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婴儿和恋人行为的结果表明，两个人身体亲密接触的程度取决于两人的信赖程度。现代生活拥挤的状况使我们周围遍布陌生人；我们不信任陌生人，至少不完全信任陌生人，所以不遗余力地拉开和他们的距离。大街上你躲我闪的复杂情形就是证明。都市生活的忙乱造成紧张，紧张造成焦虑和不安全感。亲密行为安抚焦虑和不安全感；于是就出现矛盾，我们越是被迫拉开距离，越是需要身体接触。如果我们爱的人也爱我们，他们和我们的亲密接触就足够了，我们外出面对世界时就不用拒人于千里之外。然而，倘若我们所爱的人没有给我们足够的爱，倘若我们成年后没有和朋友或爱人打造密切的关系，又没有孩子，那怎么办呢？假如我们建立了亲密关系，但这些关系突然破裂，或僵化为冷漠和疏远的关系，如果那“爱”的拥抱和亲吻程式化，成了像公开场合握手那样的走过场，那又怎么办呢？许多人作出的回答就是抱怨和忍受，但解决办法的确是有的，其中之一就是雇佣专业的触摸人，这个措施能够弥补业余触摸人和情人的缺憾，因为这些非专业的触摸人不能给我们提供迫切需要的亲密接触。

所谓专业的触摸人是谁呢？回答是，他们是完全陌生或半陌生的人，在提供专业服务的托词下，他们需要触摸我们的身体。这一托词当然是必需的，因为我们不想承认，我们不安全，需要另一人的触摸来给我们安抚。那就太“软弱”、幼稚、退化，那有损我们自我驾驭和独立自主的成人形象。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伪装的形式下得到专业人士提供的亲密“药剂”。

最流行和普遍的方法之一是生病。当然不是重病，只是小恙，促使他人作出安抚的亲密动作就足够了。大多数人都可能想象，自己生小病受侵害，不幸撞上致病的病毒、细菌或寄生虫。比如，患重感冒时，他们会觉得任何人——凡是和他们一样在拥挤的商店里购物、挤过巴士、参加过拥挤派对的人——都可能生病，因为那些地方总是能听到咳嗽声和喷嚏声，把病菌散播到空气中。然而，事实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即使在流感高发期，许多同样接触流感源的人并不生病。他们并不病倒卧床，这是怎么回事呢？医务界人士尤其健康，原因何在？他们整天接触感染源，大量接触，日复一日，但他们生病的人数似乎和接触病原的情况不成比例。

由此可见，小病未必完全是不幸的事情。现代城市里到处都是有害的微生物。几乎每天，几乎在我们出入和呼吸的每个地方，我们所接触到的细菌都足以使我们感染。我们战胜病菌，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规避它们，而是我们的身体有高效的防御机制，足以杀死百万计的病菌。如果我们生病，那不是因为我们偶然接触到病菌，而是因为我们降低了抵抗力。降低抵抗力的途径之一（除了过分讲究卫生之外）是都市生活造成了过分的压力和紧张。在抵抗力被削弱的情况下，我们很快就成了某种有害病菌的受害者，而有害病菌在我们周围是无处不在的。所幸的是，小病能不治自愈，小病使我们卧床的同时又给我们提供了以前缺乏的安抚。我们不妨称之为“速成婴儿”综合征。

觉得“提不起劲”的男人看上去虚弱无助，开始向他的妻子传递强大的假性婴儿信号，妻子立即自动回应，成为“速成父母”，硬要他卧床（婴儿摇篮），给他送汤送水，要他服药（婴儿食品）。她的声音更加柔和（妈妈的喃喃细语），她焦急不安，摸他的额头，忙个不停，亲密动作不断，这是他没生病时同样需要却未曾享受过的亲密接触。她安抚动作的治疗功能产生了奇迹，他很快康复，又去面对充满敌意的世界了。

上文的描绘并不想暗示他装病。病人真的生病而且看上去明显有病时，才能够充分激起必要的父母似的照顾。我们的描绘可以用来解释一些小病：这些病使人无精打采却不太令人痛苦，但发病率较高，病因是情绪恶劣。重要的不仅是要有病，而且要让人看见你有病。

有些人会觉得，这样的描述似乎有点愤世嫉俗，但那不是我的意图。倘若生活的压力需要我们从最亲近的人那里得到更多的安抚和亲密接触，并迫使我们回归婴儿床温暖的拥抱，那就是宝贵的社会机制，肯定是不能讥笑的。

实际上，这一机制是非常有用的手段，已成为一门重要产业的支柱。诚然，现代医学的技术进步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取得了所谓征服环境的成就，但高发病率仍然令人震惊。大多数有病痛的人不会住院。他们可能看看门诊，买点药，在家自己调养。他们常患各种小病：咳嗽、感冒、流感、头疼、过敏、背痛、扁桃体炎、咽炎、胃痛、溃疡、腹泻、皮疹等。对病因的解释历代多有不同，过去叫作“抑郁症”，如今成为“病毒”，但病名基本上维持不变。仅就发病率而言，以上小病在现今疾病中占了绝对多数。

