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散文勃兴——先秦文学 仁者无敌——亚圣孟子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镵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

——苏洵

过去有一个小孩子,他的父亲很早就死了,母亲守节。他们居住的地方离墓地很近,孩子学了些丧葬、痛哭这样的事。母亲想:“这个地方不适合孩子居住。”就带着孩子离开了,将家搬到了街上,离杀猪宰羊的人家很近,这个小孩儿就模仿起做买卖和屠杀的活计。母亲又想:“这个地方还是不适合孩子居住。”又将家搬到学宫旁边。夏历每月初一这一天,官员进入文庙,行礼跪拜,揖让进退,孩子见了,一一记在心上。母亲想:“这才是孩子居住的地方。”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

这个小孩子就是先秦儒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被尊为“亚圣”的孟子,这个故事也就是广为传诵的“孟母三迁”。

孟子名轲,邹国(今山东邹城市)人。后来孟子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成为孔门后学。他以孔子为榜样,怀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游历各诸侯国,向统治者宣传他的王道思想、仁政主张。但诸侯为了富国强兵、争霸天下,纷纷采纳法家和兵家的学说,认为孟子过于迂阔,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使得孟轲也像孔子当年一样,四处碰壁,终不得志。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学和著述。他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乐事,培养了一批著名的学生,如公孙丑、万章、乐正子等。他和学生们一起,将自己的思想言论整理成《孟子》一书。

《孟子》一书,共7篇,每篇又各分上下,依次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篇名取自每篇开头的几个重要的字,没有特定的含义。《孟子》思想的核心是性善论,他认为人都有天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也就是仁、义、礼、智人之四端的萌芽,这是人与禽兽的区别之所在,而恶则是后天受到外界影响才产生的。孟子强调,人们只要自觉努力,都可以成为像尧舜那样道德完善的圣人;只要尽心、知性就可以知天,事天的途径就是修养心性。在人性善的基础上,孟子形成了仁政学说,提出了民贵君轻的命题,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在修养方面,孟子强调人的道德价值和道德自觉精神,明确提出了“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在生与义二者不可得兼时要“舍生取义”,还提出了要养浩然之气,培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自觉接受艰难困苦的磨练等极有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有因于此,孟子的文章也气势雄伟宏大,感情真挚热烈,长于说理和论辩,是先秦诸子散文的代表作,为后人所推崇。

《孟子》行文最大的特点在于“势”,由于孟子善辩,讲起道理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常常将对方逼问得“顾左右而言他”。《孟子》词锋犀利,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义正言辞、大气磅礴;论证一环紧扣一环,层层深入,直达主题,如《告子上》中的“鱼与熊掌不能得兼”一节: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鸦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读来觉文气如飞瀑一般,直落而下,不可中断。而析理,又似剥笋,层层深入,直至中心。

《孟子》的另一个特点是善于运用比喻和寓言来说明事理,形象生动,引人入胜。如在《梁惠王上》“寡人之于国”一节中,针对梁惠王提出“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以“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为喻,问“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惠王答道“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实际上是批评梁惠王在对待老百姓的问题上,同其他统治者立场是一样的,只不过没有别的统治者那么残暴罢了。这其中也用了欲擒故纵、请君入瓮的手法,引梁惠王上钩,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其处于非常窘迫的境地。此外还有“拔苗助长”、“缘木求鱼”、“一曝十寒”等等,现在已经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成语。

孟子文学上的成就,主要就是散文创作,并且对后世影响很大,唐宋时的散文大师,几乎都以孟子的文章为典范。《孟子》论辩机敏、文气浩然、语言通畅、洗练准确,历两千余年,孟子作为思想家的形象仍旧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