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何处是天下之中——统一王朝都城转移的原因

在秦统一以后的2000多年中,五大统一王朝的都城,即经历了重建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迭为都城的转移过程。隋唐以前,西安和洛阳为统一王朝都城所在,二地交相成为首都。北宋以后,首先在靠近江淮地区的开封定都,最后作长距离跳跃,定都于华北平原最北部的北京,中间长江流域的南京又作过几十年的国都。

是什么原因使一些具有几百年建都历史的古都衰落,失去统一王朝都城的尊贵地位?又是什么原因使一些原本不是最重要的城市,一跃而成为统一王朝的都城?导致都城转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据司马迁《史纪·周本纪》记载,西周初年,周公经营洛邑,赞美这里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是帝王建都最理想的地方。居天下中心,让全国各地来京师进贡纳赋的里程大致相等,并便于都城与全国各地的联系,确是历代开国君主选择都城时考虑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天下之中,常会随着国家疆域的变化而变化,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即使居于天下之中,如果群山耸立,平地很少,交通不便,也不可能被选为都城。因此,“居中”还是“不居中”,都是相对而言,并不容易确定。在五大古都中,只有洛阳、开封稍为居中一点,北京、南京、西安都不居中。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五大古都变迁的轨迹,可以看到,西安、洛阳、开封三个古都成横线排列在我国中部,恰好都在渭河一黄河南岸,是古代中原的腹心地区,而北京、南京两个古都则成纵线,排列在我国东部,位于古代中原的边缘。如果以时代加以区分,位于中原腹心的三个古都建都时间在北宋以前,相当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前期,位于中原边缘的北京、南京建都在元明清,恰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五大古都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有趣排列,实在是很耐人寻味的。

古代的都城是全国政治中枢和最大的军事堡垒,是一国的最高统治者和其家属、臣僚、军队、奴仆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服务人员的居住地,居住首都的贵族、官僚、富商和形形色色的大财主一般说来都超过其他城市。出于充实都城的需要,统治者往往通过移民等措施,将首都建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首都一般也是全国最大的粮食和日用品消费地。而且,都城人口的大多数不是农民、手工业工人等从事劳动生产的人员,而是大量生活品的消费者。换言之,都城的粮食和各种生活用品都依赖外地的供应。在现代交通工具使用以前,长距离运输大批货物往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花费很多的时间。今天自北京乘飞机到杭州不过两个小时,乘火车也只要20个小时,而古代利用当时最便捷的船只走大运河,也要二三十天。因此,古代的都城,一般都设在经济发达或靠近经济发达、交通方便的地区,以便比较方便地取得所需要的粮食和物资。

西安、洛阳、开封三个早期古都都位于黄河流域,并非是偶然的巧合。远古时代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平原广大、土质疏松。在当时使用木制或石制生产工具的状况下,开发北方无疑比开发多山并且沼泽沮洳〔juru巨入〕、丛林密布的南方要容易得多。因此,虽然南方、北方都有不少具有较高水平的古文化遗址发现,证明我国文明发源地并非仅仅集中在黄河流域,但是,只有易于较早开发并且地势低平的华北平原,最早由一个个面积较小的文明点发展为大面积的文明区。因此,夏、商、周三个奴隶制王朝都兴起于黄河中下游,并以此为基本统治区域。此后直至隋唐的漫长岁月中,黄河中下游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

早在战国时代,今天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就被苏秦誉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关中之地,占天下人口1/3,但财富占天下6/10。洛阳所在的伊洛盆地也很富裕,由于贴近华北平原,交通便利,还可就近取得黄河中下游其他地区的粮食和物产。因此,在秦统一以后直至唐朝灭亡以前这段漫长的时间中,统一王朝的都城一直在西安和洛阳二地打转转。不过,就定都时间看,还是定都西安的时间较长,洛阳担任都城只是这一过程中间的200余年。

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唐以前北方地区经常存在着关中和关东两大区域利益集团。秦、西汉、隋、唐的开国君主无不是以关中为基地,征服关中,统一天下的。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农业条件居西北之冠,周围山环水绕,易守难攻,但又独开东面便于逐鹿中原。因此,定都于此,便拥有制服关东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地理上的优势。