比如，英国人每年买药自己治病的就超过5亿人次，大约每人平均患病10次。买药的钱大约是每年1亿英镑。2/3以上的小病不用向医生求助。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简单。我们的人口在不断增长，社区越来越拥挤，压力越来越大。人越多，用于医学研究的经费就越多，治病的医药就越来越好。然而与此同时，由于人口增加，社会压力增大，患病的概率就增大。于是，医学研究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种种成就使人幻想一个没有疾病的未来，但这样的未来永远不会到来。

然而，假定我的论断是悲观情绪使然，假定医学奇迹最终登场，战胜并消灭了一切寄生虫，我们是否就能够进入一种梦想的境界呢？重压如山、心灵受伤的都市人是否就不会再病倒呢？是否就可以免于卧病寻求抚慰的拥抱呢？这样的奇迹极为渺茫。即使奇迹有可能出现，通向“速成婴儿”的几条路还是敞开的。而且，这些选择早已在频繁使用之中。即使在致病的病毒或细菌不存在的情况下，他总是可以说自己“神经衰弱”的。轻度的神经衰弱有一个好处：它可以在没有病菌的情况下出现，它作为吸引安抚的办法也是有效的。实际上，轻度的神经症非常有效，以至于杀人犯也可能用“暂时性神经失常”来为自己开脱，并获得减刑，根据是“有限责任能力”，在这里，他也可以被当作“暂时性婴儿”（temporary baby）。如果他辩解说，杀人时患了感冒，那不会令他得到多少宽慰，但如果他辩解说，杀人时压力太大、神经失常，那显然就是求活命的有力手段。他那借口的不利一面是，许多轻度神经衰弱症患者并没有表现出寻求安慰的外部病症。心灵受伤的人常走极端，期待引起他需要的反应。因为内心的痛苦不足以引起注意，所以经过一番歇斯底里的狂叫以后，他颓然倒下，那就很可能引起人来拥抱他，他就得到安慰了。如果病情太猛烈，他就会被紧紧抱住；不过即使病情太猛，他也并非失去一切，至少他以绝望的方式得到了一丝安慰，因为另一个人抱住他也算是亲密接触。除非他完全失去自控，否则他不会被迫穿上紧身衣，如果是那样，他就只能孤零零地在紧身衣的帆布袖筒里自己拥抱自己了。

在没有寄生虫的情况下，第二种办法就是用病人体内的微生物，这是他终生都带有的微生物。为了解释这个办法的工作机制，我们必须要细察，实际上是从微观上审视身体的外表。

有人想象，一切微生物都有害，本身就意味着疾病或肮脏，但这不符合事实。任何细菌学家都可以证明，这是地地道道的现代新卫生宗教观制造的神话，其传教士不断向信徒鼓吹，“消灭一切已知的细菌”，他们所用的圣水是消毒水，其上帝是绝对的无菌。当然，有害而致命的病菌的确是有的，无情地消灭这些病菌当然好，那是谁也不能否认的。至于那些主要的生命活动就是杀灭病菌的细菌，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呢？我们真想消灭一切已知的细菌吗？

实际上，一支有益的细菌大军保卫着我们每一个人，它们对我们无害，相反，它们在积极工作，维护我们的健康。在我们健康、清洁的皮肤表面，每平方厘米就有500万个细菌；每立方厘米的唾沫里就有1000万个到10亿个细菌；每一次大便里就含有1000亿个细菌，但我们的身体很快就补足了失去的细菌。这是成人的正常情况。倘若我们想方设法清除身上的细菌，我们就会生活在危险之中。除此以外，我们对偶尔外来的有害细菌的抵抗力也会降低。有人在实验室无菌条件下观察动物的生活，从中了解到这样的危害。人体正常携带的微生物对我们非常宝贵，但这里也潜藏着两难困境。我们不得不为它们的有益功能付出代价，这是因为当我们压力过大时，即使有益的细菌也可能失控。有些疾病不是因为别人传染的，而是我们体内“正常的”微生物突然爆炸性增长和“过分稠密”造成的。在此，减少交叉感染的一般卫生标准因人而异：我们不是“感染”疾病，而是随时携带着致病的因素。抑郁症病人常见的消化系统紊乱尤其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肚子不舒服”时，常常归咎于吃了“脏东西”，但令人惊讶的是，健康而快乐的人狼吞虎咽却安然无恙。也许，几乎一切肠胃不适都是由于情绪恶劣引起的，而心情不好又是不适应现代生活的压力和紧张引起的。为了理解这个道理，我们只需要看看一部自然历史纪录片就行了。非洲平原上一群健康的秃鹫以食腐为生，它们吞食腐臭的尸骸；这样的场面使我们感到恶心，但秃鹫却大快朵颐。

需要安抚时的第三种办法比较极端。即使没有精神疾患，也没有内分泌失调，但由于激动而粗心，人就可能戏剧性地丧失防止意外伤害的能力。他绊倒扭伤脚踝时，咒骂自己“像婴儿一样无助”，立即就有人搀扶他，真把他当婴儿了。但意外真是“意外”吗？当然可能真是意外，但令人惊讶的是，人们防止“意外”受伤的能力却有天壤之别。最近，有人对因心情不好而致病的住院病人做了一番调查，控制组是意外受伤的病人，人们相信，这组病人住院是因为“意外”；这里所谓的“意外”有双重意义。调查结果显示，这些人受伤绝不是偶然的事故，他们感情上受挫的程度大大超过了内科疾病住院的病人。

