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历史学源远流长，二十四史煌煌巨着，是我国跻身四大文明古国的主要支柱之一。过去说，着史书是“大圣”或者“大贤”的事，着史必须秉笔直书。我国史学直笔传统，是春秋时的史家董狐开启的。

董狐是春秋时代晋国的太史，亦称史狐。他是周太史辛有的后裔，因为董督典籍，所以以职责为姓，就姓了“董氏”。今天翼城县东50里的良狐村，即其故里。

那时，晋国的晋灵公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正卿”赵盾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还要把赵盾置于死地。他先派人刺杀赵盾，在未遂后又借宴请赵盾的机会埋伏甲兵袭击，还是没把赵盾杀死。

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当他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自己族弟赵穿带兵杀死，于是又返回了晋都，继续当他的“正卿”。董狐在记载历史的时候，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以示对赵盾的口诛笔伐。以当时的道德观来看，无论国君做出什么事，作为臣子都必需服从，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杀死国君，都算以下犯上。

当时的史官与后世大有不同，他们既典史策，又协助国君执行治国的法令条文，兼有治史和治政的双重任务，实际就是具有包揽大权的文职大臣。当时记事的“书法”依礼制定，礼的核心在于维护君臣大义，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故董狐定之以弑君之罪。对此，孔子大加赞扬，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后世据以称之为“良狐”，以表褒美之意。

这是因为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权臣掌握国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坚持“礼”的原则，有时会招来杀身之祸。齐国太史就因写了权臣崔抒的“弑君”之罪，结果弟兄二人接连被杀。董狐的直笔书史，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因此，孔子赞扬他，后人褒美他，正是表彰其坚持原则的刚直精神。

这种精神已为后世正直史官继承了下来，成为我国史德传统中最为高尚的道德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