除此之外,西安面对中国的西北方向,经过河西走廊便进入西域地区,翻过黄土高原即进入蒙古大草原地带,西面不远又与青藏高原毗邻。定都西安、洛阳的时期,正是来自蒙古的游牧民族参加中原逐鹿的时期,秦汉的匈奴,隋唐的突厥、黠戛斯、薛延陀、吐蕃等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的武装力量进入中原,分别由北面和西面指向关中平原。此外,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以今西安为起点,是当时我国主要对外交通线。汉唐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统一王朝积极向外开拓,在军事、外交、国际贸易上都十分活跃主动,西安的地理位置显然便于汉唐王朝开展上述活动。

洛阳在西安以东几百公里,北临黄河,是一个小盆地,三面丘陵,地理位置较西安更为适中,水陆交通更为方便。但是,它位于关东和关中两大利益集团的结合部,素称四战之地,周围低矮的丘陵不足以作为长期抵御的凭借。而且,盆地面积较小,农业资源无法与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相比。另外,离各游牧民族政权所在地区和丝绸之路较远,有鞭长莫及之感,也不便于开疆拓土和开展外交和国际贸易活动。

在西汉时代,洛阳的地位是无法与都城长安相比的。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一反旧制,定都洛阳,为的是经过两汉之际的战争破坏,长安宫室荡然,生灵涂炭,难以迅速修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刘秀主要是凭借着关东地区的经济、军事力量而夺取天下的,他和他的主要将领出生于关东的南阳和河北地区,定都洛阳,靠近他们的故乡,并可以凭借关东实力去控制关中。西晋王朝是三国曹魏政权的沿袭和发展,都城因袭不变,仍定都洛阳。此外,西晋初年蜀国已经消灭,但吴国仍占据长江中下游。洛阳较西安靠近江淮地区,定都洛阳也便于统一天下。

隋唐以后,全国政治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屡遭战乱,关中生产条件有所恶化。如汉代灌溉田地四万余顷的郑国渠、白渠系统,唐永徽中灌溉面积只剩万项。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消费欲望增大,政府机构膨胀,官员及家属人数大增,对关中以外地区粮食与物资依赖加重。因此,每年都需要把大量的粮食和物资通过水运运到长安。但是,黄河三门峡自古以水急礁多不便行船闻名天下,此外渭河含沙量很大也不利于航行,大大限制了漕粮运输的规模。为此,隋唐不得不把交通便利,特别是水运四通八达的洛阳建为东都。隋炀帝将都城迁到洛阳,唐高宗、武则天经常率领文武百官前往洛阳,唐高宗一住就是一年以上,武则天几乎就是住在洛阳。唐高宗和武则天居住洛阳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就地消费来自南方和关东的漕粮和物资,史称皇帝“就食”,这就预兆着西安作为统一王朝都城的历史即将告终。

唐中叶以后,北方战乱时间较长,人口大量减少,经济日益萧条。而秦岭一淮河以南地区,除位于长江和淮河之间的江淮地区有时受南北战争影响之外,其余广大地区都比较安宁,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受到战争的不利影响,反而由于大批掌握较先进生产技术的北方人民避乱迁入而大大加快。唐后期南方已成为我国粮食和纺织品的主要生产地区,加上北方藩镇割据,粮食和赋税都不上交中央,中央政府的漕粮和财政收入不得不依赖南方。此外,唐中叶以后丝绸之路中断,海上交通成为主要对外交通方式,位于内蒙古东南部的契丹族兴起,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胁,使西安失去昔日便于开展外交、军事和国际贸易活动的优势。上述这些变化,使西安难以继续担任全国政治中心。开封居黄河与大运河交汇处,比较靠近江淮地区,由于这一交通优势,唐后期以后地位日益上升,终于取代西安和洛阳,成为统一王朝都城。