由此可见，情感压抑、寻求安抚的都市人有几种办法获得安慰，他可以恰如其分地作出孤立无助的样子，借以促进帮助者给予他表示安抚的亲密动作。偶尔生点小病相当有好处，如果不能以一种方式得到好处，总会有另一种方式。然而，如此增加成人的亲密接触也有其缺陷。在一切情况下，身体欠佳的人总是要担任顺从的角色。为了得到安抚人的注意，他不得不处于弱者的地位，对安慰者而言，他身心上都是弱者。相反，年轻的恋人就不必是弱者，他们的“柔弱”是相互的，这不会贬低其地位。再者，病人恢复健康和力量以后，舒适的“沐浴”很快就成了凉水，关爱他们的亲密行为也会遽然停止。他们得到的报偿是暂时的，延长受益时间的唯一办法是使急病成为慢性病，正是所谓的“生病享清福”。但这么做除了延长他们弱者的地位外，还有另一种危险：病情升级。安抚的火焰可能会失控，连房子一并焚毁。即使把生病作为权宜之计，对机体造成长期损害的危险总是存在的，溃疡患者就深知这样的代价。但许多人觉得现代生活紧张得难以忍受，对他们而言，这样的冒险是值得的。短暂的休息总是胜于不休息。如果幸运，养病的时间可以给他们的情感重新充电。于是，我们就可以说，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在今天拥挤的社区里，养病有相当重要的生存价值。

病人得到的安抚多半是亲友提供的，大多数情况下，亲友的亲密指数都戏剧性地增长了。不过，“生病”还给人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得到相当陌生的医务人员的呵护。医生是“有执照的触摸人”，在禁止某种程度亲密行为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触摸病人。他们本能地了解自己工作里的这个因素，深知“临床态度”的治疗价值。轻声细语的安抚性、自信地号脉、叩诊、转动病人头部观察眼睛和口腔；对有些病人而言，这样的身体接触胜过成百颗药丸。

有时，医生让病人住院纯粹是由于情感因素。如果病人紧张的源头是外部世界，这一步就没有必要。只要待在家里卧床，他就可以逃避伤害他的紧张之源。但如果紧张之源就在家里，待在家里就无路可逃。如果情感的压力来自家里，即使他自己的卧室也未必能提供避难所，他只能蜷缩在床上，寻求他继续需要的安慰。如果是这样，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住院，并乞求上帝只允许亲友做短暂的探视。

如上所见，成人寻求亲密接触的住院办法利弊皆有，显然寻求其他办法更有好处。如果信教，他可以得到牧师有利无弊的抚摸，但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他还可以得到其他几种使人舒适的身体接触。

他可以享受舒适的健身房和美容院；一支触摸人体的专业大军等着伺候他，他们按照他的意愿提供按摩、击拍、搓揉、打磨、除毛等服务。这就像“保健医疗”。令人抑郁的病态瑕疵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自我感觉健美而俊俏的情绪，或者说表面上看就是这样的。不过，在这一切活动之下，显然隐藏着一个强有力的要素，那就是为身体接触而身体接触。从头到脚让一位年轻的按摩女按摩，对男人而言，那一亲密接触的过程几乎就像是在和她做爱。在某些方面，他的感觉胜于做爱，因为按摩结束时，她和他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几乎都发生了亲密接触，她用丰富多样的手法接触了他的身体：挤压、触摸、有节奏地弹压。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其中隐藏妙不可言的感觉，虽然两人没有直接的性接触，但有些男人就会感觉到这样非常亲密。

也许，这样的说法更正确：全身按摩太亲密，西方社会不会感到舒服。对个人来说，接受按摩的身体无疑是很舒服的，但从公共形象来看，按摩院在我们的文化中不是它可能展现出来的那种形象。一个潮流是实行性别分离，以减轻公众想象之中的色情形象：男人为男人按摩，女人为女人按摩。但在现代社会，即使这一步也没能使之被公众广泛接受；其实，这种疏经活血的按摩的固有功能是有益无害的。取消异性按摩以后，必然会铺平另一条路：人们暗中议论，那会产生同性恋的暧昧关系。只有非常强健的男子才不会遭到这样的猜疑。摔跤手和拳击手去按摩不会有问题。进球后庆贺的足球手可以公开地激情拥抱，不会遭到批评，因为他们承担着男子攻击性的阳刚角色；同理，拳击手可以全身抹油躺在按摩台上享受按摩师的服务，并不会遭到非难。从理论上说，其余的男性也可以效仿；无论同性按摩还是异性按摩，并不该引起性的猜疑，但实际的结果并不是这样。于是，不接受按摩的大多数人必须要靠其他途径去寻求身体的亲密接触。

解决问题的方式之一是增加按摩的人数，消除亲密的“两两成对”的氛围。许多体操房和健身房就采取这样的措施：许多人在一起锻炼，包括多种可能的身体接触，不带有“成人私下两情相悦”的味道。另一个办法是用无性别的机器拥抱客人，替代男女按摩师的服务；不用带有爱意的胳膊的拥抱，而是用冰冷的帆布带，靠机械手段去完成与客人的肌肤接触。

更常见的解决办法是把按摩部位限制在非私密的人体部位。在这里，我们进入了完全可以接受的理发师和美容师的领域，只是停下来最后同情地瞥一眼按摩院；在那里，从业者也尝试类似的限制，用羞羞答答的广告词说明只提供“手臂和腿部的按摩”。

