，张飞、鲁肃、周瑜、孙权、赵云、吕布、陈宫、黄忠等人物，也鲜明生动、令人难忘。

《三国演义》描写人物，以激烈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为背景，采用粗线条的勾勒、夸张、对比、烘托，抓住人物的主要思想性格特征加以渲染。小说第五回的“温酒斩华雄”是一个范例。对于关羽来说，这是他崭露头角的第一次战斗。可是，作者并没有急于去写关羽和华雄的交锋，而是不慌不忙地写华雄的骁勇，写联军的将军如何一个接一个地败在华雄的手下。先是鲍忠“关下搦战”，被华雄“手起刀落，斩于马下”；接着是华雄夜袭孙坚营寨，追得孙坚落荒而逃。孙坚的赤帻〔ze责〕落到华雄的手里，部将祖茂被华雄“一刀砍于马下”。华雄乘胜追击，“用长竿挑着孙太守赤帻，来寨前大骂搦战”。作者在这里极写华雄嚣张的气焰，把关羽出场前的气氛写得足足的。鲍信、祖茂之后，俞涉、潘凤又步其后尘。各路诸侯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将华雄的骁勇写足以后，作者方才安排主角关羽出战。然而，作者不直接写关羽和华雄如何交锋，却避实就虚，写曹操敬关羽的一杯酒还没有凉，关羽已经提了华雄的头得胜归来。这就用极简省的笔墨写出了关羽超群绝伦的武艺。华雄已斩而杯酒尚温，关羽斩华雄的神速、轻而易举已在不言之中。曹操敬酒和袁术怒斥关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个是识英雄于草莽之中，表现出大政治家的气魄；一个是小肚鸡肠、一副势利眼光，表现出没落贵族的平庸自负。与此同时，联军内部的矛盾也已经初露端倪。这就使读者对后来联军的分崩离析、乃至袁绍的覆灭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小说第三十七回的“刘玄德三顾茅庐”是夸张、对比、烘托手法的又一个成功的例子。诸葛亮是作者胸中得意之人。他的出场，作者特别用心，写得百步九折，所谓“千呼万唤始出来”。三国之中，蜀汉的建立最为艰难曲折。得孔明以前，刘备东奔西走、寄人篱下，不成其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他没有根据地，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核心。刘备身边人才寥落，虽有关羽、张飞、赵云等一班虎将，但文职如孙乾、糜竺等人，充其量也只是三流人才。这样一个班子，根本不可能制定出有远见的策略。在这一阶段，刘备还远没有具备割据称雄的条件。南阳得孔明、赤壁破曹操是刘备集团崛起的转折点。作者正是从这样的高度来看待诸葛亮的出山，所以他写得那么用心和耐心。作者先在第三十五回，借水镜先生之言“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虚写诸葛亮的声望。接着，又借单福(即徐庶)之口来呼应水镜先生对诸葛亮的赞誉。单福帮助刘备奇袭樊城，大败曹仁。可是，单福和刘备分手时却说，自己和诸葛亮相比，“譬犹驽马并麒麟，寒鸦配鸾凤耳”，又说“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也”。刘备听了徐庶的话，就去登门拜访。谁知事情远非预想的那么顺利。“一顾茅庐”的结果是领教了崔州平的一番迂腐言论。“二顾茅庐”的结果是见到了诸葛亮的两个朋友。尽管两次拜访都没有结果，可刘备求贤若渴的心情、诸葛亮的声望魅力，已经写得笔酣墨饱。“三顾茅庐”总算没有白跑，可惜诸葛亮午睡未醒。作者以此对刘备礼贤下士的诚意作了最后一次考验。诸葛亮不出则已，一出就成为舞台的主角。他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使读者为之屏息凝神。他高卧隆中，足不出户，对天下大势却了如指掌。他恰如其分地估计了敌、我、友三方的实力，分析了未来的形势，为刘备制定了先夺荆州，后取川蜀的战略方针。刘备后来基本上执行了这一战略，赢得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充分证实了诸葛亮的远见卓识。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历史小说的顶峰之作。后来的历史演义，虽层出不穷，终未能超越《三国演义》所达到的高度。风格雄浑、想象丰富、长于夸饰渲染、善于描写战争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对后世的历史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