不过,开封周围没有山河之险,又是历史上战争很多的四战之地,不容易防守,因此北宋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本人对建都开封并不满意,他心目中的建都之地仍是自古帝王都选作都城的长安和洛阳,几次有往西迁都之意。他之所以最终没有迁都,原因在于开封可以就近得到江淮的漕粮和物资,这是定都长安和洛阳所不及的。大将李怀忠劝赵匡胤不要迁都,所说的就是这一番道理。他说:“开封有汴渠(即大运河)之便,每年可运江淮粮食数百万斛(十斗为一斛),京师兵将几十万人都要吃江淮粮食,您居住洛阳,到哪里去取江淮的粮食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

依赖江淮粮食的岂止军队,就连开封的一般民众也不例外。由于离江淮较近,运送漕粮方便,北宋成为我国古代运输漕粮数额最多的朝代,其中相当一部分自然是供应给开封民众。将开封和漕粮与物资主要来源地的长江下游联接起来的运河,成为南北交通的动脉、国家的生命线。

综上所述,统一王朝都城自长安、洛阳东移开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是隋唐以来天子离开长安到洛阳就食的继续和发展,着眼点都是为了比较方便地取得漕粮和消费物资。如果从政治上看,都城东迁也有重大的意义。自唐后期五代起,南方成为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在不断上升。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四分五裂。但稍加分析,便可以看出,北方为五代,虽然朝代更换频繁,仍大体上统一在一个皇帝的旗帜下;十国中,九国位于南方,只有一国(北汉)在北方的今山西省境内。因此,所谓分裂局面,主要是指南方地区实行割据。将首都放在靠近江淮的开封,也便于控制作为国家经济重心所在又容易闹分裂的南方地区。

元朝以后,北京代替开封担任统一王朝的首都,可以说主要是在民族斗争的背景下产生的。

元朝和清朝都是我国边疆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建立的朝代,元朝是来自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创建,清朝建立者是来自东北白山黑水的半狩猎半农耕的女真族。它们原先生活的地区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社会发展程度低,主要是受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吸引才步步南下入主中原的。因此,当他们占领人口稠密、物产丰饶的华北平原以后,自然要着力经营,将其建成进一步南下的基地。另一方面,清初的首都沈阳、元朝原先的都城上都开平府,离中原地区都差不多有千里之遥,并且交通不便,不利于就近统治汉族地区。北京是他们在汉族地区夺取的第一座最重要的城市,又是华北平原北部重镇,将北京作为首都,便于控制华北并夺取全中国。历史上,元、清二朝都是先取北京,再取华北,在定都北京以后统一全中国的。

对于这些民族的统治者来说,在北京建立首都,还有在长安、洛阳、开封等中原腹地建都所没有的好处。首先,这些来自温带地区的民族,初进中原时不容易适应那里炎热的夏季气温,而北京位置偏北,夏季要比中原腹地凉爽,最热月平均温度要低2℃甚至4℃—5℃。五代后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年底,契丹军队占领开封,但在第二年的三四月间便匆匆忙忙班师回北,除了汉族人民的反抗外,“南方暑湿,上国之人不能居也”(《资治通鉴》卷二八六)也是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北京的夏季气温要容易适应一些。北京靠近塞外草原和高原,也便于统治者就近去避暑。其次,北京贴近他们的故乡,便于保持与故乡的联系,以便保留一条退路。当时蒙古族、女真族人口并不多,一般只有几十万人,这些民族的统治者君临几千万乃至几亿人口的汉族人民之上,难免要产生一种潜在的恐惧感。在贴近本民族生活的地区建都,平时可以获得一种心理的安全感,一旦保不住在汉族地区的统治时,还可以迅速逃归故乡。元朝最后一个皇帝顺帝便是在北京陷落前夕,带领后妃、太子、部分大臣逃归蒙古高原的。

就连明成祖迁都北京,也与民族斗争的背景分不开。元顺帝退回蒙古高原后,仍拥有相当实力,继续称大元皇帝,气焰犹盛,对新兴的明朝构成巨大威胁。明成祖在即位以前是驻守北京负责保卫北部边防的藩王,对此有深刻印象。因此,他夺取皇位后,迁都北京,不仅以天子坐镇边疆,还多次率重兵深入蒙古草原纵深地带,消灭蒙古军的有生力量,使之不能威胁明朝。此外,北京是成祖赖以起家的根据地,政治上比较可靠,选此为都也比较安全。