在西方社会，我们不裹头巾，彼此可以公开看头部，所以，虽然理发师提供专业服务时穿得越来越少，却自然而然得到公众原谅了。这是因为无论理发师是男是女，他们提供的服务是大家看得见的。然而，正如前一章所示，触摸头部一般只留给最亲近的人，尤其是年轻恋人爱意绵绵的典型动作。在陌生的成人之间，摸头几乎是禁忌。在美容师的伪装下，理发师就为渴望亲密触摸的成人填补了一个空白。当然，这不是说，理发师的美容角色不重要，只是说，理发的功能不限于眼睛看到的表象。

具有美容和亲密双重功能的梳理头发至少有数千年的历史。如果把我们的灵长类祖先也算在内，我们有把握说，梳理头发已经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了。在任何动物园里，我们都可以看到猴子或猿猴细心而温柔地用指尖梳理同伴的毛发，这里无疑有亲密的因素。仅从清理卫生的功能去看，那不足以说明，为何被梳理毛发的动物显得那样轻松而愉快。我们理发时也感到愉快，所不同者当然是，我们不能像多毛的猴子和猿猴那样，把互动拓宽到全身。我们裸露的肌肤有衣服遮蔽，我们靠裁缝师父那熟练而细腻的手指来调试新衣，隐隐约约间，这使我们回味早已失去的亲密身体接触。

一只猴子为另一只猴子整饰毛发，这是缔结社会纽带的行为，所以，人类的早期历史里罕有理发师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因为头发的清理要由亲近者而不是陌生人来完成。当然，我们生活在小型部落里时，这是必然的，因为人人都互相认识。后来，都市革命到来，我们发现周围的陌生人越来越多，流行的趋势是将理发及相关的活动限制在熟人之间。再往后，中世纪以后日益复杂的理发技艺兴起，上层社会越来越注意头发的专业护理，专业理发师就得到社会的认可了。起初，女士理发是由理发师登门伺候的，目的是确保顾客的私密；稍后，更加高效的理发店逐渐开门营业，时髦的女士蜂拥而至。即使这样，到了19世纪下半叶，光顾专业理发店才成为普遍的习惯。那时，滚滚的时尚洪流汹涌而至。到1851年，伦敦已经有2338家理发店；50年之后的1901年，理发店的数字直线上升到7771家，这个戏剧性的增长大大超过了伦敦市人口增加的幅度。部分原因无疑是经济因素，但另一个因素大概也是有的：维多利亚时代在其他领域遭到重重限制的女子要靠理发来寻求成人的身体接触。那个时代的行为准则极其严格，限制很多，理发师双手的抚摸显然是受欢迎的亲密行为。光顾理发店的女人越来越多，而且她们上理发店也越来越频繁了。到20世纪，这一行为模式从大城市推广到小城镇，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光顾理发店了。

这群职业触摸大军深知，除了简单的理发，现代顾客还渴望更多的亲密行为，所以他们就扩大了经营的性质。凡是皮肤暴露的地方，他们都予以精心的护理。修指甲开始流行。“面部护理”登场。护肤泥膏用来漂白，皱纹要舒展，面部要按摩，柔嫩的肌肤要“抛光”，专业的巧手为你演示最新潮的化妆品。1923年的《时尚》杂志宣称，“美容已成为全新的职业”。不可否认，这一切的首要动机是为了视觉上“好看”，但由于追求美容效果时享受的亲密动作越来越多，这些亲密的触摸动作无疑也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光顾现代美容院没有享受到触摸的服务，那就虚有此行了。

相比而言，现代男性享受到的亲密触摸服务就很少。有些男人喜欢修指甲和头皮按摩，少数人还偶尔修面，但大多数男人上理发店仅仅是剪剪发，然后就回家自己洗头。有趣的是，为了增加理发时的亲切感，理发师给简单的剪发增加了一点仪式。如果你是男性，下次理发时请注意剪子的声音；你将发现，每实剪一次，理发师就要“空剪”几次，实际剪发前，剪子总要在空中咔嚓咔嚓响几次。这种“空剪”动作没有任何机械的功能，仅仅是要造成剪刀在头皮附近忙忙碌碌响起来的印象，借以增加“综合触摸动作”的效应。

尽管如此，男性理发的亲密感很受限制。奇怪的是，今天的男性居然接受这种限制。或许，随着蓄长发的男性越来越多，我们能看到一些变化。但必须承认，迄今为止，亲密的接触没有增多，相反是在减少。如果要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男性蓄长发的新潮产生了刚好相反的结果：连上理发店简单剪发的人都在减少，洗头多半是在自己家里完成的。只有在非常讲究的都市中心才有迹象表明，新潮的发型使更多的男人光顾理发店，至于这个趋势是否会传播开来，要看近来的发展。但蓄长发是时尚新潮流，如果它能保留下来，也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获得它曾经拥有的广泛的尊重。年岁较长的男性对此有一种不公正的“女性化”的偏见，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剪短发主要是防止生虱子。如今，生虱子的时代已经过去，如果再坚持所有的男性都要留短发，那就太没有道理了。只要这一偏见继续存在，许多年轻人就会有所顾虑，不太可能将蓄长发的趋势进行到底，就难以充分享受到非常讲究的亲密接触了。

