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饮食文化的渊源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烤肉飘香

最初的饮食文化,是从火堆中孕育出来的。蒙昧时代,雷电或腐草积热引燃的山火,常常吞噬着整片林莽,原始人和野兽,奔突不出来,常常葬身火海。火舌卷到的地方,肥美的草原,顷刻变成一片焦土。火能扼杀一切生机,滚滚浓烟,把恐怖带到人间,使人战栗,它曾经是人类的一股强大的异己力量。然而,大火过后,灰烬里散发出来的烧熟的野兽和坚果的扑鼻焦香,却格外诱人,那些惊魂未定的逃生者,把它们捡起来放进嘴里,舌上的味蕾,立即反馈出一股求之不得的食欲,这就成了人类结束茹毛饮血时代的一个信号。经过多少次惊险的尝试和失败,原始人群终于懂得利用自然火,控制火种,走上了熟食的道路。熟食加速了身体对养料的吸收,减少了寄生虫的侵害,在不知不觉中使体质起了良性变化,加速了从猿到人的进程。

我国从150万年前的元谋人遗址,到六七十万年前的北京人遗址,都留有控制自然火的遗迹。元谋人遗址的地层里,炭屑分布的厚度,约有三米。北京人遗址的炭屑和灰烬更多,有的成堆,有的成层,有一处灰烬层,厚达六米。在这两个遗址的地层中,除了炭屑和灰烬,还有无数种类的动物烧骨和石器,北京人遗址里还有碳化的朴树籽,经专家对沉积物进行孢子分析,当时还有核桃、榛子、松子等坚果存在。这两个遗址相当于考古学的旧石器时代前期。这些遗址告诉我们,最初的烹调是“烧烤”和“膨爆”(把植物种籽放在炭火上爆米花来吃)。那时既没有能放在火上架肉的架子,也没有能耐火的叉子,只能把撕开的兽肉丢进火堆里烧烤,时常被烤糊,难于下咽。后来摸索出先用泥浆涂抹兽肉,然后丢进火堆里。烤熟后,剥开来,泥壳连毛都粘脱了,又不会把肉皮烤焦,这是原始烧烤的一个进步,古书上称这种烧烤法为“炮”。到了后世,发明金属架子和叉子,才有可能控制火候,进行挂烤和叉烤。但“炮”的技艺仍一直沿用下来,如熊掌脱毛,则常用涂泥烧烤法;后世的“叫化鸡”,也是古代“炮”法的继续。

火的功能不仅是能够熟食,它还能提高原始人群的生产水平。他们拿着火把,就能用火攻的办法去猎获凶猛的野兽。原始人火攻洞熊和鬣〔liè猎〕狗躲藏的山洞,不费多大工夫,就能吃到肥美的熊肉和香喷喷的鬣狗肉。他们常常去焚林而狩,那些张着血盆大口的剑齿虎、横冲直撞的野牛、凶猛奔突的野猪……都在火阵中变成原始人的美餐。有了火攻的手段,比起过去光靠尖木棒和砍砸器,辛辛苦苦只能挖到几只老鼠或打来一只野兔或小鹿之类,日子是好过多了。据统计,元谋遗址共生的动物化石有40多种,北京人遗址有90多种。有了火攻的能力,原始人狩猎的水平,就有了飞跃的发展,他们可以尝尽当时一片林莽的野味。有了火堆,又扩大了采集块茎和水域生物的食源,使猿人的体质,加速了向智人体质的转变。

有了火,制造生产工具的能力也提高了,进一步开辟食源更有保障。过去只能捡些风化石或到河滩去捡拾砾石来打制石器,懂得用火以后,就可以用火烧水泼的办法,从岩层中剥落大批石片,源源不断地去打制石器。我国内蒙古大青山南麓的大窑村、四川省汉源县的富林镇和广东省南海县的西樵山,都保存着石器时代火烧水泼开采石料和打制石器的大片遗址。木棒是原始人重要的生产工具之一,烧尖木棒,弯折木棒,或使木棒防腐耐用,都要靠火薰火烤。为了实现水上捕捞,开始制造独木舟,也要先用火在一根整木上烧出一条深槽,然后用石器加工成形。

到了距今约五万年到一万年前,即旧石器时代晚期,生产力的发展,又有了两个大的突破:一个是复合生产工具的普遍使用,即流星索、石矛和弓箭的涌现;另一个是懂得人工取火。我国古代关于后羿〔yì异〕射日的神话和燧〔suì碎〕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就是歌颂弓箭的威力和人工取火的成就的。有了复合生产工具,不仅提高了猎获陆栖动物的能力,而且扩大了对空中和水生动物的猎取范围。懂得人工取火,还可以离开原始森林或山洞,沿着河流去寻找活路,扩大了原始人生存的领域。在我国这一时期的许多遗址里,以北京的山顶洞人(约18000年前)和广东阳春县(今为阳春市)独石仔洞穴遗址下层(约16000年前)的出土最为丰富。山顶洞人能经常猎获鹿类、野猪、野牛、羚羊、狗獾、狐狸、刺猬、野兔、鼠类和鸵鸟等;他们能在水中捕获近一米长的青鱼;还常常捞取厚壳河蚌和捡蜗牛和鸵鸟蛋来吃。今天法国人嗜吃蜗牛,把蜗牛视为上菜,其实蜗牛曾经是我们祖先的家常菜肴。独石仔人能经常猎获到犀牛、巨獏、黑熊、云豹、水牛、水鹿、水獭、豪猪、鼠类、小灵猫、金猫、麝香猫、果子狸、猕猴等;他们能在水中捕获鲤鱼和捞取蚌、蚬、田螺等软体动物。在独石仔的鼠类中,除了板齿鼠和鼯〔wú吾〕鼠,还有家鼠,可见老鼠和人类共居,最少已有16000年的历史。老鼠也曾经是我们祖先的家常野味。独石仔的田螺尾部都被砸掉,以便烧煮入味和吮吸螺肉。现在广东人吃田螺也是这样的,可见岭南人吃田螺的传统,最少已延续了16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