不过,作为统一王朝的首都,北京并不是理想的选择。首先,它偏在中原边缘地带,与四川盆地、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等南方地区相距遥远自不必说,即使与北方的昔日政治中心所在地区也有相当的里程,这在古代交通状况不便的情况下不利于控制全国。何况北京所在地区物质基础有限,没有能力满足统治阶级和大量非生产人口的消费需要,漕粮和物资仍主要依赖长江流域,靠京杭大运河长途运输,极大地加重了人民负担。其次,北京与强悍的周边民族为邻,建都于此等于天子守边境,首都作要塞。北京虽然西、北两边有燕山可资防守,但东、南两面是大平原,无险可依,周边民族的骑兵一旦突破燕山和长城防线,即进入坦荡的大平原,数小时即可兵抵京郊。如果中原王朝国家力量强盛、周边民族政权力量衰微时,北京的安全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国家力量衰微或者处于动乱之中而周边民族政权力量强大时,要保证首都的安全就相当困难。明中期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政权曾数度突破长城,兵临京郊,甚至明英宗也沦为俘虏;明末清朝军队进入山海关不久即攻占北京,便是证明。

南京位于富饶的长江下游,所在地区经济发达,交通方便。市区三面环山,一面临江,易于防守,并较其他长江下游的城市离华北最近,向为南方割据政权的主要建都之地。不过,与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相比,南京的地理位置相对偏南一些,建都南京有利于南方开发,但却不便于控制始终作为中国政治漩涡的华北,也不便于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因此,明代以前,南京在我国政治舞台上发挥较大作用的时期,基本上是在中国处于战乱纷纷,陷于分裂的特殊年代,一旦全国统一,“金陵王气黯然收”,“玉树歌残王气终”,南京在全国政治中的地位便大为降低。

公元1365年,朱元璋率领红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以后,朱元璋以南京为根据地,发展自己的力量,西征北伐,统一长江中下游,最后统一全中国。南京之所以被朱元璋选为明朝首都,首先因为这里是他赖以起家的根据地,他在此经营多年,建立了深厚的政治基础,开国后容易稳住局势。其次,南京位于全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定都南京,不需长途运输,就可轻而易举地解决都城的粮食和消费品供应。由于南京存在着地理位置过于偏南的缺陷,朱元璋即位之初曾到中原地区视察,打算在传统的建都城点选择一个“临中夏,御夷狄”的首都。但他发现,经元末战争后,中原经济残破,人口稀少,有的城市已成空城,才决心定都南京,以便于解决军队粮食供应问题。朱元璋择都的出发点与北宋赵匡胤相同,首先考虑的还是如何方便地取得都城军民必不可少的粮食和消费品。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南京开始以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出现在中国。

透过五大都城变迁的曲折过程,我们可以发现,都城所在地的选择,对每个统一王朝都是至关重要的。各王朝在选择国都时,既有经济上、政治上的考虑,也有军事上和地理位置上的选择,主要侧重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要求位于或者接近经济发达地区,以就近取得粮食和生活消费品。如果不能位于或者接近经济发达地区,至少也要有比较便利的交通路线将都城与之联接起来,以便通过长途运输解决供给问题。

第二,要求位于或者接近赖以起家的根据地,以便较快巩固政权,并依靠都城所在地区去控制其他区域。对进入中原建立统一王朝的周边民族来说,择都的主要要求是靠近本民族区域,以便保持与本民族区域的紧密联系,并将都城建成继续南下统一全国的基地。此外,也便于适应那里的气候。

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对于上述两方面的轻重缓急安排有所不同,视每一时期的主要矛盾而定。一般说来,周边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较为注重第二方面,将都城定在靠近本民族区域的北京。汉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则较为注重第一方面,谋求政治中心与经济发达地区保持一致。只有明代永乐以后比较特别,反映了明成祖以自己根据地定都和当时民族斗争尖锐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