现代男性比女性享受得比较多的唯一“美容”的亲密接触是擦鞋匠的服务，但即使是这个行业近来也在失去地盘。在大多数大城市里，擦鞋匠几乎成了非常稀罕的一景，只见于一两个特别指定的地方。除了上文提到的口交外，这恐怕是男人一生享受到的唯一有人跪着伺候他的机会。（卖鞋的售货员坐着俯身为顾客服务，避免跪姿。）擦鞋匠的跪姿给人的奴仆印象太强烈，这大概是售货员卖鞋时放弃跪姿的原因。过去，人们比较容易接受这种屈辱的表现，所以这种屈辱性的伺候对双方都有报偿。但今天的情况截然不同，人人平等的思想日益受到尊敬，公开的屈辱性服务会令人尴尬。象征性的吻脚太令人难堪，擦鞋匠这一族正在快速消亡。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再对屈辱性的伺候做出回应——那未免太值得庆幸，而是因为我们不想让人看见我们在接受这种服务。

我们介绍了专业的触摸者，迄今提到的职业有医生、护士、按摩师、体操教练、健身教练、理发师、缝纫师、修指甲师、美容师、化妆师、擦鞋匠和卖鞋的售货员。还可以加上许多相关的职业，比如假发师、帽店售货员、手足病医生、牙医、外科医生、妇科医生、各种各样的医务人员和半医务人员。在后面这些专职人员中，罕有值得我们特别予以评述的人员。牙医一般使病人紧张，不可能提供口腔的亲密接触。外科医生的手术刀深入病人身体，比最激情的恋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由于动手术要用麻药，所以他们几乎不可能影响我们的情绪。

妇科医生检查病人的动作和外科医生很相似，从外表描写看，他用手触摸病人的生殖器和恋人很相近，但结果恰恰相反，这里没有亲密触摸的舒服感，只有很尴尬的感觉。今天强烈的职业氛围使窘境缓和，双方都严守规矩，防止对性器官的接触产生可能的误解。握着女病人的手给她号脉有次生的安抚作用；相反，触摸其生殖器难免太亲近，所以情感上立即要踩刹车，绝不会产生安抚的好处了。

过去，生殖器检查的看似亲密的性质给好心好意的妇科医生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所以，非常的反亲密接触的步骤还是一定要坚持的。三百年前，妇科医生有时不得不爬进孕妇的卧室，使病人看不见触摸她私处的是谁。稍后，他还不得不在黑暗的屋子里检查病人，或在床单下摸索着接生。在17世纪的一幅蚀刻画里，产科医生坐在产床的一端，床单像餐巾一样塞进他的衣领，使他看不见自己的手在床单下的动作；这种反制亲密接触的措施使割脐带的操作特别危险。

尽管采取了这些稀奇古怪的预防措施，男性产科医生还是遭到猛攻。两百年前，一本兼顾接生理论和实践的学术书曾遭到公开的谴责，指控者称，这是“有史以来出版的最低级、最下流、最无耻的书”。毋庸赘言，谴责者总是男人，受苦的总是女人。千百年来，助产过程中亲密的性器官接触始终阻碍着妇产科的发展。一般地说，有资质的男性大夫被禁止靠近产床，助产的工作由既没有能力又很迷信的接生婆来承担。（助产“midwife”一词的意思只不过是“with-the-wife”，本身不涉及助产者的性别，但今天的人自然会联想到接生婆，这一联想反映了早期禁止男子接生的事实。）结果，大批妇女死于分娩，成千上万的婴儿在初生或还未满月时就夭亡了。大量的母婴死亡案例完全是由禁止助产者亲密接触产妇的规定引起的，这些规定使有资格的产科医生帮不上忙。

可见，禁止异性接触产妇身体的规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灾难，并影响到历史的进程。年复一年，无数的苦难接踵而至，理性压倒迷信、科学横扫古老偏见的局面尚待时日。通过遵守严格的医学伦理，产科才逐渐根除了早期的愚昧。即使如此，昔日的恐惧心态还是余波不绝。在身体接触方面，现代的产科检查仍然毫无安抚作用可言。

唯有在一种社会活动领域里，异性的身体接触才无恐惧可言，这个领域就是演艺界。在专业生活中，经过特许的芭蕾舞、歌剧和摄影界的男女演员享有特权，他们可以用性接触的方式来表演互相触摸。在演出过程中，他们可以根据导演的指示亲吻、抚摸、拥抱和拍打。如果这种亲密动作写进了剧本，那就符合社会“准则”了，男女演员就可以在工作日里享受到各种身体接触的抚慰。对这种没有保障的行业，这种安抚无疑是很大的好处，当然剧本和导演的极端要求有时会造成困难。即使是和专业同事一次又一次地假装做爱，要完全不让感情悄悄嵌入两人的关系，那也是很难做到的；而且两人动情、假戏真做的情况还常常发生，这就损害了两人在“真实”世界里和亲人的亲密关系。倘若假装的性亲热惟妙惟肖，真正的生物反应随之发生，再要去压制就很困难了。

娱乐界使我们眼花缭乱的明星还遭遇到另一种危险的身体接触，狂热的崇拜者渴望和他们的身体接触。在公共场合，明星可能会陷入“粉丝”的重重包围，他们会争先恐后地去触摸明星。在比较温和的水平上，这样的欢迎使他们得到情感上的满足，但“粉丝”弄伤明星的情况时有发生。近来，追星族狂热的冲动令人震惊，他们渴望触摸著名的乐手、歌星甚至富有魅力的政界人士。在追求著名的流行歌星时，少女粉丝的狂热真是无以复加。最亲密接触的例子是“石膏族”（plaster-caster），歌迷说服其偶像给他们勃起的阴茎打石膏，以便在偶像离去以后还可以抚弄他们留下的阴茎模型。

说到流行歌星与粉丝的互动时，我们离开了职业活动中本身固有的触摸情景。按摩师或理发师不得不触摸顾客，否则他们就无法工作，但歌星唱歌时不必触摸或被触摸才能演唱歌曲。虽然他的特殊社会角色使他更值得触摸，但这是次要因素了。类似的例子见于其他领域，明显的例子是警察的工作。

警察的工作不是要触摸人，但他经特许可以比我们更自由地去触摸人。他可以用一种在公众中做会让我们感到厌恶的方式来对待我们。他可以在街上拉孩子的手而不会引起议论；他可以在人群中推我们，逼迫我们后退，我们受到警察这样的推搡，但并不神经紧绷。即使他们用暴力对我们，我们也不会像回击其他人那样对他们大打出手。在极端暴力的情况下，当他的克制力崩溃时，在强烈的挑衅下，他表现得就像身穿警服的暴徒；只有在这时，我们才会失去控制而抗拒他们。然而，与他们相比，我们的愤怒是无止境的，近年的街头骚乱就是证明。这就像我们给了他有限的特许，但他滥用了特许是不可接受的，就像合唱队指挥粗暴对待合唱队的小男孩、老师体罚学生一样。结果，一旦警察被迫一再失控，他们就会被称为可恨的人，愤怒的人群就会攻击警察。只有在英国那样的国家里，近年的民众骚乱中警民双方才表现出克制的迹象，因为英国警察上街值勤是不带任何武器的。仿佛双方被迫进行贴身肉搏，而不是劈头盖脸地用棍棒伺候，更不是远距离的、残忍地开枪射击；这里面似乎有一种避免敌对的自控机制。徒手搏斗不存在本质上的险恶因素；即使不用武器，手抠眼珠、脚踢裤裆的暴力也是可能的，但这样的残暴行为实际上是极为罕见的。和其他骚乱中头破血流的后果相比，伦敦和英国其他街头的徒手搏斗看起来就很文明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警民在骚乱中回归了前文明、前武器时代搏斗那种更密切的肢体接触。

众所周知，有一种老套的电影程式：两位令人尊敬的硬汉用拳头互相攻击以解决长期的纷争。常看电影的人都很清楚，看来两败俱伤、精疲力竭时，一种伟大的新友谊即将诞生。两位伤痕累累的硬汉虚弱地爬行、伤口绽开、吐出带血丝的牙齿时，他们会惺惺相惜地对望，笑逐颜开，互相钦慕。不一会儿，我们的两位英雄就会搀扶着爬到一间酒吧（附近总是有酒吧的）去喝一杯。我们敢肯定，两位朋友就雷打不散了，他们成为与一切恶行不屈不挠斗争的伙伴；到电影末尾，其中一人为拯救伙伴而勇敢献身，并在朋友关爱的怀抱里咽下最后一口气，而给他送终的是曾经把他打得鼻青脸肿的朋友。

这是一个浓墨重彩的故事，其寓意当然是：热情的敌人胜过冷漠的朋友；它值得我们从亲密接触的角度去进行研究。看来，只要有充分的个性基础，任何形式的身体接触即使是暴力的接触都可以使两位对手建立依恋的纽带。不用说，一概而论是危险的，当然不能把它作为暴力的借口，但如果因为暴力吓人就完全忽视这样的现象，那也是有危险的。

困难在于，近年来无人性的暴力规模空前、骇人听闻，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几乎成为禁区。在对性行为比较宽容的社会里，一切暴力，无论其规模或语境，业已成为新理论探索受限的领域。广义而言，“要做爱，不要作战”的信条无懈可击，但上述程式化的打斗隐藏的讯息可能会使我们考虑，普遍规律还有例外。显然，我考虑的东西和上述野蛮打斗没有关系。相反我想的是，一些人成功地压制了自己的攻击性，即使在受到极端严重挑衅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会对自己的伙伴动一根手指头。如果在一切情况下都把这种非暴力推向极端，那就会造成反亲密行为的一种新形式。我举一个例子。

如果两个人不可避免地对彼此冷漠，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其关系最终就会在虚伪克制的氛围中被冻死。压抑愤怒的冷笑可以像利剑一样伤人。在某些情况下，愤怒爆炸成一排燃烧的火焰，伴随着温和但激励的互动的话，就能像期待已久的暴风雨清新空气一样，使爆炸性的紧张情绪获得释放。也许，这是几个月来第一次，一对吵架的夫妻真正拥抱在一起，尽管是猛烈地抓住对方的肩头摇晃而不是深情的拥抱，结果也产生了许久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身体接触。当然，这是一个绝望的局面，当我们以这种敌对方式去触摸对方时，它很可能失败。但偶尔它也可能成功，如果由于这种举动和当前的文化气氛格格不入就忽视它，那就等于忽视了强烈情感冲击的另一面：身体的亲密接触能够缔造两个人的情感纽带。

另一个相关的行为模式是儿童的打闹，有时可见于成人朋友之间。这里的身体接触也带情绪，打闹的同时又发出无言的讯息：“虽然我出手，但你知道我并非真的要发起攻击。”然而，这一讯息很微妙，任何年龄的人的打闹都是微妙平衡的互动。掌击伙伴取闹的人很容易逆转这一信号，让它变成“虽然我假装闹着玩，但你可以从我这一掌的方式知道，我不是闹着玩的”。他之所以用掌击的方式，是因为这成了仪式化的、可以接受的打闹模式，但由于他的伴随动作以及他掌击的力度，同伴立即意识到，这一打闹模式已经讯息扭转了。

上述争吵的夫妻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复杂情况。如果在极端挑衅的情况下，如果动作是轻轻的一记耳光，或抱着肩头摇晃，发出的讯息就是：“虽然我想把你牙齿打落，但我会就此住手。”但如果挑衅不那么极端，那么即使是最温和的攻击性肢体接触也只会发出粗暴和令人不快的信号。

有时，打闹中存在着危险的可能性也见于两个男童的身上。由于穷极无聊，他们在街上玩摔跤。起初，他们遵守打闹的规矩。推搡和紧锁胳膊都以恰当的力度进行，有相当的力度，但又不至于成为真正的暴力。如果这一微妙的平衡意外被打破，一人受伤，双方情绪就为之一变。现在他报复的力量更大了，如果情况处理得不好，打闹就慢慢成为真正的打斗。信号的转换很难分析，因为闹着玩的摔打也像是真打。一般地说，显露真相的信号最初表现在面部，不是轻松、微笑的表情或假装气势汹汹的表情，而是面色凝重、紧绷，常常铁青和涨红交替。

至于职业摔跤手身上，模拟的情绪变化也是可以看到的。“恶棍”故意对那个“英雄”犯规，于是英雄大发雷霆，并向裁判大声抗议，以博取观众的同情。他猛扑向对手，似乎要从常规的搏击转向不加控制的暴力，以犯规对犯规，观众则吼叫以示支持。但在这里，连那种“不加控制”的攻击也是仪式化的，观众也熟知这一点。万一其中一位摔跤手真的伤害了对方，比赛就会立即叫停，不会允许“野蛮的报复”，同时不加掩饰的关切就会显示在各方人士的脸上。

离开这个危险的主题，我们可以转向更加安全、更多温柔亲密接触的舞池。这个活动领域的专业人士经特许可以与他人身体接触，但这样的接触是有限的。去舞厅的成人寻求某种身体接触，他们可以请老师指导，达到身体接触的目的。在一些地方，男性可以去舞厅，付费请专业舞伴；不过，今天的交际舞多半是业余人士的舞蹈。在派对、迪厅、舞厅和舞池，陌生的成人可以共舞，以正面贴身的形式在舞场上转动。交谊舞的特殊角色是：在特定语境下允许突然和戏剧性地增加拥抱的亲密接触，而其他地方是不允许这种亲密接触的。如果是在舞场外，陌生人或半陌生人这种正面相拥的亲密接触产生的冲击就完全不同了。可以说，舞蹈使拥抱的价值降格，使其门槛降低，舞伴可以比较轻松地享受亲密接触，不会有遭遇报复的恐惧。允许亲密接触以后，亲密接触就有机会充分发挥神奇的魔力。即使魔力未起作用，舞场情景的程式也允许人退出，并不会使人丢脸。

和许多其他的身体亲密接触一样，舞蹈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动物祖先。从行为的角度来看，舞蹈的基本要素是重复的意向动作。如果看一看鸟类的舞蹈展示，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有节奏的动作组合是这样的：起初走一个方向，突然止步，转到另一个方向，再次突然止步，接着重复起初的动作，如此循环往复。从一侧到另一侧，来回扭摆，腾挪起伏，卖力地在性伙伴跟前翩翩起舞。这种动作显示一种冲突的状态，一个欲望使之奔向一个方向，另一个欲望使之突然止步。在进化过程中，这些意向动作的节奏固化下来，它们的展示动作成为一种仪式。仪式的形式依物种而异，每一种仪式都成为特定物种交配前的典型程式。

我们的大多数舞蹈都具有相同的源头，但人类的舞蹈不会演化成一种固定的形式。相反，我们的舞蹈在文化中发展，形式千差万别。许多舞蹈动作只不过是某个方向的意向动作，但并不一走到底，我们止步、后退或后转，启动又一轮动作。在过去的数百年里，许多舞蹈只不过像小型的游行，一对对舞伴庄重地手拉手，在舞池里旋转，不时停步，调转方向，随着音乐的节拍起舞。因为舞蹈模式基本上是徒步旅行的模式，所以常见一种模拟致意的动作，比如鞠躬礼和屈膝礼的动作，仿佛两位舞伴刚见面。在民间舞蹈和宫廷舞蹈中，典型的形式是复杂的转动，在舞池里交换舞伴。其中的身体接触非常有限，不会有性接触的问题。它们只不过允许男女的一般社交接触。男性牵着女性的手旋转是非常仪式化的，他把她引向何方、有何目的等令人尴尬的问题都被堵塞了。

19世纪初，情况为之一变，一种新的狂热席卷欧洲：华尔兹舞到来。舞伴开始拥抱着跳舞，这种公开场合的亲密接触立即引起了广泛的丑闻和关切。这一步重大的变化需要借口，我们在上文的探讨中已经提及这种借口。在介绍手拉手的第一种借口时，我提到普遍使用的花招：以搀扶为掩饰的亲密接触。伸出的手表面上看是去支撑、搀扶，使对方站稳走好，不致摔倒。如此，实现身体接触而不引起惊恐的门槛就越过了。华尔兹舞也用同样的借口。刚兴起时，华尔兹的节奏快得令人吃惊，对体力的要求很高，所以舞伴不得不彼此抓紧，防止在旋转过程中脱手分开。这就是“搀扶”手腕，这一招使华尔兹成功进入舞厅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放慢速度了，互相搀扶的动作就变为更加温柔的正面贴身的亲密接触了。

未曾体会这种乐趣的老一辈，对华尔兹舞的贴身舞姿非常生气。今天，华尔兹看起来古怪而过时，但起初它被说成是“污染”，是“上一个世纪和本世纪最堕落的舞蹈”。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一本书《淑女礼仪手册》（The Ladies' Pocket-Book of Etiquette）用了十页的篇幅全面抨击华尔兹舞，谴责这种令人恶心的公开展示亲密接触的舞蹈。“请问任何一位母亲……她能同意让女儿在舞伴暧昧的怀抱里翩翩起舞吗？请问任何一位恋人……他能容忍心上人……躺在另一个男人的怀里吗？……请问任何一位丈夫……你能容忍你的妻子在花花公子的怀里团团转吗？”抨击之声不绝于耳。不到一百年前，费城的一位美国舞蹈教师还宣告，华尔兹不道德，因为它让一位女士被素不相识的男人拥抱。不过，对华尔兹的讨伐失败了，“邪恶”的华尔兹至高无上，牵引出各种正面贴身的舞蹈。这些新兴的舞蹈也相继被谴责道德败坏。

1912年从南美引进的探戈也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这种舞蹈保护“性暗示的屁股扭摆”，使目光如炬的卫道士想到性交。所以，探戈立即被斥为堕落。

抗拒探戈的讨伐败下阵来，爵士时代猛然登场。20世纪20年代，气得发疯的舞蹈教师一次又一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对付威胁他们体面地位的新时尚。他们郑重发布公告，强烈抗议爵士舞，反对这种新的狂热，指出：一切爵士舞都起源于黑人的妓院。

也许，对爵士舞最非同寻常的抨击是一篇报道的谴责：“那种舞蹈、那种音乐、那种令人恶心的节奏和性交的节拍来自中非，引进它的是美国的一帮布尔什维克，其目的是攻击全世界的基督教文明。”也许，这种观点能够使我们真正看清人们对当前新潮的抨击，有人如法炮制，把当前学生的反叛、逃避现实和吸毒称为“红色阴谋”。

自问世以来，爵士舞诞生了几种强健的后代，每一种后继的舞蹈都牵引出了越来越多的公开拥抱的动作，使人皱眉头。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吉特巴舞，50年代出现了摇摆舞，可是后来却发生了奇怪的事情。不知何故，舞伴突然不再拥抱。到20世纪60年代，舞蹈的拥抱动作迅速衰微。现在，只有老人、比较古板的舞伴才相拥旋转了。青年人跳舞时身体是不接触的，基本上是在原地跳。这种新潮始于摇摆舞，不久，许多令人困惑的新潮又接踵而至，比如恰恰舞、抖抖舞、克恰舞和弗鲁格舞。越来越多的新款舞蹈被认可，可是到20世纪60年代末，不同的流派混杂成为一种难以名之的混合舞，干脆就称之为“流行舞”。一切变异形式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没有身体接触。大概，这一变化在于性自由的明显增加吧。既然世风不允许维多利亚时代的夫妻私下放手亲热，那么华尔兹舞的拥抱动作对他们自然就意味深长了。然而，在今天享有很大自由度的情况下，谁还稀罕“特许”场合站着抱一抱呢？今天的年轻人跳舞时仿佛是在公开宣告：“我们不需要在公开场合做做样子，我们要来真的！”

至此，我们概览了成人如何寻找特殊方式的亲密身体接触。从头至尾，从医生到跳舞的人，身体接触并不仅仅是纯粹的接触。没有任何一种接触是为接触而接触，每一种接触都给我们借口去触摸或被触摸，常常给我们鲜明的印象：实际的身体接触比公开宣示的活动更加重要。也许有一天，由于现代生活压力的增加，我们将要看见不必乔装的专业触摸人，有人会像出售珠宝一样出售拥抱吧。换一个角度说，如果购买他的专业拥抱，那就是承认我们的失败，说明我们没有得到我们从家人那里渴望的亲密接触。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总是可以依靠替代身体接触亲密行为的替代手段，即言语的亲密安抚。我们可以不拥抱，但可以说一些互相安抚的话。我们可以微笑并谈谈天气，就情感交流而言，这样的空谈是可怜的替代手段，但它总要胜过完全的情感孤独吧。如果还渴望更加直接的接触形式，我们还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形式：我们可以触摸动物或无生命的物体，将其用来替代我们想要触摸的人体；即使没有其他选择，我们总还可以触摸自己。在以下三章里，我们将探讨如何用动物、物体和自己的身体作为亲密接触的替代手段。